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主要有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而经济结构是改善一国环境质量的关系，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利用经济结构调整改善环境质量的对策。
[关健词] 环境质量 经济结构
Grossman指出，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经济规模扩大会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水平，导致污染的增加；经济结构从污染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有利于减轻污染程度；技术进步对污染的影响取决于技术的类型，一般“红色”技术进步有增加污染的趋向，而“绿色”技术进步则有利于减轻污染。
由于经济规模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国家的财政、税收、预算、就业等都得利于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靠压缩经济规模解决环境问题不仅政府不同意，企业和居民也不会同意。虽然技术进步有利于環境质量的改善，但不足够改善环境－收入关系的方向，即技术进步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因素。只有在结合规制措施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有可能改善环境质量。
结构调整可以采用“存量调整、增量改革”的方法，存量调整主要针对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采取增长方式转变、清洁生产等改善环境质量。增量改革指的是新增的经济成份要以有利于环境保护为导向，首先是行业调整，缩小第二行业所占比重，接下来是行业内的产业结构调整，缩小污染性行业所占的比重、减轻污染行业的污染压力。
一、实行非物质化的经济策略
这种策略可以称之为“激进的非物质化”。是一种渐进而大规模的反向替代，以人类劳动替代从环境提取的化石燃料和物质。急剧削减经济过程中投入的物质和能源是削减正开始超过环境同化能力的废弃物和污染的惟一可靠途径，因此激进的非物质化策略也是最有效和可行的长期绿色策略。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是必须的，但继续沿着现行轨迹继续的经济发展却是生态无法承受的。因此可持续的经济必然大大缩减第二产业的比例，以服务为基础。罗伯特?艾尔斯提出，以服务为基础并不是不再需要物质商品（特别是资本品和耐用品），而是意味着企业不再能将产品卖给最终消费者。相反，他们将出售这些产品的服务，而保持产品本身的所有权（以及长期责任）。产品责任和回收法律将变得非常普遍。只有在这样一种重构的经济体系下，企业才会有动力提高运行效率和实施耐用品的恢复、再利用、改装、再生产和再循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2007年《财经蓝皮书》指出，中国服务业目前吸纳就业人口不及全部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远多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也是第二产业的2倍到3倍。由此可见，我国实行非物质化的经济策略有很大的空间。
二、严格实行产业准入政策
要严格实行产业政策，特别是基础设施和企业的准入制度。那些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企业和基础设施，达不到治理条件的，一律不能再上。制定严格的污染行业的准入条件，准入条件由国家发改委制定。新建和扩建项目必须符合准入条件，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送省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报国家环境总局备案。项目上马后出现环境问题负责审批的环保部门应负担责任。现有企业也要通过技术改造达到环保、能耗、资源消耗、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准入条件。达不到准入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决定撤消或者责令关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三、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
我国中西部地区是国家生态屏障之所在，大部分地域环境生态基础脆弱，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将是中西部开发的重要任务和切入点。西部开发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规划。规划应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实行经济建设与生态和环境保护并举。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构建高科技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实施产业结构生态化。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型之路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实现由“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向“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转变。
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要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从体制入手。一是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Fisher-Vanden等人在2004年对2500家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55%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17%是研究与开发的结果，20%归功于工业所占份额的变化，其中价格的调整作用最明显。二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职能存在“错位”、“缺位”的问题，应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换，把政府职能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道路上，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三是加强物耗、环境方面的规制建设。由于我国在物耗、环境方面的规制不严，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给其他经济主体造成的负外部效应很少被算入生产成本，大大刺激了企业的粗放型生产行为。一套完善的规制体系有利于一国经济的集约化发展。四是加大科技投入，增强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水平，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向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的转变。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NBER working paper, no3914,1991
[2]朱晓明高尚全:严格实行产业准入政策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M]．宏观经济研究，2005(12):31-33
[3]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26～237
[关健词] 环境质量 经济结构
