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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考订南京图书馆所藏《澳门新闻纸》抄校本应是1917年至1927年之间抄成，其底本可能是邓邦述的藏本，而内容并未包含林则徐当年命人译报的全部。至于完全撷取《澳门新闻纸》内容编成的《澳门月报》，其编者应是魏源而非一般说的林则徐，而且魏源的编辑导致《澳门月报》的内容和《澳门新闻纸》有明显差异，距离英文报纸的原文也更为遥远。
关键词 《澳门新闻纸》 《澳门月报》 林则徐 南京图书馆 民国文献
分类号 G256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finds that the collated manuscript of Lin Zexu’s Aomen Xinwenchi （Macau News）， now the collection of Nanjing Library， should be copied later between the years 1917 and 1927 and probably based on another copy owned by a bibliophile Deng Bangshu. However， not everything that Lin’s translators had translated was included in this collated manuscript.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compiler of Aomen Yuebao（Macau Monthly）， of which the contents were entirely taken from Aomen Xinwenchi， was not Lin as generally thought， but was Wei Yuen. Wei’s compiling works made Aomen Yuebao quite different from Aomen Xinwenchi， and even mor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newspapers.
Keywords Aomen Xinwenzhi（The Macau News）. Aomen Yuebao（The Macau Monthly）. Lin Zexu. Nanjing Library. Literatur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0 绪言
从1839年至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抗英期间，主持一项翻译英文图书报纸的活动，以期“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①。这项翻译活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就当时英文报纸内容译成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很满意《澳门新闻纸》的实效，认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御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②。因此他除了自己利用《澳门新闻纸》，也抄送广东同僚与他省督抚官员参阅③，还曾将部分内容附折奏呈道光皇帝御览④。
在中外激烈冲撞之际，出于钦差大臣主动而产生的这部英文中译作品，是意涵极为丰富的历史性文献，象征唯我独尊的天朝中国终于有高级官员愿意探索与了解世界。虽然林则徐自用的或抄送其他官员的《澳门新闻纸》，迄今都没有再现人间，但是南京图书馆却藏有一部此书的抄校本，这也是此书已知存世的孤本⑤，具有独特珍贵的史料价值。本文旨在探究这部抄校本的来历与递藏经过，其内容的完整性与批注文字的作者，以及《澳门新闻纸》与《澳门月报》的关系和两者的差异等课题。
1 版本与收藏历程
南京图书馆所藏《澳门新闻纸》抄校本，封面没有题签，书中夹签题名《澳门新闻纸摘抄》，内文则题为“几月几日澳门新闻纸”或“澳门几年几月几日新闻纸”，或只题为“澳门新闻纸”等等，写法不一。书共六册，线装，高25.4公分、广15.1公分；抄于毛泰纸上①，未编叶次，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字，遇皇帝、钦差、天朝、奉旨等抬头；全书校改处不少，抄手不只一人，以墨笔抄写；校者朱笔，或直接改在字面上，或在字旁行间。书中藏印有“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及“南京图书馆藏”两方阳文朱印。
南京图书馆这部《澳门新闻纸》并非林则徐自用或当时抄送其他官员的本子之一，而是后来的抄校本，因为书后有藏书家邓邦述记于丁巳年（民国六年、1917）正月的三篇跋文，但并非邓氏亲笔，而是和内文抄手相同的笔迹，可知跋文为过录，再按邓氏于1930年刻印其《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收录有《澳门新闻纸》的跋文，所记年份也和抄校本同样是丁巳年②，这些都足以证明这部《澳门新闻纸》为1917年或以后的抄校本。
