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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请特别关注四项与公共治理相关的问题。SARS疫情的爆发，更突显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他们是：继续进行财政改革的必要性、引进公平的费用分摊机制、更新公共卫生服务的监管框架和公共卫生工作者的从业标准。这些问题如果处理得当，可以降低今
后流行病发生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
世界卫生组织的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在2001年发表了一份报告，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证据，表明健康卫生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该报告同时指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资可以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积极的贡献。
SARS疫情则从反面证明，长期忽视对公共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导致经济损失。
事实上，SARS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可以为未来的预防性措施提供一个标尺。这是SARS危机带来的正面效果，因为衡量采取预防性措施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往往是很困难的。而随着危机的过去，人们的警惕性又会不断减弱。然而，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去克服现存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弱点作出评估是极端重要的。这一点，现在是显而易见的。筹集公共资金是应对这种状况的方法之一。但这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取得共识：这些资金到底应该往哪里投？
SARS以及HIV/AIDS等传染病的流行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监测系统是不健全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问题上比我更有发言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事一起，重点关注是财政管理问题。应通过对目标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加强整个国家和亚太地区的疾病预防和卫生医疗系统。有趣的是，从现在到2015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实上并不需要大幅度增加其公共资金，但是很明显，如果他们想获得好的回报的话，就必须改变原来的投资管理方式。在中国，这种情况因中国正在由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更加复杂。
2000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制定了要在2015年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去年，联合国系统首次对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在这些目标当中，与国际设定的阶段性指标有差距的目标都直接或间接与公共卫生状况相关，包括HIV/AIDS，母婴健康、安全饮用水的供应等。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整体公共政策并不太关注在这些方面的投资方式和范围，但这些恰恰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我要补充一点，很多研究表明，中国家庭的不良健康状况是耗费其家庭财源的最主要因素，甚至会使一些家庭重新陷入贫困。
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在过去的20年里，尽管对公共卫生投资的绝对数额有所增加，但这项支出在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却逐年减少。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国贫富人口所能享受的公共卫生福利的差距在逐渐增加，同时中国的疾病控制机制也很薄弱。目前，中国国家卫生
防疫机构和省地级卫生防疫机构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疾病控制网络系统来监控整个国家的疾病控制形势。
另外，各国之间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沟通网络来应对国家间人员的频繁流动所可能引发的问题。最近的东盟SARS峰会仅仅是国际应急网络的一个开始，各国公共和私营部门还需更加关注在专业技术上和资金上的投入。
国际经验已经表明，出于公平的考虑，医疗保健体系不应仅仅依赖自由的市场机制原则来运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不例外。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中最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遗憾的是这个体系在1978年后瓦解了。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首要的是建立公共卫生的费用分摊体系。2002年10月，国务院决定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募集资金，重新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但是，这仅仅是建立农村整个卫生医疗系统的一个很小的开端。
目前，中国存在一个危险的趋势，个人在卫生中的现金支出越来越高。2001年，政府支出在全国卫生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90年的25％降为16％；个人支出所占的比例从37％升为61％；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保障体系的支付比例从38％降为23％。由于中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仅覆盖全国人口的21％，主要是城市就业人群。所以，在许多地区能否享受医疗主要取决于病人的支付能力。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农村中的贫穷人群获得正规医疗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少，城乡医疗服务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粗略统计，这一情形关系到中国3亿～5亿人。
虽然目前中国在医疗方面还没有清晰明确地制定出国家政策和监管体系，但是私人的医疗机构越来越普遍。这当中有水平低劣和无证的农村医疗诊所，也包括北京和上海装备良好的现代化私人医院。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卫生监管体系的权威性。这样一个监管体系对于公共卫生部门全面监督卫生标准，保护病人安全以及确保卫生服务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毫无疑问，公共卫生机构和私人卫生机构都应有这样的标准化的监管框架。只有这些跨行政部门的法规和执行才能够保证有效的监测，高质量的卫生保障，审计以及公众对整个医疗体系的信心。
