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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郎与印空形象之特殊，均在于他们僧人身份与参与红尘的矛盾。这种矛盾都使得他们的人物形象复杂而动人。他们在红尘内，一个是深陷其中，纠结抑郁的参与者，一个则是浅尝辄止，理性克制的观察者。他们向佛，一为寻找世俗痛楚的解脱。一则为佛法的精进与圆满。他们身上有佛性与人性的冲突与融合，一个性情敏感，优柔寡断，一个平和淡然。他们都渴望通过佛教得到救赎，却最终不得不承受个人选择的因所带来的不圆满的果。
关键词：情佛冲突；救赎；不圆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3
引言：
苏曼殊是民国初年极具传奇色彩的情僧，亦是奇僧。他在文学与艺术领域多有建树。苏曼殊的文学作品往往围绕僧侣生涯，写红尘中一孤僧，多抒发飘零之叹。《断鸿零雁記》便是其中代表，这部文白掺杂的小说开风气之先，以第一人称自叙传形式书写主人公三郎飘零的一生，极具现代小说特征，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王统照是“爱”与“美”的追求者，他的小说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驱的浪潮中独树一帜。王统照深受佛家文化影响，在他的创作中多有体现，但关于佛教的具体创作，仅有一篇《印空》。《印空》描写了法师印空为情所牵扯，不圆满的人生。与苏曼殊笔下的三郎均为困于情与佛，灵与肉矛盾中的僧人。目前，学术界关于两位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尚没有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做比较研究的。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断鸿零雁记》与《印空》两部小说中的僧人形象，颇有相近之处，亦有身世、性情、佛法造诣等种种区别。将二者形象放在一起比较，是有可行的有价值的。
一.以佛救情与以情修佛
三郎与印空形象之特殊，均在于他们僧人身份与参与红尘的矛盾。既为僧人，本该断绝红尘俗世，潜心修佛。偏偏他们要与人间情事有种种牵连。出于无奈也好，有心尝试也罢。这种矛盾都使得他们的人物形象复杂而动人。
《断鸿零雁记》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苏曼殊笔下的三郎是一个典型的“飘零者”形象，小说开头即揭示了他身份失落之悲：自幼失母，养父去世后便孤自一人，于人世中流浪。家道中落的三郎受尽世人白眼与继母的迫害，义父的故交曾将女儿雪梅许配与三郎，眼见他家运式微，便将雪梅另嫁他人。三郎悲慨不可自聊，只好规避于佛门。可见，身世之伤，爱情理想的破灭及繁盛之家衰败所饱尝的世态炎凉，都导致了三郎的皈依。当然，这其中亦有“少年意气”的鼓动，这在小说中有交代，“当时余固年少气盛，遂掉头不顾，飘然之广州常秀寺。”[1]因而这次出家并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三郎在佛门中的生活并不如意，一次偶然，三郎重逢乳母，得知自己日本血统的真相。这次重逢直接促成了三郎东渡日本寻母。三郎东渡，是他对僧人身份的一次远离，是一次重入红尘之旅。三郎在日本横滨的日子，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温情的时光。母亲，姨母以及姨母之女静子，对他悉心照料。他更与静子生出心心相惜之情。但面对母亲让自己与静子成婚的要求，三郎陷入了两难，他反复思量，再一次选择逃避尘世，回到佛门清净地。再度的皈依较之初入佛门，显然带有更多的理性思考。三郎的两次出世，都是“在感情中痛苦——向佛门寻求出路”的模式。他的皈依很大程度上是对俗世的逃离，佛法认为现世的苦难可以通过对佛的信仰和皈依得到解脱。三郎亦相信，情所有难解的结，只要跨越了佛门，就有了解开的希望。于是在小说中，情字所留下的纠缠离恨，都通过主人公的出家得到了表面的解脱。
