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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躬逢其盛,接连赶了两次挤破头的高考大集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1977年一次,1978年一次。这两次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为拥挤的两次。1977年,五百七十万人争取二十七万三千个录取名额,比例达到29:1。1978年稍好,六百一十万人竞争四十万二千个名额,录取比例超过15:1。一个人躬逢其盛,接连赶了两次挤破头的高考大集。回想起来,真感觉有点儿悲壮。
当年参加高考人数之多,数第一次的印象最深。那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团(现在叫黑龙江八五一一农场)工作,那是一个小规模的畜牧团。平时团部空空荡荡的,到了考试那天,人山人海,满坑满谷都是人:有大批的知青,也有像我这样的本地青年,还有不少应届的学生。对于我这个已经成为猪倌农工的人而言,不仅昔日同学来了,老师也来了,连队的工友也来了。那场面,就像是在参加一个群众集会,或者说赶集。
初试的时候我发现,昔日的同学,好些连信都不会写,居然也来赶考了。所以,一进考场,热闹非凡,有人哭,有人叫,有人看着卷子发呆,有人奋笔疾书给考官写信,说自己虽然答不出来题,但三代贫农、根红苗正、绝对革命,请求给予考虑。
初试就考两门,数学和语文。我的一个工友,考完之后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题中那句“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我争不过他,只好委屈愚公他老人家,任由他大儿媳妇说去了。
待到复试,我跟医生打听,问什么药可以缓解紧张,医生说可以吃点安定片。我没敢多吃,上考场前,吃了半片。哪知就是这半片安定,让我在百般蹂躏眼皮及额头无效之后,发狠奋力把头磕向桌子,脑门碰出个包来,瞌睡虫才姗姗离去。
这批高考大军中最有知识的,就是老三届知青,剩下的人,都半斤八两。不过,像我这样读了点书,而且经常给学校出板报、写快板书、写文艺节目串联词的人,考文科也是有点优势的,但我却以接近三百分的成绩落榜了。要知道,1977年黑龙江省的高招录取,考二百分的都有学校上。
对这个结局,我其实有预感。首先是出身不好,在那年月,本人属于贱民队伍里标准的一员。祖父地主,父亲有历史问题,做过国民党军官。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按道理是没资格被录取的。加上我中学未毕业的时候,曾经写了封对“文革”颇有微词的信,被人告发,遭到全团的批判﹑全师通报。记得那年我正好中学毕业,连毕业证都没拿到,还被关了若干天,累及父母挨斗。那一阵,全团每个连队,都挂出来我的信公开批判,我刚下去放猪的时候,在我所在的连队礼堂里还能看见大字标语:“张鸣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我走在道上,还有小孩子跟在屁股后面骂。就这样,在投降与灭亡之间,我苟活了三年。
果然,没有人明确告诉你为什么落榜,托人打听的结果是,我的政审不合格。
1977年的高考,是在当年的12月进行的,等到录取结束,都快第二年夏天了。马上,1978年的高考就要到了,更多的人,摩拳擦掌准备再战。而我怎么办?考还是不考?这时有人出主意,说你上年失败,很可能是因为报考文科的缘故,文科政审肯定严,再考,你换理科,说不定就考过了。其实,这种主意,根本馊得不行,但哪里有人知道真相。后来我才知道,政审不合格,考什么都没用。但是当时我信了,不信也不行,病笃之际,大抵是要乱投医的,明知是根稻草,也要奋力一抓。
为了能走,我生平第一次对自己进行了精心设计。想来想去,我唯有半个兽医的身份可以利用。因此,我毅然决然决定在第二年来个大调整:第一,报考理科;第二,报考畜牧兽医专业。恰好这一年,过去实行多年的成分限制也有了较大松动。考前,团里通知,对我以前的处理给予平反。我兴冲冲跑到团部,人家宣布平反之后,又给我加了一句:党此前处理你是对的,现在给你平反,也是对的。我听了这话,接到平反通知时的那点轻松,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别扭。
即便如此,1978年高考,我的政审依然是三类,合格中最低的一个档次,属于专业受限的人,也就是说好些专业是不可能录取我的。因为这一点,我上学之后,我们系的秘书还对我表示了比较强烈的鄙视,虽然我的分数不低,但全年级政审三类的,只有我一个。
1978年,全国统考,题目也比上年难多了。而我当年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政审屏障,对能否考好居然一点没担心过。
其实,我的考试压力也蛮大的。别的不讲,就说我自以为比较有把握的政治,尽管知识还有点,但对于怎么答题我并不真的明白。幸好吉人自有天相,进考场前的一个小时,我居然捡到了一本不知是哪儿出的政治复习小册子,大约有三四万字的样子。我花了四十多分钟将小册子快速看完,然后进考场,发现考的题目小册子里面都有。当年的语文考的内容有点偏素质,只消平时书看得多,答好基本没问题。但那年的作文,却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缩写,我不想缩得太多,于是在给出的稿纸上算了算字数,结果一个简单的乘法居然给算错了,算多了好多字,我的缩写就多写了好多字。一心想拿九十分的我,才拿了七十多分。
