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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炯业先生的《蓦然回首》，虽说是一本个人回忆录，但读起来却有史诗的味道。它宏观、真实、细腻地叙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但不是平铺直叙，不是面面俱到，更不是记流水账，而是努力从一个人的历史中洞见哲理，发掘美感，打捞诗意，从而让自传写作达到了以史写诗和以诗写史的文学高度。
作者用一百零八章的篇幅，详略有致地叙述了自己从当初的垂髫稚子到如今已过古稀的一生经历。从年少时刻苦求学，到后来从教、从政、从文的勤奋工作，作者选取其中或印象深刻，或意义重大的事件进行详细记述，真实而又细腻，宏观但不空洞。例如作者写童年刚刚从黄陂来到汉口时，对城市的一切都很陌生，甚至害怕，在受了小伙伴们“乡里伢，唱糖茶，打臭屁，屙克蚂”的嘲笑后，想再回去乡下的愿望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在乡下多好，天那么蓝，草那么绿，人那么纯朴，连牛也叫人牵肠挂肚”;还有每当自己生病时，母亲就要灌自己吃“小儿百效散”，并且一边拍打床架一边念念有词：“东南西北吓着回哟，菩萨保佑我儿健健康康狗头狗脑哟！”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回忆七十年前的事情，玩闹的“童谣”、治病的“口诀”，甚至那时候常服用的药名都写得如此清晰。从这些对童年生活真实而细腻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的感受是多么深刻，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这本自传记述了将近七十年的事情，读者在聆听作者讲述时，也可以感受和观察这七十年来的历史风雨、沧桑巨变。这无疑是浩大的工程，稍有不慎便会显得大而无当。然而当作者把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娓娓道来时，我们便不自觉地被吸引，不自觉地认真地聆听作者讲述，完全陷入到了作者的节奏和情景之中。从作者讲述的一件件具体可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武汉解放、大跃进、文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背景。例如“洋苕节”这一章节，就反映出“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却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苦中作乐，寻找各种可以填饱肚子的方法来度过这个艰难时期;又例如“油饼司令”一节，反映了风起云涌的“文革”初期，作者去北京“串联”时，还是说话算数的“革委会主任”，但是回来后已经成了被一些人排斥的“油饼司令”，反映出“文革”时期人们思想的混乱与组织的无序。这就让七十年的经历与七十年的历史一一对应，宏观而又具体。
正是这种宏大而又具体的关于七十年的人生经历的描写，让我们有一种读史诗的感觉，我们不仅是在通过一件件事情了解作者的生平往事，更是随着作者的回忆又一次走近我国七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作者的经历让七十年的历史真实可感，七十年的历史又让作者的经历有据可依。杜甫用自己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作为诗歌材料，创作脍炙人口的叙事诗，被称为“诗史”，后人读其诗便可知其史。而我们在读这部记述了自己七十年的人生经历的自传时，便可以想象到这七十年中华大地波澜壮阔的变化，这无疑是一本具有史诗性艺术水准的自传。
苏轼说：“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作者年幼时来到武汉，生活的艰辛是对作者的磨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目睹父母的辛劳、体验生活的困苦，得知“热爱生活”的道理，就有着奋斗与吃苦的自觉。而新中国给予了作者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者的独立人格和宏大志向便在接受初等教育时形成了。本书的第一辑“汉口旧事”和第二辑“求学生涯”，就让我通过作者两种完全不同的境遇，完全理解了“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含义。解放前的艰苦生活磨砺出了作者的“坚忍不拔之志”，而在解放后的求学经历则为作者拥有“超世之才”奠定了基础。作者神采飞扬的青少年时期也正好是新中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
本书第三辑和第四辑，作者叙述自己从教、从政和从文的工作经历。毕业之后作者被分配到了乡村中学执教，这个时期的新中国物质条件还相当落后，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确实积极向上的。作者也如同新中国的发展初期一样，虽然所处的条件艰苦，但是工作热情却异常饱满。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而经常被抽调去参加武汉市的文化展览活动，这也是作者之后从教改为从政的主要原因。从政期间，作者工作的热情并没有一丝一毫削减，尽管没有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美术事业，但也无怨无悔，不怕苦不怕累，成为与农村联系紧密的“蹲点专业户”。后来洒脱地离开官场，勤奋耕耘，为文化助残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摄影和写作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作者这种为热爱的事业勤奋踏实、忘我工作的品质，让我们想起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和“夜阑卧听风吹雨”的陆游。可以说，作者有着如同他们一样“为生民立命”的诗人情怀。
