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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与敦煌，相隔四五千里，却在千年前就有了文化的交流。千年以后，来自天府之国的年轻人奔赴敦煌、奉献青春，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已开始展开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他们在大漠坚守一生，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包括敦煌研究院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长段文杰，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儒僩，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李其琼，敦煌的“活字典、活资料”史苇湘以及一生专注壁画临摹的欧阳琳。
遂宁市蓬溪县常乐镇人，祖籍四川绵阳丰谷镇。擅国画，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历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大千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敦煌之行为川人投诸敦煌事业之始。1944年，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画展，展出了他在莫高窟临摹的大量精美壁画。当时还在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求学的段文杰被色彩斑斓的敦煌壁画摹本深深吸引，他说：“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所以我到了敦煌。”1945年7月，刚毕业的段文杰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敦煌。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在洞窟里，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但是，壁画的残损破坏更令他心痛。正是在这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莫高窟。敦煌的生活极为艰辛，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没有大米，少有蔬菜，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交通也极不便利。莫高窟夏天干热高温，冬天风卷黄沙，而段文杰与同事们最初的好几年都住在由马厩改造成的简易房间里。
段文杰是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艺术家之一，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开创了敦煌石窟整窟临摹和大幅壁画临摹的新领域。他的研究成果也堪称丰硕。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段文杰从美术史和美学的角度探讨敦煌艺术的风格、技法等特色，以及敦煌艺术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并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敦煌艺术的时代发展脉络。凭借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他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敦煌『活字典、活资料』
绵阳人。1948年8月，24岁的史苇湘从四川省立艺术学校应用油画科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远在大西北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他一生执着追求的敦煌艺术事业。由于对敦煌石窟的深入了解，对与石窟相关的历史和佛教文献相当熟悉，史苇湘被人们誉为“活字典、活资料”。
在敦煌的几十年来，他先后从事敦煌壁画临摹、敦煌石窟内容的调查，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工作。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他始终岿然不动，是名副其实的“打不走的敦煌人”。他说：“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击比拟。”改革开放以后，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敦煌文物保护、敦煌资料整理、敦煌历史与石窟研究、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的建设以及敦煌学术队伍的建设等事业中，并长期担任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史苇湘和其他画家们一边从事壁画临摹工作，一边查阅资料，进行宗教历史的考证、研究。正如史苇湘所说，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有了临摹工作的基础，在考古和艺术研究方面就体现出独特的优勢。
甘为敦煌做『画匠』
成都市彭州（原彭县）人。1947年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漆艺专科毕业后，23岁的欧阳琳坐着车颠簸40多天从成都去到敦煌，即开始从事壁画临摹。敦煌研究院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者常常自诩为“画匠”，欧阳琳做壁画临摹的时间超过50年。她对于图案画下的功夫特别深，论著有《谈谈隋唐时代的敦煌图案》《敦煌壁画中的莲花图案》《敦煌图案零拾》等。
敦煌壁画中的图案无限丰富，为当今的工艺美术设计提供了大量值得借鉴的资料。在普通人看来单调乏味的图案中，欧阳琳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隋代第314窟的莲花童子藻井，色彩鲜丽而构思精密，初唐第334窟藻井明亮雅致，有疏有密，初唐第329窟的飞天莲花藻井把活泼飘逸的飞天组合在华丽的藻井中，显得灿烂无比，盛唐第217窟的藻井色彩对比强烈，变化丰富，结构细密，西夏第245窟的团龙藻井，色彩清丽，主题突出……这些丰富灿烂的藻井图案，画起来都是既耗时又费力，而且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一丝不苟，才能保证画面的完整性一致性。退休之后，欧阳琳仍然坚持不懈地临摹研究敦煌壁画，并尝试以布代替纸来绘制壁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临摹艺术成为典范