相比之下，印空出世与入世的动机则显得单纯许多，王统照在小说中关于印空出家的经过虽未有具体交代。但从相关描写中可以看出，印空年少时便有“慧根”，且他主张关于佛法的经验皆须自身实际验证。印空选择尝试男女之情，绝非动了凡心，而是他发现自己修行三十余年，阅尽佛家典籍，体悟人间万识，独独无法验证七情六欲，这也就无法理解《愣严经》中，阿难在摩登女面前遇到的“女难”是如何情景。印空对于红尘情事的参与，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向佛之心，是为了佛法上的圆满。印空虽是初涉情事，却是带着俯视人间的眼光，决意做一个理性的观察者，算好了不与红尘有计划之外的牵连。
三郎是从红尘里来，到佛门中去。印空是从佛门中来，到红尘中走一遭，继而再回归佛门。他们在红尘内，一个是深陷其中，纠结抑郁的参与者，一个则是浅尝辄止，理性克制的观察者。他们向佛，一为寻找世俗痛楚的解脱，一则为佛法的精进与圆满。
二.情与佛冲突下的人性观照
苏曼殊是出了名的狂者，有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无端”中既有自由也是放纵。可见他的性情里有颇为极端的部分。反观三郎性情，亦有极端处。具体表现为他过分敏感，甚至是病态性的神经质。这种极端可以解释为什么三郎在年轻时便决然选择出家，也可以解释他为何能毅然斩断情丝。
三郎的生命中有两个让他倾心挂念的女子，一个是曾经的未婚妻雪梅，一个是日本的表姐静子。雪梅与静子的端庄脱俗，都曾让三郎感到“情网已张，插翼难飞”。然而他面对如此佳人的诉衷肠，却决意“还卿一钵无情泪”。三郎的第一次出家，他怀疑雪梅对自己心意，无从证明便陷入消极是一条导火索。三郎与雪梅的爱情悲剧固然可以责怪封建家庭的阻碍，责怪于人性的薄凉。然而他与静子无疾而终的感情，则多半是三郎自身的缘故。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可以一探三郎复杂纠结的内心，三郎陷于矛盾中感伤落泪，静子亦红泪沾襟，三郎暗惊曰：“吾两人如此，非寿征也！”[2]面对静子的真情流露，三郎思忖的也是“又那能越此情关，离诸忧怖耶？”[3]而让三郎彻底做出决断的一次思考是“累余虱身于情网之中，负己负人，无是有处耶？嗟乎，系于情者，难平尤怨，历史皆然。”[4]由此可见，三郎清醒地认识到，情之一字最伤人，于静子于己都是一劫。自身对情的恐惧与怀疑，佛家戒规的约束，都使得三郎决意斩断情丝。从这两段感情看，三郎本身对于情，是持怀疑态度的。三郎早年的身世经历加之性情的过分敏感，都使得他对于爱既渴望又怀疑，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他本能地不信有情人终可成眷属，对于个体生命的悲剧认知早已先入为主地侵占了三郎的精神意识。三郎皈依以绝情，却又屡屡割舍不断情丝。他在红尘与佛门之间，是进亦忧，退亦忧。通过他在情与佛之间的反复徘徊，可以看出他性情里优柔寡断的另一面。这个矛盾复杂的情僧，最是多情，偏偏又最无情。在三郎身上，人性与佛性的激烈对峙并不重在彰显双方价值的轻重，而是为显露三郎在“两难”困局中的悲剧宿命与这个人物的悲剧底色。 苏曼殊有诗云：“行云流水一孤僧。”所谓孤僧，三郎的孤独来自于身份血缘的失落与爱情理想的失落。而印空的孤独是出自个人修行与心境上的曲高和寡。这种孤独不会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失衡与情绪上的过分波折。相反，是一种相对平淡冲和的境界。小说《印空》中亦有颇多心理描写，与《断鸿零雁记》中自叙传第一人称的感性口吻不同，《印空》以第三人称叙事，涉及到人物心理剖析，都秉持着克制的理性。其中印空法师因牵扯人事而产生的心绪波动，一如大河的潜流，并不引起激烈的动荡，只是暗流涌动。而三郎的心绪却如翻滚的海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始终难以平静。