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可以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同时停用原来颁行的教科书，废止小学读经科。中国女性作为一个群体，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走进课堂，其使用的第一套国文教材，即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它在问世后的十年共销售七千余万册，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实现了对清末教材的超越，提到在塑造国民人格方面的努力：“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并专门提到：“国民学校不分男女，本书兼收女子材料，以便男女共学之用。”在此编辑理念下，教材中出现了许多以“女国民”为表现对象的课文。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分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八册所选课文大多与孩童生活息息相关，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孩童此时年龄尚小，生活中处处可见的人、事、景、物会让他们特别亲切，从性别角度来考察，男性人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女性则明显较少。高等小学六册选文内容艰深一些，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塑造了编者心目中理想的民国“女国民”形象。
一、日常生活中的女国民形象
1.母亲形象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出版于1912年，是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2年元月，民国政府成立。由于清朝腐败不堪和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新政权的建立带来了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虽然未来仍不可知，但是对现代性的渴望以及对安定和谐日常生活的向往，都是题中应有之意。以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通过对国民母亲的塑造，构建了一个个和谐而温暖的场景，从某个角度来说，正表达了人们对平和安定生活的向往。比如第一册第三十九课“小室中灯火明母教女取绒绳学手工”；第四册十六课“母为儿解书包携儿入室”；第二册第二十二课“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第三册第四十五课《乘凉》：“晚餐之后，凉风入户。母携女，院中乘凉。母讲故事，女在旁听之。”这些篇章所塑造的母亲体贴、温婉、慈爱，照料全家人的生活，是传统的慈母形象。
除了慈母之外，课本中还出现了诸多良母形象。教材中的良母之“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儿女（主要是儿子）为人处世的道理，二是教育儿女（主要是儿子）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历史上最有名的良母应该就是孟母了。教材第五册第四十一课《孟母》中，孟母告诫孟子“汝之废学，犹断丝织也”，“自是之后，孟子乃勤学”；孟母“买东家豚肉以食之”，表明她十分注重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启发孟子，这符合男性社会文化标准的理想母亲形象。
颇有意味的是，父亲形象在课本中出現的次数远远少于母亲，这与初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主要表现日常生活有极大关系。母亲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教材中的父亲所做的事情却似乎充满了神秘色彩——父亲的世界是“外面的世界”，他们不用做家务，做的最多的事情是“陪客”。比如第一册第四十八课：“有客至，看我父，我迎客入室内。父见客，问姓名，父坐右，客坐左。”第二册第二十七课：“座上客远方来，父陪客食午饭，饭后出门与客闲眺，前有青山，旁有流水。”除了陪客之外，课本中的父亲还频频外出，如第四册第八课《陪客》：“钮儿在家，有客访其父。父适他往。”而且家中男孩也延续了父亲的外出与陪客等活动，如第二册第四十五课：“大门开，两客来，一老一少，我问客姓，客问我名，请客人坐室中。”课文作配插图就是一个男孩陪客的场景。
2.青年女性形象
