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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了短篇小说《丈夫》，它描写了“湘西农村”里的“典妻”与卖淫制度下丈夫的觉醒，书写了一曲龌龊世界里的人性美之歌。同时这篇小说也成为沈从文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与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
“湘西世界”唐虞之时有“蛮地”之称，属三苗范围，夏为“荆州之域”，到了商代又属楚地，谓“鬼方地域”。以苗族“果雄”、土家族“比卡兹”为主的少数民族杂居此地。久闻湘西的土匪令人胆寒，但更尤甚者是此地的放蛊，据说是亚洲二邪之一，与当地的赶尸、落花洞女一起被称为“湘西三邪”。如此令人惊魂的地方，到了沈从文笔下，却处处闪现着人性的光辉，处处洋溢着牧歌的情调。那山、那水、那人情，流溢着诗情画意，灵动着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感受到苏雪林所说的：“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这是诗人屈原的心声：如果我的心地正直有信仰，虽身处僻远之地又有何感伤!我想以此句比照沈从文的心声亦是恰当的!作为一个自诩为“乡下人”的作家，虽身处僻远的“湘西世界”，却有一颗纯真的、充满理想的、热情的心，一样能用“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为我们呈现一朵“绚丽的湘西之花”。短篇小说《丈夫》中的妻子或许就是那绚丽之花中的那么一朵，一朵极小的、平淡的，但却耐人寻味的、不起眼的小花!
一、来自湘西农村的已婚“船妓”
《丈夫》这个故事发生在湘西沅水流域的辰河岸边。
(一)湘西辰河岸边的花柳之地的场景描写
交代了妻子“老七”的卖淫场所，写出了湘西吊脚楼花船的风月特色。
其中“大臀肥身”的描写，写出了来自湘西农村的已婚“船妓”的外形普遍特点，又颇似印象派的手法，确实把握了乡下女人的身形特征。
(二)“船妓”由来的社会背景以及恶果
1、农村的穷困引发“典妻”
穷困的乡村难以为生，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所以要“典妻”卖淫来接济乡下生活。
2、“典妻”卖淫的恶果
这叫着“生意”，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
注意这里“慢慢的”的递进关系和语调，这是作者特有的木讷迂缓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他对城市文明的憎恶。
(三)妻子“老七”形象的塑造
1、通过丈夫眼中所看到的妻子是一个城乡结合的混搭妓女
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的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服、女人到后开了口，或者问：“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或者问：“我们那对猪养儿子没有?”说话的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变成了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
注意这里“城市人的神奇派头”以及“城市人的衣服”是妻子“老七”城市化的外在表现，而妻子“老七”的口音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是城市化的内在体现。再看妻子的问话，所关心的问题，地地道道又是一个乡村妇女的表现。
可以肯定地说，沈从文对妻子“老七”这个形象的描写是定位于城乡混搭的，来自湘西农村的已婚“船妓”这一特定角色的，旨在突出“典妻”卖淫这一背景。它不同于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那个在30年代的香港英国殖民地卖淫的中国雏妓的形象，也不同于刊上蒙人所撰《风月梦》中以小脚为美的嘉庆道光年间扬州城里的妓女。
把握这一定位，相当重要，在文中，也是这样结体安排的。丈夫初见城市化的妻子是颇“有点手足无措”的，“听女人问起钱，问起家乡豢养的猪，这作丈夫的才看出自己做丈夫的身份，并不在这船上失去……”
2、通过细节描写
在文中有四处细节描写：一是妻子塞给丈夫一枝“哈德门”香烟，强调了妻子“老七”的被城市化和职业化，也写出了妻子对丈夫的关爱之情。二是塞给丈夫一小片糖在口里，写了一个很会抚慰丈夫，且两头兼顾的妻子。三是妻子露出极风情的红绫胸褡，这里耐人一读，这是一个既温柔又极懂风情，且会煽情的妻子兼妓女。四是老七人急智生，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在这里妻子“老七”本能地使出了自己的职业本领，这是一个卖淫女子的写照，这里所显现的不再是一个乡下妻子的本色。
3、还有一些对妻子“老七”语言、行为、神态的描写
(1)对妻子的语言描写：
这是丈夫弃船出走时，走在街尾与妻子相逢后的一段描写，妻子为哄转丈夫颇费了一些功夫，作者在此也大量泼墨，这一段以妻子送琴(情)，丈夫拉琴(情)为基调，调了一曲夫妻感情和好的和弦，直到第二批嫖客的突然的到来，冲断了这根弦……我们从一些语言上，可以看到了一个软硬兼施哄转丈夫的妻子形象。
“你走哪里去?”