《印空》小说开头便写了四月道中，印空回想起自己初试情事的经历，作者用种种自然的美景衬托他心境的纯然通透，幽洁自然环境的烘托甚至消解了情事的不洁，反而使印空的“浪子行径”染上了某种神秘与圣洁的色彩。印空的轻快心绪表明他自信情事无损于自身修行，此时，印空身上的以欲望形式呈现的“人性”如同点缀，而在小说的推进中，随着矛盾的积累，人物看似宁静的心绪悄然发生着的质变，他身上“人性”终以人情天伦的形式坐实。在印空见过军官夫人及亲生儿子后，他身上的佛性与人性业已形成十分紧张的矛盾。从此他无论怎样强化自身修行以戒备，都无济于事。然而也正是在这种人性与佛性的对立中，印空身上佛性与人性的融合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他在两者对立下的苦难源自他对于众生的悲悯，表明他心中有大功德。他虽已勘破三春，却不曾灭绝人的喜怒哀乐。虽然这种矛盾最终造成了结局的缺憾，但正是缺憾避免了印空形象可能出现的“佛性压倒人性”的扁平模式，避免了小说走向浅薄地处理人与佛的矛盾主题。
三.佛教的救赎与人生的不圆满
《华严经》云：“若能普发大誓心，度脱欲海诸群生，则能越度四瀑流，示导无忧解脱城。”[5]佛门四弘愿中，第一愿便是“誓度一切众生”。然而佛门子弟要实现肉身凡胎的救赎，似乎并非易事。
三郎希望在佛门得到救赎，他心上虽有佛家清规戒律，可难以逃脱可情爱的躁动，最终也躲不过世事无常的伤害嘲弄。以印空法师之修行，亦不能解脱自身的苦难。他的圆寂似乎并不等于圆满，印空之子“那十六岁青年的头颅，圆瞪着石卵般的目光，在高处正对着印空法师遗骨的上层塔顶。”[6]证明他在轮回间亦不得解脱，而是被前世的情障牵扯。可见，佛教并非治疗人间疾苦的灵丹妙药，并不能实现理想意义层面上的自我救赎，而只是人生苦闷与无奈的载体。所以苏曼殊才会有“自既未渡，焉能渡人”的嗟叹。虽然三郎是一个希望通过佛教得到解脱的“自救者”形象，但苏曼殊写《断鸿零雁记》，并不是在写一个关于佛教救赎的故事，《印空》亦不是。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事实上皆未实现“自渡”与“渡人”。对于世间法，三郎过分留恋，而世外法他亦不得不遵守。印空实则无心于世间法，他对于红尘俗世的参与，不过是为了佛法的精进，可以说世间因缘际会对他的牵扯，于他是一个意外，可他不了解情之一字，种什么因便结什么果，沾染上了，就不能指望全身而退。印空的破戒是因，最后那个年轻人，也就是印空亲生儿子，他的死是这一段因所结的果。故而印空心中虽有大公德，却不得不被包围于这段因果关系中，得不到圆满。佛教虽与人性相冲突，但人世的结局并非由佛教本身决定，而是人本身的抉择造成了因果。
无论是《断鸿零雁记》还是《印空》，当其中的人性与佛性冲突达到一个极致后，都未曾明确显露出人性与佛性究竟是哪一方占了上風，而皆以主人公的悲剧匆匆收场。苏曼殊与王统照皆未对人性与佛性的博弈做出决断，呈现出作者对于人世的透彻观悟，却也造成了小说的双重悲剧意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走向，使得这两部小说明显地与那些宣扬佛法或是有着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佛教题材小说区分开。它们没有证明佛法的救赎，亦没有高举人性的胜利，而是重在表达在这双重悲剧背后的关于人生向来不圆满的真相。这种不圆满不是佛教造成的，亦不能通过佛教得到圆满。这本身就是由不圆满的人性与人生决定的。在小说中，苏曼殊与王统照都对人的本能欲望存在的合理性表现出了肯定与宽容。他们的主人公都想从佛家得到解脱，却又得不到真正的解脱。人世于他们始终是一种牵挂，既然放不下，既然众生皆苦，那个人的现实遭遇，就有了可慰藉的理由。