为了保证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职业标准，并在各种医疗卫生从业者中推广实施。国际经验还表明，同业监管机制在执行职业标准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机制以及符合当今社会状况的医疗伦理规范。我估计其他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中央和地方各级医疗卫生协会的发展，使之成为办专业交流的论坛，鼓励他们捍卫卫生体系的从业标准。
后流行病发生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
世界卫生组织的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在2001年发表了一份报告，提供了强有力的国际证据，表明健康卫生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该报告同时指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资可以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积极的贡献。
SARS疫情则从反面证明，长期忽视对公共卫生系统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导致经济损失。
事实上，SARS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可以为未来的预防性措施提供一个标尺。这是SARS危机带来的正面效果，因为衡量采取预防性措施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往往是很困难的。而随着危机的过去，人们的警惕性又会不断减弱。然而，对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去克服现存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弱点作出评估是极端重要的。这一点，现在是显而易见的。筹集公共资金是应对这种状况的方法之一。但这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取得共识：这些资金到底应该往哪里投？
SARS以及HIV/AIDS等传染病的流行已经告诉我们，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监测系统是不健全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问题上比我更有发言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事一起，重点关注是财政管理问题。应通过对目标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加强整个国家和亚太地区的疾病预防和卫生医疗系统。有趣的是，从现在到2015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实上并不需要大幅度增加其公共资金，但是很明显，如果他们想获得好的回报的话，就必须改变原来的投资管理方式。在中国，这种情况因中国正在由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更加复杂。
2000年9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制定了要在2015年实现的千年发展目标。去年，联合国系统首次对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在这些目标当中，与国际设定的阶段性指标有差距的目标都直接或间接与公共卫生状况相关，包括HIV/AIDS，母婴健康、安全饮用水的供应等。这些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整体公共政策并不太关注在这些方面的投资方式和范围，但这些恰恰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备条件。我要补充一点，很多研究表明，中国家庭的不良健康状况是耗费其家庭财源的最主要因素，甚至会使一些家庭重新陷入贫困。
中国社会正在转型。在过去的20年里，尽管对公共卫生投资的绝对数额有所增加，但这项支出在政府公共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却逐年减少。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中国贫富人口所能享受的公共卫生福利的差距在逐渐增加，同时中国的疾病控制机制也很薄弱。目前，中国国家卫生
防疫机构和省地级卫生防疫机构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疾病控制网络系统来监控整个国家的疾病控制形势。
另外，各国之间也没有一个有效的沟通网络来应对国家间人员的频繁流动所可能引发的问题。最近的东盟SARS峰会仅仅是国际应急网络的一个开始，各国公共和私营部门还需更加关注在专业技术上和资金上的投入。
国际经验已经表明，出于公平的考虑，医疗保健体系不应仅仅依赖自由的市场机制原则来运作，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然也不例外。1949年解放以来，中国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中最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遗憾的是这个体系在1978年后瓦解了。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首要的是建立公共卫生的费用分摊体系。2002年10月，国务院决定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募集资金，重新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但是，这仅仅是建立农村整个卫生医疗系统的一个很小的开端。
目前，中国存在一个危险的趋势，个人在卫生中的现金支出越来越高。2001年，政府支出在全国卫生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90年的25％降为16％；个人支出所占的比例从37％升为61％；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保障体系的支付比例从38％降为23％。由于中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仅覆盖全国人口的21％，主要是城市就业人群。所以，在许多地区能否享受医疗主要取决于病人的支付能力。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农村中的贫穷人群获得正规医疗服务的机会越来越少，城乡医疗服务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粗略统计，这一情形关系到中国3亿～5亿人。
虽然目前中国在医疗方面还没有清晰明确地制定出国家政策和监管体系，但是私人的医疗机构越来越普遍。这当中有水平低劣和无证的农村医疗诊所，也包括北京和上海装备良好的现代化私人医院。当前非常紧迫的任务是加强卫生监管体系的权威性。这样一个监管体系对于公共卫生部门全面监督卫生标准，保护病人安全以及确保卫生服务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毫无疑问，公共卫生机构和私人卫生机构都应有这样的标准化的监管框架。只有这些跨行政部门的法规和执行才能够保证有效的监测，高质量的卫生保障，审计以及公众对整个医疗体系的信心。
为了保证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政府必须建立一套完备的职业标准，并在各种医疗卫生从业者中推广实施。国际经验还表明，同业监管机制在执行职业标准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中国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机制以及符合当今社会状况的医疗伦理规范。我估计其他亚洲国家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中央和地方各级医疗卫生协会的发展，使之成为办专业交流的论坛，鼓励他们捍卫卫生体系的从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