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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谭平山的革命生涯跌宕起伏，国民革命思想及其伟大实践占据重要地位。他是孙中山国民革命理想的忠实追随者，是国民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参与者、推动者和维护者。研究谭平山的国民革命思想，对于正确解读其波澜壮阔而又曲折传奇的一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谭平山 国民革命思想 实践
谭平山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杰出爱国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大革命时期，他既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又是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不仅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而且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谭平山在《广州国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国民革命与国民党》，比较详尽地论述了革命的起因、必然性以及国民革命之意义、特性、对象、要件、依靠力量等基本问题，对促进国民革命以及指导自己的革命活动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谭平山的国民革命思想顺应时代潮流，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仍闪烁着睿智的理论光芒
1923年8月24日—9月11日，《广州国民日报》分九次连载了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撰写的万字长文《国民革命与国民党》。文章分为“概论”、“国民革命之意义”两个部分。这篇文稿，比较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需要，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谭平山对于革命形势、国民革命以及国民党的总体看法。
谭平山在第一章“概论”部分，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势险危，革命是唯一的出路：“今日中国之政局，险恶极矣。内而武人专政，盗贼横行，民不聊生，外而列强压迫，共管声浪，甚嚣尘上，处兹危难紧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国内革命之呼声，高唱入云。……，革命空气，行将弥漫于神洲大陆。凡属我中华民国之国民，当无不知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矣”①；“革命者，尤发乎必然，非人力所能阻遏，而且愈阻遏而愈剧烈者也”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谭平山对于时局的认识比较清醒，是革命的赞成者、支持者、呐喊者、领跑者。
革命是一项改天换地的宏大伟业，任重道远。谭平山指出，中国的革命应是全体国民的革命，而非少数人的特别任务。对于革命的起因，他认为，环境与精神皆不可缺少，但社会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然则将谓革命之起，全由于环境而精神无与乎？曰非也。环境为主而精神为副也。环境在前而精神后起也”③。
谭平山还认为：“革命者，尤非盲目之冲动也。是有主义，有组织，有目的，有手段之一种团体行动也”④ 。他对于革命所需之主义，尤为重视，提出了六条衡量的标准。他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欧美各国以及国内各主义流派对比后认为，“是三民主义，对于革命起因之三要件，皆有相当之解决方法，故吾前所云三民主义，足以解吾人现实之困难，满足吾人现实之需要者，并非牵强附会，亦非有所私于吾党者也”⑤；“吾敢郑重而告诸国人：惟我孙公三十余年来所提倡之三民主义，而为今日中国国民党所奉以实行革命者，庶几足以当之”⑥；“对于三民主义之宣传与实行，所亟应积极以负责者也”⑦。这时的“三民主义”，已经初步得到全新的解释，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因而能够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
对于国民革命，谭平山浓墨重彩，所费笔墨最多。在“概论”的后半部分，他指出：“国民革命，固是一种政治革命，但非单纯的政治革命，亦非一阶级的政治革命。是集中各阶级被压迫的人民而成联合战线，以打倒共同之敌人之一种复合的政治革命也”①。从这里可以看出，谭平山对于国民革命的性质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国民革命是一种联合战线的各被压迫阶级人民的复合的政治革命。这种观念的广泛传播，为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思想准备。
在“国民革命之意义”一章中，谭平山认为，国民革命是推动社会进化的“政治根本上之变迁者”。他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国民革命之意义、特性、对象、要件及依靠力量等基本问题。
关于国民革命的特性，谭平山认为：“国民革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革命之特性，此种革命乃基于一般国民受压迫困苦之要求，非单独以阶级受压迫困苦而革命。故此种革命运动恒为全国国民普遍之运动”②。谭平山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国民革命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全民性的普遍政治革命。
关于国民革命的对象，谭平山认为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对象有二：“一、国民革命，必由于全民族受异族之侵略，起而谋民族政治经济之独立。二、国民革命，必由于全国人民受军阀政治之压迫，起而谋人民政治之自由”③。很显然，第一个革命的对象指的是帝国主义，第二则是指封建主义。
关于国民革命的要件，谭平山提出“伟大的群众”、“共同的目标”、“统一的组织”、“领袖的政党”必不可少，并称“爰就鄙见所及，略定为下之四要件。不敢云除此之外，别无方术之可循。然果能四者具备，则国民革命之成功，不可谓其毫无把握矣”④。
关于国民革命的依靠力量，谭平山着重强调了人民大众中间蕴藏着革命的伟大力量，“故伟大之群众者，国民革命之重要条件也”⑤，主张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合战线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革命还需要领袖政党的引领作用，认为：“夫前日之革命同盟会即今日之中国国民党，既创民国于先，拥护共和于后，始终为群众而牺牲，早已为一般国民所同情”⑥，“且中国国民党，非普通的政党也，是一种纯粹之革命党也。故按诸今日中国之情势，则中国国民党实负有国民革命之历史的使命者也。”⑦“中国国民党，既负有国民革命之历史上的使命，则内部固应有严密之组织，对外尤应领袖全国各阶级被压迫的人民，以推翻封建式的武人政治，以实现正真的民主政治。同时亦奋发图存，以抵抗列强之侵略，而定成中华民族之独立国家”⑧ 。
