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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曾不断尝试阐释美国民主的起源。早在美国史学专业化之前，以班克罗夫特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史学家就热情洋溢地歌颂过美国的民主。美国史学完成专业化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用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继续诠释着美国的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肖恩·威兰茨(Sean wilentz)的《美国民主的兴起：从杰斐逊到林肯》一书从政治史的角度，对美国民主的兴起及发展进了重新阐释。无论是对美国民主特性的把握，还是对研究方法的应用，该书都表现出对美国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该书甫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荣获当年美国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
一
威兰茨首先阐述了美国民主兴起的历史进程。他以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为尺度定义“民主”的含义。按照威兰茨的这一定义，他认为普通人在政府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就是美国政治不断民主化的过程，因此美国的民主是逐渐兴起的。
独立之初，美国政治虽然有民主的因素，但那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精心设计的制度虽然在本质上为人民主权，但在实际权力运作中却远离普通民众。仅仅半个世纪之后，普通人就在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大批之前没有选举权的普通人不仅拥有了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而且拥有担任公职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威兰茨所说的“民主”就出现了。
威兰茨把这一历史进程限定在大约1800至1860年期间。他以三个关键人物，即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为重点，勾勒出美国民主从起步到鼎盛到走向危机的整个过程。杰斐逊时期是第一阶段。以杰斐逊为首的反对派打出反对联邦主义者“精英统治”的旗号，呼吁让独立的、有美德的自耕农参与政治。在杰斐逊的两届任期内，一部分州取消或降低了选举和任职限制，选民范围得以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增长，政府公职向更多的普通人开放。因此，威兰茨将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视为美国民主兴起的起点，视为一个“新秩序”的开端。
杰克逊时期是第二阶段。杰克逊推行官职轮换制，打破了由社会上层精英垄断政府的局面，使政府职位进一步向普通民众开放；为了反对经济特权、实现经济平等，杰克逊否决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各州的民主改革进一步深化，大部分州初步实现了白人男性的普选权，议会席位的重新分配增加了普通民众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威兰茨称赞杰克逊的改革“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标志着美国民主30多年发展的顶峰”。
威兰茨认为，第三阶段是美国民主走向危机的阶段。美国的民主经过杰斐逊和杰克逊时期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同时内部的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1840至1860年间奴隶制问题的不断激化使北方和南方发展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主：北方是“自由劳动的民主”，“将奴隶制视为国家的祸害，认为如果任其蔓延将会阻碍自由劳动的发展，将会毁了美国的繁荣”；南方是“种族奴隶制的民主”，“将奴隶制作为白人政治平等的基础。”这就是威兰茨所谓的“民主的危机”。这种危机随着林肯的当选最终化为了一场战争。
其次，威兰茨论述了“美国民主是如何兴起的”这一问题。概言之，他强调民主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民主发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这构成了整本书的理论基础。
关于民主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他指出，从美国立国开始，在联邦、州和地方的各个层面，民主就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多种不同定义之间的激烈竞争。
威兰茨从政治视角出发，以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作为衡量尺度给“民主”下定义。之所以如此重视政治是因为威兰茨认为，“政治是当时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继承了革命时代的共和主义观点，认为政治制度是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如果社会安定、繁荣，他们认为是因为政治制度的优越和政治家的美德；如果社会混乱、经济萧条，他们认为是源于制度的不完善和野心家的腐败。”19世纪早期美国的社会变迁给各地区、各阶层和各职业的美国人都造成了大的冲击。在美国人眼中，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指向民主。他们从这样或那样的方面去理解民主，将自己的利益、需要、恐惧和希望用民主的话语表达出来，并通过各种党派和社会团体来争取政治权力。对他们来说，民主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追求，是他们诉诸政治行动的有力武器。个人、党派和社会团体争取政治权力都是为了捍卫各自心中对民主的理解。