“教你看船也不看，要回去，什么人得罪了你，这样小气?”
“回到船上去!”
“大娘，你瞧，我家汉子要走!”
“是我的错。”
“弦早配好了，试拉拉看。”
(2)对妻子的行为描写
这一段发生在第二批嫖客离舱后。
兵士胡闹一阵走去后，五多(船上做饭的未成年女孩)、大娘、老七都在前舱灯光下说笑，说那兵士的醉态。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妻子被蹂躏后的眼泪、伤痕、悲伤。看到的却是妻子“老七”和其他人的说笑!是妻子麻木了?抑或是不以此为耻?但究竟遭受凌辱之后能以笑颜出现，令我们不解。
(3)对妻子的神态描写
这一段发生在第三批嫖客巡官老爷来临前，“老七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还有一处是“丈夫终于坚决要走了，老七很为难，走出船头呆了一会，回身从荷包里掏出昨晚那兵士给的票子……”
这一“痴”一“呆”的神态描写不仔细琢磨，是很难让我们揣测到妻子的内心的喜怒哀乐的。
二、在沈从文与柔石作品的简单比较中，来探索一下妻子“老七”形象塑造背后的渊源
“典妻”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明证。妇女在那个时代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道：“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这就是千千万万个为奴隶母亲的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
仿佛是在冥冥之中约好了似的，1930年，沈从文和柔石在同一年推出了同一题材、同一背景的短篇小说。沈从文的《丈夫》反映的是“湘西世界”的“典妻”制度，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反映的是“浙东农村”的“典妻”制度。所不同的是“湘西世界”的“典妻”制度是送妻子卖淫，“浙东农村”的“典妻”制度是送妻子生娃。更巧的是，两位作家都用了同一种创作 方法——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只不过，沈从文的写实故事采用的是温情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而柔石则采用了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大约一个是“京派”，一个是“左联”的关系吧。更有意思的是两篇作品都具有情节单纯集中、结构自然完整、语言朴实流畅的特点，只是沈从文的语言多一些“泥巴味”而已。虽然有众多相同，但是两位作家打造出来的作品却各具风貌。读柔石的作品如吃朝天椒一般，鼻涕眼泪刹时痛出；读沈从文的作品如吃渍腌长久的橄榄，需慢慢地细细地回味。两篇作品实在是相同的手法后面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两位作家的政治立场不同，人生的信仰不同，文学追求也不同
沈从文要塑造一个平凡的、充满“生命活力”、且生活化的妻子形象。这个妻子没有陷落在沦为妓女的悲哀中，她仍旧富有生命的流动感，所以说，无论是妻子送烟、塞糖、做红绫胸褡，为丈夫送琴一节，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因为他是“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站在人的立场上，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
在《水云》一文中沈从文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柔石是“左联”作家。“左联”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个政治立场上的，以马克思的艺术理论为指导思想，信奉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理论，并且要用文学唤起人们的觉醒。