参加工作的这个阶段，作者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豁达。对人生的思考和洞见越来越清晰，逐渐形成自己为人处世的哲学。不仅可以“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而且能够急流勇退且又潇洒自适。这一点与苏轼极为相像，在顺境中积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奉献光和热，而在情况发生变化之后又能够从容应对，泰然处之。比如在文革中被称为“油饼司令”、“站错队”后，作者并没有显得多么紧张或不安，而是沉默着静观形势变化，利用自己在美术上的才华在各门各派的斗争中“独善其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人生智慧。又比如在“特一号”风波之后离开官场，作者也可以泰然处之，作者为官清正，自然对人对事都可以问心无愧。作者也正如同苏轼一样，可以拥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与豁达，拥有诗人般的傲骨与清高。
作者对人生世事有着深刻的思考，所以形成了作者《人生感悟》的系列哲理散文。“进与退”、“忧与乐”、“荣与辱”、“恩与仇”、“爱与恨”、“演与看”、“祸与福”、“雅与俗”、“智与愚”、“义与利”，这些生活中经常会让我们纠结为难的问题，作者却想得很通透，那是因为作者用心地体察和感悟生活，用心地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作者现在已经年过古稀，依然对童年往事记得十分清楚，这也正说明了作者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同时又多么有生活智慧。
作者是极具仁爱之心的，这种仁爱之心就在作者的文学写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作者长时间蹲点农村，宣传农村事业，写了很多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作品，拥有了“三农情结”成了“蹲点专业户”;又比如写了许多关于残疾人事业的报告文学，获得了“沃土奖”，后又结集出版报告文学《月牙为证》《太阳为证》，还在“名家讲坛”上讲助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助残者”。
作者这一生可谓是极为潇洒。在中学时代，把班取名为“晨钟班”，还和同学一起创办“长虹歌舞团”，在困难的岁月里能够自力更生，以苦为乐，享受来之不易的土豆时，名之曰“洋苕节”以作纪念。在物质极其贫乏的年月里，作者的精神世界却一点也不贫乏，反而如同当时的时代一样，万象更新，渴望进步;改革开放之后作者开始从政，走深圳，上大学，办灯会，创文联，还组织拍摄宣传片，工作就是这样风风火火，勤勉清正，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
在摆脱了工作的负累之后，摄影、写作、书法填满了作者的日常生活，并且还常常携妻子走出国门，遨游世界，又与朋友一起赴各地采风摄影，组织参加各种笔会，文人雅集，其乐融融，可以看到作者经历世事沧桑之后的通透与豁达。作者人生的这个阶段，真真做到了“诗意的栖居”。
作者最擅长写报告文学，当然这部自传的语言也带有浓浓的报告文学色彩。作者用真实生动、清新洒脱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了他勤勉、潇洒、豁达的七十年人生经历，少年时认真求学，青壮年时满怀激情地勤奋工作，退休后笔耕不辍，生活怡然自得。可以说，作者充实的人生是充满诗意的。这部自传既恢宏大气又真实细腻，七十年的历史奔流而来，如同史诗般波澜壮阔;作者在平常生活中发现美感，打捞诗意，用诗意的笔触记录个人历史。所以说，这部自传已经达到了以史写诗和以诗写史的艺术高度。
（作者介绍：刘鹏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用一百零八章的篇幅，详略有致地叙述了自己从当初的垂髫稚子到如今已过古稀的一生经历。从年少时刻苦求学，到后来从教、从政、从文的勤奋工作，作者选取其中或印象深刻，或意义重大的事件进行详细记述，真实而又细腻，宏观但不空洞。例如作者写童年刚刚从黄陂来到汉口时，对城市的一切都很陌生，甚至害怕，在受了小伙伴们“乡里伢，唱糖茶，打臭屁，屙克蚂”的嘲笑后，想再回去乡下的愿望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在乡下多好，天那么蓝，草那么绿，人那么纯朴，连牛也叫人牵肠挂肚”;还有每当自己生病时，母亲就要灌自己吃“小儿百效散”，并且一边拍打床架一边念念有词：“东南西北吓着回哟，菩萨保佑我儿健健康康狗头狗脑哟！”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回忆七十年前的事情，玩闹的“童谣”、治病的“口诀”，甚至那时候常服用的药名都写得如此清晰。从这些对童年生活真实而细腻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的感受是多么深刻，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这本自传记述了将近七十年的事情，读者在聆听作者讲述时，也可以感受和观察这七十年来的历史风雨、沧桑巨变。这无疑是浩大的工程，稍有不慎便会显得大而无当。然而当作者把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娓娓道来时，我们便不自觉地被吸引，不自觉地认真地聆听作者讲述，完全陷入到了作者的节奏和情景之中。从作者讲述的一件件具体可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武汉解放、大跃进、文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背景。例如“洋苕节”这一章节，就反映出“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却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苦中作乐，寻找各种可以填饱肚子的方法来度过这个艰难时期;又例如“油饼司令”一节，反映了风起云涌的“文革”初期，作者去北京“串联”时，还是说话算数的“革委会主任”，但是回来后已经成了被一些人排斥的“油饼司令”，反映出“文革”时期人们思想的混乱与组织的无序。这就让七十年的经历与七十年的历史一一对应，宏观而又具体。