关于这部《澳门新闻纸》抄校本的来历，研究者向来都说是邓邦述的收藏本，有人更进一步认为是邓邦述的曾祖父、林则徐在广东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家传本，也就是当时林则徐抄送邓廷桢的本子③。这两种说法都大有问题。先就所谓邓廷桢家传本而言，邓邦述在跋文中说：“余收此书，亦以与余家有关耳。”④这已清楚表示此书为邓邦述自己收购庋藏，若是其曾祖父递藏下来的家传本，邓邦述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和语气。
其次，南京图书馆这部《澳门新闻纸》是否邓邦述本人的收藏本？他以三天的功夫为此书各写一篇跋文，显示非常珍重这部和先人有关的书，但书上并没有他的藏书印记，这和一般藏书家的作法不同，已经不寻常；更可疑的是其跋文有如上述为抄手过录而非亲笔，而且文中有八个分别以朱笔和墨笔涂点校改的错字讹笔，其中“吏”“亚”两字甚至留白，再由校者以朱笔填上。若是邓邦述收藏之本，则他是传统读书人出身的进士、翰林，又是清末民初有数的大藏书家，对于涉及先人的文献没有亲笔题跋，还让人将自己的跋文抄录校改成这副模样，也没有重新誊写，这种情形实在过于不合常理，因此这部抄校本很有可能不是邓邦述的藏本，而是他人就其藏本抄校而成的。但是，如此则邓邦述的原藏本何处去是个疑问，他在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年间，因为生计缘故而陆续出售藏书，《澳门新闻纸》并不在两次大举售书之内⑤，以致下落不明，难以追踪。 南京图书馆这部抄校本不论是否邓邦述原藏，因书中有“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印记，而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的名称存在期间为1919年至1927年⑥，再对照前文所述邓邦述跋文作于1917年，则这部《澳门新闻纸》应是1917年或以后传抄，而于1919年至1927年之间入藏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再递藏于南京图书馆至今。
2 内容与批注的考辨
由于林则徐和当时抄送其他官员的《澳门新闻纸》本子都已存亡难卜，南京图书馆这部可能是人间孤本的抄校本就极为珍贵重要。不过，这部抄校本是否包含了当年林则徐的译者翻译的全部内容？这部抄校本的夹签题名为《澳门新闻纸摘抄》，“摘抄”两字很引人注目，图书馆的编目人员是否有见于内文出自不同报纸，详略不一，日期又不连贯，所以如此题名，或者另有所据，已无从知道。但是，下文所述却可以解答这部抄校本是否包含当年译报所有内容的疑问：
第一，1840年1月25日的英文《广州新闻报》（The Canton Press），刊登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与葡澳总督宾多（A. A. da Silveira Pinto）的两封往来书信；同年2月8日的《广州新闻报》又刊登英国海军炮舰“窝拉疑号”（the Volage）指挥官士密（H. Smith）与宾多往来的七封信及两项文件。这些信件经林则徐的译者翻译后，林则徐先和广东巡抚怡良商量是否将其中六封信奏上道光皇帝①，随后决定作为“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一折的附件抄呈御览②。由此可见林则徐的译者至少译出六封信，但是在《澳门新闻纸》中只收录了2月8日《广州新闻报》所刊七封信中的两封而已③。
第二，1840年6月20日《广州新闻报》刊登该报主编的评论，表示在上星期取得林则徐的译者所译一些该报内容的中文译本，包含5月30日报导的海盗攻击西尔拉士号船（the Hellas）、5月2日刊登的一篇读者来函，以及一些主编没有指明的该报内容等等④；结果《澳门新闻纸》的确收录了西尔拉士号被袭事件⑤，但是那篇读者来函（描述一位中国官员拜访一名西人的经过）却不见了踪影。
以上这两件事足以说明，《澳门新闻纸》抄校本的篇幅虽然约十万三千字有余，却没有包含当时译报的全部内容。但这究竟是这部抄校本漏抄未收，或者林则徐当年的《澳门新闻纸》就没有收入译报的全部内容，已经难以查知。不论如何，这部抄校本的确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澳门新闻纸》唯一可以依据的文本。
在《澳门新闻纸》抄校本中，有散处各册的十一则内容之后附有批注文字，研究者向来都说这些批注出于林则徐之手。由于《澳门新闻纸》本来就为林则徐而译，此说自然言之成理。但是，仔细阅读这些批注后，至少有两则的文字值得商榷：第112则（1840年4月25日）与第148则（1840年7月25日）。第112则谓谣传林则徐有意拆除广州城外房屋，以保障城池，批注：“何不筑外郭将关厢民居圈围在内？”广州是大城，要兴建能圈围关厢居民又有防御功能的外郭是何等大事，此种质疑语气不似正在广州城内主持大局的当事人林则徐所说，倒像是事不关己的第三者读后感，尤其是《澳门新闻纸》抄校本中此句文字的笔迹，和第112则以及此本所有文字的抄手与校者的书法完全不同，因此这应该是抄校本完成后，自以为旁观者清的某位读者加上的批语。
