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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的选择与放弃，使每个进入赫鲁晓夫视线的人饱受跌宕起伏的折磨。用“接班人”的标准审视，任何缺点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于是，当年克里姆林宫里流传一句话：“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提到赫鲁晓夫，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独创的那个新词汇——“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突如其来说出这一新词汇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是一头雾水。当“文革”开始，“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成为刘少奇的代名词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是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思考。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曾是赫鲁晓夫极力举荐提拔到党内二把手地位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扮演了第二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角色。
赫鲁晓夫从1953年继任斯大林成为苏共党的领袖，到1964年在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上，被勃列日涅夫等人上演“逼宫戏”赶下台，头尾相衔，始终都陷在毛泽东“一语成谶”的魔圈里。他一生在权力场上的沉浮，演奏出一曲专制主旋律中的“接班人之歌”，给世人留下意味深长的历史旋律。
在极权体制下，每一个“接班人”都要背负前任独裁者因肆虐而遗留下的道义债务和历史包袱。斯大林时期于1930年代的“大清洗”，1950年代的“列宁格勒公审”等，哪个案件不充溢着血腥和冤情？当专案组长波斯佩洛夫将调查报告呈于案头时，赫鲁晓夫也被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震撼了：1935-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许多开国功勋被杀害，仅1937-1938年，即逮捕150多万人，其中68万被处决。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處决。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逮捕遭枪决的就达98名。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接班人问题，往大处说是革命的千秋大业是否后继有人；往小处说也涉及自己死后的身家性命功过荣辱。
然而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好不容易选中的接班人，却层出不穷地变成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回忆说：“权力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继承的程序。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定不下来。他想找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赫鲁晓夫最初选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科兹洛夫曾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更为重要的，科兹洛夫与苏联军事工业集团的实力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强硬的外交内政路线的代表者。
然而，1963年科兹洛夫突然中风，当赫鲁晓夫赶到医院望着瘫在病床上的科兹洛夫时，说了一句至今想来也有点让人莫明其妙的话：“科兹洛夫在装病，该打起精神来去上班了。”这里，赫鲁晓夫流露出的是怎样一种情感？是一种“窃喜”，还是一种“遗憾”？科兹洛夫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最终没能再站起来。到赫鲁晓夫垮台中央委员会重新改组前，他虽仍保留着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重要职务，但实际上已是个“职务（植物）人”。
此后，赫鲁晓夫为接班人选绞尽了脑汁。这个接班人，一定要选一个年纪轻的人。用赫鲁晓夫的话说，现在主席团的人都是“爷爷辈”的人，人到了60岁就不想将来的事了，抱抱孙子倒正是时候。这个接班人，既要懂得经济，又要懂得国防，还要懂得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得“靠得住”。
赫鲁晓夫把目光投向谢列平。谢列平几个条件都还符合：共青团出身，担任过多年共青团的第一书记，有作为一把手的领导经验；他是现任主席团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对中央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熟悉。但不足的是，他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于是赫鲁晓夫提议，让谢列平到列宁格勒去当一段州委书记，那里有全苏联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经过这样的地方锻炼，就可以回中央任要职了。可出乎赫鲁晓夫意料的是，谢列平拒绝这项任命——他认为这是降职，是赫鲁晓夫在找借口排挤自己。谢列平的表现，使赫鲁晓夫猛然意识到：原来谢列平并没把自己当成赫鲁晓夫的人。
后来，赫鲁晓夫还想到过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精明能干，经验丰富，又懂经济，也能谦和与人共事。但赫鲁晓夫又觉得他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交给他分管的工作始终处理得不理想。
