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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白银时代”，是俄罗斯诗歌蓬勃发展的时期很多文学大师在这个时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布洛克、茨维塔耶夫、布宁、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古米廖夫等。其中最突出和最有天赋的代表之一就是闻名世界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具有独特的文体和创作风格，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和具有划时代象征的女人。本论文将会分时期分析阿赫玛托娃的创作特点，并尝试解释其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阿赫玛托娃;诗歌;创作;爱;悲伤;抒情诗
—早期创作时期（20世纪前20年）
阿赫玛托娃于1889年出生在的敖德萨一个退休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军官家庭，一岁的时候就随家人搬到了彼得堡近郊的黄村。她5岁时就与哥哥姐姐一起跟家庭教师学习法文，爱好诗歌的母亲常给他们诵读杰尔查文和涅克拉索夫的诗歌。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种充斥着浓厚文学气氛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使得她11岁就开始创作诗歌，1910年21岁起初觉强大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涌现。这一年她正在接受法律系的女子高等学校教育，嫁给了阿克梅派最主要的是人古米廖夫。随后的几年夹杂着初为人妻激动心情的安适的家庭关系、与著名诗人建立起的联系以及和丈夫一起游历法国、意大利的经历都丰富了年轻的阿赫玛托娃的思想、拓宽了她的视野，最终糅合成了独特的创作思路和巧妙的切入点，推动了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创作。1912年她发表了第一本诗集《黄昏》，两年后第二本诗集《念珠》，第三本诗集《白色的云朵》也于1917年问世。这些诗集的出版使吸引了当时文坛的极大关注和很高的评价。
在阿赫玛托娃早起甚至至今的创作中占比最大、最具魅力、成就最突出的题材是爱情诗。但与她顺风顺水的早年经历不同，她的爱情诗却被一种低沉哀泣的氛围所笼罩，其中还包含着自责和祈祷。人们分析这与她忧郁的性格密不可分。比如1911年出版的《最后相见的诗》、1910年《灰眼睛的国王》。此外，阿赫玛托娃创作的抒情诗除了打响名声的爱情题材，还有风景题材，如《在我们经常相会的堤岸上》、《黄村雕像》等。
这一时期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创作内容和风格较接近俄罗斯民间诗歌和以普希金、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诗歌传统;显著艺术特色则表现为构思精致、形式短小、语言凝练、善用象征和比喻。说到象征手法，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被认为是巧妙又温柔地对待象征主义后阿克梅派的艺术任务。完全不同于象征派作品的虚幻特点，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是可以被感知到的真实;而阿赫玛托娃作品中象征手法的应用则是又一次证明了“象征派是当之无愧的父亲”。但阿赫玛托娃不像象征派诗人一样建立自己的象征体系，而是单独、独立存在的，它们和民歌、神话、东正教文化紧密相关。例如，在阿赫玛托娃诗学中，“右边的”、“偶数”、“硬币的正面”象征好的、正确的，而“左边的”、“奇数”、“硬币的正面”则象征坏的、错误的;“很多”象征着不确定，而“三”则是完全确定的;“上楼梯”代表幸福，“下楼梯”则是不幸等。
—中期创作时期（30年代和卫国战争时期）
“爱”诚然是阿赫玛托娃抒情诗的主要动机，但只是在她诗歌创作之路的初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的经历和社会大环境的改变，阿赫玛托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评论家们认为，战争时期带有个人色彩的主题会让位于激昂的爱国主义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但事实上阿赫玛托娃内部视角的拓宽是从30年代开始的，这比战争年代早十几年。这种变化在她1935-1940年创作的组诗《安魂曲》和1940-1960年创作的组诗《没有主角的长诗》中得以体现。《安魂曲》与阿赫玛托娃的生平经历紧密相关：从1917年开始她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悲剧性的转折：1917年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被“契卡”枪决，阿克梅派随之息声。虽然当时阿赫玛托娃已与他离婚，但古米廖夫之死还是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使她很长时间都无法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以致于那几年她的创作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情绪”;后来儿子列夫蹲了监狱，阿赫玛托娃为了探望他在监狱外排了17个月的队。