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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进编辑部 毛泽东亲手改清样
1956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接待我的是人事室李小为，诗人李季的夫人，问我愿意到哪个编辑部去，我说我爱好写作，想去 《人民文学》。她说：“《文艺报》 改版，到那里去做评论编辑好吗？”于是，我踏进 《文艺报》—— 鼓楼东北角下的一座小院。
《红楼梦》 事件，“质问 《文艺报》”，批胡适，抓胡风，几番风雨之后，张光年、侯金镜到 《文艺报》 赴任。我们新来的一批大学生，对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时常在文坛发难的《文艺报》敬畏备至，情愿献身。谢永旺在会上说的一句话，赢得热烈的掌声。他说：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将我的 《现代人》 和 《祖国纪事》——《文艺报》 放在棺材里、我的枕头旁。
《文艺报》 重点联系对象是“南姚 （姚文元） 北李 （李希凡）”，我负责联系李希凡，他的 《创业史》、《红旗谱》以及 《三国》、《水浒》 的系列评论，大多经由我发稿，他不愿意别人动他的文章，却让我不客气地进行删改，只要我改过的他绝不恢复，以后出书也不恢复；叶圣陶的稿子却一个标点也不能动，动则盛怒；我们编辑部主任把“如坐春风”改成“如沐春风”，待人一贯和气的老舍非常生气。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出版，我到西城访问周作人，清贫自守，唯唯诺诺，一问一答，非常谨慎。又去西城访问张恨水，他生怕说错一句话，其情其景酷似进入周宅面对周作人。不同的是，张恨水除了“拥护”就是“感谢”。
1958年，“新民歌”又掀熱浪，铺天盖地；同时间，诗歌界大批何其芳的“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说他“否定民歌，歧视民歌”，也就是“否定新民歌，歧视新民歌”。何其芳非常激动，把气撒到登门拜访的我的身上，说你们 《文艺报》 张光年怎么搞的，简直是“断章取义，无的放矢，诛心之论，深文周纳！”甚至于将明显的错别字将错就错拿来打人，“我的文稿中‘无比地大’错印成‘天比地大’，赵景琛也拿来批，谁不知道‘天’比‘地’大？”
元月中下旬之交，一大张清样工工整整地摊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401作协会议室的长桌上，上面改得密密麻麻。这是经毛泽东亲手改定的 《再批判·按语》，还有他特意批复的一封信，另有一处关于文风问题的几句非常辛辣有趣的话。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张贴有三位总编送上的 《再批判·按语》 的清样，纸质很一般，但很大，有点发黄。全篇文字勾勾画画，补写的文字几乎充斥所有空白的地方，龙飞凤舞，密密麻麻，面目全非。毛泽东给 《文艺报》 正副总编的信就写在改样的旁边，整个文字一概是用粗软的铅笔书写。左下方，是麻钱大的一个烧焦了的窟窿眼，恐系主席边写信、边吸烟掉下的灰烬所致。
批李何林内情 “马文兵”原是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集体化名
1959年底文艺界开展一场批修大斗争，根据周扬的讲话精神，作家协会3月底就布置下去，主要报刊批判巴人、李何林，争取钱谷融、蒋孔阳。
许多报刊也行动起来，对李何林展开批判，文艺界继反右运动仅仅一年之后，又掀批判的浪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突然冒出来的马文兵！马文兵在 《文艺报》 上发表的 《论人道主义》 等几篇论文，理论性强，火力凶猛。
“马文兵”是我跑稿子发现的。为了配合文艺界批修，《文艺报》 准备把刘澍德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小说 《归家》 拉出来批判，我便到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去找何文轩 （后改名何西来） 约稿，因为何西来在研究班期间写过有关 《创业史》 的文章，我有好感，又因为这个研究班是文学研究所同仁大联合组建的，何其芳等名家专题授课。
就是在何西来那里，我得知“马文兵”正在响应上级指示，加紧攻读马列著作，寻找批判的武器，枪口瞄准巴人等人。我把他们紧紧地抓住，他们当然喜出望外。