至于第148则批注，是在论述俄国在中亚地区积极与英国争霸的各种作为后，进一步在地图上研讨从比特革（俄国京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到印度的走法。很重要的是批注者说自己“按着《地理志》之图，并夷字大图参考”，他根据的《地理志》应该就是《四洲志》的底本慕瑞（Hugh Murray）所著《地理百科全书》（The Encyclop dia of Geography）⑥，并且加上英文（夷字）地图作为参考，因此这则批注肯定不是出于林则徐之手，应该是负责翻译的梁进德译完后，进一步补充说明译文的内容，再一并送呈林则徐阅览的。和此则类似的情形是第37则（1839年11月2日），在关于船只保险广告的译文之后，很有可能是为了让林则徐更为了解起见，补充了一位名为“安平”的人说明西方船险的作法，补充的文字还远多译文本身。
3 和《澳门月报》的关系与差异
考订《澳门新闻纸》，不能不涉及《海国图志》书中的《澳门月报》，因为《澳门月报》的五十四段文字，包含论中国、茶叶、禁烟、用兵、各国夷情等五个主题，全部都出自《澳门新闻纸》的内容。既然如此，动手选择与编辑《澳门月报》的人会是谁呢？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说是林则徐⑦。但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排印的《海国图志》，卷四十九“附录”的卷首“夷情备采”标题下方，清楚标注有“原无，今补辑”五个小字，这显然是魏源自己表示在排印《海国图志》时，从林则徐给他的《澳门新闻纸》中选择部份内容，编成《澳门月报》作为《海国图志》的附录。此种情形正和同在此卷的“华事夷言录要”一样，本来是称为《华事夷言》，到了魏源排印时加以编辑，大量删减了内容并加上“录要”两字⑧。
《澳门月报》的五十四段文字出自《澳门新闻纸》的六十九则内容，其中有十四段文字是就《澳门新闻纸》两则以上的内容重组合并而成，甚至论禁烟的第五段与第十三段，都是各撷取《澳门新闻纸》五则内容的片段拼凑而成①。同时，魏源在编辑《澳门月报》过程中又施以删减、修改、重组、挪动、增添等等加工手段，导致《澳门月报》的内容具有明显的中国人政治立场与民族意识，和所从出的《澳门新闻纸》有所差别；而《澳门新闻纸》的许多译文和英文报纸原文已有不少的歧异与错误，再经过魏源加工编辑而成的《澳门月报》，和英文报纸原貌与内涵的距离就更为遥远了。以下两例足以说明这种现象：
第一是《澳门新闻纸》第18则（1839年9月14日）与对应的《澳门月报》“论用兵”第五段文字，内容是中国人在海上围攻并烧毁西班牙船“墨尔咩那号”（the Bilbaino）的事。《澳门新闻纸》的译文虽然有些错误和省略，大致没有偏离底本《广州新闻报》的原文；到了魏源编辑《澳门月报》时，不仅全部删除《澳门新闻纸》中解释“墨尔咩那”船无辜受害的说法，以及中国人苛待被俘西班牙船员的内容，还进一步添加该船是鸦片趸船的文字，并指称“此趸船被逐未回国者”，意图坐实该船违法在先，被烧毁是咎由自取。
第二是《澳门新闻纸》第122则（1840年5月30日）与对应的《澳门月报》“论用兵”第十一段文字，内容是中国船只围攻“希尔拉士号”的经过。《澳门新闻纸》的译文虽然直白不文，也有些错误和省略，但仍可算是接近《广州新闻报》报导的原文；而魏源编辑的《澳门月报》记载双方的战斗，完全省略中方兵士的大量伤亡，只描述对方受伤惨重等等。
对以上这两次战事的描述，《澳门新闻纸》的译者文字比较芜杂，但显然尽力对应于原文；而《澳门月报》的文字较为简练雅驯，只因编辑者魏源有预设的立场，《澳门月报》呈现的是不同的战况与结果。尽管魏源这么做或是出于用心良苦，却已使得《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的史料价值高下有别，而《澳门新闻纸》全书的译文虽然经常出错，问题也不少，但是至少在翻译这两次海战报导的态度是客观可取的。
苏 精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博士。台湾台北，100。
（收稿日期：2015-03-01 编校：马 晴）
关键词 《澳门新闻纸》 《澳门月报》 林则徐 南京图书馆 民国文献
分类号 G256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finds that the collated manuscript of Lin Zexu’s Aomen Xinwenchi （Macau News）， now the collection of Nanjing Library， should be copied later between the years 1917 and 1927 and probably based on another copy owned by a bibliophile Deng Bangshu. However， not everything that Lin’s translators had translated was included in this collated manuscript.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compiler of Aomen Yuebao（Macau Monthly）， of which the contents were entirely taken from Aomen Xinwenchi， was not Lin as generally thought， but was Wei Yuen. Wei’s compiling works made Aomen Yuebao quite different from Aomen Xinwenchi， and even mor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newspapers.