正如评论所说：“如果说在耶稣死刑场上耶稣的母亲是圣母玛利亚，那么那是排在监狱大门外长长的队伍里的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的母亲”。阿赫玛托娃只因排在身后的一位认出自己的陌生女子的嘱托：“你能把這些写下来吗？”—她一生中的纲领性作品之一《安魂曲》诞生了。作品中描绘到了突然降临到她和儿子身上的悲惨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侮辱和凌辱。但纵观整部作品，其包含的痛苦不是属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而是宏观的和全民性的痛苦。因此有人评价她的这部作品“不只是一位无名母亲的嘱托，更是一个时代的嘱托”。
但总的来说上文提到的评论家的理论还是正确的。因为很多艺术家在战争时期心理和创作方面都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无论这个变化发生得有多突然，都可以在每个人身上找到长期预先积累的新品质。战争只不过是加快了这个变化的速度。而对于阿赫玛托娃，她的诗歌中出现了关于祖国的主题、关于国土在战争中经受残酷考验的主题。在这个祖国的困难时期她没与从俄罗斯移民出去，而是和她热爱的国土呆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阿赫玛托娃个人的困难时期与祖国的困难时期产生冲突时，她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抛诸脑后，将自己的命运、诗歌的创作生涯和民族的存亡紧密相连。
当时阿赫玛托娃像其他诗人一样经常出入医院，为伤员们朗诵诗歌、做力所能及的事。诗人奥尔加·别尔戈利茨回忆道：“她的脸上带着孤僻的严肃和气愤的神情，肩上挎着防毒面具，像普通的防空士兵一样值班。她缝制了遮盖防空洞用的沙袋 ……”当列宁格勒不断被炸弹轰炸时，阿赫玛托娃还经常在电台里发言—用奥尔加的话说—“就像俄罗斯和列宁格勒真挚又勇敢的女儿”。
这个时期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被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所充斥，还有关于战后新生活主题的、拒绝移民主题的、对俄罗斯大自然自然生活的信仰主题的。创作了很多鼓舞士兵士气、激励他们顽强抗敌、保卫祖国的诗篇。代表作有《誓言》、《勇敢》、《而你们，我的相应最后号召的朋友们！》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阿赫玛托娃爱护、歌颂真、善、美，厌恶、谴责假、恶、丑;不认同自己离开俄罗斯和建议她离开的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批判那些扰乱俄罗斯经济、文化等的人，称他们为“敌人”。 阿赫玛托娃战争期间的作品不关于自己，而关于一个女性—一个把所有孩子都看作自己亲人的拥有大爱的母亲。这里应该提到，阿赫玛托娃在自己的作品中为女性发声、把发言权赋予女性主人公。她經常不直接阐明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描述一些有特点的细节来让读者自行体会包含在其中的内心状态。而这些流露心理活动的典型细节恰恰反映的是对一些事物和现象特殊的女性视角。
所有这些都是对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被称为“室内诗”的有力抨击。苏联时期阿赫玛托娃长时间被公认为是“室内主题”的诗人，被称作“与我国人民格格不入的无思想诗歌的典型代表”;而她的作品则被认为是“沉浸在悲观和颓废思想中”。但其实她早在自己的第三本诗集《白色的云朵》的诗歌中就非常坚定和鲜明地表达出了她对俄国人民命运的担忧和不安、对多灾多难的人们的同情。
阿赫玛托娃的战争抒情诗需要深入的了解，因为除了其中不容置喙的美学和人性的价值之外，它还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当时的文学生活、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探索和发现的重要细节。
—晚期创作时期（卫国战争后）
不可否认，阿赫玛托娃的战争抒情诗在俄罗斯文学史，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创作在战争时代的诗篇无论是从审美观感上，还是从艺术价值上都逊色于其爱情抒情诗。卫国战争结束后，没有了战乱的纷扰，女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重又回到自己擅长的爱情抒情诗创作领域，继续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个人感情世界，这也标志着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转入晚期。