关于国民党的政党领袖地位，谭平山在文章的结尾大声呼吁：“我党同志，亟应振刷精神，无负历史上之使命，而保持领袖之资格也”⑨。在他看来，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成立时间较早，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理所当然处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但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及其所代表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和软弱性尚缺乏深刻的认识。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自然不必苛求。彼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刚刚登上历史的舞台，到1923年“三大”时，全国党员仅420多人，她的无比先进性、伟大使命及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尚不为世人所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党内也产生一定的错误影响。 二、谭平山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作出了突出贡献
谭平山从青年时期起，就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身革命，他是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1909年，时年23岁的谭平山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8月成为首批国民党党员。
五四运动以后，谭平山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与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发起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谭平山为主要负责人。1921年7月中共“一大”后，中共广东支部旋即在广州宣告成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局，谭平山担任书记。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异常艰巨，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对付武装到牙齿的中外反动势力。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作为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谭平山为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
谭平山充分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特殊身份，为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23年4月，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不遗余力地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进行舆论宣传。1923年8月24日-9月11日，《广州国民日报》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分九次连载了谭平山撰写的万字长文《国民革命与国民党》，这无疑对于人们充分认识国民革命的意义，支持和推动国民党改组以及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10月，谭平山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中央驻粤代表、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员的身份与廖仲恺等9人一起被孙中山委任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1月25日，谭平山在《国民党周刊》发表《国民党改组中应注意诸点》，从四个方面提出改组国民党应注意的问题，强调“国民党改组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将国民党造成一个健全而有力的革命党，造成一个全国民中的革命分子所集中的国民革命大本营”①。可以说，这与他此前撰写的《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所持观点一脉相承，对国民党的革命性及其历史使命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谭平山被孙中山指定为出席大会的代表，还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并被大会推举为组织章程、组织党务两个委员会审查委员，参与大会决策。大会闭幕时，他与李大钊、于树德等共产党员一起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月31日，在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党的总理，谭平山与廖仲恺、戴季陶三人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委员委员。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谭平山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成为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国民党“一大”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次大会，生动地体现了谭平山在《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所提出的国民革命“是集中各阶级被压迫的人民而成联合战线，以打倒共同之敌人之一种复合的政治革命也”②。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之后，谭平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全力推进国民革命。1924年秋，他与廖仲恺等6人被孙中山特派为革命委员会的全权委员，积极动员、组织政府军队和工农武装，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广东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驻粤的滇、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发生叛乱，谭平山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广东的一切实际工作，参与镇压杨、刘叛乱的决策。谭平山随黄埔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之后，1925年冬又积极配合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二次东征和南讨，亲自到工人、军人中作《东征的意义及其结果》、《我们为什么要打倒陈炯明？》等报告，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得到革命士兵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彻底消灭了陈炯明的反动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