结语：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小说发展蔚为大观，但关于僧人题材的小说，书写层次与数量都不乐观。苏曼殊以《断鸿零雁记》惊艳亮相，又陆续有《绛纱记》《碎簪记》等佳作问世，他被誉为“中国僧人小说第一人”，可谓受之无愧。然而五四之前，他在僧人小说书写的领域知音寥寥，他是开辟者也是独唱者。五四之后，近现代佛教陷入严峻的生存危机，适逢现代白话小说盛行，于是小说便成了载体，表现对佛教命运、自身困境的忧虑。另有小说涉及佛教，不过是将佛教作为压抑人性的存在来批判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曼殊和王统照小说关于佛教中的人性彰显就显得尤为可贵。他们既不专谈佛教，把佛教作为大众的救赎，也不批判佛教，将佛教作为新思想的对立面。他们笔下有血有肉的僧人形象，弥补了僧人小说创作成就不高的遗憾。他们故事中的不圆满，为新文学的书写，添上了一笔感伤的色彩。
注释：
[1]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11.
[2]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4.
[3]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3.
[4]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6.
[5]张雪梅.当代大陆佛教小说中的救赎意识——以《袈裟尘缘》和《双手合十》为例[J].唐都学刊，2015，（03）.
[6]王统照.王统照文集[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397.
参考文献：
[1]王统照.王统照文集[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2]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3]黄轶.现代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开创——苏曼殊文学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彭训文.苏曼殊传[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2.
[5]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6] 张雪梅.当代大陆佛教小说中的救赎意识——以《袈裟尘缘》和《双手合十》为例[J].唐都学刊，2015，（03）.
[7]冯姣姣.论苏曼殊、汪曾祺创作的不同审美风格——《断鸿零雁记》、《受戒》中“和尚恋爱”问题的深度探究[J].吕梁学院学报，2015，5（04）：4-6.
关键词：情佛冲突；救赎；不圆满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3
引言：
苏曼殊是民国初年极具传奇色彩的情僧，亦是奇僧。他在文学与艺术领域多有建树。苏曼殊的文学作品往往围绕僧侣生涯，写红尘中一孤僧，多抒发飘零之叹。《断鸿零雁記》便是其中代表，这部文白掺杂的小说开风气之先，以第一人称自叙传形式书写主人公三郎飘零的一生，极具现代小说特征，被誉为“民国初年第一部成功之作”。王统照是“爱”与“美”的追求者，他的小说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驱的浪潮中独树一帜。王统照深受佛家文化影响，在他的创作中多有体现，但关于佛教的具体创作，仅有一篇《印空》。《印空》描写了法师印空为情所牵扯，不圆满的人生。与苏曼殊笔下的三郎均为困于情与佛，灵与肉矛盾中的僧人。目前，学术界关于两位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尚没有将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做比较研究的。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断鸿零雁记》与《印空》两部小说中的僧人形象，颇有相近之处，亦有身世、性情、佛法造诣等种种区别。将二者形象放在一起比较，是有可行的有价值的。
一.以佛救情与以情修佛