“马文兵”是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的集体化名，主笔是支部书记郭拓，成员有王春元、谭沛生、何西来、缪俊杰、刘建军等等。从“马”、“文”、“兵”三字的连缀，可以推想其战斗组合的性质。发现“马文兵”，解决了 《文艺报》 配合批修运动的燃眉之急。
大批修正主义的浪潮中，郭拓转来他母校南开大学中文系召开大会批判李何林的邀请函，《文艺报》 派我参加。到南开后，李何林以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接待我，没有一点架子，修养有素。我发现这位一生崇敬鲁迅、一贯憎恶分明的人，原來是个非常和善的老者，我的目光在他的身上停留了好久。会议开始，不好推辞，我讲了几句，依然是编辑部和主编张光年批判文章的调子，作态度坚决状，伤害了李先生。
《创业史》 出世 扎根一线的柳青有县委杨副书记的影子
《创业史》 第一部从1959年4月起在 《延河》上连载，同年 《收获》 转载，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每发表一次，柳青认真修改一遍，越来越精当，因此，日益为读者所传诵。
柳青除了必要的“运动”之外，和文学界来往不多，他一直坚守在生活第一线。在文学界看来，柳青是作家；在长安县人看，柳青是政治家。
不少有文化的农村干部把 《创业史》 当成了他们的农村工作手册，尤其是在陕西。他们在 《创业史》 里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学习公道、积极、实干苦干的精神，学习怎样耐心地、细致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方法。
1960年，柳青到北京参加7月22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会议期间，我去看他。柳青一见面就叫“乡党”！十分亲切。他问：“你是礼泉人吧！”我说：“你的记性真好。”他肯定地说：“那就是乡党了。”我说：“你是吴堡人。”他风趣地说：“我现在成了长安人，和你离得更近了。”说完就笑了。
他满口浓重的陕北音调，给人一种淳厚笃实的感觉。看见他，好像看见 《创业史》 里县委杨副书记的影子。那双炯炯的眼睛，发射着智慧的光芒，脸上带着旷野里长大的庄稼人的黝黑和坚实。通过眼前的柳副书记 （他在长安县兼任县委副书记），我对杨副书记的印象更加具体化了；我又从杨副书记的身上，进一步认识了柳副书记。 他的穿着很朴素，上身是一件有点褪色的旧呢子制服。这件衣服，并没有给他增加多少文人的风度，我当时觉得，假若他脱掉这件衣服，也许和他的言谈举止的乡土气息更为协调。
他偶尔气喘，我赶忙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我对他说，文艺界都在传，说柳青得了一种怪病，这种病最讨厌香气，洒过香水的妇女从身边一过，他就“休克”……不等我说完，他哈哈大笑，说：“没有那么严重，反正麦子扬花的时候就得躲躲。”
我们的话题转到 《创业史》 上来。他认为：一个作家要写作，必须向人民负责，出发点是人民，表现的是人民，写出来后说好说坏也是人民；一个作家本事再大，也不能把人民表现得天衣无缝。他说，《创业史》 还要不断地修改。
他问我：“你看了咋想的？”我说：“首先是《创业史》 的语言吸引了我，好像是家乡来人了，亲口讲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听来又真实又亲切，一点隔阂也没有。”他说：“那里面的话，外地人懂不懂？”我说：“北方人没问题，南方人怕要大打折扣。”当我提到有同志认为改霞这个人物太知识分子味了，篇幅也占得太多，甚至可以把这个人物删除掉时，他略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他还回答我说，《创业史》 计划写四部，一直写到公社化。也许写不完，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周折。写 《创业史》 的目的，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歌颂新农村怎样诞生、新农民怎样成长，这是我们一代作家的光荣任务。当谈到创作和生活的关系时，他又笑了笑说：咱这个文学界，我算是在这个“界”中，又算是在这个“界”外。
幾年后，北影著名导演水华多次同我联系，准备将 《创业史》 改编成电影，征求我的意见。鉴于人民公社化助长浮夸风、共产风，《创业史》 合作化的方向不大好把握。水华认为，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值得坚持的。我说 《创业史》 里心理描写多，作者的议论更多，极力用先进思想“教育农民”，电影不好诉诸画面。水华说，这好处理，画外音可以解决。他把电影剧本写出来了，但不顺利，终未拍成电影。
