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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躬逢其盛，接连赶了两次挤破头的高考大集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1977年一次，1978年一次。这两次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为拥挤的两次。1977年，五百七十万人争取二十七万三千个录取名额，比例达到29：1。1978年稍好，六百一十万人竞争四十万二千个名额，录取比例超过15：1。一个人躬逢其盛，接连赶了两次挤破头的高考大集。回想起来，真感觉有点儿悲壮。
当年参加高考人数之多，数第一次的印象最深。那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团（现在叫黑龙江八五一一农场）工作，那是一个小规模的畜牧团。平时团部空空荡荡的，到了考试那天，人山人海，满坑满谷都是人：有大批的知青，也有像我这样的本地青年，还有不少应届的学生。对于我这个已经成为猪倌农工的人而言，不仅昔日同学来了，老师也来了，连队的工友也来了。那场面，就像是在参加一个群众集会，或者说赶集。
初试的时候我发现，昔日的同学，好些连信都不会写，居然也来赶考了。所以，一进考场，热闹非凡，有人哭，有人叫，有人看着卷子发呆，有人奋笔疾书给考官写信，说自己虽然答不出来题，但三代贫农、根红苗正、绝对革命，请求给予考虑。
初试就考两门，数学和语文。我的一个工友，考完之后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题中那句“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我争不过他，只好委屈愚公他老人家，任由他大儿媳妇说去了。
待到复试，我跟医生打听，问什么药可以缓解紧张，医生说可以吃点安定片。我没敢多吃，上考场前，吃了半片。哪知就是这半片安定，让我在百般蹂躏眼皮及额头无效之后，发狠奋力把头磕向桌子，脑门碰出个包来，瞌睡虫才姗姗离去。
这批高考大军中最有知识的，就是老三届知青，剩下的人，都半斤八两。不过，像我这样读了点书，而且经常给学校出板报、写快板书、写文艺节目串联词的人，考文科也是有点优势的，但我却以接近三百分的成绩落榜了。要知道，1977年黑龙江省的高招录取，考二百分的都有学校上。
对这个结局，我其实有预感。首先是出身不好，在那年月，本人属于贱民队伍里标准的一员。祖父地主，父亲有历史问题，做过国民党军官。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按道理是没资格被录取的。加上我中学未毕业的时候，曾经写了封对“文革”颇有微词的信，被人告发，遭到全团的批判﹑全师通报。记得那年我正好中学毕业，连毕业证都没拿到，还被关了若干天，累及父母挨斗。那一阵，全团每个连队，都挂出来我的信公开批判，我刚下去放猪的时候，在我所在的连队礼堂里还能看见大字标语：“张鸣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我走在道上，还有小孩子跟在屁股后面骂。就这样，在投降与灭亡之间，我苟活了三年。
果然，没有人明确告诉你为什么落榜，托人打听的结果是，我的政审不合格。
1977年的高考，是在当年的12月进行的，等到录取结束，都快第二年夏天了。马上，1978年的高考就要到了，更多的人，摩拳擦掌准备再战。而我怎么办？考还是不考？这时有人出主意，说你上年失败，很可能是因为报考文科的缘故，文科政审肯定严，再考，你换理科，说不定就考过了。其实，这种主意，根本馊得不行，但哪里有人知道真相。后来我才知道，政审不合格，考什么都没用。但是当时我信了，不信也不行，病笃之际，大抵是要乱投医的，明知是根稻草，也要奋力一抓。
为了能走，我生平第一次对自己进行了精心设计。想来想去，我唯有半个兽医的身份可以利用。因此，我毅然决然决定在第二年来个大调整：第一，报考理科；第二，报考畜牧兽医专业。恰好这一年，过去实行多年的成分限制也有了较大松动。考前，团里通知，对我以前的处理给予平反。我兴冲冲跑到团部，人家宣布平反之后，又给我加了一句：党此前处理你是对的，现在给你平反，也是对的。我听了这话，接到平反通知时的那点轻松，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别扭。
即便如此，1978年高考，我的政审依然是三类，合格中最低的一个档次，属于专业受限的人，也就是说好些专业是不可能录取我的。因为这一点，我上学之后，我们系的秘书还对我表示了比较强烈的鄙视，虽然我的分数不低，但全年级政审三类的，只有我一个。
1978年，全国统考，题目也比上年难多了。而我当年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政审屏障，对能否考好居然一点没担心过。
其实，我的考试压力也蛮大的。别的不讲，就说我自以为比较有把握的政治，尽管知识还有点，但对于怎么答题我并不真的明白。幸好吉人自有天相，进考场前的一个小时，我居然捡到了一本不知是哪儿出的政治复习小册子，大约有三四万字的样子。我花了四十多分钟将小册子快速看完，然后进考场，发现考的题目小册子里面都有。当年的语文考的内容有点偏素质，只消平时书看得多，答好基本没问题。但那年的作文，却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缩写，我不想缩得太多，于是在给出的稿纸上算了算字数，结果一个简单的乘法居然给算错了，算多了好多字，我的缩写就多写了好多字。一心想拿九十分的我，才拿了七十多分。