三郎与印空形象之特殊，均在于他们僧人身份与参与红尘的矛盾。既为僧人，本该断绝红尘俗世，潜心修佛。偏偏他们要与人间情事有种种牵连。出于无奈也好，有心尝试也罢。这种矛盾都使得他们的人物形象复杂而动人。
《断鸿零雁记》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苏曼殊笔下的三郎是一个典型的“飘零者”形象，小说开头即揭示了他身份失落之悲：自幼失母，养父去世后便孤自一人，于人世中流浪。家道中落的三郎受尽世人白眼与继母的迫害，义父的故交曾将女儿雪梅许配与三郎，眼见他家运式微，便将雪梅另嫁他人。三郎悲慨不可自聊，只好规避于佛门。可见，身世之伤，爱情理想的破灭及繁盛之家衰败所饱尝的世态炎凉，都导致了三郎的皈依。当然，这其中亦有“少年意气”的鼓动，这在小说中有交代，“当时余固年少气盛，遂掉头不顾，飘然之广州常秀寺。”[1]因而这次出家并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三郎在佛门中的生活并不如意，一次偶然，三郎重逢乳母，得知自己日本血统的真相。这次重逢直接促成了三郎东渡日本寻母。三郎东渡，是他对僧人身份的一次远离，是一次重入红尘之旅。三郎在日本横滨的日子，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温情的时光。母亲，姨母以及姨母之女静子，对他悉心照料。他更与静子生出心心相惜之情。但面对母亲让自己与静子成婚的要求，三郎陷入了两难，他反复思量，再一次选择逃避尘世，回到佛门清净地。再度的皈依较之初入佛门，显然带有更多的理性思考。三郎的两次出世，都是“在感情中痛苦——向佛门寻求出路”的模式。他的皈依很大程度上是对俗世的逃离，佛法认为现世的苦难可以通过对佛的信仰和皈依得到解脱。三郎亦相信，情所有难解的结，只要跨越了佛门，就有了解开的希望。于是在小说中，情字所留下的纠缠离恨，都通过主人公的出家得到了表面的解脱。
相比之下，印空出世与入世的动机则显得单纯许多，王统照在小说中关于印空出家的经过虽未有具体交代。但从相关描写中可以看出，印空年少时便有“慧根”，且他主张关于佛法的经验皆须自身实际验证。印空选择尝试男女之情，绝非动了凡心，而是他发现自己修行三十余年，阅尽佛家典籍，体悟人间万识，独独无法验证七情六欲，这也就无法理解《愣严经》中，阿难在摩登女面前遇到的“女难”是如何情景。印空对于红尘情事的参与，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向佛之心，是为了佛法上的圆满。印空虽是初涉情事，却是带着俯视人间的眼光，决意做一个理性的观察者，算好了不与红尘有计划之外的牵连。
三郎是从红尘里来，到佛门中去。印空是从佛门中来，到红尘中走一遭，继而再回归佛门。他们在红尘内，一个是深陷其中，纠结抑郁的参与者，一个则是浅尝辄止，理性克制的观察者。他们向佛，一为寻找世俗痛楚的解脱，一则为佛法的精进与圆满。
二.情与佛冲突下的人性观照
苏曼殊是出了名的狂者，有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无端”中既有自由也是放纵。可见他的性情里有颇为极端的部分。反观三郎性情，亦有极端处。具体表现为他过分敏感，甚至是病态性的神经质。这种极端可以解释为什么三郎在年轻时便决然选择出家，也可以解释他为何能毅然斩断情丝。
三郎的生命中有两个让他倾心挂念的女子，一个是曾经的未婚妻雪梅，一个是日本的表姐静子。雪梅与静子的端庄脱俗，都曾让三郎感到“情网已张，插翼难飞”。然而他面对如此佳人的诉衷肠，却决意“还卿一钵无情泪”。三郎的第一次出家，他怀疑雪梅对自己心意，无从证明便陷入消极是一条导火索。三郎与雪梅的爱情悲剧固然可以责怪封建家庭的阻碍，责怪于人性的薄凉。然而他与静子无疾而终的感情，则多半是三郎自身的缘故。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可以一探三郎复杂纠结的内心，三郎陷于矛盾中感伤落泪，静子亦红泪沾襟，三郎暗惊曰：“吾两人如此，非寿征也！”[2]面对静子的真情流露，三郎思忖的也是“又那能越此情关，离诸忧怖耶？”