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有关曾国藩的图书充塞于市，有欣赏他的道德文章的，有赞美他开展“洋务运动”的成就的，也有称许他的官场智慧的……曾国藩是晚清的好官不假，但他是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道德纯粹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第一，他也曾作假。在弟弟曾国荃攻破天京时，曾国藩夸大攻城的成就，甚至修改《李秀成自述》以作“佐证”，希望为弟弟的“晋身”争取机会。第二，他也同样有虚荣心。曾国盛晚年声名虽盛，却为两件事所累，一是剿捻无功；二是做直隶总督时处理天津教案失当惹得物议沸腾。这两件事后来都是李鸿章代替他完成的。天津教案善后，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曾对李说：“我遇困境，咸赖尔继，汝才胜我。我聊以自解者，汝究为我所荐也。”这段话非常容易使我想起一个自我表扬的段子：“天下文章数三湘，三湘文章数吾乡，吾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请我改文章”。曾国藩英雄一世，人格上的缺点不是很多，这几处败笔，算是他生命的另一面。
　　在历史上留有好名的人有另一面，留有恶名的人有时也有另一面。曹锟，人称“曹三傻子”，为了当上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他送给每位议员5000大洋，选举那天亲自到国会督选，声称“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他也因此被称为“贿选总统”。然而，这个“贿选总统”上任后所做的一些事倒让人刮目相看。首先，他按照事先的协议支持国会制定民国新宪法，并按照宪法规定遵守责任内阁制，放手让内阁总理履行职责。另外，他非常信任下属。1923年10月，曹锟的亲信陆军总长陆锦、交通部长吴毓麟、国务总理高凌蔚一起向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加压力，要求顾维均任命他们的“关系户”黄荣良为驻伦敦公使，顾维钧觉得黄荣良不胜任此职，予以拒绝，此事陷入僵局。某天，曹锟在办公室召开内阁会议，所有阁员都在场。吴毓麟抱怨说：他和陆锦、高凌蔚都向顾总长谈过黄荣良的任命问题，希望总统再亲自做做工作。曹锟立马拉下脸，毫不留情地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将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或许正是因为曹锟施政时有自己一套吧，不仅顾维钧这样的受他信任的人对他评价颇高，说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就是在仕途上受过他“委屈”的颜惠庆也说他“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
　　伏尔泰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物，这句话，我们可能觉得太刺耳，但倘若说人往往都有两面性，好人有自己的缺点，不好的人也有自己的优点，这个应该是不极端的。曾国藩以诚信立身、以卑己示人，但诚中也有少量的不诚，卑己中也有偶尔的自夸；曹锟赳赳武夫，为了满足做总统的欲望，不惜自毁清誉贿选议员，然而其当上总统后懂得敬畏，小心翼翼地使用着法律赋予的权力，不滥权，更不越位，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操守。
　　讲到这里，我想谈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我觉得历史研究必须视原始史料为最高上帝，对谁都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而不应该是喜欢这个人、他做的事符合某些上位者的口味就说他好，不喜欢这个人、他做的事不符合某种上位者的口味说他不好；或者说好就是绝对的好，说坏就是绝对的坏。有了让史料说话的意识，我们书写的历史人物才可能有人性的多姿多态，我们也才能获得更多的历史在场感。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当代”性不应该是妆扮历史，而应该是更真实地走近历史，使之真正当得起“镜鉴”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