编织罪名批右倾 郭小川竟然表示口服心服
1959年庐山会议批倒彭德怀，全国随之开展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作协党组开会批判赵树理的小说 《实干家潘永福》，批判作协外委会杨子敏等给中央写信反映大跃进以来农村的破败景象，文联大楼四层贴滿了大字报。我们 《文艺报》 重点批判支部书记王谷林和贫农出身的办事员冯振山，大字报贴满了五楼。冯振山回了一趟老家，返回单位后向组织如实反映所见所闻，唉声叹气，结果批他右倾。支部派人到当地农村，带回一筐老玉米，在四层展览，上写：“看农村人挨饿吗？”哪儿找不到一筐老玉米？但是大字报再掀高潮，批右倾不能断线。
作协党组六次开会批郭小川，又开群众大会批，领导上让我发言批判他的长诗 《一个和八个》。我以党不会制造冤假错案、即便有过也及时纠正为由，上纲上线批判，郭小川竟然表示口服心服 （心里当然不服）。《文艺报》 开会批判黄秋耘，他曾被邵荃麟保护过关，躲过划右，躲不过挨批。我的任务是批他的 《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而这篇杂文正是我尤为喜爱的。它让作家既要正视人民疾苦，又要有积极参与克服生活困难的勇气；既要肯定生活，也要批判生活，即“干预生活”。这没有错啊！我只好以“暴露生活阴暗面”为由，说作者给社会主义中国抹黑。
党支部开会讨论作家冯钟璞 （宗璞）入党的会上，让我发言批判她的 《红豆》。我喜欢这篇小说的知识分子情调，可在当时看来，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我就批 《红豆》 的资产阶级情调及其软弱和动摇。
60年代初期文艺创作回潮 徐光耀说：“《小兵张嘎》 是我的救命恩人！”
1961年初，由张光年执笔的 《题材问题》 专论 （“文革”中作为“黑八论”之一的“反‘题材决定’论”） 发表以后，我去黄图岗和煤炭胡同采访周立波和赵树理，周立波喜不自禁，以 《乔老爷上轿》 为例称赞放宽文艺题材多么及时。赵树理聊着聊着竟然站起来，手舞足蹈，唱起上党梆子来，由上党梆子谈到山西梆子再谈到我们的秦腔，谈到 《三关摆宴》 多么好看又多么长人志气，从而赞赏文艺题材的多样化。
1961年底，我发现徐光耀的中篇小说 《小兵张嘎》，喜出望外。1957年受丁玲、陈企霞一案的牵连，徐光耀被打成反党分子。半年后的1958年1月，中篇小说 《张故得儿》 动笔写作，6月定稿，更名 《小兵张嘎》。9月，徐光耀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降职降薪，下放保定大祝泽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9月，他摘去右派帽子，分配到保定市文联工作。1961年，《小兵张嘎》 被 《河北文学》 主编张庆田发现，请示无果后冒着风险在《河北文学》 第11—12期合刊上全文发表。我心想，《河北文学》 敢于发表，《文艺报》 也敢冒险，报请侯金镜同意后，即刻组织文章高调推出。
徐光耀后来一直说：反右时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的神经有点错乱，快成疯子了，要是精神分裂就危险了，所以，继续创作，尽量转移思路，写出小说 《小兵张嘎》。徐光耀说：“《小兵张嘎》 是我的救命恩人！”
巴金在上海作协会上批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的讲话受到批评以后，恰好那时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我去东四饭店拜访，敏感的话题，他三缄其口，但态度诚恳。
在孔子家乡搞“四清” 陈白尘险些出不了村
1965年初，中国文联组成庞大的队伍，有名气的作家、艺术家如华君武、严文井、侯金镜等等临时更名改姓，参加由中央和山东地方组成的工作团开赴山东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中国作协工作团由严文井带队，出发前举旗列队，党组书记刘白羽进行战前动员，挥手送行，登高一呼：“高举红旗前进！前进！出发！”
