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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师范大学
志华君《自画》诗云：“人到壮年不见壮，仕至七品少乌纱。半生写戏不做戏，两本薄书慰年华。”样子不免谦恭、拘谨，内里倒也颇显风骨、极尽苍凉：为了戏剧，我们卑微地活着；为了戏剧，我们尊严地活着。
“两本薄书”，即2002年出版的《周志华喜剧选》和2012年出版的《县长与老板》，收录作者从艺30年来的大戏、小品、曲艺等戏曲剧本代表作。30年戏曲创作，让人看到的是艰辛和不易———和当代中国戏曲本身戏剧性步履协谐一致。而令人感佩的是，他没有选择逃逸，却始终守望在戏曲写作园地，30年如一日。正是这份难得的坚守，透现出凝重和苍凉意味。
这是一份厚实的大地守望。
周志华戏剧根植现实，关注民间，整个写作深接地气。大体来讲，《从头再来》、《红桔情》、《清官巧断家务事》、《获奖归来》、《我们村的退伍兵》等作品展现的是新世纪背景下新的乡村生活场景；《县长与老板》、《冤家路宽》、《审贼》、《手机变奏曲》、《电话搞定》等等一类作品则显然是以同普通大众密切关联的生活现象和较普遍的社会问题为表现对象的。
在一个时期的城市游走和异地闯荡之后，今天的乡村已然是个明丽、纯净的世界，尽管流动的日子依旧缠绕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矛盾。《从头再来》中的“夫”与“妻”终于认识到“城里长不出乡下的苗”，此时，儿女、家才是最可靠的生命港湾。与这种家园召唤相呼应，乡村生活从各个角度和侧面显示出自身固有魅力：桔子丰收后的滞销、姐妹之间的房产纠纷、文化活动的冷清、“留守”人员的生存、领头致富的退伍兵李建军等等“人民的好公仆”的付出和努力，从中凸显的，是一种立足大地的担当精神。
无疑，大型戏曲《县长与老板》、《冤家路宽》是倾心竭虑的代表作品。前者以安康县县长余启礼所体现的民众意愿为聚焦点，以民营企业天成集团并购破产企业、原县机械厂事件为中心，通过并购过程中不同诉求之间对立、冲突、调整、转化的衍进轨迹，真情、真实、自然、合理地展示了由县长与老板、县长与工人、县长与家庭亲人、县长与同事、朋友、县长与上级领导等等广泛社会联系而构成的复杂生活情态，流贯、跳脱着为人民代言的可贵品质，袒露、表述着一种立足大地的民间情怀。《冤家路宽》取材新颖，视角独特。一段时间，城管部门在艰难谋生的小商贩眼里简直就是“土匪”，是冤家。事情当然是因为占道经营的不法行为引起的，但作品思考和探求的却是“为什么执法者常和百姓斗”这样一个深层问题，而作者所站立的是一种清晰的民间立场，体现出强烈的民本情怀。
以揭示现代畸变或病态现象为主的那一类创作，体现的是一种立足大地的问题意识与批评姿态。现代大戏《何枝可依》提出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化工公司的短期行为与环境检测站所代表的长远利益，其实已经是关于时代发展的某种象征图示。反腐倡廉题材的几部戏大多采用喜剧化手法，告诫那些为官的儿女应该谨记一个朴素的道理：“最大的孝顺是让父母安心、放心。”讽刺小品《常回家看看》，夸张语言巧妙批评了长不大的“啃老簇”；因为奇志、大兵的出色演绎，化妆相声《审贼》一时之间不胫而走，几令大街小巷随口成诵。
这又是某种特殊的价值守望。
狄尔泰在《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中指出：“我们这一代，要比以往受到更大的推动去试着探索生活的神秘面孔，这面孔嘴角上堆满了笑容，但双眼却是忧郁的。”所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生活，远不像初看起来的那样简单。
其实，“夫”与“妻”最后的价值抉择，既是一种实践意义的返乡，更是一种精神、灵魂层面的“回家”，其表达的，是亘古绵延而来的“乐土”期待，是“田园将芜”的深深忧虑。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民工潮背后真正暗涌的，是萦绕不去的“弯弯的忧伤”和摆脱贫穷、建设家园的执著、倔强。同时，我们也深深理解了，《获奖归来》中，为什么草坪村支书陈大耳家境并不宽裕，居然还要自掏腰包“修水库，修村路，通电又通水”；为什么在“乡村冷落人心散”的危机面前，又准备自己出钱办乡村文化站。