威兰茨指出，杰克逊认为1824年昆西·亚当斯的当选是肮脏的政治交易，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亚当斯领导的政府浪费并侵吞国家财产，而自己作为人民的代表有责任站出来挽救民主。在杰克逊看来，第二合众国银行拥有的权力过大，形成了一个金融贵族的帝国，是对人民主权的威胁，因此必须摧毁；在战争期间纸币和信贷体系获得的权力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和规范。“国会法令废止权”是一部分阴谋家企图以反对关税为借口，滥用宪法赋予人民代表的权利，企图分裂联邦，必须予以制止。废奴主义者是受了蛊惑的慈善家，是被北方的银行贵族和南方的州权派所欺骗，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废奴运动转移视线、制造政治分裂、摧毁民主事业。因此，废奴主义者也是民主的敌人。对杰克逊来说，他的参选及当政期间的所有政策无疑都是在捍卫他认为的“民主”。
“国会法令废止权”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1828年关税法而提出的，其理论核心是卡尔霍恩的州权理论。他认为，“出台保护性关税是北方利用多数统治的原则对南方少数州的剥削和压迫，是违背宪法的。纠正这种多数暴政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认每个州的主权先于联邦而存在，每个州有权判定联邦的某项法令是否违宪，并终止其在本州内的执行。”对于南方的州权派来说，“国会法令废止权”是为了反抗暴政，维护南方人的平等权利，也是为了捍卫民主。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领导的废奴主义者认为黑人拥有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的权利，不仅呼吁根除奴隶制的罪恶，而且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压迫和不平等。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民主派。”
在辉格党人眼中，以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党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都是自私自利之徒，他们企图将政府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剥夺人民的财产和权利。辉格党人认为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只是个托辞，实际上他们是想通过臭名昭著的“宠物银行”将人民的财产侵吞进自己的腰包。杰克逊扩大总统和行政机构的权力是为了实现行政专权，从而为他个人、他的幕僚和代理人谋取私利。对辉格党人来说，他们反对杰克逊是为了树立真正的民主。
同杰克逊及其反对者一样，“反共济会派”认为东北部的商业化导致了道德败坏和贵族制，因此他们呼吁维护传统的平等原则和美德才是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土壤党”认为奴隶制度的不断扩展会威胁西进的北方小农的利益，摧毁北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提出“自由土壤、自由劳动、自由言论、自由的人”是为了捍卫民主。“一无所知党”认为美国的文化正在被天主教徒和其他异质文化侵蚀，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正在受到新移民廉价劳动力的威胁，因此自己歧视外来移民，厉行排外主义也是为了 捍卫美国民主。在北方激进的劳工组织眼中，美国的民主正在遭到破坏，因为大多数创造价值的劳工正在受到不创造价值的少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因此他们主张取消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同样是为了捍卫民主。
威兰茨指出，如上所述，一样的民主话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一旦化为切身利益和政治斗争，民主的概念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和竞争性。关于民主发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威兰茨指出，美国民主的兴起是时断时续、点滴积累的过程，历经坎坷且无法预知结果。威兰茨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利益多元化、党派林立的国家，尽可能地团结各种利益群体、建立一个多党派联盟的政党对于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威兰茨认为，从杰斐逊到林肯是美国政党制建立并日趋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经历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政党体系的形成和瓦解，先后出现了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以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党、辉格党和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四个政党联盟。在威兰茨看来，政党联盟的形成、发展、分裂和衰落是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也是各种民主概念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民主的发展方向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因此充满了未知性和曲折性。
二
威兰茨对民主特性的把握和从政治史角度进行研究既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也为美国史学的发展探索了道路。对民主的研究作为美国传统史学中一个古老的课题，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对于此，美国传统史学大致有如下两种解释框架：
