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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天主教逐步走向了现代化、世俗化和理性化的道路，其与科学的关系也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这并不是教会的妥协之举，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对话的同时，其主体性、独特性仍然存在，某些领域仍与现代社会存在着冲突。
关键词：天主教；科学；现代攻防；世俗化；转向
从基督教产生至今，已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时至今日，天主教神学也迎来了新千年的历史时刻，纵观近一二百年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天主教并未完成现代化的进程，而只是尚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初步发展阶段，其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之前两千多年传统积淀比起来仍然显得过于弱小与单薄。因此天主教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道路仍然面临着危机与考验，无论是保守力量还是激进力量都可能会丧失现代发展形势所初步具有的价值与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1 批判的视角：传统与现代的攻防
现代社会，对于天主教与科学关系互动中所带来的天主教的现代转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其积极性的评价既是对其自身的变化，也是对其所带来的外部影响与社会作用，但对其现代转向，同时也应持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与态度。 梵二会议所带来的天主教思想的更新，多元化神学思想的出现，以及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与结论进入神学领域，虽然相当多的思想研究得到了教会的默许与认可，但只有为数不多的思想能进入教会的主流，更多的思想被排斥在外，这无疑会造成彼此的矛盾并带来教众思想的混乱。众所周知，教会并不是一个思想研究机构，而是信仰管理体系，或者如教会所说现代已成为为信众服务的“信仰服务团体”，虽然梵蒂冈教廷设有信仰理论部，虽然已放弃了其前身宗教裁判所臭名昭著的专制化的思想控制，但其职责仍然是维护信仰与教义。查禁和制裁任何违反信仰原则以及教义教规等的言论与刊物。教会现代思想的发展仍然受到了某种限制和内在的制约，同时教会现代转向也面临着内部传统势力的阻挠与压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所倡导的思想革新，可能是一种发展的理想，但同时无疑也是一种姿态性、策略性的公开宣示，从而使这种现代化革新本身带有极强的功利化的工具性色彩。
如上所述，教会的做法更多是出自在现代社会对影响力与话语权的争夺。科学的发展对天主教的冲突与排斥，现代西方哲学的富多样的流派思想对人们信仰与心智的占领，成为天主教多样化丰富有效的替代，西方现代各国对政教分离进一步的隔绝措施教会参政力量的分化组合，使得天主教政治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兴起，无神论思想在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以及信仰者的增多，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减了天主教的影响力，这就使教会需要采取革新措施以争夺在现代社会话语权与影响力，从而摆脱日趋衰落的局面。当然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甚至令人眼花缭乱的做法，一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也无助于文明演进本身，在信仰芜杂的西方后现代社会，并没有解决信仰问题，反而增添了混乱。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天主教现代转向的过程中，其主流思想中传统思维犹存，在開放的同时，对现代社会仍有戒心，尤其是对还会主义国家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敌意，与此同时，天主教也仍然保持着对政治权力的偏好和对社会政治控制的期许。在神学研究方面，仍然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强制色彩，如一些天主教神学家诸如斯莱贝克、汉斯?孔、法国的德尔尚和包依埃美国的柯伦等人，他们的著作遭到了天主教的审查，他们本人被天主教会训斥、警告与制裁，甚至有人被开除了教籍。但此种遭遇是在二十世纪天主教总体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趋势下发生的，所以这种遭遇与之前的宗教迫害比起来其烈度要轻得多，也并未能够制止这些开放神学家的思想和行为。而引起较大轰动的是1995年天主教会发生的“加约事件”，加约当时是法国埃夫勒郊区的主教，但却在法国主教团事先毫无知晓的情况下，突然被教廷辞退主教职务，原因在于“加约在任埃夫勒教区主教12年任内发表了大量言论，有关于支持中止强制性的司铎终身制，赞成祝圣妇女任司铎、人工流产以及使用避孕套防止；还有关心穷人和被社会排斥的人等等。这些都和天主教会的正统教导相违背。”［1］加约事件在整个西欧天主教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教众和下层神职人员对教廷的反感、不满与反对。