这套教材中所塑造的最生动的女性形象应该是以“姊”为代表的青年女性形象，数量上有压倒性优势，超过了以母亲为表现对象的课文。首先，教材在塑造这些青年女性形象的时候，继承了传统文化对“长女”的要求。长女介于母亲与幼女（子）之间，因而具有双重身份。她是女儿，有着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感受；对于弟妹来说，她又带来母亲般的呵护，具有母性特征。她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担当、责任与承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体现。比如在第一册第二十六课“我姊姊在房内持剪刀裁新衣”中是一个能干的姐姐，在第三十一课“月季花朵朵红姊呼弟弟快来看花”、第三十八课“姊呼妹同游戏”中是心系弟妹的好姐姐；第二册第九课“小弟弟在母怀见姊来伸手向姊姊抱弟弟窗前徐步”中的姐姐简直是母亲的化身，第四十六课“姊姊妹妹携手同游，妹登山立亭中遥呼姊来”则描绘了一幅姐妹情深的温馨画面。
在所有女性形象中，以“姊”为代表的青年女性风华正茂、思想活跃，应该是与社会联系最紧密，也最能够表现时代脉搏的女性群体。教材中的姊姊有时候会“代司母职”，比如爱对弟妹们进行教诲。不过同是教诲，母亲与姐姐还是有所不同的。母亲大多是从道德层面对孩子进行教诲，而姐姐更多是从知识层面对弟妹进行宣讲。如第三册第二十四课，小孩子从瓶中取果子，由于贪多，结果“拳不能出，手痛心急”，母亲教导孩子：“汝勿贪多，则拳可出矣。”第四册第三课《蟋蟀》中，弟问姊曰：“蟋蟀口小，鸣声颇大，何也？”姊曰：“蟋蟀有四翅，振翅发声，非以口鸣也。”第三册第三十六课妹妹要扑蝴蝶，姊曰：“蝴蝶之翅，有毒粉，能伤目，不可扑之。”第三册第四十三课《人影》，弟弟看到自己的影子，以为有人跟在后面，非常害怕，姊曰：“此汝身之影也。汝立灯前，行日下，皆有影。岂忘之耶？”这些课文中的姐姐已具有了知识女性的特质，成为“母亲+知识女性”的综合体，既体现了传统社会对长女的要求，也体现了对青年女国民的美好想象。
还有课文直接强调了女性读书的重要性。如第四册第三十七课《甄女》：“甄逸有幼女，喜读书。诸兄谓之曰：‘女子当习女工，汝读书，将焉用耶？’女曰：‘古之贤女，未有不学。世间学问甚多，吾不读书，何由知之？”’甄洛有着惊人的美貌，一度让曹植和曹丕动心，但文中丝毫没有关于其外貌的描写，而是强调女子读书的重要性，这是对传统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挑战，也表现了女子希望广受教育的心声。除了广受教育之外，对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言，强身健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课本中的女性终于走出闺阁，开始了各种体育运动。比如第一册第二十三课兄妹拍球、第三十八课姐妹拍皮球、踢毽子、滚铁环等，均强调了女性运动的重要性。 二、宏大叙事中的女国民形象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高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已经不再像初等小学教材那样大多是日常生活场景，而是注重从更为抽象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等非日常生活语境中，紧紧围绕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观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对民国政府所期待的新国民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除保留了一定的传统文学篇目外，最具有时代感的便是涉及政治、经济及科技文化的篇目，它们集中体现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对现代性的渴望与想象。《显微镜》《望远镜》《气球及飞艇飞车》《军舰》《火药》《枪炮》《科学之应用》《军备》《水雷鱼雷》等课文意在唤起国民对现代科技的关注，而《市》《公债》《生财之本》《振兴实业》《租税》《通商》《公债》《博览会及商品陈列所》《托辣斯》等涉及经济的课文无不深潜着对国家经济衰败的焦虑以及对新国民拯救国家经济的热切期待，《国体与政体》《人民之权利与义务》《政党》《国家》《国民》《民族》《共和国之模范》《共和政治之精神》《大国民》则从政治的角度对国民进行了启蒙。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劝诫类的课文，如《毋自馁》《忍耐》《戒赌博》《戒酗酒》是对国民的训诫与鼓励。
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教材中，以传统文化为精神实质的国民母亲全体退场，高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女性形象全都是青年女性。主要涉及以下篇目：《男女》（第一册）、《李侃妻》（第二册）、《罗兰夫人》（第二册）、《南丁格兰》（第三册）、《秦良玉》（第四册）、《费宫人》（第五册）、《木兰诗》（第五册）。