Keywords Aomen Xinwenzhi（The Macau News）. Aomen Yuebao（The Macau Monthly）. Lin Zexu. Nanjing Library. Literatur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0 绪言
从1839年至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抗英期间，主持一项翻译英文图书报纸的活动，以期“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①。这项翻译活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就当时英文报纸内容译成的《澳门新闻纸》。林则徐很满意《澳门新闻纸》的实效，认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御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②。因此他除了自己利用《澳门新闻纸》，也抄送广东同僚与他省督抚官员参阅③，还曾将部分内容附折奏呈道光皇帝御览④。
在中外激烈冲撞之际，出于钦差大臣主动而产生的这部英文中译作品，是意涵极为丰富的历史性文献，象征唯我独尊的天朝中国终于有高级官员愿意探索与了解世界。虽然林则徐自用的或抄送其他官员的《澳门新闻纸》，迄今都没有再现人间，但是南京图书馆却藏有一部此书的抄校本，这也是此书已知存世的孤本⑤，具有独特珍贵的史料价值。本文旨在探究这部抄校本的来历与递藏经过，其内容的完整性与批注文字的作者，以及《澳门新闻纸》与《澳门月报》的关系和两者的差异等课题。
1 版本与收藏历程
南京图书馆所藏《澳门新闻纸》抄校本，封面没有题签，书中夹签题名《澳门新闻纸摘抄》，内文则题为“几月几日澳门新闻纸”或“澳门几年几月几日新闻纸”，或只题为“澳门新闻纸”等等，写法不一。书共六册，线装，高25.4公分、广15.1公分；抄于毛泰纸上①，未编叶次，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字，遇皇帝、钦差、天朝、奉旨等抬头；全书校改处不少，抄手不只一人，以墨笔抄写；校者朱笔，或直接改在字面上，或在字旁行间。书中藏印有“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及“南京图书馆藏”两方阳文朱印。
南京图书馆这部《澳门新闻纸》并非林则徐自用或当时抄送其他官员的本子之一，而是后来的抄校本，因为书后有藏书家邓邦述记于丁巳年（民国六年、1917）正月的三篇跋文，但并非邓氏亲笔，而是和内文抄手相同的笔迹，可知跋文为过录，再按邓氏于1930年刻印其《寒瘦山房鬻存善本书目》，收录有《澳门新闻纸》的跋文，所记年份也和抄校本同样是丁巳年②，这些都足以证明这部《澳门新闻纸》为1917年或以后的抄校本。
关于这部《澳门新闻纸》抄校本的来历，研究者向来都说是邓邦述的收藏本，有人更进一步认为是邓邦述的曾祖父、林则徐在广东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家传本，也就是当时林则徐抄送邓廷桢的本子③。这两种说法都大有问题。先就所谓邓廷桢家传本而言，邓邦述在跋文中说：“余收此书，亦以与余家有关耳。”④这已清楚表示此书为邓邦述自己收购庋藏，若是其曾祖父递藏下来的家传本，邓邦述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和语气。