也许，有人会要诟病创作中的这样一种诗性态度。然而，正所谓“山月不知心里事”，诗性，恰恰是家园形态的最高凝结。本质上讲，诗性源于苦难。诗意如醉，是超越，是飞升，是看轻煎熬，是抖落沉重。与其说诗性价值判断、诗化价值选择是一种生命实践，毋宁说是一种固守、一种召唤。这样的固守和召唤几乎贯穿周志华所有剧作，也就是说，对于生活矛盾与生命沉重，其处置态度是灵动轻盈的，即令那些问题剧，对于具体缺失和丑陋也往往进行着某种喜剧式的消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剧作中更多地体味亲情、友情，感受诚意、良善，看到明丽、纯净。我们欣赏县长余启礼的智慧、品格和怀抱，还有常法官、王乡长、陈支书们的朴素情怀；我们赞许城管干部韩笑的人民立场，以及吉康、汪苕儿、绵队长们的内心操守；我们感动于生命旅程中相互体谅、彼此搀扶、一路前行的姐弟情、姊妹情、夫妻情、同事情；我们甚至震撼于税务干部燕姐面对粗暴和侮辱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自我受难式的庄严、神圣。
《何枝可依》、《孝女和“孝爹”》、《亲密敌人》、《电话搞定》、《常回家看看》等剧作表明，诗性的固守与召唤本身也在表达某种对抗：以智慧对抗无知，以圣洁對抗丑陋，以良知对抗腐恶，以信仰对抗贪欲。人类生存其中的远远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年代：精致的手机传输了太多不满，似乎不骂点什么就不见深刻；豪华的小车承载了太多野蛮，似乎不骄横一点就不能显示存在。人类被过度物化、被严重宠坏，亟需自我拯救。这样看来，环境问题就绝然不是一个单纯治理自然的问题，人有病，天知否，问题的根本恰恰在于人心的治理。桃花村的鱼死了，并不显得特别不堪，“塘水枯了海不干”；报社记者方雨的灵魂被污染了，这才是真正可悲的事情———谁说的？人心倒了，就真的难以扶起来了。
志华君《自画》诗云：“人到壮年不见壮，仕至七品少乌纱。半生写戏不做戏，两本薄书慰年华。”样子不免谦恭、拘谨，内里倒也颇显风骨、极尽苍凉：为了戏剧，我们卑微地活着；为了戏剧，我们尊严地活着。
“两本薄书”，即2002年出版的《周志华喜剧选》和2012年出版的《县长与老板》，收录作者从艺30年来的大戏、小品、曲艺等戏曲剧本代表作。30年戏曲创作，让人看到的是艰辛和不易———和当代中国戏曲本身戏剧性步履协谐一致。而令人感佩的是，他没有选择逃逸，却始终守望在戏曲写作园地，30年如一日。正是这份难得的坚守，透现出凝重和苍凉意味。
这是一份厚实的大地守望。
周志华戏剧根植现实，关注民间，整个写作深接地气。大体来讲，《从头再来》、《红桔情》、《清官巧断家务事》、《获奖归来》、《我们村的退伍兵》等作品展现的是新世纪背景下新的乡村生活场景；《县长与老板》、《冤家路宽》、《审贼》、《手机变奏曲》、《电话搞定》等等一类作品则显然是以同普通大众密切关联的生活现象和较普遍的社会问题为表现对象的。
在一个时期的城市游走和异地闯荡之后，今天的乡村已然是个明丽、纯净的世界，尽管流动的日子依旧缠绕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矛盾。《从头再来》中的“夫”与“妻”终于认识到“城里长不出乡下的苗”，此时，儿女、家才是最可靠的生命港湾。与这种家园召唤相呼应，乡村生活从各个角度和侧面显示出自身固有魅力：桔子丰收后的滞销、姐妹之间的房产纠纷、文化活动的冷清、“留守”人员的生存、领头致富的退伍兵李建军等等“人民的好公仆”的付出和努力，从中凸显的，是一种立足大地的担当精神。
