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一阵子，关于当公务员究竟爽不爽、苦不苦，有人现身说法，有人反唇相讥，各方在媒体上展开了讨论甚至吵闹。跳出收入等具体争议，我认为，中国的官员其实很值得同情，因为相对于西方官员，中国官员累身亦累心。
　　所谓累身，在于中国官员比西方官员承担了更多更大的责任，这与政治制度和政府职能划分有关，同时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有关。
　　西方政治制度与权力运行，奠基于自由主义经济，既然是“小政府”，且受制于契约与分权制衡，那么政府及其官员也就不需要承担太多经济和社会责任。而在我们的制度下，政府几乎承担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所有职能。
　　西方的文化一向强化人们的独立意识和各利益体遵循契约关系，故而依赖性弱，独立精神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经济社会，形成了对家族和乡里的依赖，进而是对政府的依赖。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转型又加大了这种依赖，比如，过去许多事务通过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即可解决，社会转型后，旧的乡规民约被打破，新的社会运行规则尚未确立起来，结果就是一切事务都要求政府帮助解决，这也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很难真正市场化的重要原因。况且民众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开始以纳税人的姿态向政府提出过去不曾提过的许多要求。
　　上述种种，也就导致许多中西差异。美国总统可以到戴维营休假，政府仍然正常运转，共和、民主两党顶起牛来，美国政府还可以关门。中国政府和官员显然没有这么轻松，且不说国家领导人感叹“时间都哪去了”，就是一个市长、县长、镇长也难找到集中休假的时间。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国政府官员，都是在进行着“五加二、白加黑”式工作。当然，大家忙得是否都有价值，这是另一个问题。
　　其实，中国官员更累的不是身，而是心，累在身有处讲，累在心无处诉。中国官员的心累，主要缘于文化传统、体制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些根由强大且顽固，单个官员很难自拔。
　　文化传统方面，官本位导致官员承载了强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骄傲，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沉积了大量腐朽因子。不良的官场文化扭曲了官员的心理，同时扭曲了社会价值系统，它让官员外表光鲜，也就是所谓光宗耀祖的同时，产生了无限的焦虑与心灵深处的痛苦，甚至形成双重人格。道理其实简单，当全部价值落于官位，也就异化了当官，即不求贡献于社会，只求不断升官，这实际上成了套在官员头上的无形枷锁。如此，走在官道上的人们，怎能不累心。
　　体制制度方面，中国官场历来潜规则重于显规则，更将官员导入痛苦的深渊。我们在很长时间里更依赖政治力量，有意无意放松了法规制度建设。西方更强调和遵循法规制度，比如法规定官员数量至个位数，无人敢以“领导小组”等方式增加一名官员。换句话说，他们不可能象我们这样随意增设副职。正是由于我们的官员队伍存在弹性甚至随意性，注定让潜规则勃兴，同时把官员引向歧路。想想看，“不是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为现实存在后，官员能不尽情发挥吗？这就是中国官场腐败的最大动力之源，是许多不干正事的官员也忙得团团转的原因所在。实践证明，出现了普遍的不讲契约和显规则，最终始作俑者也困于其中，无人能够置身局外，得以幸免。
　　价值观与精神追求方面，由于信仰缺失与价值观紊乱，致使官员在功利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到了异化人生的程度。中国贪官95%以上牵扯到情色问题，其间既有人性的原因，同时缘于精神空虚，也就是靠发泄来缓解精神压力。人需要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精神弱化物欲必增。一定程度上，官场开始比俗而非比雅，这也是贪官如过江之鲫，且形成前腐后继奔监狱局面的重要原因。更需要强调的是，因为制度漏洞而造就了大量官员存在“原罪”，及至中央反腐风暴劲吹，这些官员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中国官员的确值得同情。从去年八条新规出台，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到反复强调信仰信念，都是着眼于引导官员的价值追求。已经可以看到，奢靡风气刹一点，官员的工作生活就轻松。惟愿终有一天，中国官员能做到累身不累心。
　　责任编辑 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