我和化名的陈白尘、杨匡满被派往孔圣人的家乡曲阜一个名叫“东陶洛”的大村，同山东的干部们共同开展工作。按照文件精神，我们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挖资本主义，气氛神秘，工作紧张，非常艰苦。 我们首先查生产队的郭队长，他是村上的“当权派”，我们夺了他的权。我们走家串户摸他的情况，我陪他一块儿上山打石頭，一种不要命的力气活，回家吃的也是红薯稀饭红薯煎饼就“小豆腐”（洋树叶与黄豆腌制的小菜，味咸苦），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反倒觉得他是个艰苦奋斗、一身清苦、应该表扬的好干部。我们的工作陷入被动。
工作队实行铁的纪律，生活不能特殊，吃派饭，我派到最穷的一家，丈夫不务正业在外瞎混，妻子孔庆香累死累活，养着两个女儿。吃她家的派饭，我付给她的是高于一般的饭费，她报答我，隔三岔五做一顿以红薯粉为主的杂粮面条。
长期营养缺乏，我们浮肿了。杨匡满肺病，先期返回北京。我住大队部，门前就是小吃摊，花生米的诱惑几乎使我丧失了革命气节。后来宽松点，指挥部说节假日可以进曲阜县城参观孔庙孔府，我去了，碰到我的 《文艺报》 老上级、“人道主义者”黄秋耘，在孔庙的临街招待我一大青花瓷碗肉馅馄饨，让我久久难忘。
没有发现“走资派”，只好黯然收兵，但这一次的撤退不像上次在北京四季青公社蓝靛厂火烧营那么顺利，陈白尘险些出不了村。他并无恶行，不过奉旨行事，也温和，然而，伤害了不脱产、整天辛辛苦苦的基层干部。
下干校 “五一六分子”挨整 我与冯牧苦中作乐
“文革”期间下干校，我作为“五一六分子”挨整。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推开门，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这么晚了……您？
又一天深夜，严文井塞给我一个纸包，原是块骨头。我狼吞虎咽，啃个干净。老严后来告诉我：“有条死狗，剥皮煮肉，让我烧火，烧火有功，分得一根小腿。我没舍得吃光，留给你啃啃。香得很吧？可不能说出去！”
“五一六”是一大冤案，结案的事最后落在新任连指导员严文井的头上。他被迫收拾残局。他以各种方式安慰受伤的灵魂。几经催问，给我的结论终于下来，他亲自念给我听：“没有发现阎纲同志的‘五一六’问题。”冤枉人好几年，天天当“匪徒”斗，“没有发现”四个字就打发走了？他无可奈何，只好抹稀泥，说：“我们经得多了，历来都是这么个写法，算了、算了！”
严文井一生真诚待人，鲜活为文，风格清雅。他是和善的前辈老先生，有恩于我，我很怀念他。他是真正的作家、艺术鉴赏家，我很崇敬他。我在作协工作30年，大小运动见得多了，没见过他声嘶力竭吹胡子瞪眼。他是作协颇富人格魅力中最年长的一位，过得艰难，活得潇洒，充满幽默感，有时锐气逼人，但用讽喻的手法，总而言之，“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冯牧是我 《文艺报》 的老领导。在干校，他是牛鬼蛇神，我是“猪猫虫鼠”，都是老老实实接受专政的“阶级敌人”。
冯牧打小攒钱泡戏园子，专攻程派唱腔，成了程砚秋的朋友和弟子，算得上是老牌票友，連李世济见他都叫“老师”。我们俩聊起京戏来手舞足蹈，甭提多么陶醉。
干校活重，一天下来累个半死，吃完晚饭过足烟瘾，提上马扎窗下一坐，便拉将起来、唱将起来，我拉他唱，苦中作乐，围坐观赏者大有人在。然好景不长，队前点名，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指名地批评道：“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竟然唱起‘李玉和’来，还又拉又唱的，想干什么？”我和冯牧相视一笑，从此弦断音绝。
长达六年的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撤销，1975年，我们几个分配不出去、丢弃在“五七大路上”的难民，由湖北咸宁迁徙到中国文联的另一个五七干校—— 天津静海团泊洼干校。干校右边是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郭小川先期到达，由江青指定设立的专案组隔离审查，两年多不准回家，申请到天津拔牙也不准，长年住在养鸽子的平房里。
小川还是小川，一个落魄的老革命和真正修炼到家的老诗人。团泊洼重逢，我们聊了许多，主要是政局和艺术、治学和做人。
小川听到毛主席关于 《创业》 的批示后，心情大好，上书胡乔木，甘冒风险，直言犯谏，写了三千多字的意见书，认为目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有偏差，建议改组以于会泳为首的文化部，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能。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反对一言堂和文化专制主义……言人之所不敢言。