第一是“进步学派”的解释框架。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二元对立的冲突史观和进步主义观念。这一派史学家认为，美国历史充满了两种对立势力之间的冲突：在特纳眼中是边疆与已定居地区之间的地域冲突；在比尔德眼中是对立的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在弗农·帕灵顿眼中是特权与自由的思想斗争；在小施莱辛格眼中是商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的斗争和冲突是美国历史进步的动力，民主的逐渐展开和实现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根据“进步学派”的解释框架，美国历史的发展是朝向一个既定终点的旅程，虽然路途艰辛、充满波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第二是“共识学派”的解释框架。与“进步学派”的冲突史观不同，“共识学派”声称，美国历史的主要特征不是冲突，而是无所不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历史上的冲突只是人们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在对宪法及自由、民主等美国核心价值的认同上，美国社会是和谐的、一致的。正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夫斯塔特所说：“美国文明建筑在一个共同基础之上，建筑在一个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统一体上。它超越了各种暂时和局部的冲突。”“共识学派”否定“进步学派”的冲突史观，但是默认并继承了其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观念。
对于试图构建一个宏观叙事的传统史学家们来说，政治是他们最好的分析角度。因为变化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是宏观叙事的核心内容。只有政治史才最精确地关心时间的流逝和事实的变化。宏观叙事必须要有一个运动着的时间结构，只有政治史才能提供这个结构。政治史的特征和宏观叙事的本质要求，决定了政治在传统史学中的主导地位。无论“进步学派”和“共识学派”对美国民主的发展过程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他们的民主框架最终都落实在政治层面上。政治是他们构建美国民主的宏观叙事的基石，民主是他们解释政治的理论指向，那些最能推动美国民主化进程的政治因素——政治制度、社会运动、政党、选举、精英人物等——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内容。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美国新史学的勃兴。与传统史学相比，新史学在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或者说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新史学颠覆了以往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叙述，转而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专注于对历史中的某一方面提出问题，并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加以分析和阐释。传统史学研究流动的历史过程，而新史学研究在某一点上的静止状态；传统史学寻求对美国历史进行整体解释，而新史学的志向在于站在独特的角度，用独特的技术方法分析具体的问题；传统史学著作是以“民主”或“自由”等终极价值为框架建构起来的宏伟史诗，而新史学著作则是大量数据、图标、模型堆积出来的分析报告。
新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摈弃了研究制度、政党和精英人物的传统视角，转而研究政府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及普通人的生活。正如美国史学家希梅尔法布概括的那样，传统史学关注整体和政府、法律和政策、外交和对外政策、战争与革命，新史学则聚焦于阶级和族群、社会问题和公共机构、城市和共同体、工作与娱乐、家庭与性、出生与死亡、童年与老年、犯罪与疯癫。传统史学是“自上而下的历史”，是“精英史学”；新史学是“自下而上的历史”，是“大众史学”。
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应用到政治研究中就诞生了新政治史。与传统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不同，新政治史仅仅是新史学众多领域中的一个，是一种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具体问题的政治史。它依赖计量方法和政治学、行为科学的理论，研究某一特定地区或基层普通民众的选举动机和投票行为，建立了“政治重新组合模式”和“种族文化模式”等一系列解释政治行为的模式。新政治史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围，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放弃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新政治史同劳工史、妇女史、家庭史等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实际上，新政治史中没有“政治”，只有“社会”。新政治史丧失了独立地位，沦为了社会史的一个分支。
经历了1960、1970年代的鼎盛后，从1980年代起新史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如何在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克服过度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学科危机”?如何既不失新史学的精确性又能把握历史的流动和整体趋势?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美国史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建宏观叙事的呼声日益强烈。
重建宏观叙事首先意味着要关注美国历史的重大主题，构建一个整体解释框架，正如“进步学派”、“共识学派”所做的那样。但是，1960年代激烈的社会动荡粉碎了美国历史的“和谐”神话。新史学揭示了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彻底动摇了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观念。因此，美国史学界需要重建的宏观叙事是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综合，既整体解释美国历史，又摒弃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把握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