其次，南京图书馆这部《澳门新闻纸》是否邓邦述本人的收藏本？他以三天的功夫为此书各写一篇跋文，显示非常珍重这部和先人有关的书，但书上并没有他的藏书印记，这和一般藏书家的作法不同，已经不寻常；更可疑的是其跋文有如上述为抄手过录而非亲笔，而且文中有八个分别以朱笔和墨笔涂点校改的错字讹笔，其中“吏”“亚”两字甚至留白，再由校者以朱笔填上。若是邓邦述收藏之本，则他是传统读书人出身的进士、翰林，又是清末民初有数的大藏书家，对于涉及先人的文献没有亲笔题跋，还让人将自己的跋文抄录校改成这副模样，也没有重新誊写，这种情形实在过于不合常理，因此这部抄校本很有可能不是邓邦述的藏本，而是他人就其藏本抄校而成的。但是，如此则邓邦述的原藏本何处去是个疑问，他在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年间，因为生计缘故而陆续出售藏书，《澳门新闻纸》并不在两次大举售书之内⑤，以致下落不明，难以追踪。 南京图书馆这部抄校本不论是否邓邦述原藏，因书中有“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印记，而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的名称存在期间为1919年至1927年⑥，再对照前文所述邓邦述跋文作于1917年，则这部《澳门新闻纸》应是1917年或以后传抄，而于1919年至1927年之间入藏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再递藏于南京图书馆至今。
2 内容与批注的考辨
由于林则徐和当时抄送其他官员的《澳门新闻纸》本子都已存亡难卜，南京图书馆这部可能是人间孤本的抄校本就极为珍贵重要。不过，这部抄校本是否包含了当年林则徐的译者翻译的全部内容？这部抄校本的夹签题名为《澳门新闻纸摘抄》，“摘抄”两字很引人注目，图书馆的编目人员是否有见于内文出自不同报纸，详略不一，日期又不连贯，所以如此题名，或者另有所据，已无从知道。但是，下文所述却可以解答这部抄校本是否包含当年译报所有内容的疑问：
第一，1840年1月25日的英文《广州新闻报》（The Canton Press），刊登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与葡澳总督宾多（A. A. da Silveira Pinto）的两封往来书信；同年2月8日的《广州新闻报》又刊登英国海军炮舰“窝拉疑号”（the Volage）指挥官士密（H. Smith）与宾多往来的七封信及两项文件。这些信件经林则徐的译者翻译后，林则徐先和广东巡抚怡良商量是否将其中六封信奏上道光皇帝①，随后决定作为“责令澳门葡人驱逐英人情形”一折的附件抄呈御览②。由此可见林则徐的译者至少译出六封信，但是在《澳门新闻纸》中只收录了2月8日《广州新闻报》所刊七封信中的两封而已③。
第二，1840年6月20日《广州新闻报》刊登该报主编的评论，表示在上星期取得林则徐的译者所译一些该报内容的中文译本，包含5月30日报导的海盗攻击西尔拉士号船（the Hellas）、5月2日刊登的一篇读者来函，以及一些主编没有指明的该报内容等等④；结果《澳门新闻纸》的确收录了西尔拉士号被袭事件⑤，但是那篇读者来函（描述一位中国官员拜访一名西人的经过）却不见了踪影。
以上这两件事足以说明，《澳门新闻纸》抄校本的篇幅虽然约十万三千字有余，却没有包含当时译报的全部内容。但这究竟是这部抄校本漏抄未收，或者林则徐当年的《澳门新闻纸》就没有收入译报的全部内容，已经难以查知。不论如何，这部抄校本的确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澳门新闻纸》唯一可以依据的文本。
在《澳门新闻纸》抄校本中，有散处各册的十一则内容之后附有批注文字，研究者向来都说这些批注出于林则徐之手。由于《澳门新闻纸》本来就为林则徐而译，此说自然言之成理。但是，仔细阅读这些批注后，至少有两则的文字值得商榷：第112则（1840年4月25日）与第148则（1840年7月25日）。第112则谓谣传林则徐有意拆除广州城外房屋，以保障城池，批注：“何不筑外郭将关厢民居圈围在内？”广州是大城，要兴建能圈围关厢居民又有防御功能的外郭是何等大事，此种质疑语气不似正在广州城内主持大局的当事人林则徐所说，倒像是事不关己的第三者读后感，尤其是《澳门新闻纸》抄校本中此句文字的笔迹，和第112则以及此本所有文字的抄手与校者的书法完全不同，因此这应该是抄校本完成后，自以为旁观者清的某位读者加上的批语。