绵阳市三台人，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画家。1949年毕业于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科，1952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壁画临摹工作。她是除段文杰之外，临摹敦煌作品最多的画家。
自1952年元月从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美术队转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尽管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李其琼始终将其一生奉献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工作，直到生命的终结。樊锦诗在《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序》中写道：“看李其琼先生的绘画，更加深了我们对宏大的敦煌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临摹复制敦煌壁画，是一项复杂的研究工程，一方面要研究并理解古代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把握古代壁画艺术上的特点，同时更要提升自己艺术技能的修养，使之达到甚至超过古代画家的水平，才有可能真实地全面地体现古代艺术的精神。李其琼的临摹艺术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的“心灯——李其琼先生纪念展”上，她的丈夫孙儒僩先生说：“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火炬点燃了她这盏心灯，这盏心灯照着她去探索敦煌艺术的奥秘，去摸索敦煌艺术的源流和艺术成就，同时也照亮了她艺术的一生，照着她走过艰难险阻。”
一生心系石窟保护
成都市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最初常书鸿所长安排的任务是测绘木结构窟檐并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形象。1952年，研究院成立了石窟保管组，孙儒僩从当时的美术组调到保管组，从事石窟保护与管理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孙儒僩负责莫高窟第254窟等早期石窟试验性抢修加固工程的设计与施工；60年代参与莫高窟治沙规划的试验，负责莫高窟石窟全面维修加固工程的勘测设计与施工监理；1975年至1985年曾主持榆林窟、西千佛洞及莫高窟南区第四期石窟加固工程等。直到1993年退休，孙儒僩在石窟保护工作岗位上工作了46年。其撰有《莫高窟壁画保护若干问题》《敦煌莫高窟的建筑艺术》等，并参与编写《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词典》等。
此次，敦煌艺术大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展，92岁的孙儒僩如愿以偿回到成都。在敦煌工作了一辈子，他特别想回来看看展览盛况。作为上世纪40年代敦煌热中赴大漠的川人中仅在世的一个，他说：“我这辈子都不后悔去了敦煌！”
这些老一辈的四川人，这些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学者，在条件最艰苦的时候走进敦煌的怀抱，为敦煌的文物保护、艺术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敦煌研究院里还有很多四川人的身影。他们像前辈一样，扎根敦煌，在此成家立业、临摹壁画、研究学术，“择一事，终一生”。
遂宁市蓬溪县常乐镇人，祖籍四川绵阳丰谷镇。擅国画，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历任敦煌艺术研究美术组组长、敦煌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甘肃分会副主席。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张大千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敦煌之行为川人投诸敦煌事业之始。1944年，张大千在重庆举办画展，展出了他在莫高窟临摹的大量精美壁画。当时还在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求学的段文杰被色彩斑斓的敦煌壁画摹本深深吸引，他说：“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所以我到了敦煌。”1945年7月，刚毕业的段文杰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敦煌。放下行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洞窟。在洞窟里，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但是，壁画的残损破坏更令他心痛。正是在这惊喜和痛心之间，段文杰把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莫高窟。敦煌的生活极为艰辛，喝的是宕泉河的碱水，没有大米，少有蔬菜，工资不能按时发放，交通也极不便利。莫高窟夏天干热高温，冬天风卷黄沙，而段文杰与同事们最初的好几年都住在由马厩改造成的简易房间里。
段文杰是临摹敦煌壁画最多的艺术家之一，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开创了敦煌石窟整窟临摹和大幅壁画临摹的新领域。他的研究成果也堪称丰硕。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说：“段文杰从美术史和美学的角度探讨敦煌艺术的风格、技法等特色，以及敦煌艺术形成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并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敦煌艺术的时代发展脉络。凭借这一系列的研究，可以说他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集大成者。”