作为美国新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方纳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叙事模式——“质疑性叙事体”(contested narrative)，即一种不确定的、无预设限制的叙事性历史。在这种历史叙事模式中，历史的发展是既有前进，也有倒退，并非直线向前发展，因此历史叙事没有一个事先决定的起点和终点，也不只是叙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就，而是要说明，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内，许多的事物和观念总处在不断地被人们质疑和辩论的状态之中。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方纳用“质疑性叙事体”的模式，以“自由”为中心，构建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总体 脉络，展现了“自由”这一观念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是如何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和被重新界定的。
《美国民主的兴起》一书可以被看作是“质疑性叙事体”的另一次尝试。与方纳一样，威兰茨也试图找到一个宏观框架构筑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叙事。方纳用的是“自由”，威兰茨用的则是“民主”。《美国民主的兴起》以“民主”为中心构筑了从革命到内战期间的美国历史发展。威兰茨指出，民主概念从来不是预定的，而是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各个党派团体出于各自的利益要求，对民主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理解；民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进步与倒退并存，民主在北方发展为“自由劳动的民主”，但是在南方却成为“种族奴隶制的民主”；民主的实现不是命定的结果，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预知的，谁都未曾料到民主的发展最后会导致战争。在《美国民主的兴起》中，可以看到宏观叙事，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不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继方纳之后，威兰茨再次证明了“质疑性叙事体”作为新的宏观叙事模式的可行性。
作为宏观叙事的强大工具，政治史的复兴正在起步。复兴不是回归传统史学，而是要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综合。这一综合首先是政治史内部的综合，其次是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其他领域的综合。
1990年代，政治史大综合的代表作当属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被公认为实现了美国史学界多年的呼吁。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新社会史研究成果“碎化”的综合，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史叙事，即将杰克逊时代的高层政治和底层政治结合起来，既强调了精英人物的领袖作用，也展现了普通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该书代表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最高水平。
“市场革命”是塞勒斯用以解释1815至1846年美国历史变迁的模式。他认为，“市场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从而创造了我们和我们所知的世界。”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被市场革命改变了。市场革命首先带来了经济上的变化，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逐渐让位于新型的商业经济。市场革命也带来了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为了缓解市场革命给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危机，美国人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和宗教运动中。市场革命反映到政治中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受到市场革命冲击的北方工匠、移民劳工和自耕农，以及南部的种植园主与安德鲁·杰克逊结成民主党同盟，竭力抵制市场革命的发展，斩断政治特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纽带。因此，“市场革命”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模式，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变化。在塞勒斯看来，1815至1846年的美国政治是市场革命的结果，是美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的结果是政治融入了社会，政治只是一个被动的、附属的角色。
然而，《美国民主的兴起》只有两处提到了“市场革命”，而且都是在批评这一模式。威兰茨指出，塞勒斯将杰克逊主义描述为农民和城市工人抵抗资本主义侵蚀的运动，这种观点没有反映出民主兴起和发展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塞勒斯将政治史融入了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将政治和民主降低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忽视了政治的重要作用。而这两点正是威兰茨在《美国民主的兴起》一书中的理论基础。威兰茨指出，杰克逊时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塞勒斯所说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实际上，民主的概念是多样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威兰茨力图证明，民主作为一个开放的话语系统是如何被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利用的，支持美国进一步商业化的人高呼民主，反对商业化的人也援引民主。因此，根本不存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存在的只是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市场革命也不是影响这一时期政治变迁的唯一原因。为了区别于塞勒斯的解释，威兰茨反复强调当时美国人是用政治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他强调政治的独立地位和重要性，认为杰克逊主义和美国的两党制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共同塑造的，其中核心的因素是政治。