不管怎么说，当分数下来时，我松了一口气，比本科线高出二十多分。上重点没戏，但一般的本科应该没有问题。我的第一志愿是东北农学院（今天的东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第二志愿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畜牧兽医专业。但是，那年的东北农学院居然一个不招，说是没有地方了（当年没有招生欺诈这一说，转型时期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也只招一个农机专业。就这样，我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机专业录取了。
说实在的，我不喜欢农业机械，黑龙江兵团这种东西有的是，如果我想开拖拉机或者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早就开了。比起冷冰冰的铁家伙，我更喜欢多少通点人性的猪牛马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当初的所谓自我设计，错得有多么离谱。那年文科考生奇少，考个三百六十分，就可以上人民大学了。如果我考的是文科，即使这个分数，也可以上黑龙江大学。毕竟，我真正喜欢的还是文科，实际上我是想当作家来着。
就这样，我学了四年的农业机械，非常辛苦的工科专业，每天八节课，几十道习题，还有试验和制图。如果按部就班学习，我什么都干不了，好在我已经学会了讨巧，发现每次留的几十道作业题里，做一两道就可以把讲的知识点应付下来，所以，我就只做一两道。我的文科爱好被压缩在偶尔给学校文工团写点儿快板书和小话剧上（我是他们的撰稿人），凭着这点爱好，多数老师都对我网开一面，作业做不完，他们也放我一马。即使这样，我也累得半死，越学越累，越学越别扭。
最终，毕业的时候，在学校马列教研室的老师的劝导下，万般无奈改了行，在我的本系老师和同学的强烈鄙视下，我做了学校教党史的一名教师。从此越走越远，成了今天这副样子。四年的工科教育，我学了一堆汽车拖拉机、底盘发动机的相关知识。可是后来，我第一次买车的时候，打开前盖，发现里面的东西我居然一个都不认识了。只剩下一个本事，就是削铅笔，这是制图课上我学来的本事，再软的铅笔我都削不断。这个本事，一度用来给前妻削眉笔来着，后来，人家的眉笔改进了，我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多年之后，我反复想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当年东北农学院如果招生，即使东农不招，黑龙江八一农大还是让我学畜牧兽医的话，以后的我会不会就不改行了呢？我相信我能学得很好，多半可以成为这行的专家。兴许，当时如果不是只能去学农机，中国就可能多一个靠谱或者比较靠谱的兽医，而少了一个不靠谱的政治学教授﹑一个历史的写作者。我的生活会因此好那么一丁丁点吗？
谁知道呢。
我参加过两次高考，1977年一次，1978年一次。这两次高考，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为拥挤的两次。1977年，五百七十万人争取二十七万三千个录取名额，比例达到29：1。1978年稍好，六百一十万人竞争四十万二千个名额，录取比例超过15：1。一个人躬逢其盛，接连赶了两次挤破头的高考大集。回想起来，真感觉有点儿悲壮。
当年参加高考人数之多，数第一次的印象最深。那时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四十团（现在叫黑龙江八五一一农场）工作，那是一个小规模的畜牧团。平时团部空空荡荡的，到了考试那天，人山人海，满坑满谷都是人：有大批的知青，也有像我这样的本地青年，还有不少应届的学生。对于我这个已经成为猪倌农工的人而言，不仅昔日同学来了，老师也来了，连队的工友也来了。那场面，就像是在参加一个群众集会，或者说赶集。
初试的时候我发现，昔日的同学，好些连信都不会写，居然也来赶考了。所以，一进考场，热闹非凡，有人哭，有人叫，有人看着卷子发呆，有人奋笔疾书给考官写信，说自己虽然答不出来题，但三代贫农、根红苗正、绝对革命，请求给予考虑。
初试就考两门，数学和语文。我的一个工友，考完之后信誓旦旦地告诉我，题中那句“愚公长太息曰”的意思，就是“愚公的大儿媳妇说”。我争不过他，只好委屈愚公他老人家，任由他大儿媳妇说去了。
待到复试，我跟医生打听，问什么药可以缓解紧张，医生说可以吃点安定片。我没敢多吃，上考场前，吃了半片。哪知就是这半片安定，让我在百般蹂躏眼皮及额头无效之后，发狠奋力把头磕向桌子，脑门碰出个包来，瞌睡虫才姗姗离去。
这批高考大军中最有知识的，就是老三届知青，剩下的人，都半斤八两。不过，像我这样读了点书，而且经常给学校出板报、写快板书、写文艺节目串联词的人，考文科也是有点优势的，但我却以接近三百分的成绩落榜了。要知道，1977年黑龙江省的高招录取，考二百分的都有学校上。
对这个结局，我其实有预感。首先是出身不好，在那年月，本人属于贱民队伍里标准的一员。祖父地主，父亲有历史问题，做过国民党军官。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按道理是没资格被录取的。加上我中学未毕业的时候，曾经写了封对“文革”颇有微词的信，被人告发，遭到全团的批判﹑全师通报。记得那年我正好中学毕业，连毕业证都没拿到，还被关了若干天，累及父母挨斗。那一阵，全团每个连队，都挂出来我的信公开批判，我刚下去放猪的时候，在我所在的连队礼堂里还能看见大字标语：“张鸣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我走在道上，还有小孩子跟在屁股后面骂。就这样，在投降与灭亡之间，我苟活了三年。