正是这种宏大而又具体的关于七十年的人生经历的描写，让我们有一种读史诗的感觉，我们不仅是在通过一件件事情了解作者的生平往事，更是随着作者的回忆又一次走近我国七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作者的经历让七十年的历史真实可感，七十年的历史又让作者的经历有据可依。杜甫用自己经历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作为诗歌材料，创作脍炙人口的叙事诗，被称为“诗史”，后人读其诗便可知其史。而我们在读这部记述了自己七十年的人生经历的自传时，便可以想象到这七十年中华大地波澜壮阔的变化，这无疑是一本具有史诗性艺术水准的自传。
苏轼说：“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作者年幼时来到武汉，生活的艰辛是对作者的磨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目睹父母的辛劳、体验生活的困苦，得知“热爱生活”的道理，就有着奋斗与吃苦的自觉。而新中国给予了作者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者的独立人格和宏大志向便在接受初等教育时形成了。本书的第一辑“汉口旧事”和第二辑“求学生涯”，就让我通过作者两种完全不同的境遇，完全理解了“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含义。解放前的艰苦生活磨砺出了作者的“坚忍不拔之志”，而在解放后的求学经历则为作者拥有“超世之才”奠定了基础。作者神采飞扬的青少年时期也正好是新中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时期。
本书第三辑和第四辑，作者叙述自己从教、从政和从文的工作经历。毕业之后作者被分配到了乡村中学执教，这个时期的新中国物质条件还相当落后，但是人们的精神面貌确实积极向上的。作者也如同新中国的发展初期一样，虽然所处的条件艰苦，但是工作热情却异常饱满。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而经常被抽调去参加武汉市的文化展览活动，这也是作者之后从教改为从政的主要原因。从政期间，作者工作的热情并没有一丝一毫削减，尽管没有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美术事业，但也无怨无悔，不怕苦不怕累，成为与农村联系紧密的“蹲点专业户”。后来洒脱地离开官场，勤奋耕耘，为文化助残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摄影和写作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作者这种为热爱的事业勤奋踏实、忘我工作的品质，让我们想起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和“夜阑卧听风吹雨”的陆游。可以说，作者有着如同他们一样“为生民立命”的诗人情怀。
参加工作的这个阶段，作者逐渐从稚嫩走向成熟，从成熟走向豁达。对人生的思考和洞见越来越清晰，逐渐形成自己为人处世的哲学。不仅可以“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而且能够急流勇退且又潇洒自适。这一点与苏轼极为相像，在顺境中积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奉献光和热，而在情况发生变化之后又能够从容应对，泰然处之。比如在文革中被称为“油饼司令”、“站错队”后，作者并没有显得多么紧张或不安，而是沉默着静观形势变化，利用自己在美术上的才华在各门各派的斗争中“独善其身”，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人生智慧。又比如在“特一号”风波之后离开官场，作者也可以泰然处之，作者为官清正，自然对人对事都可以问心无愧。作者也正如同苏轼一样，可以拥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与豁达，拥有诗人般的傲骨与清高。
作者对人生世事有着深刻的思考，所以形成了作者《人生感悟》的系列哲理散文。“进与退”、“忧与乐”、“荣与辱”、“恩与仇”、“爱与恨”、“演与看”、“祸与福”、“雅与俗”、“智与愚”、“义与利”，这些生活中经常会让我们纠结为难的问题，作者却想得很通透，那是因为作者用心地体察和感悟生活，用心地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作者现在已经年过古稀，依然对童年往事记得十分清楚，这也正说明了作者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同时又多么有生活智慧。
作者是极具仁爱之心的，这种仁爱之心就在作者的文学写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作者长时间蹲点农村，宣传农村事业，写了很多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作品，拥有了“三农情结”成了“蹲点专业户”;又比如写了许多关于残疾人事业的报告文学，获得了“沃土奖”，后又结集出版报告文学《月牙为证》《太阳为证》，还在“名家讲坛”上讲助残，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助残者”。
作者这一生可谓是极为潇洒。在中学时代，把班取名为“晨钟班”，还和同学一起创办“长虹歌舞团”，在困难的岁月里能够自力更生，以苦为乐，享受来之不易的土豆时，名之曰“洋苕节”以作纪念。在物质极其贫乏的年月里，作者的精神世界却一点也不贫乏，反而如同当时的时代一样，万象更新，渴望进步;改革开放之后作者开始从政，走深圳，上大学，办灯会，创文联，还组织拍摄宣传片，工作就是这样风风火火，勤勉清正，干一行就要干好一行。
在摆脱了工作的负累之后，摄影、写作、书法填满了作者的日常生活，并且还常常携妻子走出国门，遨游世界，又与朋友一起赴各地采风摄影，组织参加各种笔会，文人雅集，其乐融融，可以看到作者经历世事沧桑之后的通透与豁达。作者人生的这个阶段，真真做到了“诗意的栖居”。
作者最擅长写报告文学，当然这部自传的语言也带有浓浓的报告文学色彩。作者用真实生动、清新洒脱的语言给我们介绍了他勤勉、潇洒、豁达的七十年人生经历，少年时认真求学，青壮年时满怀激情地勤奋工作，退休后笔耕不辍，生活怡然自得。可以说，作者充实的人生是充满诗意的。这部自传既恢宏大气又真实细腻，七十年的历史奔流而来，如同史诗般波澜壮阔;作者在平常生活中发现美感，打捞诗意，用诗意的笔触记录个人历史。所以说，这部自传已经达到了以史写诗和以诗写史的艺术高度。
（作者介绍：刘鹏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