可以说，《美国民主的兴起》是对塞勒斯政治史研究方法的重大修正。在该书中，威兰茨一改以前政治史的被动状态，树立了政治在社会变迁中的核心地位，并且赋予政治斗争以民主的含义，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点上构建起宏观叙事。
《美国民主的兴起》出版后，引起美国史学界的新一波争论。除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外，学界普遍关注的是威兰茨对政治史研究的修正。从学者的评论和威兰茨所做的回应来看，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美国民主的兴起》是否过于抬高了政治的地位，过于强调精英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如果说之前的政治史是社会史的附庸，是普通民众的历史，那么威兰茨是否矫枉过正，使社会史成为了政治史的附庸，使政治史走上了回归精英史学的道路?②也就是说，在构建一个宏观叙事时，应该如何处理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关系，以及精英人物与普通民众的关系?自新史学诞生以来，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应见证着美国史学的发展。威兰茨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在总结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政治史复兴的基础上为美国史学开启新的方向。
一
威兰茨首先阐述了美国民主兴起的历史进程。他以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为尺度定义“民主”的含义。按照威兰茨的这一定义，他认为普通人在政府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就是美国政治不断民主化的过程，因此美国的民主是逐渐兴起的。
独立之初，美国政治虽然有民主的因素，但那时的美国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精心设计的制度虽然在本质上为人民主权，但在实际权力运作中却远离普通民众。仅仅半个世纪之后，普通人就在政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大批之前没有选举权的普通人不仅拥有了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而且拥有担任公职和监督政府的权利。在这个时候，威兰茨所说的“民主”就出现了。
威兰茨把这一历史进程限定在大约1800至1860年期间。他以三个关键人物，即杰斐逊、杰克逊和林肯为重点，勾勒出美国民主从起步到鼎盛到走向危机的整个过程。杰斐逊时期是第一阶段。以杰斐逊为首的反对派打出反对联邦主义者“精英统治”的旗号，呼吁让独立的、有美德的自耕农参与政治。在杰斐逊的两届任期内，一部分州取消或降低了选举和任职限制，选民范围得以扩大，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大增长，政府公职向更多的普通人开放。因此，威兰茨将1800年杰斐逊当选总统视为美国民主兴起的起点，视为一个“新秩序”的开端。
杰克逊时期是第二阶段。杰克逊推行官职轮换制，打破了由社会上层精英垄断政府的局面，使政府职位进一步向普通民众开放；为了反对经济特权、实现经济平等，杰克逊否决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各州的民主改革进一步深化，大部分州初步实现了白人男性的普选权，议会席位的重新分配增加了普通民众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威兰茨称赞杰克逊的改革“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标志着美国民主30多年发展的顶峰”。
威兰茨认为，第三阶段是美国民主走向危机的阶段。美国的民主经过杰斐逊和杰克逊时期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同时内部的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1840至1860年间奴隶制问题的不断激化使北方和南方发展出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主：北方是“自由劳动的民主”，“将奴隶制视为国家的祸害，认为如果任其蔓延将会阻碍自由劳动的发展，将会毁了美国的繁荣”；南方是“种族奴隶制的民主”，“将奴隶制作为白人政治平等的基础。”这就是威兰茨所谓的“民主的危机”。这种危机随着林肯的当选最终化为了一场战争。
其次，威兰茨论述了“美国民主是如何兴起的”这一问题。概言之，他强调民主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民主发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这构成了整本书的理论基础。
关于民主概念的不确定性和竞争性，他指出，从美国立国开始，在联邦、州和地方的各个层面，民主就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多种不同定义之间的激烈竞争。
威兰茨从政治视角出发，以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作为衡量尺度给“民主”下定义。之所以如此重视政治是因为威兰茨认为，“政治是当时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继承了革命时代的共和主义观点，认为政治制度是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如果社会安定、繁荣，他们认为是因为政治制度的优越和政治家的美德；如果社会混乱、经济萧条，他们认为是源于制度的不完善和野心家的腐败。”19世纪早期美国的社会变迁给各地区、各阶层和各职业的美国人都造成了大的冲击。在美国人眼中，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所有政治问题最后都指向民主。他们从这样或那样的方面去理解民主，将自己的利益、需要、恐惧和希望用民主的话语表达出来，并通过各种党派和社会团体来争取政治权力。对他们来说，民主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追求，是他们诉诸政治行动的有力武器。个人、党派和社会团体争取政治权力都是为了捍卫各自心中对民主的理解。