他，一个正接受审查前程毫无着落的重犯，却把作协的同志挂在心上，四处联络老关系，为长期禁锢在干校受罪的老小哥们寻找出路。
郭小川到死心里揣着一本欠账：“作协干校这么一大批干部，将来怎么办啊！”
我常想，像郭小川这样忠诚于党却不盲目紧跟、直言犯谏的作家，扳指头数数，能有几个？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11月23日）
1956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接待我的是人事室李小为，诗人李季的夫人，问我愿意到哪个编辑部去，我说我爱好写作，想去 《人民文学》。她说：“《文艺报》 改版，到那里去做评论编辑好吗？”于是，我踏进 《文艺报》—— 鼓楼东北角下的一座小院。
《红楼梦》 事件，“质问 《文艺报》”，批胡适，抓胡风，几番风雨之后，张光年、侯金镜到 《文艺报》 赴任。我们新来的一批大学生，对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下、时常在文坛发难的《文艺报》敬畏备至，情愿献身。谢永旺在会上说的一句话，赢得热烈的掌声。他说：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要像别林斯基一样，将我的 《现代人》 和 《祖国纪事》——《文艺报》 放在棺材里、我的枕头旁。
《文艺报》 重点联系对象是“南姚 （姚文元） 北李 （李希凡）”，我负责联系李希凡，他的 《创业史》、《红旗谱》以及 《三国》、《水浒》 的系列评论，大多经由我发稿，他不愿意别人动他的文章，却让我不客气地进行删改，只要我改过的他绝不恢复，以后出书也不恢复；叶圣陶的稿子却一个标点也不能动，动则盛怒；我们编辑部主任把“如坐春风”改成“如沐春风”，待人一贯和气的老舍非常生气。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出版，我到西城访问周作人，清贫自守，唯唯诺诺，一问一答，非常谨慎。又去西城访问张恨水，他生怕说错一句话，其情其景酷似进入周宅面对周作人。不同的是，张恨水除了“拥护”就是“感谢”。
1958年，“新民歌”又掀熱浪，铺天盖地；同时间，诗歌界大批何其芳的“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说他“否定民歌，歧视民歌”，也就是“否定新民歌，歧视新民歌”。何其芳非常激动，把气撒到登门拜访的我的身上，说你们 《文艺报》 张光年怎么搞的，简直是“断章取义，无的放矢，诛心之论，深文周纳！”甚至于将明显的错别字将错就错拿来打人，“我的文稿中‘无比地大’错印成‘天比地大’，赵景琛也拿来批，谁不知道‘天’比‘地’大？”
元月中下旬之交，一大张清样工工整整地摊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401作协会议室的长桌上，上面改得密密麻麻。这是经毛泽东亲手改定的 《再批判·按语》，还有他特意批复的一封信，另有一处关于文风问题的几句非常辛辣有趣的话。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张贴有三位总编送上的 《再批判·按语》 的清样，纸质很一般，但很大，有点发黄。全篇文字勾勾画画，补写的文字几乎充斥所有空白的地方，龙飞凤舞，密密麻麻，面目全非。毛泽东给 《文艺报》 正副总编的信就写在改样的旁边，整个文字一概是用粗软的铅笔书写。左下方，是麻钱大的一个烧焦了的窟窿眼，恐系主席边写信、边吸烟掉下的灰烬所致。
批李何林内情 “马文兵”原是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集体化名
1959年底文艺界开展一场批修大斗争，根据周扬的讲话精神，作家协会3月底就布置下去，主要报刊批判巴人、李何林，争取钱谷融、蒋孔阳。
许多报刊也行动起来，对李何林展开批判，文艺界继反右运动仅仅一年之后，又掀批判的浪潮。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突然冒出来的马文兵！马文兵在 《文艺报》 上发表的 《论人道主义》 等几篇论文，理论性强，火力凶猛。
“马文兵”是我跑稿子发现的。为了配合文艺界批修，《文艺报》 准备把刘澍德反映合作化运动的小说 《归家》 拉出来批判，我便到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去找何文轩 （后改名何西来） 约稿，因为何西来在研究班期间写过有关 《创业史》 的文章，我有好感，又因为这个研究班是文学研究所同仁大联合组建的，何其芳等名家专题授课。
就是在何西来那里，我得知“马文兵”正在响应上级指示，加紧攻读马列著作，寻找批判的武器，枪口瞄准巴人等人。我把他们紧紧地抓住，他们当然喜出望外。
