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提及30年前的往事，像电影一样让我回想起那段青涩年华。高考前，文革的经历，给成长中的我烙下了深刻的印迹。也许正是那些痛苦的经历、压抑，甚至无望不断地上演，所以一旦有了希望，就像有了救命的稻草，想拼命抓住它。这种与命运不屈的抗争，为我成年以后的学习、生活、工作、创业做了不少的铺垫，铸造成一种“永怀希冀，不甘屈服，却又敢于直面现实”的精神。“恢复高考”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而大学给了我完整的高等教育，打开了我人生另一扇窗口，给了我另一个世界。
　　皇明太阳能集团公司董事长　黄鸣
　　
　　中国人的新榜样
　　
　　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我们还需要林园这样的榜样吗?他被视为“中国的巴菲特”，因为他从8000元人
　　民币开始投资股市，有了今天十个亿的资产。而他成功的秘诀，就是长期投资优质的中国股票。股票投资是市场行为，政府有责任教育股民，但是用榜样这样的方法是否恰当，是不是会事与愿违?我担心的是，这个榜样最终留给大家的印象，只有他从8000元到今天亿万富翁的传奇故事，没有入去关心他所告诉大家的那些投资秘诀。
　　对于政府来说，在股市的目前情况下，最重要的还是做好市场监管，处罚那些内幕交易行为。人心的贪婪，使得内幕交易的行为不可能消失，但是只要用心监管，有一套合理和有效的监督股市交易的制度，就可以把这些交易找出来，并且给予处罚。只有这样做，才能够缔造一个公平的交易平台，才会真正帮助那些处于信息不充分和滞后位置的小股民们。
　　原凤凰卫视著名记者　闾丘露薇
　　
　　创业改变中国
　　
　　今天，中国企业创业领袖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中坚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这些极具创造力的企业家的奋斗，引领企业快速发展，才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波澜壮阔的发展浪潮和社会的进步，也带动了国民素质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一些极具活力，甚至已成为行业领军的创新企业，有时并不为社会所知，他们的成功管理理念没能与人分享。随着国内、国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一些新问题比如核心竞争力不足、国际游戏规则不熟等，就会显现出来，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
　　创业可以让更多的新颖企业脱颖而出，社会需要做出努力让这些极具生命力的创新型企业走到创造价值和就业的第一线，展示他们的风采，让社会各界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为他们能够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机会，同时为众多创业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开拓创业思路。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　王辉耀
　　
　　举报贪官昏官还是要到群众中去
　　
　　现在，不少领域都有每年一度的“××宣传周”，常见的套路是设立现场咨询点，派发宣传资料，讲解相关知识，受理投诉、举报，等等。但由于时间相当仓促，加之群众心存疑虑，实际上做的多是表面文章。说得刻薄点，这样的“宣传”除了花钱买“热闹”、徒增行政成本之外，很难说还能有什么了不得的收效。
　　所以，全国检察机关第九个“举报宣传周”，从形式到内容都得有所创新才行。比如，广州市检察机关提出“宣传周”期间的下访巡访，那不妨让检察官们深入社区，甚至居民家庭，以谈心的方式宣传反腐新举措，收集与贪污贿赂或渎职侵权有关的“民间传闻”，从中筛选取证、立案线索。或者，检察官们先来个微服私访，到平日群众反映强烈的某些“现场”，听听发自社会底层的呼声乃至牢骚，然后比照相关法律法规，有的放矢地进行普法宣传，为群众释疑解惑，撑腰壮胆，营造举报贪官、昏官的司法环境。这么做，从表面上看，似乎远不如当街设立现场咨询点那样声势浩大，但实际上，更能紧扣宣传周的“举报”主题，对某些贪官、昏官构成更为强烈的震慑。
　　广东　徐林林
　　
　　“牙防组的负责人”是谁?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数据，牙防组违规收取“认证”费208.5万元；牙防组主要负责人两年中多领取职务补贴4.6万元、违规一次性领取住房未达标补贴7.4万余元。牙防组主要负责人两年中个人获取违规补贴共12万元，不管是违规还是违法，能不能构成犯罪，毕竟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身为国家公务员也好，或是国家其他公职人员也好，利用职务之便利侵吞公款，肯定为国家法律所不容。不过这位违规侵吞公款12万元的人姓什名谁呢?一个“主要负责人”就把当事人名字回避了。
　　政府行政不透明，信息披露不公开，最近已经频遭质疑。从贵州茅台总经理被双规一事到“国家贮备肉”的概念，以及国家提高印花税的秘而不宣，等等。政府行政信息含糊其辞，反倒更容易引起公众的猜疑，而猜疑就是谣言的前身。当然，“牙防组主要负责人’的提法还不至于引发什么谣言。但是，以“牙防组主要负责人”来避讳当事人的真名真姓又是为了什么呢?是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那我们不禁要问：违规领取12万元落入私囊，与他个人的名姓隐私相比，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哪头轻哪头重呢?官员们的名字那么贵重，分量超过12万元?
　　云南　马明利
　　
　　当城管遭遇小贩
　　
　　其实在相当长时间内，我国许多城市是没有城管的。上个世纪80年代前，发挥某些作用的，似乎是“市管会”等组织。到后来，“五四三”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较多责任。以致到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城市管理法》。目前城管执法的主要依据，也仅是《行政处罚法》和政府授权。而在实际工作中，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授权及有关部门规定，在有些地方，城管集中行使的处罚权，涉及几十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多达几百款罚则。有些地方的城管局，集诸多罚则于一身，“罚多管少”，“以罚代管”，几乎成了“执罚局”，为此，便成了商贩等人躲避、怨恨的对象。
　　没有城管行不行?实践证明不行。目前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亟待提高，城市管理只能加强而不应削弱。但是，城管怎么管，则又是一个大的问题。没有《城管法》，城管在执法上时常遭遇困惑。有时甚至会导致“好人”与“好人”冲突，进而发生悲剧。
　　现在一有城管与商贩发生纠纷的报道，人们多是谴责城管同情商贩。客观地说，这是不太公平的。要减少城管与商贩的矛盾，必须多管齐下。从城市管理理念上来看，面对极大的就业压力，要实现商贩在城市街道上的“零存在”，也是很难的。城管文明执法，商贩提高素质，才能实现双赢。据报道，在社会各界推动下，北京的城管立法，已列入市政府规章立法计划。城管宽容执法，商贩文明摆卖，“和谐都市”的风景，离我们就不太远了。
　　北京　冯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