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巾帼英雄，比如明朝末年的军事统帅秦良玉、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具有独立人格、心怀世界的南丁格兰，有勇有谋的费宫人、深明大义的李侃妻、以改造政府为己任的罗兰夫人等，对于开阔民国时期女性的视野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有研究者评价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增祺编《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指出：“这一教材中的女性选文大都从家庭伦理关系中打造孝女、烈女、贞女、节妇、慈母等传统的女性形象。”进而认为：“民国初期，改革浪潮还没有真正触及女性领域，高中国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秉承了传统儒家女性观念的浓郁色彩，反映了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妻子为夫所有所养，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等约定俗成的角色内容。”相较而言，《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在选取表现女性的文本时更为先进，虽然受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选取一些封建社会所青睐的女性形象，比如花木兰，但也有一些篇目中的青年女性卓尔不群，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比如《秦良玉》中的土家女秦良玉从小就在父亲的悉心教诲下习文练武，攻读经史，苦练骑射，演习阵法，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秀外慧中的才女；夫死领兵屡建奇功，被崇祯皇帝盛赞，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列入正史将相传的女性。再比如《南丁格兰》，一个平凡的女子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些形象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颇为遗憾的是，教材中的女性全部取自遥远的历史场景，距当时最近的女性来自明朝，一是秦良玉，二是费宫人。像革命斗士秋瑾这样的新女性并没有进入教科书。教材中所选的女性对于女学生来说虽有一定的表率意义，但由于时代久远，榜样效应已有所削弱。
三、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游走的女国民
综览《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等小学第一册就有《男女》一课，这一课或许可以看作这套教材有关两性问题的总纲。“人类之有男女，其猶人只有左右手乎。均手也，而左手之作事，不如右手。然无左手，则不可以为全人。均人也，而女子之能力，不如男子。然无女子，则不可以成社会。”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该教材编者的性别观，其先进性在于承认了女性的重要性，指出社会中不能没有女性，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终于获得了较为平等的待遇。其局限性在于认为女子能力不如男子。课文最后一句“然推寻其源，则皆不学之故耳”，认为女性之所以不如男性，是因为她们不学习的缘故。文章在此戛然而止，没有继续展开讨论：女性为什么不学习？是她们不愿意学习，还是社会没有给她们学习的机会？文章还提出“男子治外，女子治内，凡家庭中，若会计，若教育，若衣食，皆不能不需女子”，对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认为应该继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有研究者曾经指出，这套教材虽然倡导男女平等，认为两性要有平等的求学权利，但其中凡是有关求学的课文，无论插图还是具体文字内容，几乎都以男性为主。特别是在各种教学场景中，老师无一例外是男性，学生也是以男孩为主；而洗涤、裁缝、蚕桑之类的工作，则多联系女性。书中外出的一般是父亲或者长兄，而母女一般还是静守家园。从青年女性的塑造来看，虽然也有人格独立的女性，比如南丁格兰，但更多的还是对传统形象的阐释，比如李侃妻、罗兰夫人，虽才华卓绝，但是从课文来看，也突出了其“相夫”的一面；从各种劝勉篇的内容来看，有劝勉戒酒、戒烟的，显然这些篇章默认的劝勉对象是男性，但是对于像缠足等延续千年并给女性带来极大痛苦的陋习，却未着片言只语。尽管这并不是一本专门供女子使用的国文读本，但强调了女子参与运动的重要性，却并未对缠足发表任何议论，显然也是出于男性立场的缘故。
此外，教材尽管描绘了一些女子参加运动的场景，但大多在庭院中进行，而男孩的运动场所除了庭院之外，还有学校。比如《笼球》一课中“师率学生十余人，同往游戏”，是男老师带领着十来个男孩在游戏，《夺旗竞走》也是一个老师带着五个男孩在游戏，《兵队之戏》也是如此。即便是《纸鸢》这样的传统运动项目，插图中也没有一个女孩。在所有的运动中，男孩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可见，尽管教材强调了女性运动的重要性，但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
