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在美国约有2500名华人留学生和学者，其中有考取奖学金出国的，也有通过其它渠道出国的。当时的“留美中国科学者协会”常常有人把解放后新中国的情况转告给同学们，大家非常激动，都积极争取早日回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视“中国科学者协会”为非法组织，从多方面阻挠理、工、医、农类的学者返回祖国大陆，阻止新知识输入中国。同学们知道，战后的新中国非常需要科技人才，大家都在为早日回到祖国作准备。当时我已接到美方医院的聘书，让我留在美国工作，同时我也接到北京协和医院的聘书。我知道祖国更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我下定决心，要回到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力争回国时，美方也给我制造了一些麻烦。
　　我出国时得到的是中美文化基金会给予的往返机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中国的航空机构都逃跑了，我只能坐海轮到香港转道回大陆。当时我没有钱买船票，心中万分着急，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位好心的中国同学帮我把机票换成了一张三等舱的船票，虽然二者价格相差悬殊，但我那时归心似箭，也没考虑那么多。
　　我从东海岸坐火车前往旧金山，沿途看到一列列火车载满着年轻的美国兵，他们都是被送往朝鲜当炮灰的，看着他们幼稚的脸，又可恨又可怜。
　　1950年9月初，我在旧金山登上“威尔逊总统号”大海轮启程回国，同船的有一百多名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刚到洛杉矶，几个美国兵就把钱学森带走了，并把他的行李取走了。在美国军官的眼里，钱学森回国后对他们的威胁远远超过一个师的兵力。当我们历经磨难到达日本时，船刚一靠岸，赵忠尧、沈善烟又被带走了，其余的人只许呆在船上，禁止上岸，大家都非常愤怒。船上留学生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随时受到威胁，船上一百多名归国华人联名打电报给美国国务院，表示严正抗议，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
　　在船上，留学生们按专业分小组开讨论会，大家希望回国后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早日使祖国强大起来，使哪些列强们不敢小瞧中国人，大家的情绪极为慷慨激昂。休息时，我们在甲板上高唱救亡歌曲，几个水手用水龙头冲洗我们唱歌的地方，我们便换一块地方，他们又跟着来冲，显然他们是受了指示来和我们捣乱的，我们感觉到随时随地都有反动的势力盯着我们，阻挠我们顺利回国。
　　从旧金山经洛杉矶、夏威夷、日本及吕宋，飘摇了24个昼夜，9月中旬我们终于抵达香港海域。英国人说我们是“赤色分子”，不许在香港登陆。我们只能随船漂在海上，最后有几艘军用小艇分批押送我们上岸。当我们提着随身行李到达罗湖进入深圳时，横眉竖眼的英国兵无奈地看着我们过界。进入深圳，我们受到解放军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投入了亲人的怀抱，那种无以言表的感觉使我热泪盈眶！
　　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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