2 教廷对现代社会的政治追求仍在
再如梵蒂冈对中国自办教会的粗暴干涉，中国有着完全自主的独立主权，自己的一切事物不受外来干涉，新中国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天主教会遵循中国有关宗教事务的法律法规，已经走上了自主和良性发展道路，符合有关国际惯例和中国天主教徒的自身意愿，受到了中国广大天主教徒和中国天主教会的拥护和欢迎。而梵蒂冈反华思想可谓由来已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梵蒂冈“驻华代表”就曾指示中国的天主教徒，不要和新政权合作，这与西方当时的敌意与冷战思维如出一辙，无论从历史与现实，都应该对梵蒂冈的这一做法进行批评与谴责。其实，天主教传统的旧政治思维影响仍相当强大，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在战后51届联合政府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支配地位，而这受到了教会背后强大的支持，即使在1993年，天民党执政终结后，教会仍大力支持新天民党。此外，虽然二战以来，天主教政治势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衰退的现象，但收到天主教支持或具有天主教思想倾向的政治团体与组织在西方各国仍不乏其身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天主教政治在现代社会中还没有完全终结。
再如在教会所倡导的对话中，教宗的足迹涉及到了世界各地，对话也在一切涉及政治、战争与军事、人权、难民、婚姻、家庭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一切问题。“有人认为这是罗马教会凯旋主义和完满主义的又一次复活。梵蒂冈越来越多地涉足到世俗事务和国际事务，固然扩大了罗马教会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招致各种批评。”［2］天主教所倡导的对话并不是要与对话者平等对待、平分秋色，而是试图通过对话影响对方，将一切构建纳入到“尊重天主教的基础并与之统一”的设想之上，这必然会招致批评甚至激烈的反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话的政治色彩远远大于其宗教色彩。从而会难度重重，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在与科学关系的整合分析来看，虽然科学的进展为当代天主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护教与整合的若干可能与契机，但也存在着若干要点无法回避与克服。如相对论的时间论述与上帝对时间的超越性并不一致；目前科学进展尚无法标明是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还是自然界存在着不确定性；宇宙大爆炸也并意味着是上帝创造的结果，所以当现任教宗急切的宣布是上帝制造了宇宙这次大爆炸以后，既不显得骇人听闻，也没引起太大的反响与呼应。 从上述意义上说，天主教的现代转向之路刚刚开始，存在着大量艰涩的问题与障碍，这考验着教宗和整个教会的智慧，不回避批评，正视现实，或许还存在着一丝前景与生机。
3 神性与世俗的反向消解
天主教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完全排斥了天主教现代派、自由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并没将基要主义的观点纳入其主流思潮，基本持否定的态度。教會对现代派彻底否定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主观主义宗教观，强调了个人的内心感受，把个人的内心体验与感受上升为宗教的本质，宗教既不是思辨的也不是行动的，如此启示的超验性、宗教的权威性、客观性与历史性完全丧失了。尽管现代派的初衷是教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地位，但这种立场所导致的结果是基督的神性完全被人性所取代，被人的主观内心所取代，这并不是秩序的重建，而是所有秩序的毁灭。而与现代派相对应的基要主义试图维护信仰的传统秩序，维护信仰正统，固守城池的做法，这与在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天主教试图抛弃传统城堡思维的态度完全背道而驰。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基要主义，或者也包括新正统神学，均为天主教的发展留下了若干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现代人内心世界的基督信仰无疑是教会存在最大的基础，但这只是现实的基础而并不是理论基础，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可以有多种表达与实现方式，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很多方面亦为各种各样哲学流派所带来的时代思潮所占据，而教会也需要更加清晰的论述自身在其中的位置，当然教会首先还是强调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哲学史上最后这一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信仰与哲学理性的逐步分家。