再后来，赫鲁晓夫还曾考虑过勃列日涅夫——他论经验论资历无疑都是最佳人选。但赫鲁晓夫又认为勃列日涅夫“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自己情绪的左右”。战前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某州的党委书记时，当地人送他一个绰号“芭蕾舞女演员”，说他总像个陀螺一样旋转不停，像契诃夫笔下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这样的人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当然不行了。
也许是作为一种“考察”，赫鲁晓夫把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同时放在了书记处，把权力分给两个“第二书记”，其中大概有着中国典故“二桃杀三士”的意味。赫鲁晓夫显然向斯大林学到了重要的政治权术。
赫鲁晓夫还有过其他种种考虑。正是这一次次的选择与放弃，使每个进入赫鲁晓夫视线的人饱受跌宕起伏的折磨。当年克里姆林宫里流传一句话：“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用“接班人”的标准审视，任何缺点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正是这样，他把一个个原本的盟友，推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亲手制造了1964年那场“宫廷政变”的基础。
谱写一曲有别于独裁者斯大林的“接班人之歌”
其实，“宫廷政变”之前，赫鲁晓夫并非浑然不觉。谢尔盖从伊格纳托夫的卫队长那儿得到情报，告诉了父亲。
父亲陷入了沉思。“不，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不可能。”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伊格纳托夫倒有可能，他很不满意，而且这个人本来就不好。可是他同其他人會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父亲继续着昨天的话题，他开门见山地说：“看来你说的那事儿是无稽之谈。我和波德戈尔内一起从部长会议出来的时候，我三言两语把昨天你讲的话说了一遍，波德戈尔内把我挖苦了一通。‘亏你想得出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的原话。”
赫鲁晓夫的轻信和波德戈尔内的狡诈，又构成了一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故事。
事实上，赫鲁晓夫当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若不信，随着各方面情报的汇聚，事情变得有鼻子有眼，一场阴谋显然正在酝酿中；可若相信，赫鲁晓夫的精神面临崩溃：因为发难反对他的人竟如此众多，几乎所有的昔日拥戴者都成了反对派。这些人都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那次中央全会上粉碎第一次宫廷政变后提拔上来的。不信任他们，在苏联还能信任谁？
即便危机已经来临，赫鲁晓夫从度假地被召回克里姆林宫时，他还对身边的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真要让我交权，我也不准备做任何反抗。”
在最后签署“退休声明”前，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做了最后一次发言。他说：“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这篇告别政坛的“绝唱”是发人深省的。当时，所有的反对派都不敢相信，赫鲁晓夫这种个性的人面对“逼宫”会逆来顺受善罢甘休。原以为他一定会有什么意外之举，然而没有。
赫鲁晓夫终究以独特的告别政坛的“绝唱”，谱写了一曲有别于独裁者斯大林的“接班人之歌”。他以自身权力场的沉浮，完成了一个领袖人物从神到人的回归。
“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提到赫鲁晓夫，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毛泽东独创的那个新词汇——“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毛泽东突如其来说出这一新词汇时，绝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是一头雾水。当“文革”开始，“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成为刘少奇的代名词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这是毛泽东对“接班人”问题的思考。
具有嘲讽意味的是，曾是赫鲁晓夫极力举荐提拔到党内二把手地位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扮演了第二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角色。
赫鲁晓夫从1953年继任斯大林成为苏共党的领袖，到1964年在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上，被勃列日涅夫等人上演“逼宫戏”赶下台，头尾相衔，始终都陷在毛泽东“一语成谶”的魔圈里。他一生在权力场上的沉浮，演奏出一曲专制主旋律中的“接班人之歌”，给世人留下意味深长的历史旋律。
在极权体制下，每一个“接班人”都要背负前任独裁者因肆虐而遗留下的道义债务和历史包袱。斯大林时期于1930年代的“大清洗”，1950年代的“列宁格勒公审”等，哪个案件不充溢着血腥和冤情？当专案组长波斯佩洛夫将调查报告呈于案头时，赫鲁晓夫也被这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字震撼了：1935-1938年的“肃反”运动中，许多开国功勋被杀害，仅1937-1938年，即逮捕150多万人，其中68万被处决。出席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處决。在代表大会上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逮捕遭枪决的就达98名。
“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接班人问题，往大处说是革命的千秋大业是否后继有人；往小处说也涉及自己死后的身家性命功过荣辱。