再看课本的插图，其中的母亲多是上袄下裙或上袄下裤，发型多是简单发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亘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服装变革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取消了服饰上的等级制度，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废弃。”母亲发饰上没有珠宝装饰等物，这应该是当时有点时尚但又并不特别前卫的装束，民国初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服饰上的多样化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作为女权运动先导的秋瑾，很早就穿男装；后来男装被西式连衣裙代替，西式连衣裙成为民国女子最为时尚前卫的衣着，但课本中这两类服装均没有出现。由此可见课本对女性着装的“守正”立场。但是男子的装束有了很大变化，既有传统的长袍马褂，也有西装革履。从这些插图中我们不难看出编辑的男性立场——时代的弄潮儿应是男子。文中的插图还涉及当时的交通工具，既有传统的马车，也有走在时尚前沿的自行车、电车等。骑自行车当时是时尚青年的象征，插图中骑自行车的无一不是男子。
尽管有诸多不足，在教材编撰史上，《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意义依然是重大的。其由庄俞、沈颐、樊炳清等编纂，由高风谦、张元济、蒋维乔等校订，他们几乎都是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的大家，要么是具有维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要么是有留学经验的“海归”人士。教材以“共和国”命名，自然不能舍弃民国的主张、理念。关键问题是，民国本身就动荡不定、危机四伏，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孙中山重视女子教育问题，曾经在各种场合发表过有关演说，比如“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男女平权，然后养成真正共和国”。但政权很快旁落，袁世凯对女性受教育持反对态度。1914年夏，当时的教育总长汤化龙表示：“民国以来，颇有一派人士倡导一种新说，主张开放女子之界限，其结果致使幽娴女子，提倡种种议论，或主张男女同权，或倡导女子参政，遂至有女子法政学校之设立，余对于女子教育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整个社会对女性受教育、男女平等等观念的态度是变化的。在这种时局之下，教材编者的思想也有一定的矛盾和犹疑：一方面，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女性应受教育，呼吁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受制于时局，有诸多顾虑，不得不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求平衡。可能唯有“守正”，才是一种稳妥的编辑方针。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分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八册所选课文大多与孩童生活息息相关，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孩童此时年龄尚小，生活中处处可见的人、事、景、物会让他们特别亲切，从性别角度来考察，男性人物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女性则明显较少。高等小学六册选文内容艰深一些，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塑造了编者心目中理想的民国“女国民”形象。
一、日常生活中的女国民形象
1.母亲形象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出版于1912年，是年，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2年元月，民国政府成立。由于清朝腐败不堪和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新政权的建立带来了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虽然未来仍不可知，但是对现代性的渴望以及对安定和谐日常生活的向往，都是题中应有之意。以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通过对国民母亲的塑造，构建了一个个和谐而温暖的场景，从某个角度来说，正表达了人们对平和安定生活的向往。比如第一册第三十九课“小室中灯火明母教女取绒绳学手工”；第四册十六课“母为儿解书包携儿入室”；第二册第二十二课“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第三册第四十五课《乘凉》：“晚餐之后，凉风入户。母携女，院中乘凉。母讲故事，女在旁听之。”这些篇章所塑造的母亲体贴、温婉、慈爱，照料全家人的生活，是传统的慈母形象。