[3]而让三郎彻底做出决断的一次思考是“累余虱身于情网之中，负己负人，无是有处耶？嗟乎，系于情者，难平尤怨，历史皆然。”[4]由此可见，三郎清醒地认识到，情之一字最伤人，于静子于己都是一劫。自身对情的恐惧与怀疑，佛家戒规的约束，都使得三郎决意斩断情丝。从这两段感情看，三郎本身对于情，是持怀疑态度的。三郎早年的身世经历加之性情的过分敏感，都使得他对于爱既渴望又怀疑，这种矛盾的心理使得他本能地不信有情人终可成眷属，对于个体生命的悲剧认知早已先入为主地侵占了三郎的精神意识。三郎皈依以绝情，却又屡屡割舍不断情丝。他在红尘与佛门之间，是进亦忧，退亦忧。通过他在情与佛之间的反复徘徊，可以看出他性情里优柔寡断的另一面。这个矛盾复杂的情僧，最是多情，偏偏又最无情。在三郎身上，人性与佛性的激烈对峙并不重在彰显双方价值的轻重，而是为显露三郎在“两难”困局中的悲剧宿命与这个人物的悲剧底色。 苏曼殊有诗云：“行云流水一孤僧。”所谓孤僧，三郎的孤独来自于身份血缘的失落与爱情理想的失落。而印空的孤独是出自个人修行与心境上的曲高和寡。这种孤独不会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失衡与情绪上的过分波折。相反，是一种相对平淡冲和的境界。小说《印空》中亦有颇多心理描写，与《断鸿零雁记》中自叙传第一人称的感性口吻不同，《印空》以第三人称叙事，涉及到人物心理剖析，都秉持着克制的理性。其中印空法师因牵扯人事而产生的心绪波动，一如大河的潜流，并不引起激烈的动荡，只是暗流涌动。而三郎的心绪却如翻滚的海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始终难以平静。《印空》小说开头便写了四月道中，印空回想起自己初试情事的经历，作者用种种自然的美景衬托他心境的纯然通透，幽洁自然环境的烘托甚至消解了情事的不洁，反而使印空的“浪子行径”染上了某种神秘与圣洁的色彩。印空的轻快心绪表明他自信情事无损于自身修行，此时，印空身上的以欲望形式呈现的“人性”如同点缀，而在小说的推进中，随着矛盾的积累，人物看似宁静的心绪悄然发生着的质变，他身上“人性”终以人情天伦的形式坐实。在印空见过军官夫人及亲生儿子后，他身上的佛性与人性业已形成十分紧张的矛盾。从此他无论怎样强化自身修行以戒备，都无济于事。然而也正是在这种人性与佛性的对立中，印空身上佛性与人性的融合也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他在两者对立下的苦难源自他对于众生的悲悯，表明他心中有大功德。他虽已勘破三春，却不曾灭绝人的喜怒哀乐。虽然这种矛盾最终造成了结局的缺憾，但正是缺憾避免了印空形象可能出现的“佛性压倒人性”的扁平模式，避免了小说走向浅薄地处理人与佛的矛盾主题。
三.佛教的救赎与人生的不圆满
《华严经》云：“若能普发大誓心，度脱欲海诸群生，则能越度四瀑流，示导无忧解脱城。”[5]佛门四弘愿中，第一愿便是“誓度一切众生”。然而佛门子弟要实现肉身凡胎的救赎，似乎并非易事。
三郎希望在佛门得到救赎，他心上虽有佛家清规戒律，可难以逃脱可情爱的躁动，最终也躲不过世事无常的伤害嘲弄。以印空法师之修行，亦不能解脱自身的苦难。他的圆寂似乎并不等于圆满，印空之子“那十六岁青年的头颅，圆瞪着石卵般的目光，在高处正对着印空法师遗骨的上层塔顶。”[6]证明他在轮回间亦不得解脱，而是被前世的情障牵扯。可见，佛教并非治疗人间疾苦的灵丹妙药，并不能实现理想意义层面上的自我救赎，而只是人生苦闷与无奈的载体。所以苏曼殊才会有“自既未渡，焉能渡人”的嗟叹。虽然三郎是一个希望通过佛教得到解脱的“自救者”形象，但苏曼殊写《断鸿零雁记》，并不是在写一个关于佛教救赎的故事，《印空》亦不是。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事实上皆未实现“自渡”与“渡人”。对于世间法，三郎过分留恋，而世外法他亦不得不遵守。印空实则无心于世间法，他对于红尘俗世的参与，不过是为了佛法的精进，可以说世间因缘际会对他的牵扯，于他是一个意外，可他不了解情之一字，种什么因便结什么果，沾染上了，就不能指望全身而退。印空的破戒是因，最后那个年轻人，也就是印空亲生儿子，他的死是这一段因所结的果。故而印空心中虽有大公德，却不得不被包围于这段因果关系中，得不到圆满。佛教虽与人性相冲突，但人世的结局并非由佛教本身决定，而是人本身的抉择造成了因果。