谭平山还积极支持和推动了广东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他看来，工农群众处于被压迫的底层，国民革命离不开工农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他领导和参与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运动，支持广东各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并且较早在理论上阐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1926年元旦，谭平山发表的《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一文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仍是建筑在农业社会之上，农民是占全人口的最多数，所以国民革命一定要唤起最多数农民起来参加”③ 。这正如他在《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国民革命之群众，完全被压迫之群众也。……，故国民革命运动，万无专恃军事行动以成功的道理。其所恃以战胜共同之敌人者，赖有伟大之群众耳”④。
国共合作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为维护国共合作，谭平山全力推进国民革命事业，先后与张继、冯自由、邹鲁、谢持、林森等国民党右派反共分裂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25年5月2日，谭平山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一文，揭露和批判了冯自由等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指出“这种假冒招牌的国民党员一日不肃清，党内的纪律一日不整齐，党内的革命方略，一日不能施行”⑤ 。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林森等10余人非法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谭平山强烈谴责了这些人破坏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行径。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他所作的《党务报告》，重申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除了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的党籍。这次大会上，谭平山再次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处秘书长。5月，国民党二届二次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谭平山主张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以坚决有力的反击。 三、蒋、汪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弃国民革命的方向，谭平山寄予厚望的国民革命半途夭折，他选择了一条奋起抗争之路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愈发复杂，右派势力甚嚣尘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陈独秀奉行“二次革命”论，坚持右倾投降机会主义，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国民党已发生质的蜕变，国民革命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航向。谭平山深感痛心，坚决斗争，但已回天无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济深、古应芬等人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彻底背叛国民革命，提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动口号。“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蒋、汪沦为新军阀势力的代表。
北伐战争戛然而止，国民革命中途夭折，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全遭到抛弃。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彻底遭到失败。谭平山寄予厚望的国民革命理想彻底破灭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他和一批率先觉醒的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主要谋划者之一，参与南昌起义的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起草了南昌起义宣言，并为宣言修改问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出任公开的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参与革命委员会内部的革命三人小组、前委的领导与决策。南昌起义军撤离南昌后，谭平山随军南下，在江西瑞金与周逸群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到达福建长汀，决定成立国民政府，谭平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长。他还最早认识到南昌起义非同寻常的伟大意义，用政治家的眼光高度评价南昌起义。张国焘在1927年10月9日的报告中说：“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①”。谭平山在南昌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一些书籍和文章在写南昌起义领导成员时只字不提谭平山，有失公允。
八一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党籍，并遭到通缉。南昌起义军辗转到达广东，在潮汕遭到失败，起义军领袖分头撤离。在“左”倾盲动主义占据中共中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受苏共错误指导，对自己的干部采取惩办主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错误地作出了开除谭平山党籍的决定。1928年年初，从澳门到上海多方寻找党组织的谭平山在获悉自己被开除党籍后，要求复议，但遭拒绝。他感到自己就“像在大海航行中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痛苦”②。
谭平山在遭受人生巨大挫折和痛苦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仍然努力团结国民党左翼，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参加过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坚持反对蒋介石的反共独裁统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谭平山毅然从海外回到武汉，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3年，他与陈铭枢、杨杰等人发起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担任主要负责人，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为坚持团结抗战而奔走呼吁。解放战争时期，他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极为愤慨，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热情支持蓬勃兴起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1月，谭平山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谭平山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随后，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谭平山 国民革命思想 实践