所以他要人们认识到：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是别人的奴隶，是丈夫的、秀才的性奴加劳作的奴隶，是大娘的奴隶。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是没有人权自由的奴隶，像一件东西被买来卖去。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是被人随意剥夺母爱的奴隶，春宝秋宝撕扯着你的心。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是替人生育的奴隶，随时等待着献身。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的心，你的身，在那披着合法外衣的“典妻”制度中被蹂躏。
(二)不同的创作动机和作品主题
沈从文的创作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他力图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给读者呈现一个极具地域特色、富有生命活力、充满人性美的“湘西世界”，这正是他创作《丈夫》的动机所在，并因此通过丈夫的觉醒来传达这一主题，旨在完成“对人类远景凝眸”的理想人生形式。所以妻子的形象必须定格为“人性美”的，虽沦落风尘，却并没有烟熏火燎的感觉，而是有着那么一些纯情和自然。
柔石则不同，通过描写《为奴隶的母亲》的悲惨人生，向世人传达这样一个主题：彻底摧毁这不合理的“典妻”制度，打倒那些压迫者，唤醒民众的觉醒。
(三)从不同的人物角度人手
因为沈从文要表现“湘西世界”的超阶级的人性美，所以他在小说中选择了丈夫作为主角来贯穿小说始末，妻子作为配角来衬托丈夫的人性美。倘若让妻子来担当小说的主角，那么作为“典妻”卖淫制度下的受害者和风尘女是很难完成这一人物塑造要求的。让丈夫成为主角，让丈夫来体现这一人性美，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它说明：妻子落入“典妻”卖淫的火坑里，恰恰不是丈夫推下去的，而正好是丈夫把妻子从“典妻”卖淫的火坑里救出来的。
柔石在作品里把母亲作为主角来写，恰恰也是最好的选择。母亲是个受害者，她是被丈夫、秀才、大妻推进“典妻”生娃的苦海里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位吸烟、喝酒、赌钱的非常凶狠而暴躁的丈夫。假如换作丈夫来做主角，就不能体现这一题材的主题要求了。
(四)《丈夫》展现了龌龊世界的人性美
《为奴隶的母亲》展现了荒唐世界的人性丑
在《丈夫》这篇小说里：沈从文笔下的人群是温情脉脉的、美好的。在那个肮脏的“典妻”卖淫世界里，丈夫身上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自尊和对妻子的爱怜等美好人性被唤醒，毅然决然带着妻子离开了这龌龊之地。船上的大娘富有人情味，要请丈夫看夜戏、去喝茶。帮助“老七”为丈夫讨琴，丈夫临别之际，“老七”额外讨要三张钞票，大娘也将钱取出。至于“五多”嘛，蒙昧无知的小丫头，诚实天真可爱。那个水域世界的统治者水保也没有作威作福的样子，表现出平和的样子，听丈夫拉家常，邀请丈夫吃酒，说是朋友，最后真的还请丈夫吃酒，确实有一种超越阶级的温情美好，显示出一幅人情和谐的画面。
在《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里：柔石笔下的那些人，真的是很丑陋的。在那个披着合法外衣“典妻”生娃制度的荒唐世界里，丈夫的狠毒，是世间少有的。至于秀才的虚伪、自私、小气，更是令人深思的。还有那个大妻，“手里捻着念佛珠，一边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一边却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时时阴险地折磨着那为奴隶的母亲。
(五)两位妻子身处不同的人群之中，其结局也不同
妻子“老七”处在一群温和的人们中，虽遭受“典妻”卖淫的不幸，但是究竟因为丈夫身上的人性美得以脱离火坑。这是沈从文“对人类远景凝眸”的理想。
为奴隶的母亲生活在一个“恶人谷”中，无论走到哪，最终仍难逃悲惨命运的追杀，永远浸泡在苦海里受尽煎熬。所以我们要摧毁这吃人的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是柔石为之奋斗的理想。
(六)作家对两种文化的态度不同
“湘西世界”背后所蕴含的是“楚文化”
沈从文饶有兴趣地描写这一文化所包孕的特色，并尽量开掘其中的美好，以寄予自己对“生命信仰”的最高理想。
那吊脚楼，那浆洗干净的衣服，那糍粑，那烟管火镰，那抱兜，那胡琴，那丈夫唱的山歌……都让我们饱览了“楚文化”所特有的东西。
所以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即或是那位水保，作者也不用批判的笔来写，而是用温和的笔来写出他们人性美的一面。