阿赫玛托娃晚期的爱情抒情诗仍然充盈着忧愁和哀泣的情绪，但在这种情绪之外却多出了一份独自承受一切、以博大、平和心境对待一切的态度。这都可以从她颠簸起伏的前半生中寻得原因：她的几次婚恋带给她过快乐与幸福，但最终留下的几乎都是孤独与哀伤—第一任丈夫被枪决、第三任丈夫死于狱中、几段恋情都无疾而终。女诗人对爱情抱以悲观的态度，又会回过头以冷静的目光审视它。所以“不幸的爱情”这一主题贯穿和融入她所有的爱情抒情诗歌中，其包含的哀泣感情在后期也得到了放大;唯一的而儿子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入狱;1946年她的诗歌被扣上“无思想”的帽子、刊载她作品的杂志被清理、新印刷的诗集被整个销毁、被作家协会除名、昔日的熟人也与她断绝联络;战争、监视、忍饥挨饿……所有这些经历和情感交织，都被注入了她后期的作品中，内化在了字里行间。这个时期的阿赫玛托娃除了继续创作诗歌，发表在《星》、《旗》、《星火》、《列宁格勒》等杂志上，还投身于吸引自己已久的翻译活动中去。
阿赫玛托娃为俄罗斯诗歌发展史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她的创作遗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诗集、长诗、戏剧、自传、历史文学特写、翻译……甚至在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她的诗歌仍然切合现实，被反复诵读、抄写、背诵。她的诗展现了一个温柔而又骄傲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是被爱包围着的。爱对她来说是存在的意义、是生活的力量，但“不幸的巧合”却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这样看来，阿赫玛托娃以自己的方式揭示的爱的主题与同时代人的大相径庭并不足为奇。对阿赫玛托娃来说诗歌是一种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方式。她认为她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因为她受到了来自外界的质疑和非难。尽管这样，她还是坚持诗人应该超越任何偏见，给世界带来真实、善良、理智的感觉。
参考文献：
[1] Бесаева， М. Р. Поэзия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J] / М. Р. Бесаева， Т. М. Аушева. — Текст ：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 // Молодой ученый. — 2018. — № 34 （220）. — С. 139-142.
[2]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хматовой А.А.[N]， Сочинения по ЕГЭ，2018.
[3] Крючков. В.П.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ая лирика[J]， Online-библиотека， 2013.
[4]任光宣，张建华，余一中，俄罗斯文学史俄文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
[5]李敏榛，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
[6]阿赫玛托娃：残暴世界中富于女性感情的诗人[N]，南方人物周刊，2013.7.
作者简介：
李怡菲（1999.10—），女，汉族，河南郑州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2017级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俄语。
关键词：阿赫玛托娃;诗歌;创作;爱;悲伤;抒情诗
—早期创作时期（20世纪前20年）
阿赫玛托娃于1889年出生在的敖德萨一个退休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军官家庭，一岁的时候就随家人搬到了彼得堡近郊的黄村。她5岁时就与哥哥姐姐一起跟家庭教师学习法文，爱好诗歌的母亲常给他们诵读杰尔查文和涅克拉索夫的诗歌。阿赫玛托娃就是在这种充斥着浓厚文学气氛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使得她11岁就开始创作诗歌，1910年21岁起初觉强大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涌现。这一年她正在接受法律系的女子高等学校教育，嫁给了阿克梅派最主要的是人古米廖夫。随后的几年夹杂着初为人妻激动心情的安适的家庭关系、与著名诗人建立起的联系以及和丈夫一起游历法国、意大利的经历都丰富了年轻的阿赫玛托娃的思想、拓宽了她的视野，最终糅合成了独特的创作思路和巧妙的切入点，推动了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创作。1912年她发表了第一本诗集《黄昏》，两年后第二本诗集《念珠》，第三本诗集《白色的云朵》也于1917年问世。这些诗集的出版使吸引了当时文坛的极大关注和很高的评价。
在阿赫玛托娃早起甚至至今的创作中占比最大、最具魅力、成就最突出的题材是爱情诗。但与她顺风顺水的早年经历不同，她的爱情诗却被一种低沉哀泣的氛围所笼罩，其中还包含着自责和祈祷。人们分析这与她忧郁的性格密不可分。比如1911年出版的《最后相见的诗》、1910年《灰眼睛的国王》。此外，阿赫玛托娃创作的抒情诗除了打响名声的爱情题材，还有风景题材，如《在我们经常相会的堤岸上》、《黄村雕像》等。