威兰茨指出，杰克逊认为1824年昆西·亚当斯的当选是肮脏的政治交易，违背了人民的意愿，亚当斯领导的政府浪费并侵吞国家财产，而自己作为人民的代表有责任站出来挽救民主。在杰克逊看来，第二合众国银行拥有的权力过大，形成了一个金融贵族的帝国，是对人民主权的威胁，因此必须摧毁；在战争期间纸币和信贷体系获得的权力凌驾于人民主权之上，因此必须加以改革和规范。“国会法令废止权”是一部分阴谋家企图以反对关税为借口，滥用宪法赋予人民代表的权利，企图分裂联邦，必须予以制止。废奴主义者是受了蛊惑的慈善家，是被北方的银行贵族和南方的州权派所欺骗，他们的目的是利用废奴运动转移视线、制造政治分裂、摧毁民主事业。因此，废奴主义者也是民主的敌人。对杰克逊来说，他的参选及当政期间的所有政策无疑都是在捍卫他认为的“民主”。
“国会法令废止权”是南卡罗来纳州为了反对1828年关税法而提出的，其理论核心是卡尔霍恩的州权理论。他认为，“出台保护性关税是北方利用多数统治的原则对南方少数州的剥削和压迫，是违背宪法的。纠正这种多数暴政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认每个州的主权先于联邦而存在，每个州有权判定联邦的某项法令是否违宪，并终止其在本州内的执行。”对于南方的州权派来说，“国会法令废止权”是为了反抗暴政，维护南方人的平等权利，也是为了捍卫民主。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领导的废奴主义者认为黑人拥有和其他美国人一样的权利，不仅呼吁根除奴隶制的罪恶，而且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压迫和不平等。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民主派。”
在辉格党人眼中，以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党打着民主的旗号，实际上都是自私自利之徒，他们企图将政府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剥夺人民的财产和权利。辉格党人认为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只是个托辞，实际上他们是想通过臭名昭著的“宠物银行”将人民的财产侵吞进自己的腰包。杰克逊扩大总统和行政机构的权力是为了实现行政专权，从而为他个人、他的幕僚和代理人谋取私利。对辉格党人来说，他们反对杰克逊是为了树立真正的民主。
同杰克逊及其反对者一样，“反共济会派”认为东北部的商业化导致了道德败坏和贵族制，因此他们呼吁维护传统的平等原则和美德才是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土壤党”认为奴隶制度的不断扩展会威胁西进的北方小农的利益，摧毁北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提出“自由土壤、自由劳动、自由言论、自由的人”是为了捍卫民主。“一无所知党”认为美国的文化正在被天主教徒和其他异质文化侵蚀，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正在受到新移民廉价劳动力的威胁，因此自己歧视外来移民，厉行排外主义也是为了 捍卫美国民主。在北方激进的劳工组织眼中，美国的民主正在遭到破坏，因为大多数创造价值的劳工正在受到不创造价值的少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剥削，因此他们主张取消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制度同样是为了捍卫民主。
威兰茨指出，如上所述，一样的民主话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一旦化为切身利益和政治斗争，民主的概念就具有了不确定性和竞争性。关于民主发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威兰茨指出，美国民主的兴起是时断时续、点滴积累的过程，历经坎坷且无法预知结果。威兰茨认为在美国这样一个利益多元化、党派林立的国家，尽可能地团结各种利益群体、建立一个多党派联盟的政党对于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至关重要。威兰茨认为，从杰斐逊到林肯是美国政党制建立并日趋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美国经历了第一个和第二个政党体系的形成和瓦解，先后出现了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以杰克逊为首的民主党、辉格党和以林肯为首的共和党四个政党联盟。在威兰茨看来，政党联盟的形成、发展、分裂和衰落是各种政治力量分化组合的过程，也是各种民主概念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民主的发展方向取决于政治斗争的结果，因此充满了未知性和曲折性。
二
威兰茨对民主特性的把握和从政治史角度进行研究既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史学研究的新趋势，也为美国史学的发展探索了道路。对民主的研究作为美国传统史学中一个古老的课题，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对于此，美国传统史学大致有如下两种解释框架：
第一是“进步学派”的解释框架。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二元对立的冲突史观和进步主义观念。这一派史学家认为，美国历史充满了两种对立势力之间的冲突：在特纳眼中是边疆与已定居地区之间的地域冲突；在比尔德眼中是对立的经济集团之间的冲突；在弗农·帕灵顿眼中是特权与自由的思想斗争；在小施莱辛格眼中是商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阶级斗争。持续不断的斗争和冲突是美国历史进步的动力，民主的逐渐展开和实现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根据“进步学派”的解释框架，美国历史的发展是朝向一个既定终点的旅程，虽然路途艰辛、充满波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第二是“共识学派”的解释框架。与“进步学派”的冲突史观不同，“共识学派”声称，美国历史的主要特征不是冲突，而是无所不在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历史上的冲突只是人们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在对宪法及自由、民主等美国核心价值的认同上，美国社会是和谐的、一致的。正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夫斯塔特所说：“美国文明建筑在一个共同基础之上，建筑在一个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统一体上。它超越了各种暂时和局部的冲突。”“共识学派”否定“进步学派”的冲突史观，但是默认并继承了其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观念。