“马文兵”是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的集体化名，主笔是支部书记郭拓，成员有王春元、谭沛生、何西来、缪俊杰、刘建军等等。从“马”、“文”、“兵”三字的连缀，可以推想其战斗组合的性质。发现“马文兵”，解决了 《文艺报》 配合批修运动的燃眉之急。
大批修正主义的浪潮中，郭拓转来他母校南开大学中文系召开大会批判李何林的邀请函，《文艺报》 派我参加。到南开后，李何林以中文系主任的身份接待我，没有一点架子，修养有素。我发现这位一生崇敬鲁迅、一贯憎恶分明的人，原來是个非常和善的老者，我的目光在他的身上停留了好久。会议开始，不好推辞，我讲了几句，依然是编辑部和主编张光年批判文章的调子，作态度坚决状，伤害了李先生。
《创业史》 出世 扎根一线的柳青有县委杨副书记的影子
《创业史》 第一部从1959年4月起在 《延河》上连载，同年 《收获》 转载，1960年6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每发表一次，柳青认真修改一遍，越来越精当，因此，日益为读者所传诵。
柳青除了必要的“运动”之外，和文学界来往不多，他一直坚守在生活第一线。在文学界看来，柳青是作家；在长安县人看，柳青是政治家。
不少有文化的农村干部把 《创业史》 当成了他们的农村工作手册，尤其是在陕西。他们在 《创业史》 里学习党的农村政策，学习公道、积极、实干苦干的精神，学习怎样耐心地、细致地对农民进行教育的方法。
1960年，柳青到北京参加7月22日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文代大会，会议期间，我去看他。柳青一见面就叫“乡党”！十分亲切。他问：“你是礼泉人吧！”我说：“你的记性真好。”他肯定地说：“那就是乡党了。”我说：“你是吴堡人。”他风趣地说：“我现在成了长安人，和你离得更近了。”说完就笑了。
他满口浓重的陕北音调，给人一种淳厚笃实的感觉。看见他，好像看见 《创业史》 里县委杨副书记的影子。那双炯炯的眼睛，发射着智慧的光芒，脸上带着旷野里长大的庄稼人的黝黑和坚实。通过眼前的柳副书记 （他在长安县兼任县委副书记），我对杨副书记的印象更加具体化了；我又从杨副书记的身上，进一步认识了柳副书记。 他的穿着很朴素，上身是一件有点褪色的旧呢子制服。这件衣服，并没有给他增加多少文人的风度，我当时觉得，假若他脱掉这件衣服，也许和他的言谈举止的乡土气息更为协调。
他偶尔气喘，我赶忙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我对他说，文艺界都在传，说柳青得了一种怪病，这种病最讨厌香气，洒过香水的妇女从身边一过，他就“休克”……不等我说完，他哈哈大笑，说：“没有那么严重，反正麦子扬花的时候就得躲躲。”
我们的话题转到 《创业史》 上来。他认为：一个作家要写作，必须向人民负责，出发点是人民，表现的是人民，写出来后说好说坏也是人民；一个作家本事再大，也不能把人民表现得天衣无缝。他说，《创业史》 还要不断地修改。
他问我：“你看了咋想的？”我说：“首先是《创业史》 的语言吸引了我，好像是家乡来人了，亲口讲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听来又真实又亲切，一点隔阂也没有。”他说：“那里面的话，外地人懂不懂？”我说：“北方人没问题，南方人怕要大打折扣。”当我提到有同志认为改霞这个人物太知识分子味了，篇幅也占得太多，甚至可以把这个人物删除掉时，他略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他还回答我说，《创业史》 计划写四部，一直写到公社化。也许写不完，谁知道还会有多少周折。写 《创业史》 的目的，是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歌颂新农村怎样诞生、新农民怎样成长，这是我们一代作家的光荣任务。当谈到创作和生活的关系时，他又笑了笑说：咱这个文学界，我算是在这个“界”中，又算是在这个“界”外。
幾年后，北影著名导演水华多次同我联系，准备将 《创业史》 改编成电影，征求我的意见。鉴于人民公社化助长浮夸风、共产风，《创业史》 合作化的方向不大好把握。水华认为，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值得坚持的。我说 《创业史》 里心理描写多，作者的议论更多，极力用先进思想“教育农民”，电影不好诉诸画面。水华说，这好处理，画外音可以解决。他把电影剧本写出来了，但不顺利，终未拍成电影。
编织罪名批右倾 郭小川竟然表示口服心服