谭平山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杰出爱国者、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大革命时期，他既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又是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不仅具有卓越的领导才能，而且在理论上也颇有建树。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谭平山在《广州国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国民革命与国民党》，比较详尽地论述了革命的起因、必然性以及国民革命之意义、特性、对象、要件、依靠力量等基本问题，对促进国民革命以及指导自己的革命活动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谭平山的国民革命思想顺应时代潮流，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仍闪烁着睿智的理论光芒
1923年8月24日—9月11日，《广州国民日报》分九次连载了孙中山大元帅府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撰写的万字长文《国民革命与国民党》。文章分为“概论”、“国民革命之意义”两个部分。这篇文稿，比较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需要，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谭平山对于革命形势、国民革命以及国民党的总体看法。
谭平山在第一章“概论”部分，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势险危，革命是唯一的出路：“今日中国之政局，险恶极矣。内而武人专政，盗贼横行，民不聊生，外而列强压迫，共管声浪，甚嚣尘上，处兹危难紧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国内革命之呼声，高唱入云。……，革命空气，行将弥漫于神洲大陆。凡属我中华民国之国民，当无不知非革命不足以图存矣”①；“革命者，尤发乎必然，非人力所能阻遏，而且愈阻遏而愈剧烈者也”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谭平山对于时局的认识比较清醒，是革命的赞成者、支持者、呐喊者、领跑者。
革命是一项改天换地的宏大伟业，任重道远。谭平山指出，中国的革命应是全体国民的革命，而非少数人的特别任务。对于革命的起因，他认为，环境与精神皆不可缺少，但社会环境具有决定性作用，“然则将谓革命之起，全由于环境而精神无与乎？曰非也。环境为主而精神为副也。环境在前而精神后起也”③。
谭平山还认为：“革命者，尤非盲目之冲动也。是有主义，有组织，有目的，有手段之一种团体行动也”④ 。他对于革命所需之主义，尤为重视，提出了六条衡量的标准。他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欧美各国以及国内各主义流派对比后认为，“是三民主义，对于革命起因之三要件，皆有相当之解决方法，故吾前所云三民主义，足以解吾人现实之困难，满足吾人现实之需要者，并非牵强附会，亦非有所私于吾党者也”⑤；“吾敢郑重而告诸国人：惟我孙公三十余年来所提倡之三民主义，而为今日中国国民党所奉以实行革命者，庶几足以当之”⑥；“对于三民主义之宣传与实行，所亟应积极以负责者也”⑦。这时的“三民主义”，已经初步得到全新的解释，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因而能够成为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
对于国民革命，谭平山浓墨重彩，所费笔墨最多。在“概论”的后半部分，他指出：“国民革命，固是一种政治革命，但非单纯的政治革命，亦非一阶级的政治革命。是集中各阶级被压迫的人民而成联合战线，以打倒共同之敌人之一种复合的政治革命也”①。从这里可以看出，谭平山对于国民革命的性质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定：国民革命是一种联合战线的各被压迫阶级人民的复合的政治革命。这种观念的广泛传播，为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舆论支持和思想准备。
在“国民革命之意义”一章中，谭平山认为，国民革命是推动社会进化的“政治根本上之变迁者”。他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国民革命之意义、特性、对象、要件及依靠力量等基本问题。
关于国民革命的特性，谭平山认为：“国民革命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革命之特性，此种革命乃基于一般国民受压迫困苦之要求，非单独以阶级受压迫困苦而革命。故此种革命运动恒为全国国民普遍之运动”②。谭平山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国民革命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全民性的普遍政治革命。
关于国民革命的对象，谭平山认为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国民革命的主要对象有二：“一、国民革命，必由于全民族受异族之侵略，起而谋民族政治经济之独立。二、国民革命，必由于全国人民受军阀政治之压迫，起而谋人民政治之自由”③。很显然，第一个革命的对象指的是帝国主义，第二则是指封建主义。
关于国民革命的要件，谭平山提出“伟大的群众”、“共同的目标”、“统一的组织”、“领袖的政党”必不可少，并称“爰就鄙见所及，略定为下之四要件。不敢云除此之外，别无方术之可循。然果能四者具备，则国民革命之成功，不可谓其毫无把握矣”④。
关于国民革命的依靠力量，谭平山着重强调了人民大众中间蕴藏着革命的伟大力量，“故伟大之群众者，国民革命之重要条件也”⑤，主张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合战线 。除此之外，他还认为，革命还需要领袖政党的引领作用，认为：“夫前日之革命同盟会即今日之中国国民党，既创民国于先，拥护共和于后，始终为群众而牺牲，早已为一般国民所同情”⑥，“且中国国民党，非普通的政党也，是一种纯粹之革命党也。故按诸今日中国之情势，则中国国民党实负有国民革命之历史的使命者也。”⑦“中国国民党，既负有国民革命之历史上的使命，则内部固应有严密之组织，对外尤应领袖全国各阶级被压迫的人民，以推翻封建式的武人政治，以实现正真的民主政治。同时亦奋发图存，以抵抗列强之侵略，而定成中华民族之独立国家”⑧ 。
关于国民党的政党领袖地位，谭平山在文章的结尾大声呼吁：“我党同志，亟应振刷精神，无负历史上之使命，而保持领袖之资格也”⑨。在他看来，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成立时间较早，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理所当然处于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但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及其所代表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和软弱性尚缺乏深刻的认识。这是由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限，自然不必苛求。彼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刚刚登上历史的舞台，到1923年“三大”时，全国党员仅420多人，她的无比先进性、伟大使命及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尚不为世人所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党内也产生一定的错误影响。 二、谭平山积极投身大革命洪流，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作出了突出贡献