对于试图构建一个宏观叙事的传统史学家们来说，政治是他们最好的分析角度。因为变化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是宏观叙事的核心内容。只有政治史才最精确地关心时间的流逝和事实的变化。宏观叙事必须要有一个运动着的时间结构，只有政治史才能提供这个结构。政治史的特征和宏观叙事的本质要求，决定了政治在传统史学中的主导地位。无论“进步学派”和“共识学派”对美国民主的发展过程的看法有多少分歧，他们的民主框架最终都落实在政治层面上。政治是他们构建美国民主的宏观叙事的基石，民主是他们解释政治的理论指向，那些最能推动美国民主化进程的政治因素——政治制度、社会运动、政党、选举、精英人物等——是他们关注的主要内容。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美国新史学的勃兴。与传统史学相比，新史学在研究主题、研究对象、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新史学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或者说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新史学颠覆了以往以时间为轴线的历史叙述，转而大量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专注于对历史中的某一方面提出问题，并用相关学科的概念和方法加以分析和阐释。传统史学研究流动的历史过程，而新史学研究在某一点上的静止状态；传统史学寻求对美国历史进行整体解释，而新史学的志向在于站在独特的角度，用独特的技术方法分析具体的问题；传统史学著作是以“民主”或“自由”等终极价值为框架建构起来的宏伟史诗，而新史学著作则是大量数据、图标、模型堆积出来的分析报告。
新史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摈弃了研究制度、政党和精英人物的传统视角，转而研究政府之外的更广泛的社会及普通人的生活。正如美国史学家希梅尔法布概括的那样，传统史学关注整体和政府、法律和政策、外交和对外政策、战争与革命，新史学则聚焦于阶级和族群、社会问题和公共机构、城市和共同体、工作与娱乐、家庭与性、出生与死亡、童年与老年、犯罪与疯癫。传统史学是“自上而下的历史”，是“精英史学”；新史学是“自下而上的历史”，是“大众史学”。
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应用到政治研究中就诞生了新政治史。与传统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不同，新政治史仅仅是新史学众多领域中的一个，是一种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具体问题的政治史。它依赖计量方法和政治学、行为科学的理论，研究某一特定地区或基层普通民众的选举动机和投票行为，建立了“政治重新组合模式”和“种族文化模式”等一系列解释政治行为的模式。新政治史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范围，几乎包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放弃了传统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新政治史同劳工史、妇女史、家庭史等领域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实际上，新政治史中没有“政治”，只有“社会”。新政治史丧失了独立地位，沦为了社会史的一个分支。
经历了1960、1970年代的鼎盛后，从1980年代起新史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如何在吸收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克服过度社会科学化带来的“学科危机”?如何既不失新史学的精确性又能把握历史的流动和整体趋势?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美国史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建宏观叙事的呼声日益强烈。
重建宏观叙事首先意味着要关注美国历史的重大主题，构建一个整体解释框架，正如“进步学派”、“共识学派”所做的那样。但是，1960年代激烈的社会动荡粉碎了美国历史的“和谐”神话。新史学揭示了美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彻底动摇了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观念。因此，美国史学界需要重建的宏观叙事是传统史学和新史学的综合，既整体解释美国历史，又摒弃进步主义和历史目的论，把握历史发展中的复杂性。
作为美国新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方纳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叙事模式——“质疑性叙事体”(contested narrative)，即一种不确定的、无预设限制的叙事性历史。在这种历史叙事模式中，历史的发展是既有前进，也有倒退，并非直线向前发展，因此历史叙事没有一个事先决定的起点和终点，也不只是叙述美国历史上的进步和成就，而是要说明，在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内，许多的事物和观念总处在不断地被人们质疑和辩论的状态之中。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方纳用“质疑性叙事体”的模式，以“自由”为中心，构建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总体 脉络，展现了“自由”这一观念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是如何引起争议、受到质疑和被重新界定的。