Grossman指出，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进步。经济规模扩大会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水平，导致污染的增加；经济结构从污染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有利于减轻污染程度；技术进步对污染的影响取决于技术的类型，一般“红色”技术进步有增加污染的趋向，而“绿色”技术进步则有利于减轻污染。
由于经济规模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国家的财政、税收、预算、就业等都得利于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靠压缩经济规模解决环境问题不仅政府不同意，企业和居民也不会同意。虽然技术进步有利于環境质量的改善，但不足够改善环境－收入关系的方向，即技术进步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因素。只有在结合规制措施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有可能改善环境质量。
结构调整可以采用“存量调整、增量改革”的方法，存量调整主要针对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采取增长方式转变、清洁生产等改善环境质量。增量改革指的是新增的经济成份要以有利于环境保护为导向，首先是行业调整，缩小第二行业所占比重，接下来是行业内的产业结构调整，缩小污染性行业所占的比重、减轻污染行业的污染压力。
一、实行非物质化的经济策略
这种策略可以称之为“激进的非物质化”。是一种渐进而大规模的反向替代，以人类劳动替代从环境提取的化石燃料和物质。急剧削减经济过程中投入的物质和能源是削减正开始超过环境同化能力的废弃物和污染的惟一可靠途径，因此激进的非物质化策略也是最有效和可行的长期绿色策略。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是必须的，但继续沿着现行轨迹继续的经济发展却是生态无法承受的。因此可持续的经济必然大大缩减第二产业的比例，以服务为基础。罗伯特?艾尔斯提出，以服务为基础并不是不再需要物质商品（特别是资本品和耐用品），而是意味着企业不再能将产品卖给最终消费者。相反，他们将出售这些产品的服务，而保持产品本身的所有权（以及长期责任）。产品责任和回收法律将变得非常普遍。只有在这样一种重构的经济体系下，企业才会有动力提高运行效率和实施耐用品的恢复、再利用、改装、再生产和再循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2007年《财经蓝皮书》指出，中国服务业目前吸纳就业人口不及全部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第三产业)将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渠道。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远多于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高等收入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也是第二产业的2倍到3倍。由此可见，我国实行非物质化的经济策略有很大的空间。
二、严格实行产业准入政策
要严格实行产业政策，特别是基础设施和企业的准入制度。那些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企业和基础设施，达不到治理条件的，一律不能再上。制定严格的污染行业的准入条件，准入条件由国家发改委制定。新建和扩建项目必须符合准入条件，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报送省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报国家环境总局备案。项目上马后出现环境问题负责审批的环保部门应负担责任。现有企业也要通过技术改造达到环保、能耗、资源消耗、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准入条件。达不到准入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决定撤消或者责令关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三、区域经济结构调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
我国中西部地区是国家生态屏障之所在，大部分地域环境生态基础脆弱，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将是中西部开发的重要任务和切入点。西部开发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规划。规划应把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实行经济建设与生态和环境保护并举。大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构建高科技为主的产业结构体系，实施产业结构生态化。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实施生态补偿机制。
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型之路
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实现由“三高一低”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向“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率转变。
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由于体制原因造成的，要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从体制入手。一是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Fisher-Vanden等人在2004年对2500家公司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能源使用量的降低，55%归功于价格调整的结果，17%是研究与开发的结果，20%归功于工业所占份额的变化，其中价格的调整作用最明显。二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职能存在“错位”、“缺位”的问题，应积极推进政府从全能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转换，把政府职能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道路上，创造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度环境。三是加强物耗、环境方面的规制建设。由于我国在物耗、环境方面的规制不严，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给其他经济主体造成的负外部效应很少被算入生产成本，大大刺激了企业的粗放型生产行为。一套完善的规制体系有利于一国经济的集约化发展。四是加大科技投入，增强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水平，努力提高生产效率，促进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向技术进步型经济增长的转变。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NBER working paper, no3914,1991
[2]朱晓明高尚全:严格实行产业准入政策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M]．宏观经济研究，2005(12):31-33
[3]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26～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