这一时期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创作内容和风格较接近俄罗斯民间诗歌和以普希金、丘特切夫、涅克拉索夫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诗歌传统;显著艺术特色则表现为构思精致、形式短小、语言凝练、善用象征和比喻。说到象征手法，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被认为是巧妙又温柔地对待象征主义后阿克梅派的艺术任务。完全不同于象征派作品的虚幻特点，阿赫玛托娃的创作是可以被感知到的真实;而阿赫玛托娃作品中象征手法的应用则是又一次证明了“象征派是当之无愧的父亲”。但阿赫玛托娃不像象征派诗人一样建立自己的象征体系，而是单独、独立存在的，它们和民歌、神话、东正教文化紧密相关。例如，在阿赫玛托娃诗学中，“右边的”、“偶数”、“硬币的正面”象征好的、正确的，而“左边的”、“奇数”、“硬币的正面”则象征坏的、错误的;“很多”象征着不确定，而“三”则是完全确定的;“上楼梯”代表幸福，“下楼梯”则是不幸等。
—中期创作时期（30年代和卫国战争时期）
“爱”诚然是阿赫玛托娃抒情诗的主要动机，但只是在她诗歌创作之路的初始。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的经历和社会大环境的改变，阿赫玛托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随之发生变化。评论家们认为，战争时期带有个人色彩的主题会让位于激昂的爱国主义和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但事实上阿赫玛托娃内部视角的拓宽是从30年代开始的，这比战争年代早十几年。这种变化在她1935-1940年创作的组诗《安魂曲》和1940-1960年创作的组诗《没有主角的长诗》中得以体现。《安魂曲》与阿赫玛托娃的生平经历紧密相关：从1917年开始她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悲剧性的转折：1917年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被“契卡”枪决，阿克梅派随之息声。虽然当时阿赫玛托娃已与他离婚，但古米廖夫之死还是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使她很长时间都无法从这种打击中恢复过来，以致于那几年她的创作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情绪”;后来儿子列夫蹲了监狱，阿赫玛托娃为了探望他在监狱外排了17个月的队。正如评论所说：“如果说在耶稣死刑场上耶稣的母亲是圣母玛利亚，那么那是排在监狱大门外长长的队伍里的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的母亲”。阿赫玛托娃只因排在身后的一位认出自己的陌生女子的嘱托：“你能把這些写下来吗？”—她一生中的纲领性作品之一《安魂曲》诞生了。作品中描绘到了突然降临到她和儿子身上的悲惨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侮辱和凌辱。但纵观整部作品，其包含的痛苦不是属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而是宏观的和全民性的痛苦。因此有人评价她的这部作品“不只是一位无名母亲的嘱托，更是一个时代的嘱托”。
但总的来说上文提到的评论家的理论还是正确的。因为很多艺术家在战争时期心理和创作方面都会或多或少发生变化。无论这个变化发生得有多突然，都可以在每个人身上找到长期预先积累的新品质。战争只不过是加快了这个变化的速度。而对于阿赫玛托娃，她的诗歌中出现了关于祖国的主题、关于国土在战争中经受残酷考验的主题。在这个祖国的困难时期她没与从俄罗斯移民出去，而是和她热爱的国土呆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阿赫玛托娃个人的困难时期与祖国的困难时期产生冲突时，她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抛诸脑后，将自己的命运、诗歌的创作生涯和民族的存亡紧密相连。
当时阿赫玛托娃像其他诗人一样经常出入医院，为伤员们朗诵诗歌、做力所能及的事。诗人奥尔加·别尔戈利茨回忆道：“她的脸上带着孤僻的严肃和气愤的神情，肩上挎着防毒面具，像普通的防空士兵一样值班。她缝制了遮盖防空洞用的沙袋 ……”当列宁格勒不断被炸弹轰炸时，阿赫玛托娃还经常在电台里发言—用奥尔加的话说—“就像俄罗斯和列宁格勒真挚又勇敢的女儿”。
这个时期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被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所充斥，还有关于战后新生活主题的、拒绝移民主题的、对俄罗斯大自然自然生活的信仰主题的。创作了很多鼓舞士兵士气、激励他们顽强抗敌、保卫祖国的诗篇。代表作有《誓言》、《勇敢》、《而你们，我的相应最后号召的朋友们！》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阿赫玛托娃爱护、歌颂真、善、美，厌恶、谴责假、恶、丑;不认同自己离开俄罗斯和建议她离开的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批判那些扰乱俄罗斯经济、文化等的人，称他们为“敌人”。 阿赫玛托娃战争期间的作品不关于自己，而关于一个女性—一个把所有孩子都看作自己亲人的拥有大爱的母亲。这里应该提到，阿赫玛托娃在自己的作品中为女性发声、把发言权赋予女性主人公。她經常不直接阐明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描述一些有特点的细节来让读者自行体会包含在其中的内心状态。而这些流露心理活动的典型细节恰恰反映的是对一些事物和现象特殊的女性视角。