至于第148则批注，是在论述俄国在中亚地区积极与英国争霸的各种作为后，进一步在地图上研讨从比特革（俄国京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到印度的走法。很重要的是批注者说自己“按着《地理志》之图，并夷字大图参考”，他根据的《地理志》应该就是《四洲志》的底本慕瑞（Hugh Murray）所著《地理百科全书》（The Encyclop dia of Geography）⑥，并且加上英文（夷字）地图作为参考，因此这则批注肯定不是出于林则徐之手，应该是负责翻译的梁进德译完后，进一步补充说明译文的内容，再一并送呈林则徐阅览的。和此则类似的情形是第37则（1839年11月2日），在关于船只保险广告的译文之后，很有可能是为了让林则徐更为了解起见，补充了一位名为“安平”的人说明西方船险的作法，补充的文字还远多译文本身。
3 和《澳门月报》的关系与差异
考订《澳门新闻纸》，不能不涉及《海国图志》书中的《澳门月报》，因为《澳门月报》的五十四段文字，包含论中国、茶叶、禁烟、用兵、各国夷情等五个主题，全部都出自《澳门新闻纸》的内容。既然如此，动手选择与编辑《澳门月报》的人会是谁呢？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说是林则徐⑦。但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排印的《海国图志》，卷四十九“附录”的卷首“夷情备采”标题下方，清楚标注有“原无，今补辑”五个小字，这显然是魏源自己表示在排印《海国图志》时，从林则徐给他的《澳门新闻纸》中选择部份内容，编成《澳门月报》作为《海国图志》的附录。此种情形正和同在此卷的“华事夷言录要”一样，本来是称为《华事夷言》，到了魏源排印时加以编辑，大量删减了内容并加上“录要”两字⑧。
《澳门月报》的五十四段文字出自《澳门新闻纸》的六十九则内容，其中有十四段文字是就《澳门新闻纸》两则以上的内容重组合并而成，甚至论禁烟的第五段与第十三段，都是各撷取《澳门新闻纸》五则内容的片段拼凑而成①。同时，魏源在编辑《澳门月报》过程中又施以删减、修改、重组、挪动、增添等等加工手段，导致《澳门月报》的内容具有明显的中国人政治立场与民族意识，和所从出的《澳门新闻纸》有所差别；而《澳门新闻纸》的许多译文和英文报纸原文已有不少的歧异与错误，再经过魏源加工编辑而成的《澳门月报》，和英文报纸原貌与内涵的距离就更为遥远了。以下两例足以说明这种现象：
第一是《澳门新闻纸》第18则（1839年9月14日）与对应的《澳门月报》“论用兵”第五段文字，内容是中国人在海上围攻并烧毁西班牙船“墨尔咩那号”（the Bilbaino）的事。《澳门新闻纸》的译文虽然有些错误和省略，大致没有偏离底本《广州新闻报》的原文；到了魏源编辑《澳门月报》时，不仅全部删除《澳门新闻纸》中解释“墨尔咩那”船无辜受害的说法，以及中国人苛待被俘西班牙船员的内容，还进一步添加该船是鸦片趸船的文字，并指称“此趸船被逐未回国者”，意图坐实该船违法在先，被烧毁是咎由自取。
第二是《澳门新闻纸》第122则（1840年5月30日）与对应的《澳门月报》“论用兵”第十一段文字，内容是中国船只围攻“希尔拉士号”的经过。《澳门新闻纸》的译文虽然直白不文，也有些错误和省略，但仍可算是接近《广州新闻报》报导的原文；而魏源编辑的《澳门月报》记载双方的战斗，完全省略中方兵士的大量伤亡，只描述对方受伤惨重等等。
对以上这两次战事的描述，《澳门新闻纸》的译者文字比较芜杂，但显然尽力对应于原文；而《澳门月报》的文字较为简练雅驯，只因编辑者魏源有预设的立场，《澳门月报》呈现的是不同的战况与结果。尽管魏源这么做或是出于用心良苦，却已使得《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的史料价值高下有别，而《澳门新闻纸》全书的译文虽然经常出错，问题也不少，但是至少在翻译这两次海战报导的态度是客观可取的。
苏 精 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退休教授、博士。台湾台北，100。
（收稿日期：2015-03-01 编校：马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