除了慈母之外，课本中还出现了诸多良母形象。教材中的良母之“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儿女（主要是儿子）为人处世的道理，二是教育儿女（主要是儿子）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历史上最有名的良母应该就是孟母了。教材第五册第四十一课《孟母》中，孟母告诫孟子“汝之废学，犹断丝织也”，“自是之后，孟子乃勤学”；孟母“买东家豚肉以食之”，表明她十分注重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启发孟子，这符合男性社会文化标准的理想母亲形象。
颇有意味的是，父亲形象在课本中出現的次数远远少于母亲，这与初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主要表现日常生活有极大关系。母亲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教材中的父亲所做的事情却似乎充满了神秘色彩——父亲的世界是“外面的世界”，他们不用做家务，做的最多的事情是“陪客”。比如第一册第四十八课：“有客至，看我父，我迎客入室内。父见客，问姓名，父坐右，客坐左。”第二册第二十七课：“座上客远方来，父陪客食午饭，饭后出门与客闲眺，前有青山，旁有流水。”除了陪客之外，课本中的父亲还频频外出，如第四册第八课《陪客》：“钮儿在家，有客访其父。父适他往。”而且家中男孩也延续了父亲的外出与陪客等活动，如第二册第四十五课：“大门开，两客来，一老一少，我问客姓，客问我名，请客人坐室中。”课文作配插图就是一个男孩陪客的场景。
2.青年女性形象
这套教材中所塑造的最生动的女性形象应该是以“姊”为代表的青年女性形象，数量上有压倒性优势，超过了以母亲为表现对象的课文。首先，教材在塑造这些青年女性形象的时候，继承了传统文化对“长女”的要求。长女介于母亲与幼女（子）之间，因而具有双重身份。她是女儿，有着女性自身的生命体验与感受；对于弟妹来说，她又带来母亲般的呵护，具有母性特征。她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担当、责任与承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体现。比如在第一册第二十六课“我姊姊在房内持剪刀裁新衣”中是一个能干的姐姐，在第三十一课“月季花朵朵红姊呼弟弟快来看花”、第三十八课“姊呼妹同游戏”中是心系弟妹的好姐姐；第二册第九课“小弟弟在母怀见姊来伸手向姊姊抱弟弟窗前徐步”中的姐姐简直是母亲的化身，第四十六课“姊姊妹妹携手同游，妹登山立亭中遥呼姊来”则描绘了一幅姐妹情深的温馨画面。
在所有女性形象中，以“姊”为代表的青年女性风华正茂、思想活跃，应该是与社会联系最紧密，也最能够表现时代脉搏的女性群体。教材中的姊姊有时候会“代司母职”，比如爱对弟妹们进行教诲。不过同是教诲，母亲与姐姐还是有所不同的。母亲大多是从道德层面对孩子进行教诲，而姐姐更多是从知识层面对弟妹进行宣讲。如第三册第二十四课，小孩子从瓶中取果子，由于贪多，结果“拳不能出，手痛心急”，母亲教导孩子：“汝勿贪多，则拳可出矣。”第四册第三课《蟋蟀》中，弟问姊曰：“蟋蟀口小，鸣声颇大，何也？”姊曰：“蟋蟀有四翅，振翅发声，非以口鸣也。”第三册第三十六课妹妹要扑蝴蝶，姊曰：“蝴蝶之翅，有毒粉，能伤目，不可扑之。”第三册第四十三课《人影》，弟弟看到自己的影子，以为有人跟在后面，非常害怕，姊曰：“此汝身之影也。汝立灯前，行日下，皆有影。岂忘之耶？”这些课文中的姐姐已具有了知识女性的特质，成为“母亲+知识女性”的综合体，既体现了传统社会对长女的要求，也体现了对青年女国民的美好想象。
还有课文直接强调了女性读书的重要性。如第四册第三十七课《甄女》：“甄逸有幼女，喜读书。诸兄谓之曰：‘女子当习女工，汝读书，将焉用耶？’女曰：‘古之贤女，未有不学。世间学问甚多，吾不读书，何由知之？”’甄洛有着惊人的美貌，一度让曹植和曹丕动心，但文中丝毫没有关于其外貌的描写，而是强调女子读书的重要性，这是对传统封建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挑战，也表现了女子希望广受教育的心声。除了广受教育之外，对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而言，强身健体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课本中的女性终于走出闺阁，开始了各种体育运动。比如第一册第二十三课兄妹拍球、第三十八课姐妹拍皮球、踢毽子、滚铁环等，均强调了女性运动的重要性。 