“浙东农村”的背后所蕴含的是“吴越文化”
作者柔石是抱着否定和批评的态度来写照的，“江南才子”也是“吴越文化”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然而，清代末年，那个八股文熏陶下的科举文人，已然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旧势力。所以作者对这位清代末年的“江南才子”，极尽了挖苦讽刺之笔。
三、是“淡而无味”还是“淡极始知花更艳”
“淡而无味”这个成语的本意是淡薄没有味道，引申为话语的内容肤浅而没有深度。
“淡极始知花更艳”是《红楼梦》中宝钗所作的白海棠诗中的一句，写白海棠白色的花朵的美丽胜过了那些万紫千红的花朵，我在这里譬喻沈从文先生在《丈夫》中塑造的妻子“老七”这个人物形象，虽然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画，却也胜过了那些浓墨重彩的人物画。
(一)艺术作品应具有感染力
《论语·阳货》中有：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孔子所说的“兴”的含义，那就是通过艺术形象的譬喻，引发人的联想，并进而使人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熏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作品应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应具有感染力。
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仅短短几行文 字，就写出了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中国雏妓卖淫的辛酸、血泪场景，读了叫人挥泪叹息。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小雏妓形象，就有如此强的艺术感染力!
而《为奴隶的母亲》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丈夫》中的妻子“老七”有没有如此强的感染力呢?可以说没有。除了城乡混搭的形象，沦落为风尘女子不忘旧情频频抚慰丈夫的表现，别的似乎也找不出来。我们看不到她沦落为妓女的悲哀、血泪和伤痕，即便是受到两个醉鬼的凌辱，她也能仍旧与大娘、五多在前舱灯光下说笑，说那兵士的醉态。说实在我真的不能理解了。这个人物缺点什么?缺点让人震撼的东西，缺点可以感染人的东西，她似乎有点平淡，有那么一点“淡而无味”!
(二)因“言不尽意”所以要为艺术留下一个想象空间
庄子的《天道》中说：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庄子认为“道”和人的思想都无法完整地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也就是“言不尽意”。所以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有一种“留白”的艺术技巧，它始于中国的绘画。比如山水画中，那远处的水就省了，留下一块空白，自然就成水了，所谓“神”到“意”到即可，让观赏者可以有更大的艺术想象空间。
《红楼梦》可以称得上文学中的极品，加之那流失的后四十回的残缺，红学更愈发成为魅力无穷的猜谜文学。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先生是不是为了避免“言不尽意”而有意留白?是不是有意不把妻子“老七”写成一个悲情角色?让“湘西世界”的“花船”上的妓女不要太血淋淋?让她更生活化点?这也是作者“生命信仰”和生活乐趣的文学指导思想!
让人们想到：这样一个富有生活情调、和丈夫恩恩爱爱的妻子不要沦落风尘，而值得及早被丈夫拯救，让妻子“老七”的形象有所不足，使之成为后人通过想象可以再创造的艺术作品，让妻子“老七”的形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淡得有味”，进而达到“淡极始知花更艳”的艺术效果。
王晓明研究沈从文的专著《潜流与漩涡》中认为：沈从文的文体有矫情的毛病。
我以为这矫情则是一种大家手笔，是作者有意要写出的残缺的美，是一种留白艺术的美，世间之事哪有十全十美?以沈从文的文学功力，写出一个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小试牛刀!