《美国民主的兴起》一书可以被看作是“质疑性叙事体”的另一次尝试。与方纳一样，威兰茨也试图找到一个宏观框架构筑一种综合性的历史叙事。方纳用的是“自由”，威兰茨用的则是“民主”。《美国民主的兴起》以“民主”为中心构筑了从革命到内战期间的美国历史发展。威兰茨指出，民主概念从来不是预定的，而是始终处于争论之中，各个党派团体出于各自的利益要求，对民主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理解；民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进步与倒退并存，民主在北方发展为“自由劳动的民主”，但是在南方却成为“种族奴隶制的民主”；民主的实现不是命定的结果，历史的发展是不可预知的，谁都未曾料到民主的发展最后会导致战争。在《美国民主的兴起》中，可以看到宏观叙事，一个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不同地域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继方纳之后，威兰茨再次证明了“质疑性叙事体”作为新的宏观叙事模式的可行性。
作为宏观叙事的强大工具，政治史的复兴正在起步。复兴不是回归传统史学，而是要把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和领域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大的综合。这一综合首先是政治史内部的综合，其次是政治史和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其他领域的综合。
1990年代，政治史大综合的代表作当属查尔斯·塞勒斯的《市场革命》。该书问世之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被公认为实现了美国史学界多年的呼吁。学界认为，该书不仅是对新社会史研究成果“碎化”的综合，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史叙事，即将杰克逊时代的高层政治和底层政治结合起来，既强调了精英人物的领袖作用，也展现了普通人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该书代表了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最高水平。
“市场革命”是塞勒斯用以解释1815至1846年美国历史变迁的模式。他认为，“市场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从而创造了我们和我们所知的世界。”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被市场革命改变了。市场革命首先带来了经济上的变化，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逐渐让位于新型的商业经济。市场革命也带来了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为了缓解市场革命给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危机，美国人积极投身于社会改革和宗教运动中。市场革命反映到政治中是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受到市场革命冲击的北方工匠、移民劳工和自耕农，以及南部的种植园主与安德鲁·杰克逊结成民主党同盟，竭力抵制市场革命的发展，斩断政治特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纽带。因此，“市场革命”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模式，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生活的所有变化。在塞勒斯看来，1815至1846年的美国政治是市场革命的结果，是美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部分。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的结果是政治融入了社会，政治只是一个被动的、附属的角色。
然而，《美国民主的兴起》只有两处提到了“市场革命”，而且都是在批评这一模式。威兰茨指出，塞勒斯将杰克逊主义描述为农民和城市工人抵抗资本主义侵蚀的运动，这种观点没有反映出民主兴起和发展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塞勒斯将政治史融入了社会变迁的历史之中，将政治和民主降低为各种社会力量的副产品，忽视了政治的重要作用。而这两点正是威兰茨在《美国民主的兴起》一书中的理论基础。威兰茨指出，杰克逊时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塞勒斯所说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实际上，民主的概念是多样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威兰茨力图证明，民主作为一个开放的话语系统是如何被各个社会阶层的人利用的，支持美国进一步商业化的人高呼民主，反对商业化的人也援引民主。因此，根本不存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存在的只是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市场革命也不是影响这一时期政治变迁的唯一原因。为了区别于塞勒斯的解释，威兰茨反复强调当时美国人是用政治的角度看待世界的，他强调政治的独立地位和重要性，认为杰克逊主义和美国的两党制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共同塑造的，其中核心的因素是政治。
可以说，《美国民主的兴起》是对塞勒斯政治史研究方法的重大修正。在该书中，威兰茨一改以前政治史的被动状态，树立了政治在社会变迁中的核心地位，并且赋予政治斗争以民主的含义，从而在新的理论基点上构建起宏观叙事。
《美国民主的兴起》出版后，引起美国史学界的新一波争论。除了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不同观点以外，学界普遍关注的是威兰茨对政治史研究的修正。从学者的评论和威兰茨所做的回应来看，他们争论的问题主要是，《美国民主的兴起》是否过于抬高了政治的地位，过于强调精英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如果说之前的政治史是社会史的附庸，是普通民众的历史，那么威兰茨是否矫枉过正，使社会史成为了政治史的附庸，使政治史走上了回归精英史学的道路?②也就是说，在构建一个宏观叙事时，应该如何处理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关系，以及精英人物与普通民众的关系?自新史学诞生以来，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应见证着美国史学的发展。威兰茨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在总结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政治史复兴的基础上为美国史学开启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