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21世纪国际关系的战略考虑上，地缘经济将盖过（但非代替）地缘政治。在地缘经济原则指导下的国际关系不是零和游戏，合作与竞争可以同时存在。地缘经济时代的国际间权力均衡将是不同的经济圈（区域）之间的制约与互动，而非传统的国与国（或政治个体）间你死我活的抗衡与对立。中国由于经济猛速增长而再度兴起的局面在地缘经济时代有其特殊意义。虽然西方本能的反应是肤浅的“中国威胁论”，但有两派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一是反主流的“全球学派”，他们从全球经济历史上的探讨发觉这是中国第二次兴起，不能以西方第一次崛起国家的霸权行为来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21世纪国际关系的战略考虑上，地缘经济将盖过（但非代替）地缘政治。在地缘经济原则指导下的国际关系不是零和游戏，合作与竞争可以同时存在。地缘经济时代的国际间权力均衡将是不同的经济圈（区域）之间的制约与互动，而非传统的国与国（或政治个体）间你死我活的抗衡与对立。中国由于经济猛速增长而再度兴起的局面在地缘经济时代有其特殊意义。虽然西方本能的反应是肤浅的“中国威胁论”，但有两派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其一是反主流的“全球学派”，他们从全球经济历史上的探讨发觉这是中国第二次兴起，不能以西方第一次崛起国家的霸权行为来理解；其二是来自对“中国威胁论”持异议的主流学者，鉴于中国近十年来的实际表现，他们开始觉悟并认为，中国如没有称霸的动机，纵使其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崛起也不足以成为一个国际上的“威胁”。
其他文献
由于其独特的精神资源，挪威的外交政策中体现出道德的驱动力。挪威始终倡导采取和平与和解的外交政策来解决冲突，追求世界和平。挪威通过多种方式参与世界各地区的和平与和解，并获取了广泛的经验。在维和行动、联合国改革、全球化等问题中，挪威都发挥了与其资源禀赋不成比例的积极作用。挪威从和平进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是，必须通过国际和国内范围的对话的方式来寻求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冲突的途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亚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联合主办的题为“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评估与展望”的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6月29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行。本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分析朝鲜半岛的安全现状，评估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及中国东北亚地区安全战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专家学者就各自关注的问题贡献了他们宝贵的思想与智慧。
作为当今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横跨政学两界，不但提出过许多“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观点，还曾是美国一些重大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躬身入局之人。这使他能够超越单纯的学术视角，以更为全面的眼光来考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流派。为进一步厘清其思想脉络，了解他对美国外交政策以及中关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本刊特请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张哲馨于2007年4月以电子邮件交流的方式对约瑟夫·奈教授进行了采访，并得到他对发表本次访谈内容的许可。现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2009年12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办的“2009年国际焦点、热点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全体学部委员，
国际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这种力量的变化史无前例地冲击着西方国家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国际力量重组导致了得势、守势、失势和弱势这一＂四势群体＂的形成。＂四势群体＂正在从各自和共同的立场出发应对全球性问题,这一过程极大地丰富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性内涵,赋予了地区合作和次区域合作建构国际体系的历史使命。＂四势群体＂仍处于动态发展的时期,其内部和相互间会因时因事而做适当的调整和相应的排列组合,新兴大国乘势而上则是发展的大趋势。中国在走向世界强国的道路上还需要将新兴大国群体作为自
从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人的安全和后殖民主义安全研究等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要路径入手,作者分析了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认为不将指涉对象在个人和集体间进行＂二分法＂式的先验选择,而是将之视为包含个人和集体组织的统一体,如此则可以在非传统安全研究内部实现卓有成效的交流。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国家行为体在安全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特殊地位。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话语分析中,基本话语可以通过文本解读来确认,其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许多不同的身份和政策在此视角下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
通常的观点认为,制度先行者塑造国际制度,新进入国家接受国际制度的塑造。作者对这一理论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新进入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过程也是国际制度提高其合法性的一个同步过程：国际制度需要通过容纳新进入国家的关切来提高自身合法性;同时,新进入国家的关切得到容纳要以其接受制度宗旨为前提。双方产生了相互合法化的需要,它们需要同步接纳对方的合理诉求。一方面,国际制度是制度先行者互动形成的规则体系,未能包含更广泛的国家的关切事项,其合法性因而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新进入国家参与国际制度通常需要接受已有制度的基本宗旨,否
从观念结构的角度出发,作者认为观念结构有两个面向：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如同一副全景式的画面,能够同时看到不同权力实体——国家或帝国——的相对地位,而历时性关注的是世界权力性质的结构性变化。对于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和其他实体而言,它们包括了＂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新现实主义所见到的＂外部＂由人口、资源、军事能力以及经济能力组成,＂内部＂则包括现实生活、思维本质和社会,而国家只是社会的一种表现方式。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经验对塑造世界秩序产生了各自的影响。源于二元论思想的西方传统一方面导致了实证主义的产生并成为
“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其一，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反超”经济霸权国家；其二，反超后，原来的非经济霸权国家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关于“反超”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技术和制度，当经济霸权国家对非霸权国家在这三方面的“净”影响为“正”且较大时，反超就可能发生。“转变”问题涉及产权理论，转变的发生与否取决于该国将外部性内在化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结果。产权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解释模式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两次更迭，并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预测提供一个视角。
在国际体系的改善、更新和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同大多数国家强调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美国则突出美国的领导（主导）权、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规则等。在国际现实和国家利益的背景下，中关都希望通过战略对话的方式探索扩大共同利益和避免对抗的途径，通过构建国际体系的方式进行权势和利益的再分配，通过和平的方式应对各自价值观中的冲突问题。两国在国际体系转型中增加合作面和缩小分歧点已经成为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方向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中国还要及早未雨绸缪，做好各方面准备，争取在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