沈从文在《丈夫》中塑造的妻子“老七”这个角色是一个来自湘西农村的已婚“船妓”。作者抓住了“老七”城市妓女与农村妻子混搭的特点，写出了“老七”的“妻”与“妓”的双重身份在不同的时空里的转换特色，也写出了妻子不忘旧情，善于抚慰关心丈夫的表现。然而人物似乎过于生活化，过于平凡，究竟这个人物是“淡而无味”，还是“淡极始知花更艳”，在此抛砖，只为引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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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平.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作品讲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湘西世界”唐虞之时有“蛮地”之称，属三苗范围，夏为“荆州之域”，到了商代又属楚地，谓“鬼方地域”。以苗族“果雄”、土家族“比卡兹”为主的少数民族杂居此地。久闻湘西的土匪令人胆寒，但更尤甚者是此地的放蛊，据说是亚洲二邪之一，与当地的赶尸、落花洞女一起被称为“湘西三邪”。如此令人惊魂的地方，到了沈从文笔下，却处处闪现着人性的光辉，处处洋溢着牧歌的情调。那山、那水、那人情，流溢着诗情画意，灵动着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感受到苏雪林所说的：“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态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这是诗人屈原的心声：如果我的心地正直有信仰，虽身处僻远之地又有何感伤!我想以此句比照沈从文的心声亦是恰当的!作为一个自诩为“乡下人”的作家，虽身处僻远的“湘西世界”，却有一颗纯真的、充满理想的、热情的心，一样能用“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来为我们呈现一朵“绚丽的湘西之花”。短篇小说《丈夫》中的妻子或许就是那绚丽之花中的那么一朵，一朵极小的、平淡的，但却耐人寻味的、不起眼的小花!
一、来自湘西农村的已婚“船妓”
《丈夫》这个故事发生在湘西沅水流域的辰河岸边。
(一)湘西辰河岸边的花柳之地的场景描写
交代了妻子“老七”的卖淫场所，写出了湘西吊脚楼花船的风月特色。
其中“大臀肥身”的描写，写出了来自湘西农村的已婚“船妓”的外形普遍特点，又颇似印象派的手法，确实把握了乡下女人的身形特征。
(二)“船妓”由来的社会背景以及恶果
1、农村的穷困引发“典妻”
穷困的乡村难以为生，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和糠灰拌和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所以要“典妻”卖淫来接济乡下生活。
2、“典妻”卖淫的恶果
这叫着“生意”，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
注意这里“慢慢的”的递进关系和语调，这是作者特有的木讷迂缓的叙述方式，体现了他对城市文明的憎恶。
(三)妻子“老七”形象的塑造
1、通过丈夫眼中所看到的妻子是一个城乡结合的混搭妓女
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的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服、女人到后开了口，或者问：“那次五块钱得了么?”或者问：“我们那对猪养儿子没有?”说话的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变成了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
注意这里“城市人的神奇派头”以及“城市人的衣服”是妻子“老七”城市化的外在表现，而妻子“老七”的口音像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是城市化的内在体现。再看妻子的问话，所关心的问题，地地道道又是一个乡村妇女的表现。
可以肯定地说，沈从文对妻子“老七”这个形象的描写是定位于城乡混搭的，来自湘西农村的已婚“船妓”这一特定角色的，旨在突出“典妻”卖淫这一背景。它不同于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那个在30年代的香港英国殖民地卖淫的中国雏妓的形象，也不同于刊上蒙人所撰《风月梦》中以小脚为美的嘉庆道光年间扬州城里的妓女。
把握这一定位，相当重要，在文中，也是这样结体安排的。丈夫初见城市化的妻子是颇“有点手足无措”的，“听女人问起钱，问起家乡豢养的猪，这作丈夫的才看出自己做丈夫的身份，并不在这船上失去……”
2、通过细节描写
在文中有四处细节描写：一是妻子塞给丈夫一枝“哈德门”香烟，强调了妻子“老七”的被城市化和职业化，也写出了妻子对丈夫的关爱之情。二是塞给丈夫一小片糖在口里，写了一个很会抚慰丈夫，且两头兼顾的妻子。三是妻子露出极风情的红绫胸褡，这里耐人一读，这是一个既温柔又极懂风情，且会煽情的妻子兼妓女。四是老七人急智生，拖着那醉鬼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在这里妻子“老七”本能地使出了自己的职业本领，这是一个卖淫女子的写照，这里所显现的不再是一个乡下妻子的本色。
3、还有一些对妻子“老七”语言、行为、神态的描写
(1)对妻子的语言描写：
这是丈夫弃船出走时，走在街尾与妻子相逢后的一段描写，妻子为哄转丈夫颇费了一些功夫，作者在此也大量泼墨，这一段以妻子送琴(情)，丈夫拉琴(情)为基调，调了一曲夫妻感情和好的和弦，直到第二批嫖客的突然的到来，冲断了这根弦……我们从一些语言上，可以看到了一个软硬兼施哄转丈夫的妻子形象。
“你走哪里去?”