谭平山从青年时期起，就满怀爱国热情，积极投身革命，他是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1909年，时年23岁的谭平山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8月成为首批国民党党员。
五四运动以后，谭平山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与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发起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谭平山为主要负责人。1921年7月中共“一大”后，中共广东支部旋即在广州宣告成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局，谭平山担任书记。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得到改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异常艰巨，必须联合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对付武装到牙齿的中外反动势力。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通过了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作为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谭平山为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央驻粤委员。
谭平山充分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特殊身份，为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23年4月，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不遗余力地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进行舆论宣传。1923年8月24日-9月11日，《广州国民日报》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分九次连载了谭平山撰写的万字长文《国民革命与国民党》，这无疑对于人们充分认识国民革命的意义，支持和推动国民党改组以及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10月，谭平山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中央驻粤代表、老同盟会会员、老国民党员的身份与廖仲恺等9人一起被孙中山委任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1月25日，谭平山在《国民党周刊》发表《国民党改组中应注意诸点》，从四个方面提出改组国民党应注意的问题，强调“国民党改组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将国民党造成一个健全而有力的革命党，造成一个全国民中的革命分子所集中的国民革命大本营”①。可以说，这与他此前撰写的《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所持观点一脉相承，对国民党的革命性及其历史使命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谭平山被孙中山指定为出席大会的代表，还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并被大会推举为组织章程、组织党务两个委员会审查委员，参与大会决策。大会闭幕时，他与李大钊、于树德等共产党员一起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月31日，在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党的总理，谭平山与廖仲恺、戴季陶三人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委员委员。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谭平山担任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成为国民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国民党“一大”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原则，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次大会，生动地体现了谭平山在《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所提出的国民革命“是集中各阶级被压迫的人民而成联合战线，以打倒共同之敌人之一种复合的政治革命也”②。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正式形成之后，谭平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全力推进国民革命。1924年秋，他与廖仲恺等6人被孙中山特派为革命委员会的全权委员，积极动员、组织政府军队和工农武装，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广东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驻粤的滇、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发生叛乱，谭平山代表中共中央指导广东的一切实际工作，参与镇压杨、刘叛乱的决策。谭平山随黄埔军第一次东征陈炯明之后，1925年冬又积极配合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二次东征和南讨，亲自到工人、军人中作《东征的意义及其结果》、《我们为什么要打倒陈炯明？》等报告，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得到革命士兵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彻底消灭了陈炯明的反动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
谭平山还积极支持和推动了广东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他看来，工农群众处于被压迫的底层，国民革命离不开工农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他领导和参与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运动，支持广东各地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并且较早在理论上阐明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1926年元旦，谭平山发表的《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一文指出：“中国的国民经济仍是建筑在农业社会之上，农民是占全人口的最多数，所以国民革命一定要唤起最多数农民起来参加”③ 。这正如他在《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国民革命之群众，完全被压迫之群众也。……，故国民革命运动，万无专恃军事行动以成功的道理。其所恃以战胜共同之敌人者，赖有伟大之群众耳”④。