不管怎么说,当分数下来时,我松了一口气,比本科线高出二十多分。上重点没戏,但一般的本科应该没有问题。我的第一志愿是东北农学院(今天的东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第二志愿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畜牧兽医专业。但是,那年的东北农学院居然一个不招,说是没有地方了(当年没有招生欺诈这一说,转型时期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也只招一个农机专业。就这样,我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机专业录取了。
说实在的,我不喜欢农业机械,黑龙江兵团这种东西有的是,如果我想开拖拉机或者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早就开了。比起冷冰冰的铁家伙,我更喜欢多少通点人性的猪牛马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当初的所谓自我设计,错得有多么离谱。那年文科考生奇少,考个三百六十分,就可以上人民大学了。如果我考的是文科,即使这个分数,也可以上黑龙江大学。毕竟,我真正喜欢的还是文科,实际上我是想当作家来着。
就这样,我学了四年的农业机械,非常辛苦的工科专业,每天八节课,几十道习题,还有试验和制图。如果按部就班学习,我什么都干不了,好在我已经学会了讨巧,发现每次留的几十道作业题里,做一两道就可以把讲的知识点应付下来,所以,我就只做一两道。我的文科爱好被压缩在偶尔给学校文工团写点儿快板书和小话剧上(我是他们的撰稿人),凭着这点爱好,多数老师都对我网开一面,作业做不完,他们也放我一马。即使这样,我也累得半死,越学越累,越学越别扭。
最终,毕业的时候,在学校马列教研室的老师的劝导下,万般无奈改了行,在我的本系老师和同学的强烈鄙视下,我做了学校教党史的一名教师。从此越走越远,成了今天这副样子。四年的工科教育,我学了一堆汽车拖拉机、底盘发动机的相关知识。可是后来,我第一次买车的时候,打开前盖,发现里面的东西我居然一个都不认识了。只剩下一个本事,就是削铅笔,这是制图课上我学来的本事,再软的铅笔我都削不断。这个本事,一度用来给前妻削眉笔来着,后来,人家的眉笔改进了,我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多年之后,我反复想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当年东北农学院如果招生,即使东农不招,黑龙江八一农大还是让我学畜牧兽医的话,以后的我会不会就不改行了呢?我相信我能学得很好,多半可以成为这行的专家。兴许,当时如果不是只能去学农机,中国就可能多一个靠谱或者比较靠谱的兽医,而少了一个不靠谱的政治学教授﹑一个历史的写作者。我的生活会因此好那么一丁丁点吗?
谁知道呢。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1977年一次,1978年一次。这两次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为拥挤的两次。1977年,五百七十万人争取二十七万三千个录取名额,比例达到29:1。1978年稍好,六百一十万人竞争四十万二千个名额,录取比例超过15:1。一个人躬逢其盛,接连赶了两次挤破头的高考大集。回想起来,真感觉有点儿悲壮。
当年参加高考人数之多,数第一次的印象最深。那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团(现在叫黑龙江八五一一农场)工作,那是一个小规模的畜牧团。平时团部空空荡荡的,到了考试那天,人山人海,满坑满谷都是人:有大批的知青,也有像我这样的本地青年,还有不少应届的学生。对于我这个已经成为猪倌农工的人而言,不仅昔日同学来了,老师也来了,连队的工友也来了。那场面,就像是在参加一个群众集会,或者说赶集。
初试的时候我发现,昔日的同学,好些连信都不会写,居然也来赶考了。所以,一进考场,热闹非凡,有人哭,有人叫,有人看着卷子发呆,有人奋笔疾书给考官写信,说自己虽然答不出来题,但三代贫农、根红苗正、绝对革命,请求给予考虑。
初试就考两门,数学和语文。我的一个工友,考完之后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题中那句“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我争不过他,只好委屈愚公他老人家,任由他大儿媳妇说去了。
待到复试,我跟医生打听,问什么药可以缓解紧张,医生说可以吃点安定片。我没敢多吃,上考场前,吃了半片。哪知就是这半片安定,让我在百般蹂躏眼皮及额头无效之后,发狠奋力把头磕向桌子,脑门碰出个包来,瞌睡虫才姗姗离去。
这批高考大军中最有知识的,就是老三届知青,剩下的人,都半斤八两。不过,像我这样读了点书,而且经常给学校出板报、写快板书、写文艺节目串联词的人,考文科也是有点优势的,但我却以接近三百分的成绩落榜了。要知道,1977年黑龙江省的高招录取,考二百分的都有学校上。
对这个结局,我其实有预感。首先是出身不好,在那年月,本人属于贱民队伍里标准的一员。祖父地主,父亲有历史问题,做过国民党军官。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按道理是没资格被录取的。加上我中学未毕业的时候,曾经写了封对“文革”颇有微词的信,被人告发,遭到全团的批判﹑全师通报。记得那年我正好中学毕业,连毕业证都没拿到,还被关了若干天,累及父母挨斗。那一阵,全团每个连队,都挂出来我的信公开批判,我刚下去放猪的时候,在我所在的连队礼堂里还能看见大字标语:“张鸣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我走在道上,还有小孩子跟在屁股后面骂。就这样,在投降与灭亡之间,我苟活了三年。