所有这些都是对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被称为“室内诗”的有力抨击。苏联时期阿赫玛托娃长时间被公认为是“室内主题”的诗人，被称作“与我国人民格格不入的无思想诗歌的典型代表”;而她的作品则被认为是“沉浸在悲观和颓废思想中”。但其实她早在自己的第三本诗集《白色的云朵》的诗歌中就非常坚定和鲜明地表达出了她对俄国人民命运的担忧和不安、对多灾多难的人们的同情。
阿赫玛托娃的战争抒情诗需要深入的了解，因为除了其中不容置喙的美学和人性的价值之外，它还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当时的文学生活、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探索和发现的重要细节。
—晚期创作时期（卫国战争后）
不可否认，阿赫玛托娃的战争抒情诗在俄罗斯文学史，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些创作在战争时代的诗篇无论是从审美观感上，还是从艺术价值上都逊色于其爱情抒情诗。卫国战争结束后，没有了战乱的纷扰，女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渐渐安定下来，重又回到自己擅长的爱情抒情诗创作领域，继续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个人感情世界，这也标志着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转入晚期。
阿赫玛托娃晚期的爱情抒情诗仍然充盈着忧愁和哀泣的情绪，但在这种情绪之外却多出了一份独自承受一切、以博大、平和心境对待一切的态度。这都可以从她颠簸起伏的前半生中寻得原因：她的几次婚恋带给她过快乐与幸福，但最终留下的几乎都是孤独与哀伤—第一任丈夫被枪决、第三任丈夫死于狱中、几段恋情都无疾而终。女诗人对爱情抱以悲观的态度，又会回过头以冷静的目光审视它。所以“不幸的爱情”这一主题贯穿和融入她所有的爱情抒情诗歌中，其包含的哀泣感情在后期也得到了放大;唯一的而儿子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入狱;1946年她的诗歌被扣上“无思想”的帽子、刊载她作品的杂志被清理、新印刷的诗集被整个销毁、被作家协会除名、昔日的熟人也与她断绝联络;战争、监视、忍饥挨饿……所有这些经历和情感交织，都被注入了她后期的作品中，内化在了字里行间。这个时期的阿赫玛托娃除了继续创作诗歌，发表在《星》、《旗》、《星火》、《列宁格勒》等杂志上，还投身于吸引自己已久的翻译活动中去。
阿赫玛托娃为俄罗斯诗歌发展史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她的创作遗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诗集、长诗、戏剧、自传、历史文学特写、翻译……甚至在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她的诗歌仍然切合现实，被反复诵读、抄写、背诵。她的诗展现了一个温柔而又骄傲的女性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是被爱包围着的。爱对她来说是存在的意义、是生活的力量，但“不幸的巧合”却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这样看来，阿赫玛托娃以自己的方式揭示的爱的主题与同时代人的大相径庭并不足为奇。对阿赫玛托娃来说诗歌是一种为人民和社会服务的方式。她认为她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因为她受到了来自外界的质疑和非难。尽管这样，她还是坚持诗人应该超越任何偏见，给世界带来真实、善良、理智的感觉。
参考文献：
[1] Бесаева， М. Р. Поэзия Анны Ахматовой[J] / М. Р. Бесаева， Т. М. Аушева. — Текст ：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 // Молодой ученый. — 2018. — № 34 （220）. — С. 139-142.
[2]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хматовой А.А.[N]， Сочинения по ЕГЭ，2018.
[3] Крючков. В.П.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и 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ая лирика[J]， Online-библиотека， 2013.
[4]任光宣，张建华，余一中，俄罗斯文学史俄文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
[5]李敏榛，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
[6]阿赫玛托娃：残暴世界中富于女性感情的诗人[N]，南方人物周刊，2013.7.
作者简介：
李怡菲（1999.10—），女，汉族，河南郑州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2017级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