无论是《断鸿零雁记》还是《印空》，当其中的人性与佛性冲突达到一个极致后，都未曾明确显露出人性与佛性究竟是哪一方占了上風，而皆以主人公的悲剧匆匆收场。苏曼殊与王统照皆未对人性与佛性的博弈做出决断，呈现出作者对于人世的透彻观悟，却也造成了小说的双重悲剧意蕴。主人公的悲剧命运走向，使得这两部小说明显地与那些宣扬佛法或是有着强烈人文主义倾向的佛教题材小说区分开。它们没有证明佛法的救赎，亦没有高举人性的胜利，而是重在表达在这双重悲剧背后的关于人生向来不圆满的真相。这种不圆满不是佛教造成的，亦不能通过佛教得到圆满。这本身就是由不圆满的人性与人生决定的。在小说中，苏曼殊与王统照都对人的本能欲望存在的合理性表现出了肯定与宽容。他们的主人公都想从佛家得到解脱，却又得不到真正的解脱。人世于他们始终是一种牵挂，既然放不下，既然众生皆苦，那个人的现实遭遇，就有了可慰藉的理由。
结语：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小说发展蔚为大观，但关于僧人题材的小说，书写层次与数量都不乐观。苏曼殊以《断鸿零雁记》惊艳亮相，又陆续有《绛纱记》《碎簪记》等佳作问世，他被誉为“中国僧人小说第一人”，可谓受之无愧。然而五四之前，他在僧人小说书写的领域知音寥寥，他是开辟者也是独唱者。五四之后，近现代佛教陷入严峻的生存危机，适逢现代白话小说盛行，于是小说便成了载体，表现对佛教命运、自身困境的忧虑。另有小说涉及佛教，不过是将佛教作为压抑人性的存在来批判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曼殊和王统照小说关于佛教中的人性彰显就显得尤为可贵。他们既不专谈佛教，把佛教作为大众的救赎，也不批判佛教，将佛教作为新思想的对立面。他们笔下有血有肉的僧人形象，弥补了僧人小说创作成就不高的遗憾。他们故事中的不圆满，为新文学的书写，添上了一笔感伤的色彩。
注释：
[1]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11.
[2]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4.
[3]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3.
[4]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36.
[5]张雪梅.当代大陆佛教小说中的救赎意识——以《袈裟尘缘》和《双手合十》为例[J].唐都学刊，2015，（03）.
[6]王统照.王统照文集[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397.
参考文献：
[1]王统照.王统照文集[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2]谭桂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3]黄轶.现代启蒙语境下的审美开创——苏曼殊文学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彭训文.苏曼殊传[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2.
[5]苏曼殊.苏曼殊作品集[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6] 张雪梅.当代大陆佛教小说中的救赎意识——以《袈裟尘缘》和《双手合十》为例[J].唐都学刊，2015，（03）.
[7]冯姣姣.论苏曼殊、汪曾祺创作的不同审美风格——《断鸿零雁记》、《受戒》中“和尚恋爱”问题的深度探究[J].吕梁学院学报，2015，5（0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