不过，若注意观察一下，在那些助长理性远离信仰的哲学思维中，仍旧显露出若干思想的宝贵胚芽……可是，这并不意指对目前这种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无须慎加检讨，因为无论是理性或信仰，失去对方之后都变得贫乏与弱不禁风。理性少了启示的帮助，不在正道上走，要冒失去终极目标的危险。信德没有理性的支持，只强调感觉与经验，恐怕也会有失去普遍命题的危险。设想信仰面对微弱的理性会更强而有力，那是一种错觉；相反的，信仰会陷于萎缩为神话与迷信的重大危险中。同样，一个缺少成熟的信仰的理性，无从受到鼓励，也不会去关注存有的鲜活性及彻底性。” ［3］
如何融入现代社会，如何走进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而又能保持教会与神学的超越性、权威和正统性，如何保持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不至于因保守而现代社会逐渐消逝而成为历史遗迹，或者因过于开放而淹没于世俗世界的浪花之中。这是一个难解的困境。教会主流思想在对现代派谴责的同时却也认可了教会与神学应该关注现实社会与现代人的内心感受，同时阐述强调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正如教会所特别指出的，“现代人的社会及文化生活情形有了深刻的改变，在人类历史上，真可说是一个新纪元，同时亦开辟了玉成并推广文化的新途径。这新途径的开辟是得力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跃进，技术的进步，尤某是交通电讯等工具的改善。”“攻读哲学、史学、数学、自然科学及艺术，颇有助于提高人类对于真、善、美的理解力，对于普遍价值的判断力。于是人类为那永远与天主同在、并与他一同治理万物、且活跃于尘寰、欢乐于人间的奇妙智慧，更光明地受到照耀。”［4］教会对经院哲学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是希望能够继续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以思辨理性重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理性秩序，但现实的却是向日益强大的工具理性转向，在一些神学家看来与世俗化密切联系的所谓理性化事实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趋向，反而会使宗教思想与原则有遭受抛弃的危险。
参考文献：
［1］ ［2］ 傅乐安.当代天主教［M］.东方出版社，1996.
［3］ 引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1998年9月14日通谕《信仰与真理》第48节.
［4］ 引自梵二会议文件《论教会在现代社会牧职宪章》第55.57节.
关键词：天主教；科学；现代攻防；世俗化；转向
从基督教产生至今，已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时至今日，天主教神学也迎来了新千年的历史时刻，纵观近一二百年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天主教并未完成现代化的进程，而只是尚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初步发展阶段，其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之前两千多年传统积淀比起来仍然显得过于弱小与单薄。因此天主教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道路仍然面临着危机与考验，无论是保守力量还是激进力量都可能会丧失现代发展形势所初步具有的价值与进一步发展的能力。
1 批判的视角：传统与现代的攻防
现代社会，对于天主教与科学关系互动中所带来的天主教的现代转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对其积极性的评价既是对其自身的变化，也是对其所带来的外部影响与社会作用，但对其现代转向，同时也应持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与态度。 梵二会议所带来的天主教思想的更新，多元化神学思想的出现，以及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与结论进入神学领域，虽然相当多的思想研究得到了教会的默许与认可，但只有为数不多的思想能进入教会的主流，更多的思想被排斥在外，这无疑会造成彼此的矛盾并带来教众思想的混乱。众所周知，教会并不是一个思想研究机构，而是信仰管理体系，或者如教会所说现代已成为为信众服务的“信仰服务团体”，虽然梵蒂冈教廷设有信仰理论部，虽然已放弃了其前身宗教裁判所臭名昭著的专制化的思想控制，但其职责仍然是维护信仰与教义。查禁和制裁任何违反信仰原则以及教义教规等的言论与刊物。教会现代思想的发展仍然受到了某种限制和内在的制约，同时教会现代转向也面临着内部传统势力的阻挠与压力，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所倡导的思想革新，可能是一种发展的理想，但同时无疑也是一种姿态性、策略性的公开宣示，从而使这种现代化革新本身带有极强的功利化的工具性色彩。