1959年庐山会议批倒彭德怀，全国随之开展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作协党组开会批判赵树理的小说 《实干家潘永福》，批判作协外委会杨子敏等给中央写信反映大跃进以来农村的破败景象，文联大楼四层贴滿了大字报。我们 《文艺报》 重点批判支部书记王谷林和贫农出身的办事员冯振山，大字报贴满了五楼。冯振山回了一趟老家，返回单位后向组织如实反映所见所闻，唉声叹气，结果批他右倾。支部派人到当地农村，带回一筐老玉米，在四层展览，上写：“看农村人挨饿吗？”哪儿找不到一筐老玉米？但是大字报再掀高潮，批右倾不能断线。
作协党组六次开会批郭小川，又开群众大会批，领导上让我发言批判他的长诗 《一个和八个》。我以党不会制造冤假错案、即便有过也及时纠正为由，上纲上线批判，郭小川竟然表示口服心服 （心里当然不服）。《文艺报》 开会批判黄秋耘，他曾被邵荃麟保护过关，躲过划右，躲不过挨批。我的任务是批他的 《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而这篇杂文正是我尤为喜爱的。它让作家既要正视人民疾苦，又要有积极参与克服生活困难的勇气；既要肯定生活，也要批判生活，即“干预生活”。这没有错啊！我只好以“暴露生活阴暗面”为由，说作者给社会主义中国抹黑。
党支部开会讨论作家冯钟璞 （宗璞）入党的会上，让我发言批判她的 《红豆》。我喜欢这篇小说的知识分子情调，可在当时看来，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我就批 《红豆》 的资产阶级情调及其软弱和动摇。
60年代初期文艺创作回潮 徐光耀说：“《小兵张嘎》 是我的救命恩人！”
1961年初，由张光年执笔的 《题材问题》 专论 （“文革”中作为“黑八论”之一的“反‘题材决定’论”） 发表以后，我去黄图岗和煤炭胡同采访周立波和赵树理，周立波喜不自禁，以 《乔老爷上轿》 为例称赞放宽文艺题材多么及时。赵树理聊着聊着竟然站起来，手舞足蹈，唱起上党梆子来，由上党梆子谈到山西梆子再谈到我们的秦腔，谈到 《三关摆宴》 多么好看又多么长人志气，从而赞赏文艺题材的多样化。
1961年底，我发现徐光耀的中篇小说 《小兵张嘎》，喜出望外。1957年受丁玲、陈企霞一案的牵连，徐光耀被打成反党分子。半年后的1958年1月，中篇小说 《张故得儿》 动笔写作，6月定稿，更名 《小兵张嘎》。9月，徐光耀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降职降薪，下放保定大祝泽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9月，他摘去右派帽子，分配到保定市文联工作。1961年，《小兵张嘎》 被 《河北文学》 主编张庆田发现，请示无果后冒着风险在《河北文学》 第11—12期合刊上全文发表。我心想，《河北文学》 敢于发表，《文艺报》 也敢冒险，报请侯金镜同意后，即刻组织文章高调推出。
徐光耀后来一直说：反右时我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的神经有点错乱，快成疯子了，要是精神分裂就危险了，所以，继续创作，尽量转移思路，写出小说 《小兵张嘎》。徐光耀说：“《小兵张嘎》 是我的救命恩人！”
巴金在上海作协会上批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的讲话受到批评以后，恰好那时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我去东四饭店拜访，敏感的话题，他三缄其口，但态度诚恳。
在孔子家乡搞“四清” 陈白尘险些出不了村
1965年初，中国文联组成庞大的队伍，有名气的作家、艺术家如华君武、严文井、侯金镜等等临时更名改姓，参加由中央和山东地方组成的工作团开赴山东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中国作协工作团由严文井带队，出发前举旗列队，党组书记刘白羽进行战前动员，挥手送行，登高一呼：“高举红旗前进！前进！出发！”
我和化名的陈白尘、杨匡满被派往孔圣人的家乡曲阜一个名叫“东陶洛”的大村，同山东的干部们共同开展工作。按照文件精神，我们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挖资本主义，气氛神秘，工作紧张，非常艰苦。 我们首先查生产队的郭队长，他是村上的“当权派”，我们夺了他的权。我们走家串户摸他的情况，我陪他一块儿上山打石頭，一种不要命的力气活，回家吃的也是红薯稀饭红薯煎饼就“小豆腐”（洋树叶与黄豆腌制的小菜，味咸苦），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现，反倒觉得他是个艰苦奋斗、一身清苦、应该表扬的好干部。我们的工作陷入被动。