果然，没有人明确告诉你为什么落榜，托人打听的结果是，我的政审不合格。
1977年的高考，是在当年的12月进行的，等到录取结束，都快第二年夏天了。马上，1978年的高考就要到了，更多的人，摩拳擦掌准备再战。而我怎么办？考还是不考？这时有人出主意，说你上年失败，很可能是因为报考文科的缘故，文科政审肯定严，再考，你换理科，说不定就考过了。其实，这种主意，根本馊得不行，但哪里有人知道真相。后来我才知道，政审不合格，考什么都没用。但是当时我信了，不信也不行，病笃之际，大抵是要乱投医的，明知是根稻草，也要奋力一抓。
为了能走，我生平第一次对自己进行了精心设计。想来想去，我唯有半个兽医的身份可以利用。因此，我毅然决然决定在第二年来个大调整：第一，报考理科；第二，报考畜牧兽医专业。恰好这一年，过去实行多年的成分限制也有了较大松动。考前，团里通知，对我以前的处理给予平反。我兴冲冲跑到团部，人家宣布平反之后，又给我加了一句：党此前处理你是对的，现在给你平反，也是对的。我听了这话，接到平反通知时的那点轻松，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别扭。
即便如此，1978年高考，我的政审依然是三类，合格中最低的一个档次，属于专业受限的人，也就是说好些专业是不可能录取我的。因为这一点，我上学之后，我们系的秘书还对我表示了比较强烈的鄙视，虽然我的分数不低，但全年级政审三类的，只有我一个。
1978年，全国统考，题目也比上年难多了。而我当年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政审屏障，对能否考好居然一点没担心过。
其实，我的考试压力也蛮大的。别的不讲，就说我自以为比较有把握的政治，尽管知识还有点，但对于怎么答题我并不真的明白。幸好吉人自有天相，进考场前的一个小时，我居然捡到了一本不知是哪儿出的政治复习小册子，大约有三四万字的样子。我花了四十多分钟将小册子快速看完，然后进考场，发现考的题目小册子里面都有。当年的语文考的内容有点偏素质，只消平时书看得多，答好基本没问题。但那年的作文，却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缩写，我不想缩得太多，于是在给出的稿纸上算了算字数，结果一个简单的乘法居然给算错了，算多了好多字，我的缩写就多写了好多字。一心想拿九十分的我，才拿了七十多分。
不管怎么说，当分数下来时，我松了一口气，比本科线高出二十多分。上重点没戏，但一般的本科应该没有问题。我的第一志愿是东北农学院（今天的东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第二志愿是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畜牧兽医专业。但是，那年的东北农学院居然一个不招，说是没有地方了（当年没有招生欺诈这一说，转型时期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也只招一个农机专业。就这样，我被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机专业录取了。
说实在的，我不喜欢农业机械，黑龙江兵团这种东西有的是，如果我想开拖拉机或者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早就开了。比起冷冰冰的铁家伙，我更喜欢多少通点人性的猪牛马羊。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当初的所谓自我设计，错得有多么离谱。那年文科考生奇少，考个三百六十分，就可以上人民大学了。如果我考的是文科，即使这个分数，也可以上黑龙江大学。毕竟，我真正喜欢的还是文科，实际上我是想当作家来着。
就这样，我学了四年的农业机械，非常辛苦的工科专业，每天八节课，几十道习题，还有试验和制图。如果按部就班学习，我什么都干不了，好在我已经学会了讨巧，发现每次留的几十道作业题里，做一两道就可以把讲的知识点应付下来，所以，我就只做一两道。我的文科爱好被压缩在偶尔给学校文工团写点儿快板书和小话剧上（我是他们的撰稿人），凭着这点爱好，多数老师都对我网开一面，作业做不完，他们也放我一马。即使这样，我也累得半死，越学越累，越学越别扭。
最终，毕业的时候，在学校马列教研室的老师的劝导下，万般无奈改了行，在我的本系老师和同学的强烈鄙视下，我做了学校教党史的一名教师。从此越走越远，成了今天这副样子。四年的工科教育，我学了一堆汽车拖拉机、底盘发动机的相关知识。可是后来，我第一次买车的时候，打开前盖，发现里面的东西我居然一个都不认识了。只剩下一个本事，就是削铅笔，这是制图课上我学来的本事，再软的铅笔我都削不断。这个本事，一度用来给前妻削眉笔来着，后来，人家的眉笔改进了，我就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多年之后，我反复想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当年东北农学院如果招生，即使东农不招，黑龙江八一农大还是让我学畜牧兽医的话，以后的我会不会就不改行了呢？我相信我能学得很好，多半可以成为这行的专家。兴许，当时如果不是只能去学农机，中国就可能多一个靠谱或者比较靠谱的兽医，而少了一个不靠谱的政治学教授﹑一个历史的写作者。我的生活会因此好那么一丁丁点吗？
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