“教你看船也不看，要回去，什么人得罪了你，这样小气?”
“回到船上去!”
“大娘，你瞧，我家汉子要走!”
“是我的错。”
“弦早配好了，试拉拉看。”
(2)对妻子的行为描写
这一段发生在第二批嫖客离舱后。
兵士胡闹一阵走去后，五多(船上做饭的未成年女孩)、大娘、老七都在前舱灯光下说笑，说那兵士的醉态。
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妻子被蹂躏后的眼泪、伤痕、悲伤。看到的却是妻子“老七”和其他人的说笑!是妻子麻木了?抑或是不以此为耻?但究竟遭受凌辱之后能以笑颜出现，令我们不解。
(3)对妻子的神态描写
这一段发生在第三批嫖客巡官老爷来临前，“老七咬着嘴唇不作声，半天发痴”。还有一处是“丈夫终于坚决要走了，老七很为难，走出船头呆了一会，回身从荷包里掏出昨晚那兵士给的票子……”
这一“痴”一“呆”的神态描写不仔细琢磨，是很难让我们揣测到妻子的内心的喜怒哀乐的。
二、在沈从文与柔石作品的简单比较中，来探索一下妻子“老七”形象塑造背后的渊源
“典妻”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明证。妇女在那个时代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正如鲁迅在《灯下漫笔》中说道：“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这就是千千万万个为奴隶母亲的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
仿佛是在冥冥之中约好了似的，1930年，沈从文和柔石在同一年推出了同一题材、同一背景的短篇小说。沈从文的《丈夫》反映的是“湘西世界”的“典妻”制度，而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反映的是“浙东农村”的“典妻”制度。所不同的是“湘西世界”的“典妻”制度是送妻子卖淫，“浙东农村”的“典妻”制度是送妻子生娃。更巧的是，两位作家都用了同一种创作 方法——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只不过，沈从文的写实故事采用的是温情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而柔石则采用了冷峻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大约一个是“京派”，一个是“左联”的关系吧。更有意思的是两篇作品都具有情节单纯集中、结构自然完整、语言朴实流畅的特点，只是沈从文的语言多一些“泥巴味”而已。虽然有众多相同，但是两位作家打造出来的作品却各具风貌。读柔石的作品如吃朝天椒一般，鼻涕眼泪刹时痛出；读沈从文的作品如吃渍腌长久的橄榄，需慢慢地细细地回味。两篇作品实在是相同的手法后面又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两位作家的政治立场不同，人生的信仰不同，文学追求也不同
沈从文要塑造一个平凡的、充满“生命活力”、且生活化的妻子形象。这个妻子没有陷落在沦为妓女的悲哀中，她仍旧富有生命的流动感，所以说，无论是妻子送烟、塞糖、做红绫胸褡，为丈夫送琴一节，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因为他是“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站在人的立场上，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
在《水云》一文中沈从文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
柔石是“左联”作家。“左联”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个政治立场上的，以马克思的艺术理论为指导思想，信奉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理论，并且要用文学唤起人们的觉醒。
所以他要人们认识到：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是别人的奴隶，是丈夫的、秀才的性奴加劳作的奴隶，是大娘的奴隶。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是没有人权自由的奴隶，像一件东西被买来卖去。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是被人随意剥夺母爱的奴隶，春宝秋宝撕扯着你的心。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是替人生育的奴隶，随时等待着献身。