工作队实行铁的纪律，生活不能特殊，吃派饭，我派到最穷的一家，丈夫不务正业在外瞎混，妻子孔庆香累死累活，养着两个女儿。吃她家的派饭，我付给她的是高于一般的饭费，她报答我，隔三岔五做一顿以红薯粉为主的杂粮面条。
长期营养缺乏，我们浮肿了。杨匡满肺病，先期返回北京。我住大队部，门前就是小吃摊，花生米的诱惑几乎使我丧失了革命气节。后来宽松点，指挥部说节假日可以进曲阜县城参观孔庙孔府，我去了，碰到我的 《文艺报》 老上级、“人道主义者”黄秋耘，在孔庙的临街招待我一大青花瓷碗肉馅馄饨，让我久久难忘。
没有发现“走资派”，只好黯然收兵，但这一次的撤退不像上次在北京四季青公社蓝靛厂火烧营那么顺利，陈白尘险些出不了村。他并无恶行，不过奉旨行事，也温和，然而，伤害了不脱产、整天辛辛苦苦的基层干部。
下干校 “五一六分子”挨整 我与冯牧苦中作乐
“文革”期间下干校，我作为“五一六分子”挨整。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推开门，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这么晚了……您？
又一天深夜，严文井塞给我一个纸包，原是块骨头。我狼吞虎咽，啃个干净。老严后来告诉我：“有条死狗，剥皮煮肉，让我烧火，烧火有功，分得一根小腿。我没舍得吃光，留给你啃啃。香得很吧？可不能说出去！”
“五一六”是一大冤案，结案的事最后落在新任连指导员严文井的头上。他被迫收拾残局。他以各种方式安慰受伤的灵魂。几经催问，给我的结论终于下来，他亲自念给我听：“没有发现阎纲同志的‘五一六’问题。”冤枉人好几年，天天当“匪徒”斗，“没有发现”四个字就打发走了？他无可奈何，只好抹稀泥，说：“我们经得多了，历来都是这么个写法，算了、算了！”
严文井一生真诚待人，鲜活为文，风格清雅。他是和善的前辈老先生，有恩于我，我很怀念他。他是真正的作家、艺术鉴赏家，我很崇敬他。我在作协工作30年，大小运动见得多了，没见过他声嘶力竭吹胡子瞪眼。他是作协颇富人格魅力中最年长的一位，过得艰难，活得潇洒，充满幽默感，有时锐气逼人，但用讽喻的手法，总而言之，“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冯牧是我 《文艺报》 的老领导。在干校，他是牛鬼蛇神，我是“猪猫虫鼠”，都是老老实实接受专政的“阶级敌人”。
冯牧打小攒钱泡戏园子，专攻程派唱腔，成了程砚秋的朋友和弟子，算得上是老牌票友，連李世济见他都叫“老师”。我们俩聊起京戏来手舞足蹈，甭提多么陶醉。
干校活重，一天下来累个半死，吃完晚饭过足烟瘾，提上马扎窗下一坐，便拉将起来、唱将起来，我拉他唱，苦中作乐，围坐观赏者大有人在。然好景不长，队前点名，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指名地批评道：“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人，竟然唱起‘李玉和’来，还又拉又唱的，想干什么？”我和冯牧相视一笑，从此弦断音绝。
长达六年的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撤销，1975年，我们几个分配不出去、丢弃在“五七大路上”的难民，由湖北咸宁迁徙到中国文联的另一个五七干校—— 天津静海团泊洼干校。干校右边是劳改农场，左边是右派农场。郭小川先期到达，由江青指定设立的专案组隔离审查，两年多不准回家，申请到天津拔牙也不准，长年住在养鸽子的平房里。
小川还是小川，一个落魄的老革命和真正修炼到家的老诗人。团泊洼重逢，我们聊了许多，主要是政局和艺术、治学和做人。
小川听到毛主席关于 《创业》 的批示后，心情大好，上书胡乔木，甘冒风险，直言犯谏，写了三千多字的意见书，认为目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有偏差，建议改组以于会泳为首的文化部，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的职能。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反对一言堂和文化专制主义……言人之所不敢言。
他，一个正接受审查前程毫无着落的重犯，却把作协的同志挂在心上，四处联络老关系，为长期禁锢在干校受罪的老小哥们寻找出路。
郭小川到死心里揣着一本欠账：“作协干校这么一大批干部，将来怎么办啊！”
我常想，像郭小川这样忠诚于党却不盲目紧跟、直言犯谏的作家，扳指头数数，能有几个？
（选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