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体制长期以来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即使能够战胜SARS，这些问题也并不会因此而自动消失。一旦出现新的疾病威胁，目前的医疗体制仍然难以应对。因此，解决医疗体制的问题不仅是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计。
　　医疗体制至少面临三方面的基本问题：第一，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即为了医疗而医疗，而不是以人民健康为根本出发点；第二，将卫生当作一种商品；第三，政府各个部门都存在“本位主义”，比如说，卫生部的立场是为医疗系统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利益；劳动保障部门企图尽量少花钱；财政部希望尽量减少医疗方面的支出；经贸部门则把医疗当成一个产业，希望尽量发展生产和销售。因此，作为“公共产品”的医疗体系就难以健全；人民是在健康医疗上面的利益需求，就得不到保障。在现存的医疗制度下，人民夹在各个利益部门当中，却没有其利益的代表。
　　一旦人民健康出现问题，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SARS的负面影响，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如果各个利益部门以牺牲医疗体系为代价来过度追求自身利益，最终后果要整个社会来承担。
　　要建立健全的医疗体系，必须从基本制度层次入手，建立在以人民健康为本的基础上。这个改革一方面需要新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由于会触动原有各个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既需要决策层的决心以及自上而下的行动，也需要民间的行动进行自下而上的冲击，提供制衡机制。
　　中央领导层要明确卫生医疗体制的根本目标是人民健康，而不是短期的、狭隘的部门利益，这是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什么样的措施有利于人民的健康呢？中央需要一个部门来代表人民利益。这本来是卫生部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只是他们需要从现在为医院谋利益的立场转移到真正代表人民利益。
　　同时，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信息部门系统来监控健康和卫生条件，以及对卫生部的成绩进行评估。该部门的成员应该是医疗卫生专家；他们收集科学证据来评价人民健康和卫生状况，以及评价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中央政府应赋予该部门独立权力，使他们对人民、而不是对政府官员负责，保证该部门能够提供独立的专家意见，保证所采取的措施经过深入的专业分析，并且不受其他利益集团的影响。此外，还需要在透明度、责任感上下工夫。
　　这个部门还应该开展密切的国际交往，允许国际专家参与，提出不同的意见，同时保持信息的对内和对外畅通。
　　自上而下的政策和一个由专家系统组成的监控体系，只是完成了一个方面。要真正改革体制，还需要形成自下而上的冲击。中国幅员如此辽阔，各地的条件和需求差异非常大，不能指望一种模式能够对所有的区域都是合适的。因此，在医疗体制中需要实行相当程度的分权化。
　　分权化的意思是：
　　第一，不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来决定所有卫生医疗的具体事务。否则各种利益部门会想尽办法以各种方式影响该权力中心，争取对他们有利、但对社会健康事业不利的政策。如果这个权力适当分散，就不容易受利益部门影响。
　　第二，人民健康利益要求的主体是多元的。在城市，卫生医疗要依靠社区组织，政府应当给社区自己发展的空间。在农村，农民要成立自己的卫生互助团体。比如以前的有农民合作社，或者现在的技术协会等等，从乡延伸到村，深入到基层。这样，人民将有能力去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且可以对卫生医疗进行监督。这样，中国将有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来监控和预防类似于SARS这样的传染病。
　　怎样保证社区组织和团体有效地组织卫生体制呢？这是因为，人民必须为自身健康提供部分支出，所以社区成员和农民有强烈的利益要求去监督它们，确保自己的钱用在适当的地方。
　　第三，这个多元化的体系要依靠前面所述的信息和评价专家系统所提供的信息，对这些决策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
　　中国曾经建立起一整套为世人称道的卫生体制，这套体制之所以有效，就是因为其扎根于社会的基层。但是后来这套系统崩溃了，现在是重建的时候了。
　　政府应该允许和鼓励人民组织社区组织。政府一般不愿意农民自我组织社区组织，一个看似有理的理由是，人民没有知识。但事实上，根据我多年在中西部农村从事卫生系统实验的经验看，虽然农民受过的教育有限，但他们有的是智慧。即使我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也仍然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知识。而且，由于中西部农民财富极其有限，他们非常懂得好好用钱，也能好好监督这些钱切实用到自己的卫生医疗当中。
　　除了在对卫生医疗提供政策和进行监管以外，政府应该帮助社区组织建立卫生体制。一个方法是为地方人民提供培训，培育社区组织；另一个方法是提供适当的财力支持，因为贫困人口需要财政的支持，而且公共产品也财政支持。但总的财政支出不大，因此这种方式既可取得实效，又可以减轻中国的财政负担。
　　作者为哈佛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系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