那为奴隶的母亲啊，你的心，你的身，在那披着合法外衣的“典妻”制度中被蹂躏。
(二)不同的创作动机和作品主题
沈从文的创作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他力图通过湘西本真和原初的眼光给读者呈现一个极具地域特色、富有生命活力、充满人性美的“湘西世界”，这正是他创作《丈夫》的动机所在，并因此通过丈夫的觉醒来传达这一主题，旨在完成“对人类远景凝眸”的理想人生形式。所以妻子的形象必须定格为“人性美”的，虽沦落风尘，却并没有烟熏火燎的感觉，而是有着那么一些纯情和自然。
柔石则不同，通过描写《为奴隶的母亲》的悲惨人生，向世人传达这样一个主题：彻底摧毁这不合理的“典妻”制度，打倒那些压迫者，唤醒民众的觉醒。
(三)从不同的人物角度人手
因为沈从文要表现“湘西世界”的超阶级的人性美，所以他在小说中选择了丈夫作为主角来贯穿小说始末，妻子作为配角来衬托丈夫的人性美。倘若让妻子来担当小说的主角，那么作为“典妻”卖淫制度下的受害者和风尘女是很难完成这一人物塑造要求的。让丈夫成为主角，让丈夫来体现这一人性美，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它说明：妻子落入“典妻”卖淫的火坑里，恰恰不是丈夫推下去的，而正好是丈夫把妻子从“典妻”卖淫的火坑里救出来的。
柔石在作品里把母亲作为主角来写，恰恰也是最好的选择。母亲是个受害者，她是被丈夫、秀才、大妻推进“典妻”生娃的苦海里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位吸烟、喝酒、赌钱的非常凶狠而暴躁的丈夫。假如换作丈夫来做主角，就不能体现这一题材的主题要求了。
(四)《丈夫》展现了龌龊世界的人性美
《为奴隶的母亲》展现了荒唐世界的人性丑
在《丈夫》这篇小说里：沈从文笔下的人群是温情脉脉的、美好的。在那个肮脏的“典妻”卖淫世界里，丈夫身上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自尊和对妻子的爱怜等美好人性被唤醒，毅然决然带着妻子离开了这龌龊之地。船上的大娘富有人情味，要请丈夫看夜戏、去喝茶。帮助“老七”为丈夫讨琴，丈夫临别之际，“老七”额外讨要三张钞票，大娘也将钱取出。至于“五多”嘛，蒙昧无知的小丫头，诚实天真可爱。那个水域世界的统治者水保也没有作威作福的样子，表现出平和的样子，听丈夫拉家常，邀请丈夫吃酒，说是朋友，最后真的还请丈夫吃酒，确实有一种超越阶级的温情美好，显示出一幅人情和谐的画面。
在《为奴隶的母亲》这篇小说里：柔石笔下的那些人，真的是很丑陋的。在那个披着合法外衣“典妻”生娃制度的荒唐世界里，丈夫的狠毒，是世间少有的。至于秀才的虚伪、自私、小气，更是令人深思的。还有那个大妻，“手里捻着念佛珠，一边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一边却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时时阴险地折磨着那为奴隶的母亲。
(五)两位妻子身处不同的人群之中，其结局也不同
妻子“老七”处在一群温和的人们中，虽遭受“典妻”卖淫的不幸，但是究竟因为丈夫身上的人性美得以脱离火坑。这是沈从文“对人类远景凝眸”的理想。
为奴隶的母亲生活在一个“恶人谷”中，无论走到哪，最终仍难逃悲惨命运的追杀，永远浸泡在苦海里受尽煎熬。所以我们要摧毁这吃人的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是柔石为之奋斗的理想。
(六)作家对两种文化的态度不同
“湘西世界”背后所蕴含的是“楚文化”
沈从文饶有兴趣地描写这一文化所包孕的特色，并尽量开掘其中的美好，以寄予自己对“生命信仰”的最高理想。
那吊脚楼，那浆洗干净的衣服，那糍粑，那烟管火镰，那抱兜，那胡琴，那丈夫唱的山歌……都让我们饱览了“楚文化”所特有的东西。
所以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即或是那位水保，作者也不用批判的笔来写，而是用温和的笔来写出他们人性美的一面。
“浙东农村”的背后所蕴含的是“吴越文化”
作者柔石是抱着否定和批评的态度来写照的，“江南才子”也是“吴越文化”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然而，清代末年，那个八股文熏陶下的科举文人，已然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旧势力。所以作者对这位清代末年的“江南才子”，极尽了挖苦讽刺之笔。
