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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出表述来看,黄炎培先生所提之存在于传统的社会政治领域的“周期率”的主要表现为“兴”与“亡”,称其为“兴亡周期率”当是合乎出文意旨的正确概括。着眼于对原出文献的文本解读,并结合阐发者的一贯著论之主旨观之,有论者代“率”为“律”,或变换“周期率”的前饰语为“历史”、“兴衰”或“盛衰”等的提法都是不正确的,当予纠正。
关键词: 毛泽东 黄炎培 “兴亡周期率”
从《礼记·中庸》载:“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1],到白居易《辨兴亡之由》言:“兴与亡,终系于人也。”[2],再到顾炎武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3]古来言兴亡之事者不可胜数,史不绝笔。而真正将之上升到“率”的概念,简约而又明白地概括以周期,并启迪人们深入思考如何跳出兴亡转换“周期率”的,却是在那次与毛泽东主席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中——产生于著名爱国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之口。
一、“兴亡周期率”的原出表述
这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广为人知,但为下步论述之有的,也为申发不离原题论旨,还是录其原文如下: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4]
不论黄老先生对命题的提出,还是毛主席作以应对的“民主”之策,都寄托着二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并都认为诉诸个人、群体,或是制度的力量,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施以积极的影响。
二、“兴亡周期率”提出之前与后
单就命题的得以提出与提出之初的效应来看,它确是承载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波诡云谲。抗战行将胜利,为着避免内战、实现团结、力促国共和谈,黄炎培和褚辅成两先生创议电延安,表达“恢复商谈,促成团结”[5]的愿望。得延安复电:乐于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去。于是有黄炎培、褚辅成、傅斯年、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六人1945年7月1日至5日的延安之行。然行程的结束,恰是影响的开始。延安归来,理想的切近,使黄炎培先生在思想主张上更倾向于延安;《延安归来》的出版与广播,也大为触怒了蒋政权,成为后来黄先生重庆居所被抄与解放前夕其次子竞武被害身死的一个要因。也正在这一连串的事实面前,黄先生渐由思想上的澄清转为行动上的坚定,终于找到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道路。应该说,黄炎培先生是一个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理想的人,其理想的集中体现便在其对于“兴亡周期率”的表述和跳出路径的思考上面。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6]又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7]正是这切近的希望与理想,决定了黄先生之后的人生选择,也印证着中国的政治走向。我的理解,跳出兴浡亡忽的“周期率”,至少当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则通过自身与团体的努力,将不合理的存在逆挽之;一则尽力于维持与改进现存,不使之退化。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情形,当属第一方面的走势,其实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包括黄炎培先生这样的民主人士在内的爱国力量对乱世的逆挽。作为一种被认识的理性,对“兴亡周期率”的阐述与实现的致力,是彼时社会大转折的一个有力推手;其于现时代的错综形势应对,也有颇值回味与借鉴之一面。
三、“兴亡周期率”命名辨疑
正所谓名满天下也疑满天下,疑满天下自然也就议满天下。那么人们对“兴亡周期率”的所议之疑都在哪里呢?无非在其名与义上。单看对其命名的争议也足可反映对其理解是如何的多元了。用以表达“兴亡周期率”或专门对其进行释疑的名讳与名释,可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有的专在“率”字上做文章,在该用“率”还是“律”上各持己见;有的在是什么的周期“率”或“律”上很有看法且用以为然。总的说来,除了在“率”与“律”上的不同外,舍“兴亡”而用“历史”、“兴衰”、“盛衰”的皆有之。如此“历史周期率”或“历史周期律”、“兴衰周期率”或“兴衰周期率”、“盛衰周期率”或“盛衰周期律”等的错误表述便多到了足能以误混正、混淆视听的地步。我为什么说“兴亡周期率”才是正确的表述呢?所据者三:(1)从黄炎培先生对毛主席说的原话看:“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8]这里清楚地表明就是说的“兴”与“亡”的“周期率”,而非其它,是无疑的;(2)从阐发者本人的观点看,自黄炎培先生在1947年版的《延安归来》小册子中的《延安五日记》中首次披露“兴亡周期率”,到其1964年写成《八十年来》,又将之收入,再到1982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将之首版,并由其子黄大能复述“兴亡周期率”在其中的《忆念吾父黄炎培》的文章附后,更至2010年7月其子黄大能辞世——63年间,黄氏父子对原有表述未改只字。我想,这应该足令那些不细读原文就乱表述一气或看后不深究其意就随意揣摩者汗颜了;(3)从提出者本人的理解看,除“兴浡亡忽”之述,印证着周期率之前饰“兴亡”的正确外,黄炎培先生在《八十年来》的前言中写道:“依着社会规律性的发展,时代的车轮在不息地推进。依我了解,它推进的速度,并不像那舞伴跟着乐队绝对整齐地一拍一步,它的速度有时会特别大,越来越大,到某一时期会从斗争中飞跃地突进。”[9]这时代车轮速度的以大小计,正印证着“兴亡周期率”的尾字合为“率”,用以表进程中的速率不是不可变更,只能适应的规律之“律”。
参考文献:
[1]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本(全四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718.