果然,没有人明确告诉你为什么落榜,托人打听的结果是,我的政审不合格。
1977年的高考,是在当年的12月进行的,等到录取结束,都快第二年夏天了。马上,1978年的高考就要到了,更多的人,摩拳擦掌准备再战。而我怎么办?考还是不考?这时有人出主意,说你上年失败,很可能是因为报考文科的缘故,文科政审肯定严,再考,你换理科,说不定就考过了。其实,这种主意,根本馊得不行,但哪里有人知道真相。后来我才知道,政审不合格,考什么都没用。但是当时我信了,不信也不行,病笃之际,大抵是要乱投医的,明知是根稻草,也要奋力一抓。
为了能走,我生平第一次对自己进行了精心设计。想来想去,我唯有半个兽医的身份可以利用。因此,我毅然决然决定在第二年来个大调整:第一,报考理科;第二,报考畜牧兽医专业。恰好这一年,过去实行多年的成分限制也有了较大松动。考前,团里通知,对我以前的处理给予平反。我兴冲冲跑到团部,人家宣布平反之后,又给我加了一句:党此前处理你是对的,现在给你平反,也是对的。我听了这话,接到平反通知时的那点轻松,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别扭。
即便如此,1978年高考,我的政审依然是三类,合格中最低的一个档次,属于专业受限的人,也就是说好些专业是不可能录取我的。因为这一点,我上学之后,我们系的秘书还对我表示了比较强烈的鄙视,虽然我的分数不低,但全年级政审三类的,只有我一个。
1978年,全国统考,题目也比上年难多了。而我当年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政审屏障,对能否考好居然一点没担心过。
其实,我的考试压力也蛮大的。别的不讲,就说我自以为比较有把握的政治,尽管知识还有点,但对于怎么答题我并不真的明白。幸好吉人自有天相,进考场前的一个小时,我居然捡到了一本不知是哪儿出的政治复习小册子,大约有三四万字的样子。我花了四十多分钟将小册子快速看完,然后进考场,发现考的题目小册子里面都有。当年的语文考的内容有点偏素质,只消平时书看得多,答好基本没问题。但那年的作文,却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缩写,我不想缩得太多,于是在给出的稿纸上算了算字数,结果一个简单的乘法居然给算错了,算多了好多字,我的缩写就多写了好多字。一心想拿九十分的我,才拿了七十多分。
不管怎么说,当分数下来时,我松了一口气,比本科线高出二十多分。上重点没戏,但一般的本科应该没有问题。我的第一志愿是东北农学院(今天的东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第二志愿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畜牧兽医专业。但是,那年的东北农学院居然一个不招,说是没有地方了(当年没有招生欺诈这一说,转型时期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也只招一个农机专业。就这样,我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机专业录取了。
说实在的,我不喜欢农业机械,黑龙江兵团这种东西有的是,如果我想开拖拉机或者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早就开了。比起冷冰冰的铁家伙,我更喜欢多少通点人性的猪牛马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当初的所谓自我设计,错得有多么离谱。那年文科考生奇少,考个三百六十分,就可以上人民大学了。如果我考的是文科,即使这个分数,也可以上黑龙江大学。毕竟,我真正喜欢的还是文科,实际上我是想当作家来着。
就这样,我学了四年的农业机械,非常辛苦的工科专业,每天八节课,几十道习题,还有试验和制图。如果按部就班学习,我什么都干不了,好在我已经学会了讨巧,发现每次留的几十道作业题里,做一两道就可以把讲的知识点应付下来,所以,我就只做一两道。我的文科爱好被压缩在偶尔给学校文工团写点儿快板书和小话剧上(我是他们的撰稿人),凭着这点爱好,多数老师都对我网开一面,作业做不完,他们也放我一马。即使这样,我也累得半死,越学越累,越学越别扭。
最终,毕业的时候,在学校马列教研室的老师的劝导下,万般无奈改了行,在我的本系老师和同学的强烈鄙视下,我做了学校教党史的一名教师。从此越走越远,成了今天这副样子。四年的工科教育,我学了一堆汽车拖拉机、底盘发动机的相关知识。可是后来,我第一次买车的时候,打开前盖,发现里面的东西我居然一个都不认识了。只剩下一个本事,就是削铅笔,这是制图课上我学来的本事,再软的铅笔我都削不断。这个本事,一度用来给前妻削眉笔来着,后来,人家的眉笔改进了,我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多年之后,我反复想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当年东北农学院如果招生,即使东农不招,黑龙江八一农大还是让我学畜牧兽医的话,以后的我会不会就不改行了呢?我相信我能学得很好,多半可以成为这行的专家。兴许,当时如果不是只能去学农机,中国就可能多一个靠谱或者比较靠谱的兽医,而少了一个不靠谱的政治学教授﹑一个历史的写作者。我的生活会因此好那么一丁丁点吗?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