无疑，大型戏曲《县长与老板》、《冤家路宽》是倾心竭虑的代表作品。前者以安康县县长余启礼所体现的民众意愿为聚焦点，以民营企业天成集团并购破产企业、原县机械厂事件为中心，通过并购过程中不同诉求之间对立、冲突、调整、转化的衍进轨迹，真情、真实、自然、合理地展示了由县长与老板、县长与工人、县长与家庭亲人、县长与同事、朋友、县长与上级领导等等广泛社会联系而构成的复杂生活情态，流贯、跳脱着为人民代言的可贵品质，袒露、表述着一种立足大地的民间情怀。《冤家路宽》取材新颖，视角独特。一段时间，城管部门在艰难谋生的小商贩眼里简直就是“土匪”，是冤家。事情当然是因为占道经营的不法行为引起的，但作品思考和探求的却是“为什么执法者常和百姓斗”这样一个深层问题，而作者所站立的是一种清晰的民间立场，体现出强烈的民本情怀。
以揭示现代畸变或病态现象为主的那一类创作，体现的是一种立足大地的问题意识与批评姿态。现代大戏《何枝可依》提出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化工公司的短期行为与环境检测站所代表的长远利益，其实已经是关于时代发展的某种象征图示。反腐倡廉题材的几部戏大多采用喜剧化手法，告诫那些为官的儿女应该谨记一个朴素的道理：“最大的孝顺是让父母安心、放心。”讽刺小品《常回家看看》，夸张语言巧妙批评了长不大的“啃老簇”；因为奇志、大兵的出色演绎，化妆相声《审贼》一时之间不胫而走，几令大街小巷随口成诵。
这又是某种特殊的价值守望。
狄尔泰在《我们时代的历史哲学》中指出：“我们这一代，要比以往受到更大的推动去试着探索生活的神秘面孔，这面孔嘴角上堆满了笑容，但双眼却是忧郁的。”所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生活，远不像初看起来的那样简单。
其实，“夫”与“妻”最后的价值抉择，既是一种实践意义的返乡，更是一种精神、灵魂层面的“回家”，其表达的，是亘古绵延而来的“乐土”期待，是“田园将芜”的深深忧虑。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民工潮背后真正暗涌的，是萦绕不去的“弯弯的忧伤”和摆脱贫穷、建设家园的执著、倔强。同时，我们也深深理解了，《获奖归来》中，为什么草坪村支书陈大耳家境并不宽裕，居然还要自掏腰包“修水库，修村路，通电又通水”；为什么在“乡村冷落人心散”的危机面前，又准备自己出钱办乡村文化站。
也许，有人会要诟病创作中的这样一种诗性态度。然而，正所谓“山月不知心里事”，诗性，恰恰是家园形态的最高凝结。本质上讲，诗性源于苦难。诗意如醉，是超越，是飞升，是看轻煎熬，是抖落沉重。与其说诗性价值判断、诗化价值选择是一种生命实践，毋宁说是一种固守、一种召唤。这样的固守和召唤几乎贯穿周志华所有剧作，也就是说，对于生活矛盾与生命沉重，其处置态度是灵动轻盈的，即令那些问题剧，对于具体缺失和丑陋也往往进行着某种喜剧式的消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剧作中更多地体味亲情、友情，感受诚意、良善，看到明丽、纯净。我们欣赏县长余启礼的智慧、品格和怀抱，还有常法官、王乡长、陈支书们的朴素情怀；我们赞许城管干部韩笑的人民立场，以及吉康、汪苕儿、绵队长们的内心操守；我们感动于生命旅程中相互体谅、彼此搀扶、一路前行的姐弟情、姊妹情、夫妻情、同事情；我们甚至震撼于税务干部燕姐面对粗暴和侮辱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自我受难式的庄严、神圣。
《何枝可依》、《孝女和“孝爹”》、《亲密敌人》、《电话搞定》、《常回家看看》等剧作表明，诗性的固守与召唤本身也在表达某种对抗：以智慧对抗无知，以圣洁對抗丑陋，以良知对抗腐恶，以信仰对抗贪欲。人类生存其中的远远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年代：精致的手机传输了太多不满，似乎不骂点什么就不见深刻；豪华的小车承载了太多野蛮，似乎不骄横一点就不能显示存在。人类被过度物化、被严重宠坏，亟需自我拯救。这样看来，环境问题就绝然不是一个单纯治理自然的问题，人有病，天知否，问题的根本恰恰在于人心的治理。桃花村的鱼死了，并不显得特别不堪，“塘水枯了海不干”；报社记者方雨的灵魂被污染了，这才是真正可悲的事情———谁说的？人心倒了，就真的难以扶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