[2]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300.
[3]详见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755-757.
[4][5][6][7][8][9]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8-149,111,149,149,148,1.
关键词: 毛泽东 黄炎培 “兴亡周期率”
从《礼记·中庸》载:“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1],到白居易《辨兴亡之由》言:“兴与亡,终系于人也。”[2],再到顾炎武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3]古来言兴亡之事者不可胜数,史不绝笔。而真正将之上升到“率”的概念,简约而又明白地概括以周期,并启迪人们深入思考如何跳出兴亡转换“周期率”的,却是在那次与毛泽东主席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中——产生于著名爱国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之口。
一、“兴亡周期率”的原出表述
这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广为人知,但为下步论述之有的,也为申发不离原题论旨,还是录其原文如下: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4]
不论黄老先生对命题的提出,还是毛主席作以应对的“民主”之策,都寄托着二人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并都认为诉诸个人、群体,或是制度的力量,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施以积极的影响。
二、“兴亡周期率”提出之前与后
单就命题的得以提出与提出之初的效应来看,它确是承载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波诡云谲。抗战行将胜利,为着避免内战、实现团结、力促国共和谈,黄炎培和褚辅成两先生创议电延安,表达“恢复商谈,促成团结”[5]的愿望。得延安复电:乐于商谈,并欢迎他们到延安去。于是有黄炎培、褚辅成、傅斯年、冷遹、左舜生、章伯钧六人1945年7月1日至5日的延安之行。然行程的结束,恰是影响的开始。延安归来,理想的切近,使黄炎培先生在思想主张上更倾向于延安;《延安归来》的出版与广播,也大为触怒了蒋政权,成为后来黄先生重庆居所被抄与解放前夕其次子竞武被害身死的一个要因。也正在这一连串的事实面前,黄先生渐由思想上的澄清转为行动上的坚定,终于找到并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指引的正确道路。应该说,黄炎培先生是一个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理想的人,其理想的集中体现便在其对于“兴亡周期率”的表述和跳出路径的思考上面。他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6]又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7]正是这切近的希望与理想,决定了黄先生之后的人生选择,也印证着中国的政治走向。我的理解,跳出兴浡亡忽的“周期率”,至少当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则通过自身与团体的努力,将不合理的存在逆挽之;一则尽力于维持与改进现存,不使之退化。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情形,当属第一方面的走势,其实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包括黄炎培先生这样的民主人士在内的爱国力量对乱世的逆挽。作为一种被认识的理性,对“兴亡周期率”的阐述与实现的致力,是彼时社会大转折的一个有力推手;其于现时代的错综形势应对,也有颇值回味与借鉴之一面。
三、“兴亡周期率”命名辨疑
正所谓名满天下也疑满天下,疑满天下自然也就议满天下。那么人们对“兴亡周期率”的所议之疑都在哪里呢?无非在其名与义上。单看对其命名的争议也足可反映对其理解是如何的多元了。用以表达“兴亡周期率”或专门对其进行释疑的名讳与名释,可说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有的专在“率”字上做文章,在该用“率”还是“律”上各持己见;有的在是什么的周期“率”或“律”上很有看法且用以为然。总的说来,除了在“率”与“律”上的不同外,舍“兴亡”而用“历史”、“兴衰”、“盛衰”的皆有之。如此“历史周期率”或“历史周期律”、“兴衰周期率”或“兴衰周期率”、“盛衰周期率”或“盛衰周期律”等的错误表述便多到了足能以误混正、混淆视听的地步。我为什么说“兴亡周期率”才是正确的表述呢?所据者三:(1)从黄炎培先生对毛主席说的原话看:“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8]这里清楚地表明就是说的“兴”与“亡”的“周期率”,而非其它,是无疑的;(2)从阐发者本人的观点看,自黄炎培先生在1947年版的《延安归来》小册子中的《延安五日记》中首次披露“兴亡周期率”,到其1964年写成《八十年来》,又将之收入,再到1982年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将之首版,并由其子黄大能复述“兴亡周期率”在其中的《忆念吾父黄炎培》的文章附后,更至2010年7月其子黄大能辞世——63年间,黄氏父子对原有表述未改只字。我想,这应该足令那些不细读原文就乱表述一气或看后不深究其意就随意揣摩者汗颜了;(3)从提出者本人的理解看,除“兴浡亡忽”之述,印证着周期率之前饰“兴亡”的正确外,黄炎培先生在《八十年来》的前言中写道:“依着社会规律性的发展,时代的车轮在不息地推进。依我了解,它推进的速度,并不像那舞伴跟着乐队绝对整齐地一拍一步,它的速度有时会特别大,越来越大,到某一时期会从斗争中飞跃地突进。”[9]这时代车轮速度的以大小计,正印证着“兴亡周期率”的尾字合为“率”,用以表进程中的速率不是不可变更,只能适应的规律之“律”。
参考文献:
[1]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本(全四册).长沙:岳麓书社,2006:718.
[2]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全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1300.
[3]详见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755-757.
[4][5][6][7][8][9]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8-149,111,149,149,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