如上所述，教会的做法更多是出自在现代社会对影响力与话语权的争夺。科学的发展对天主教的冲突与排斥，现代西方哲学的富多样的流派思想对人们信仰与心智的占领，成为天主教多样化丰富有效的替代，西方现代各国对政教分离进一步的隔绝措施教会参政力量的分化组合，使得天主教政治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兴起，无神论思想在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以及信仰者的增多，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减了天主教的影响力，这就使教会需要采取革新措施以争夺在现代社会话语权与影响力，从而摆脱日趋衰落的局面。当然这种带有功利色彩的甚至令人眼花缭乱的做法，一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另一方面，很多时候也无助于文明演进本身，在信仰芜杂的西方后现代社会，并没有解决信仰问题，反而增添了混乱。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天主教现代转向的过程中，其主流思想中传统思维犹存，在開放的同时，对现代社会仍有戒心，尤其是对还会主义国家还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敌意，与此同时，天主教也仍然保持着对政治权力的偏好和对社会政治控制的期许。在神学研究方面，仍然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强制色彩，如一些天主教神学家诸如斯莱贝克、汉斯?孔、法国的德尔尚和包依埃美国的柯伦等人，他们的著作遭到了天主教的审查，他们本人被天主教会训斥、警告与制裁，甚至有人被开除了教籍。但此种遭遇是在二十世纪天主教总体开放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趋势下发生的，所以这种遭遇与之前的宗教迫害比起来其烈度要轻得多，也并未能够制止这些开放神学家的思想和行为。而引起较大轰动的是1995年天主教会发生的“加约事件”，加约当时是法国埃夫勒郊区的主教，但却在法国主教团事先毫无知晓的情况下，突然被教廷辞退主教职务，原因在于“加约在任埃夫勒教区主教12年任内发表了大量言论，有关于支持中止强制性的司铎终身制，赞成祝圣妇女任司铎、人工流产以及使用避孕套防止；还有关心穷人和被社会排斥的人等等。这些都和天主教会的正统教导相违背。”［1］加约事件在整个西欧天主教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教众和下层神职人员对教廷的反感、不满与反对。
2 教廷对现代社会的政治追求仍在
再如梵蒂冈对中国自办教会的粗暴干涉，中国有着完全自主的独立主权，自己的一切事物不受外来干涉，新中国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天主教会遵循中国有关宗教事务的法律法规，已经走上了自主和良性发展道路，符合有关国际惯例和中国天主教徒的自身意愿，受到了中国广大天主教徒和中国天主教会的拥护和欢迎。而梵蒂冈反华思想可谓由来已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梵蒂冈“驻华代表”就曾指示中国的天主教徒，不要和新政权合作，这与西方当时的敌意与冷战思维如出一辙，无论从历史与现实，都应该对梵蒂冈的这一做法进行批评与谴责。其实，天主教传统的旧政治思维影响仍相当强大，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在战后51届联合政府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支配地位，而这受到了教会背后强大的支持，即使在1993年，天民党执政终结后，教会仍大力支持新天民党。此外，虽然二战以来，天主教政治势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衰退的现象，但收到天主教支持或具有天主教思想倾向的政治团体与组织在西方各国仍不乏其身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天主教政治在现代社会中还没有完全终结。
再如在教会所倡导的对话中，教宗的足迹涉及到了世界各地，对话也在一切涉及政治、战争与军事、人权、难民、婚姻、家庭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一切问题。“有人认为这是罗马教会凯旋主义和完满主义的又一次复活。梵蒂冈越来越多地涉足到世俗事务和国际事务，固然扩大了罗马教会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招致各种批评。”［2］天主教所倡导的对话并不是要与对话者平等对待、平分秋色，而是试图通过对话影响对方，将一切构建纳入到“尊重天主教的基础并与之统一”的设想之上，这必然会招致批评甚至激烈的反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话的政治色彩远远大于其宗教色彩。从而会难度重重，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在与科学关系的整合分析来看，虽然科学的进展为当代天主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护教与整合的若干可能与契机，但也存在着若干要点无法回避与克服。如相对论的时间论述与上帝对时间的超越性并不一致；目前科学进展尚无法标明是人类认知的局限性还是自然界存在着不确定性；宇宙大爆炸也并意味着是上帝创造的结果，所以当现任教宗急切的宣布是上帝制造了宇宙这次大爆炸以后，既不显得骇人听闻，也没引起太大的反响与呼应。 从上述意义上说，天主教的现代转向之路刚刚开始，存在着大量艰涩的问题与障碍，这考验着教宗和整个教会的智慧，不回避批评，正视现实，或许还存在着一丝前景与生机。