二、宏大叙事中的女国民形象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高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已经不再像初等小学教材那样大多是日常生活场景，而是注重从更为抽象的政治、经济、科技、历史等非日常生活语境中，紧紧围绕当时的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世界观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对民国政府所期待的新国民人格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除保留了一定的传统文学篇目外，最具有时代感的便是涉及政治、经济及科技文化的篇目，它们集中体现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对现代性的渴望与想象。《显微镜》《望远镜》《气球及飞艇飞车》《军舰》《火药》《枪炮》《科学之应用》《军备》《水雷鱼雷》等课文意在唤起国民对现代科技的关注，而《市》《公债》《生财之本》《振兴实业》《租税》《通商》《公债》《博览会及商品陈列所》《托辣斯》等涉及经济的课文无不深潜着对国家经济衰败的焦虑以及对新国民拯救国家经济的热切期待，《国体与政体》《人民之权利与义务》《政党》《国家》《国民》《民族》《共和国之模范》《共和政治之精神》《大国民》则从政治的角度对国民进行了启蒙。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劝诫类的课文，如《毋自馁》《忍耐》《戒赌博》《戒酗酒》是对国民的训诫与鼓励。
在《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教材中，以传统文化为精神实质的国民母亲全体退场，高等小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的女性形象全都是青年女性。主要涉及以下篇目：《男女》（第一册）、《李侃妻》（第二册）、《罗兰夫人》（第二册）、《南丁格兰》（第三册）、《秦良玉》（第四册）、《费宫人》（第五册）、《木兰诗》（第五册）。其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巾帼英雄，比如明朝末年的军事统帅秦良玉、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具有独立人格、心怀世界的南丁格兰，有勇有谋的费宫人、深明大义的李侃妻、以改造政府为己任的罗兰夫人等，对于开阔民国时期女性的视野有着相当大的帮助。
有研究者评价19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增祺编《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指出：“这一教材中的女性选文大都从家庭伦理关系中打造孝女、烈女、贞女、节妇、慈母等传统的女性形象。”进而认为：“民国初期，改革浪潮还没有真正触及女性领域，高中国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秉承了传统儒家女性观念的浓郁色彩，反映了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妻子为夫所有所养，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等约定俗成的角色内容。”相较而言，《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在选取表现女性的文本时更为先进，虽然受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选取一些封建社会所青睐的女性形象，比如花木兰，但也有一些篇目中的青年女性卓尔不群，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比如《秦良玉》中的土家女秦良玉从小就在父亲的悉心教诲下习文练武，攻读经史，苦练骑射，演习阵法，成为一名远近闻名、秀外慧中的才女；夫死领兵屡建奇功，被崇祯皇帝盛赞，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列入正史将相传的女性。再比如《南丁格兰》，一个平凡的女子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些形象为当时的女性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颇为遗憾的是，教材中的女性全部取自遥远的历史场景，距当时最近的女性来自明朝，一是秦良玉，二是费宫人。像革命斗士秋瑾这样的新女性并没有进入教科书。教材中所选的女性对于女学生来说虽有一定的表率意义，但由于时代久远，榜样效应已有所削弱。
三、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游走的女国民
综览《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等小学第一册就有《男女》一课，这一课或许可以看作这套教材有关两性问题的总纲。“人类之有男女，其猶人只有左右手乎。均手也，而左手之作事，不如右手。然无左手，则不可以为全人。均人也，而女子之能力，不如男子。然无女子，则不可以成社会。”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该教材编者的性别观，其先进性在于承认了女性的重要性，指出社会中不能没有女性，女性不再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终于获得了较为平等的待遇。其局限性在于认为女子能力不如男子。课文最后一句“然推寻其源，则皆不学之故耳”，认为女性之所以不如男性，是因为她们不学习的缘故。文章在此戛然而止，没有继续展开讨论：女性为什么不学习？是她们不愿意学习，还是社会没有给她们学习的机会？文章还提出“男子治外，女子治内，凡家庭中，若会计，若教育，若衣食，皆不能不需女子”，对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认为应该继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