三、是“淡而无味”还是“淡极始知花更艳”
“淡而无味”这个成语的本意是淡薄没有味道，引申为话语的内容肤浅而没有深度。
“淡极始知花更艳”是《红楼梦》中宝钗所作的白海棠诗中的一句，写白海棠白色的花朵的美丽胜过了那些万紫千红的花朵，我在这里譬喻沈从文先生在《丈夫》中塑造的妻子“老七”这个人物形象，虽然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画，却也胜过了那些浓墨重彩的人物画。
(一)艺术作品应具有感染力
《论语·阳货》中有：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孔子所说的“兴”的含义，那就是通过艺术形象的譬喻，引发人的联想，并进而使人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熏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作品应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应具有感染力。
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仅短短几行文 字，就写出了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中国雏妓卖淫的辛酸、血泪场景，读了叫人挥泪叹息。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小雏妓形象，就有如此强的艺术感染力!
而《为奴隶的母亲》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丈夫》中的妻子“老七”有没有如此强的感染力呢?可以说没有。除了城乡混搭的形象，沦落为风尘女子不忘旧情频频抚慰丈夫的表现，别的似乎也找不出来。我们看不到她沦落为妓女的悲哀、血泪和伤痕，即便是受到两个醉鬼的凌辱，她也能仍旧与大娘、五多在前舱灯光下说笑，说那兵士的醉态。说实在我真的不能理解了。这个人物缺点什么?缺点让人震撼的东西，缺点可以感染人的东西，她似乎有点平淡，有那么一点“淡而无味”!
(二)因“言不尽意”所以要为艺术留下一个想象空间
庄子的《天道》中说：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庄子认为“道”和人的思想都无法完整地用语言文字来表达，也就是“言不尽意”。所以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有一种“留白”的艺术技巧，它始于中国的绘画。比如山水画中，那远处的水就省了，留下一块空白，自然就成水了，所谓“神”到“意”到即可，让观赏者可以有更大的艺术想象空间。
《红楼梦》可以称得上文学中的极品，加之那流失的后四十回的残缺，红学更愈发成为魅力无穷的猜谜文学。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先生是不是为了避免“言不尽意”而有意留白?是不是有意不把妻子“老七”写成一个悲情角色?让“湘西世界”的“花船”上的妓女不要太血淋淋?让她更生活化点?这也是作者“生命信仰”和生活乐趣的文学指导思想!
让人们想到：这样一个富有生活情调、和丈夫恩恩爱爱的妻子不要沦落风尘，而值得及早被丈夫拯救，让妻子“老七”的形象有所不足，使之成为后人通过想象可以再创造的艺术作品，让妻子“老七”的形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淡得有味”，进而达到“淡极始知花更艳”的艺术效果。
王晓明研究沈从文的专著《潜流与漩涡》中认为：沈从文的文体有矫情的毛病。
我以为这矫情则是一种大家手笔，是作者有意要写出的残缺的美，是一种留白艺术的美，世间之事哪有十全十美?以沈从文的文学功力，写出一个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小试牛刀!
沈从文在《丈夫》中塑造的妻子“老七”这个角色是一个来自湘西农村的已婚“船妓”。作者抓住了“老七”城市妓女与农村妻子混搭的特点，写出了“老七”的“妻”与“妓”的双重身份在不同的时空里的转换特色，也写出了妻子不忘旧情，善于抚慰关心丈夫的表现。然而人物似乎过于生活化，过于平凡，究竟这个人物是“淡而无味”，还是“淡极始知花更艳”，在此抛砖，只为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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