3 神性与世俗的反向消解
天主教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完全排斥了天主教现代派、自由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并没将基要主义的观点纳入其主流思潮，基本持否定的态度。教會对现代派彻底否定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主观主义宗教观，强调了个人的内心感受，把个人的内心体验与感受上升为宗教的本质，宗教既不是思辨的也不是行动的，如此启示的超验性、宗教的权威性、客观性与历史性完全丧失了。尽管现代派的初衷是教会在现代社会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地位，但这种立场所导致的结果是基督的神性完全被人性所取代，被人的主观内心所取代，这并不是秩序的重建，而是所有秩序的毁灭。而与现代派相对应的基要主义试图维护信仰的传统秩序，维护信仰正统，固守城池的做法，这与在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天主教试图抛弃传统城堡思维的态度完全背道而驰。然而，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基要主义，或者也包括新正统神学，均为天主教的发展留下了若干极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现代人内心世界的基督信仰无疑是教会存在最大的基础，但这只是现实的基础而并不是理论基础，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可以有多种表达与实现方式，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很多方面亦为各种各样哲学流派所带来的时代思潮所占据，而教会也需要更加清晰的论述自身在其中的位置，当然教会首先还是强调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哲学史上最后这一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信仰与哲学理性的逐步分家。不过，若注意观察一下，在那些助长理性远离信仰的哲学思维中，仍旧显露出若干思想的宝贵胚芽……可是，这并不意指对目前这种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无须慎加检讨，因为无论是理性或信仰，失去对方之后都变得贫乏与弱不禁风。理性少了启示的帮助，不在正道上走，要冒失去终极目标的危险。信德没有理性的支持，只强调感觉与经验，恐怕也会有失去普遍命题的危险。设想信仰面对微弱的理性会更强而有力，那是一种错觉；相反的，信仰会陷于萎缩为神话与迷信的重大危险中。同样，一个缺少成熟的信仰的理性，无从受到鼓励，也不会去关注存有的鲜活性及彻底性。” ［3］
如何融入现代社会，如何走进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而又能保持教会与神学的超越性、权威和正统性，如何保持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不至于因保守而现代社会逐渐消逝而成为历史遗迹，或者因过于开放而淹没于世俗世界的浪花之中。这是一个难解的困境。教会主流思想在对现代派谴责的同时却也认可了教会与神学应该关注现实社会与现代人的内心感受，同时阐述强调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现实价值与意义，正如教会所特别指出的，“现代人的社会及文化生活情形有了深刻的改变，在人类历史上，真可说是一个新纪元，同时亦开辟了玉成并推广文化的新途径。这新途径的开辟是得力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跃进，技术的进步，尤某是交通电讯等工具的改善。”“攻读哲学、史学、数学、自然科学及艺术，颇有助于提高人类对于真、善、美的理解力，对于普遍价值的判断力。于是人类为那永远与天主同在、并与他一同治理万物、且活跃于尘寰、欢乐于人间的奇妙智慧，更光明地受到照耀。”［4］教会对经院哲学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是希望能够继续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以思辨理性重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理性秩序，但现实的却是向日益强大的工具理性转向，在一些神学家看来与世俗化密切联系的所谓理性化事实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趋向，反而会使宗教思想与原则有遭受抛弃的危险。
参考文献：
［1］ ［2］ 傅乐安.当代天主教［M］.东方出版社，1996.
［3］ 引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1998年9月14日通谕《信仰与真理》第48节.
［4］ 引自梵二会议文件《论教会在现代社会牧职宪章》第55.57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