有研究者曾经指出，这套教材虽然倡导男女平等，认为两性要有平等的求学权利，但其中凡是有关求学的课文，无论插图还是具体文字内容，几乎都以男性为主。特别是在各种教学场景中，老师无一例外是男性，学生也是以男孩为主；而洗涤、裁缝、蚕桑之类的工作，则多联系女性。书中外出的一般是父亲或者长兄，而母女一般还是静守家园。从青年女性的塑造来看，虽然也有人格独立的女性，比如南丁格兰，但更多的还是对传统形象的阐释，比如李侃妻、罗兰夫人，虽才华卓绝，但是从课文来看，也突出了其“相夫”的一面；从各种劝勉篇的内容来看，有劝勉戒酒、戒烟的，显然这些篇章默认的劝勉对象是男性，但是对于像缠足等延续千年并给女性带来极大痛苦的陋习，却未着片言只语。尽管这并不是一本专门供女子使用的国文读本，但强调了女子参与运动的重要性，却并未对缠足发表任何议论，显然也是出于男性立场的缘故。
此外，教材尽管描绘了一些女子参加运动的场景，但大多在庭院中进行，而男孩的运动场所除了庭院之外，还有学校。比如《笼球》一课中“师率学生十余人，同往游戏”，是男老师带领着十来个男孩在游戏，《夺旗竞走》也是一个老师带着五个男孩在游戏，《兵队之戏》也是如此。即便是《纸鸢》这样的传统运动项目，插图中也没有一个女孩。在所有的运动中，男孩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可见，尽管教材强调了女性运动的重要性，但根深蒂固的观念很难改变。
再看课本的插图，其中的母亲多是上袄下裙或上袄下裤，发型多是简单发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亘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服装变革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取消了服饰上的等级制度，千百年来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废弃。”母亲发饰上没有珠宝装饰等物，这应该是当时有点时尚但又并不特别前卫的装束，民国初年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服饰上的多样化也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作为女权运动先导的秋瑾，很早就穿男装；后来男装被西式连衣裙代替，西式连衣裙成为民国女子最为时尚前卫的衣着，但课本中这两类服装均没有出现。由此可见课本对女性着装的“守正”立场。但是男子的装束有了很大变化，既有传统的长袍马褂，也有西装革履。从这些插图中我们不难看出编辑的男性立场——时代的弄潮儿应是男子。文中的插图还涉及当时的交通工具，既有传统的马车，也有走在时尚前沿的自行车、电车等。骑自行车当时是时尚青年的象征，插图中骑自行车的无一不是男子。
尽管有诸多不足，在教材编撰史上，《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意义依然是重大的。其由庄俞、沈颐、樊炳清等编纂，由高风谦、张元济、蒋维乔等校订，他们几乎都是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的大家，要么是具有维新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要么是有留学经验的“海归”人士。教材以“共和国”命名，自然不能舍弃民国的主张、理念。关键问题是，民国本身就动荡不定、危机四伏，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孙中山重视女子教育问题，曾经在各种场合发表过有关演说，比如“教育既兴，然后男女可望平权。男女平权，然后养成真正共和国”。但政权很快旁落，袁世凯对女性受教育持反对态度。1914年夏，当时的教育总长汤化龙表示：“民国以来，颇有一派人士倡导一种新说，主张开放女子之界限，其结果致使幽娴女子，提倡种种议论，或主张男女同权，或倡导女子参政，遂至有女子法政学校之设立，余对于女子教育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整个社会对女性受教育、男女平等等观念的态度是变化的。在这种时局之下，教材编者的思想也有一定的矛盾和犹疑：一方面，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女性应受教育，呼吁男女平等；另一方面，受制于时局，有诸多顾虑，不得不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求平衡。可能唯有“守正”，才是一种稳妥的编辑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