敦煌『活字典、活资料』
绵阳人。1948年8月，24岁的史苇湘从四川省立艺术学校应用油画科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远在大西北沙漠中的敦煌，开始了他一生执着追求的敦煌艺术事业。由于对敦煌石窟的深入了解，对与石窟相关的历史和佛教文献相当熟悉，史苇湘被人们誉为“活字典、活资料”。
在敦煌的几十年来，他先后从事敦煌壁画临摹、敦煌石窟内容的调查，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工作。不论条件多么艰苦，他始终岿然不动，是名副其实的“打不走的敦煌人”。他说：“假若说人间确曾有过什么‘威慑力量’，在我充满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见莫高窟时，心灵上受到的震憾与冲击比拟。”改革开放以后，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敦煌文物保护、敦煌资料整理、敦煌历史与石窟研究、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的建设以及敦煌学术队伍的建设等事业中，并长期担任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主任。史苇湘和其他画家们一边从事壁画临摹工作，一边查阅资料，进行宗教历史的考证、研究。正如史苇湘所说，临摹是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有了临摹工作的基础，在考古和艺术研究方面就体现出独特的优勢。
甘为敦煌做『画匠』
成都市彭州（原彭县）人。1947年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漆艺专科毕业后，23岁的欧阳琳坐着车颠簸40多天从成都去到敦煌，即开始从事壁画临摹。敦煌研究院敦煌壁画临摹工作者常常自诩为“画匠”，欧阳琳做壁画临摹的时间超过50年。她对于图案画下的功夫特别深，论著有《谈谈隋唐时代的敦煌图案》《敦煌壁画中的莲花图案》《敦煌图案零拾》等。
敦煌壁画中的图案无限丰富，为当今的工艺美术设计提供了大量值得借鉴的资料。在普通人看来单调乏味的图案中，欧阳琳都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隋代第314窟的莲花童子藻井，色彩鲜丽而构思精密，初唐第334窟藻井明亮雅致，有疏有密，初唐第329窟的飞天莲花藻井把活泼飘逸的飞天组合在华丽的藻井中，显得灿烂无比，盛唐第217窟的藻井色彩对比强烈，变化丰富，结构细密，西夏第245窟的团龙藻井，色彩清丽，主题突出……这些丰富灿烂的藻井图案，画起来都是既耗时又费力，而且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一丝不苟，才能保证画面的完整性一致性。退休之后，欧阳琳仍然坚持不懈地临摹研究敦煌壁画，并尝试以布代替纸来绘制壁画，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临摹艺术成为典范
绵阳市三台人，敦煌研究院老一辈画家。1949年毕业于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科，1952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壁画临摹工作。她是除段文杰之外，临摹敦煌作品最多的画家。
自1952年元月从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美术队转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尽管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李其琼始终将其一生奉献于敦煌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工作，直到生命的终结。樊锦诗在《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序》中写道：“看李其琼先生的绘画，更加深了我们对宏大的敦煌艺术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临摹复制敦煌壁画，是一项复杂的研究工程，一方面要研究并理解古代艺术所达到的高度，把握古代壁画艺术上的特点，同时更要提升自己艺术技能的修养，使之达到甚至超过古代画家的水平，才有可能真实地全面地体现古代艺术的精神。李其琼的临摹艺术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的“心灯——李其琼先生纪念展”上，她的丈夫孙儒僩先生说：“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火炬点燃了她这盏心灯，这盏心灯照着她去探索敦煌艺术的奥秘，去摸索敦煌艺术的源流和艺术成就，同时也照亮了她艺术的一生，照着她走过艰难险阻。”
一生心系石窟保护
成都市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最初常书鸿所长安排的任务是测绘木结构窟檐并临摹壁画中的古建筑形象。1952年，研究院成立了石窟保管组，孙儒僩从当时的美术组调到保管组，从事石窟保护与管理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孙儒僩负责莫高窟第254窟等早期石窟试验性抢修加固工程的设计与施工；60年代参与莫高窟治沙规划的试验，负责莫高窟石窟全面维修加固工程的勘测设计与施工监理；1975年至1985年曾主持榆林窟、西千佛洞及莫高窟南区第四期石窟加固工程等。直到1993年退休，孙儒僩在石窟保护工作岗位上工作了46年。其撰有《莫高窟壁画保护若干问题》《敦煌莫高窟的建筑艺术》等，并参与编写《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词典》等。
此次，敦煌艺术大展在成都博物馆开展，92岁的孙儒僩如愿以偿回到成都。在敦煌工作了一辈子，他特别想回来看看展览盛况。作为上世纪40年代敦煌热中赴大漠的川人中仅在世的一个，他说：“我这辈子都不后悔去了敦煌！”
这些老一辈的四川人，这些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学者，在条件最艰苦的时候走进敦煌的怀抱，为敦煌的文物保护、艺术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敦煌研究院里还有很多四川人的身影。他们像前辈一样，扎根敦煌，在此成家立业、临摹壁画、研究学术，“择一事，终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