然而事情的结果往往是，好不容易选中的接班人，却层出不穷地变成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回忆说：“权力问题最重要的部分是继承的程序。父亲绞尽脑汁：怎样才能使权力交接成为自然而然的、没有痛苦的过程。”“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定不下来。他想找一个称职的人，又一定要年轻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赫鲁晓夫最初选的是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科兹洛夫曾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更为重要的，科兹洛夫与苏联军事工业集团的实力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强硬的外交内政路线的代表者。
然而，1963年科兹洛夫突然中风，当赫鲁晓夫赶到医院望着瘫在病床上的科兹洛夫时，说了一句至今想来也有点让人莫明其妙的话：“科兹洛夫在装病，该打起精神来去上班了。”这里，赫鲁晓夫流露出的是怎样一种情感？是一种“窃喜”，还是一种“遗憾”？科兹洛夫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但最终没能再站起来。到赫鲁晓夫垮台中央委员会重新改组前，他虽仍保留着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重要职务，但实际上已是个“职务（植物）人”。
此后，赫鲁晓夫为接班人选绞尽了脑汁。这个接班人，一定要选一个年纪轻的人。用赫鲁晓夫的话说，现在主席团的人都是“爷爷辈”的人，人到了60岁就不想将来的事了，抱抱孙子倒正是时候。这个接班人，既要懂得经济，又要懂得国防，还要懂得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他得“靠得住”。
赫鲁晓夫把目光投向谢列平。谢列平几个条件都还符合：共青团出身，担任过多年共青团的第一书记，有作为一把手的领导经验；他是现任主席团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对中央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熟悉。但不足的是，他对经济工作不熟悉，于是赫鲁晓夫提议，让谢列平到列宁格勒去当一段州委书记，那里有全苏联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化的工业，经过这样的地方锻炼，就可以回中央任要职了。可出乎赫鲁晓夫意料的是，谢列平拒绝这项任命——他认为这是降职，是赫鲁晓夫在找借口排挤自己。谢列平的表现，使赫鲁晓夫猛然意识到：原来谢列平并没把自己当成赫鲁晓夫的人。
后来，赫鲁晓夫还想到过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波德戈尔内精明能干，经验丰富，又懂经济，也能谦和与人共事。但赫鲁晓夫又觉得他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交给他分管的工作始终处理得不理想。
再后来，赫鲁晓夫还曾考虑过勃列日涅夫——他论经验论资历无疑都是最佳人选。但赫鲁晓夫又认为勃列日涅夫“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自己情绪的左右”。战前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某州的党委书记时，当地人送他一个绰号“芭蕾舞女演员”，说他总像个陀螺一样旋转不停，像契诃夫笔下那个“跳来跳去的女人”。这样的人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当然不行了。
也许是作为一种“考察”，赫鲁晓夫把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同时放在了书记处，把权力分给两个“第二书记”，其中大概有着中国典故“二桃杀三士”的意味。赫鲁晓夫显然向斯大林学到了重要的政治权术。
赫鲁晓夫还有过其他种种考虑。正是这一次次的选择与放弃，使每个进入赫鲁晓夫视线的人饱受跌宕起伏的折磨。当年克里姆林宫里流传一句话：“赫鲁晓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用“接班人”的标准审视，任何缺点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正是这样，他把一个个原本的盟友，推到了反对派的阵营，亲手制造了1964年那场“宫廷政变”的基础。
谱写一曲有别于独裁者斯大林的“接班人之歌”
其实，“宫廷政变”之前，赫鲁晓夫并非浑然不觉。谢尔盖从伊格纳托夫的卫队长那儿得到情报，告诉了父亲。
父亲陷入了沉思。“不，不可思议……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根本就不是一路人。这不可能。”他若有所思地说道：“伊格纳托夫倒有可能，他很不满意，而且这个人本来就不好。可是他同其他人會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父亲继续着昨天的话题，他开门见山地说：“看来你说的那事儿是无稽之谈。我和波德戈尔内一起从部长会议出来的时候，我三言两语把昨天你讲的话说了一遍，波德戈尔内把我挖苦了一通。‘亏你想得出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是他的原话。”
赫鲁晓夫的轻信和波德戈尔内的狡诈，又构成了一个“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故事。
事实上，赫鲁晓夫当时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若不信，随着各方面情报的汇聚，事情变得有鼻子有眼，一场阴谋显然正在酝酿中；可若相信，赫鲁晓夫的精神面临崩溃：因为发难反对他的人竟如此众多，几乎所有的昔日拥戴者都成了反对派。这些人都是赫鲁晓夫在1957年那次中央全会上粉碎第一次宫廷政变后提拔上来的。不信任他们，在苏联还能信任谁？
即便危机已经来临，赫鲁晓夫从度假地被召回克里姆林宫时，他还对身边的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真要让我交权，我也不准备做任何反抗。”
在最后签署“退休声明”前，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做了最后一次发言。他说：“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篇政治演说，怎么说来着，叫绝唱吧。”这篇告别政坛的“绝唱”是发人深省的。当时，所有的反对派都不敢相信，赫鲁晓夫这种个性的人面对“逼宫”会逆来顺受善罢甘休。原以为他一定会有什么意外之举，然而没有。
赫鲁晓夫终究以独特的告别政坛的“绝唱”，谱写了一曲有别于独裁者斯大林的“接班人之歌”。他以自身权力场的沉浮，完成了一个领袖人物从神到人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