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到我的3位佛门师父。其实，和我真正有过密切交往的出家人要算净慧禅师。而说到净慧师就不能不提及《法音》杂志。上世纪80年代初，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摧残的佛教事业开始慢慢恢复。《法音》杂志由赵朴初亲任主编，编委有巨赞、法尊、隆莲等高僧和虞愚、周绍良、王尧等学者。净慧师担任责任编辑（不久后出任主编），负责实际工作。
　　浩劫之后佛教人才凋零，学佛的年轻人更是凤毛麟角，稿源颇成问题。当时，我正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协助净慧师编《法音》的大哥就让我试试给杂志投稿。我刚去了一次陕西考察历史遗迹回校，就写了一篇《唐代长安与佛教》的论文。文章很快在《法音》上发表了。大哥转述净慧师的话，说文笔老练，看上去像五十多岁的老学究写的，嘱我今后多给他们写稿。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佛学论文，也是第一次知道净慧这个出家人，此后就经常给《法音》写稿了。每篇文章都经净慧师仔细修饰，错漏的引文以至不恰当的标点符号都被一一改正。我对净慧师心存感激，很想见见这位师父。
　　大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我去北京住在大哥家。大哥和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阜城门外的广济寺内。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净慧师：清癯消瘦的身材，脸上始终带着笑容，普通话里夹杂着浓重的湖北口音。
　　他一岁半就被父母送到尼庵抚养；14岁出家，18岁到广东云门寺受戒，得以亲侍当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净慧师敏悟过人，深受老和尚器重，很快就成为虚云的传法弟子。1956年到中国佛学院深造。“反右”时被划线“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劳动近二十年。1979年才摘帽改正，回到佛教协会。
　　当时“文革”遗风依然严重，佛教协会内各部门的实权都在党员干部手中。出家人只是用作装饰门面，仍被视为另类。净慧师和其他出家人一样刚逃脱厄运，仍犹如“惊弓之鸟”。平时他只是默默地做事，那种谦和、自重、清高的仪态令我肃然起敬。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经常到寺内《法音》编辑部和他聊天。杂志一年比一年办得好，净慧师还主持赵州禅师祖庭柏林寺的修复工作，使柏林寺从一片废墟变成殿堂庄严、规模宏大的丛林。他在那里创办《禅》和《中国禅学》杂志。秉承赵州和尚“平常心是道”的禅风，提倡 “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的生活禅。每年举办“生活禅夏令营”，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无数学人走进禅、了解禅，受用禅的智能、禅的清凉、禅的慈悲、禅的洒脱。此时的净慧师已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禅师。
　　和净慧师这一别又有十余年。前年，我去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静修。听说他曾经为编辑《虚云全集》来拜访过怀师，还听说他回到了老家湖北，主持黄梅四祖寺的兴复。我想给净慧师打个电话。在旁的同参们说，净慧师已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如今别说像他那样德高望重的大和尚，就是普通的寺院住持都忙于交际达官贵人，哪有时间理会我们。我深信净慧师绝不是这样的俗僧，拨通了电话，是他的侍者接的。小和尚在那里支支吾吾，我说：“你就通报师父，是一个叫魏承思的故人找。”挂下电话，我自信地说，五分钟内净慧师一定回电。果然3分钟后电话铃响了，那头传来净慧师熟悉的声音：“承思啊，多年不见，你有四十岁了吧？”“快六十啦！”“你有那么大年纪了？”“净慧师，当年我们相识时你大我十余岁。你会老，难道我就永远不老？”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是呀，岁月不饶人，但愿净慧师长住这个浮华世界，给我们这些失落的灵魂带来多一点禅的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