国共合作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为维护国共合作，谭平山全力推进国民革命事业，先后与张继、冯自由、邹鲁、谢持、林森等国民党右派反共分裂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25年5月2日，谭平山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一文，揭露和批判了冯自由等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指出“这种假冒招牌的国民党员一日不肃清，党内的纪律一日不整齐，党内的革命方略，一日不能施行”⑤ 。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林森等10余人非法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谭平山强烈谴责了这些人破坏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行径。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他所作的《党务报告》，重申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除了邹鲁、谢持等“西山会议派”首要分子的党籍。这次大会上，谭平山再次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秘书处秘书长。5月，国民党二届二次全会通过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谭平山主张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以坚决有力的反击。 三、蒋、汪发动反革命政变，背弃国民革命的方向，谭平山寄予厚望的国民革命半途夭折，他选择了一条奋起抗争之路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愈发复杂，右派势力甚嚣尘上，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陈独秀奉行“二次革命”论，坚持右倾投降机会主义，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气焰。国民党已发生质的蜕变，国民革命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航向。谭平山深感痛心，坚决斗争，但已回天无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济深、古应芬等人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彻底背叛国民革命，提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动口号。“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汪精卫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蒋、汪沦为新军阀势力的代表。
北伐战争戛然而止，国民革命中途夭折，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全遭到抛弃。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彻底遭到失败。谭平山寄予厚望的国民革命理想彻底破灭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他和一批率先觉醒的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主要谋划者之一，参与南昌起义的最初酝酿，最早联络贺龙；起草了南昌起义宣言，并为宣言修改问题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出任公开的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重要负责人；参与革命委员会内部的革命三人小组、前委的领导与决策。南昌起义军撤离南昌后，谭平山随军南下，在江西瑞金与周逸群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到达福建长汀，决定成立国民政府，谭平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长。他还最早认识到南昌起义非同寻常的伟大意义，用政治家的眼光高度评价南昌起义。张国焘在1927年10月9日的报告中说：“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①”。谭平山在南昌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一些书籍和文章在写南昌起义领导成员时只字不提谭平山，有失公允。
八一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党籍，并遭到通缉。南昌起义军辗转到达广东，在潮汕遭到失败，起义军领袖分头撤离。在“左”倾盲动主义占据中共中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受苏共错误指导，对自己的干部采取惩办主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错误地作出了开除谭平山党籍的决定。1928年年初，从澳门到上海多方寻找党组织的谭平山在获悉自己被开除党籍后，要求复议，但遭拒绝。他感到自己就“像在大海航行中失去了指南针的小船一样痛苦”②。
谭平山在遭受人生巨大挫折和痛苦的时候，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仍然努力团结国民党左翼，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参加过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他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坚持反对蒋介石的反共独裁统治。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谭平山毅然从海外回到武汉，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3年，他与陈铭枢、杨杰等人发起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担任主要负责人，团结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为坚持团结抗战而奔走呼吁。解放战争时期，他对蒋介石国民政府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极为愤慨，公开与国民党政府决裂，热情支持蓬勃兴起的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1月，谭平山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谭平山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随后，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工作，在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