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父亲到昆明接我，还带着奶奶。按父亲的说法，让奶奶出来玩一下。毕竟，从昆明开车回去，沿途都是景点。
　　路过一个瀑布时，三人都下了车。景点门口人头攒动，很快我们就走散了。我紧跟着腿脚不便的奶奶，而父亲则不知去了哪里。景点门口摆满小摊，除了廉价的纪念品，还有各种小吃，豆腐干、烤紅薯，也掺杂着水果。其中有父亲从小爱吃的土产香蕉，贵州人叫它“小米蕉”。奶奶掏钱包要给父亲买，这时父亲拎个红塑料袋出现了。他笑着，脸鼓起来让两侧的毛领子更打眼了。走去找车的路上，父亲突然跟我说，卖香蕉的人喊他“老人家”。我愣愣不知如何作答。他笑起来，快步往前走了，跟他心爱的小米蕉。
　　那是冬天，父亲的背影很快就被更多穿黑色蓝色冬装的人淹没了。我扶着奶奶，越走越慢。奶奶说，从小就爱吃这个，吃一辈子也不腻啊他。
　　2015年，我开始写小说。有一天，突然想起，父亲这年五十九了，明年就该退休了。就要变成他开玩笑一样说着的——老人家。而我对他，知道些什么呢。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曾是最亲密的伙伴。在我读大学离开家后，父亲最好的几个朋友相继离世、入狱、远走。而父亲开始进入老年。
　　衰老所带来的，并不只是能量的减弱，更多的，是让一个人身上那些原本就脆弱伤痛之处，愈加无法掩盖。而紧跟着衰老而到来的退休，则剥去了父亲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是的，父亲真的是个老人家了。
　　父亲生于1950年代，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父亲与他的朋友们，要么学过农，要么学过工。也就是说，他们了解庄稼或机器，手上有活儿。跟我们这代人不同，我们学的都是教科书。在太阳底下劳作成人的肢体，和在书桌前通过阅读与想象长大的人，殊为不同。命运吊诡之处在于，父亲们在山野林间或者三线大厂度过了青春期，学会了另一套生存逻辑后，又被打回原形，被迫穿得规规矩矩，拎上公文包，做一个城市人。
　　他们身体的某处或某几处，总有在农村、工厂或部队留下的伤疤。他们的知识、趣味和见解，总会在电视剧出现抗日场面时被激活。他们年轻时被塑形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让他们在今天，多少显得像一个怪物。不论他们是否试图改变，不论他们是否获得世俗的成功。
　　这个国家发生过的大事小事，都刻在他们的身体上、言谈中，以及，记忆里。无论是“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抑或“改革开放”、“国企下岗”这些后来者需要注释才能理解的词汇，都在他们存在了六十多年的身体和面孔上显现出来。他们被雕刻，被印刷，被复制，被折旧。最后，一切都显在他们活生生的肉体上。
　　历史对他们来说，并不只是“过去时”的历史本身，而是过去进行时、过去完成时，以及至今仍绵延不绝并将在可见的未来持续下去的，将来时。
　　现在他们老了，退休了，可以像所有年轻人那样，去国外旅游，去那些他们年轻时根本没有幻想过有一天可以触及的他方。但在人山人海中，哪怕这山海是阿尔卑斯或比利牛斯，你都能辨认出父亲们来。新闻里、段子里，所有那些看似轻佻、不经意的碎片，都描摹过关于他们的形象。衬衫或者T恤，用一条黑色皮带扎进裤子里。嗓门通常都不小。热忱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即使他们也脚蹬运动鞋，头戴棒球帽，但你总能一眼认出他们来。那种微妙的，让他们迥异于其他所有东亚面孔的气息感觉，然后你说——看，大陆人来了。
　　作为他们的孩子，1980年代，父辈与共和国的“而立之年”，我们出生了。自我们来到世界的那天起，任之后发生再多的历史，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也就是说，无论狂风自政治、社会、地缘、宗教抑或人伦哪一方吹来，我们之间终究血脉相连。
　　在旁人眼里，父亲这大半生过得体面。但作为他的伙伴，他许多小秘密的保守者，我看到的，是他的痛苦和那些根本不能用“痛苦”二字带过的经验。以及被时间照得越来越清晰的，他们这一代人命运的悲剧性所在。
　　与我们的父辈谈话，是面对衰老与未知时，一次向着时间的问询。但更多的，是一场起誓。我不满足于现实，想要去冒犯历史及任何一种既成的叙述。我不相信，也无意装作相信。于是潜入父辈的耳朵和眼睛里去，试图从带着人声与热气的经验里，找寻一些不会被记载、除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再无人关心的事实。在巨大的怪兽面前，我俯低，慢慢慢慢写下这些。用我能做到的，文学的形式。
　　我有点怕来不及，在时间面前，越来越多眼睛所不能见的事就要汹涌而入，就要把那个曾见过的世界湮灭。而我将永远失去透过父亲的眼睛，与历史血肉相连的可能。我不能扯住头发，让自己从时空中拔地而起。而是渴望着，从那条永在恒在的河流中破开一条路，不冲毁我与父辈那受造的可怜的无谓的，泥塑之身。
　　《鲍时进被偷走的四十年》，以及紧接着的《拱猪》，就在这样的思绪中写成。人物们找到我，在眼前一点点变得清晰。而我，想尽可能地去了解他们。
　　鲍时进是一方人物，顶天立地。他在小城里走来走去，遇见一张张熟识的脸，故事就铺开了。小地方的逻辑就是这样，上一趟街，怎么能不遇见几个熟人呢。鲍时进自然不能例外。他拳打脚踢，在生活里扑腾，要摆出些人活在这世上应有的尊严与姿态来。所以，开篇就从他最敬爱的人的葬礼写起。他爱的程伯伯，到死都不得尊严。
　　鲍时进是全厂念叨的能人。在中国的语境里，能人需要具备最重要的特质，是能扛住时代与潮流的更迭，屹立不倒。成为这样一个人，鲍时进用了四十年。
　　而要成为一个能人，需要比常人更多地自我切割。切割旧日的“我”，切割最亲近的人，切割信仰，切割价值。鲍时进是怎么完成切割的，小说里写了。对他来说，最惊心动魄的切割，来自人与集体。他出生在厂里，长在厂里，但跟他的同辈不同，他不会老死在厂里。自然，厂垮了，鲍时进像大部分人一样，只是逆来顺受，要去找些新的活路。但他从哪一天起真的不相信了，每一个读这篇小说的人，相信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不信了，就是失掉了规矩，去除了枷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凭人心自行决断。而人心是渊薮。 　　这篇小说写得很慢，所以它的故事、人物、语言，都自带一种坚实的质地，一种淬炼后的密度，像是出自时间本身。在里面，我试图去了解父亲们的遭遇。从他们还是个孩子，到长大成人，再到日渐衰老，他们看见过什么。而在这些男人间，情谊、好恶、利益，又是怎么缔结和被摧毁。这不是父亲的故事，父亲一辈子拿笔写文件，骨子里是个书生。或许有一样相似，鲍时进跟父亲一样，对某种水果也有执拗的喜好。
　　《拱猪》中关心与痛切的，则是我们的母亲。
　　丁小莉是个下岗女工，粗俗、强悍，拥有对女性来说意义复杂的特点——美貌。女性是永远的弱者，在一个男权社会里。而教育的欠缺，则让人的行为动机与情感逻辑都更趋近本能。丁小莉就是这么一个只能倚靠本能来生存的女性。她在卤肉铺打工，卖传销化妆品，被“金光党”骗钱。一切挣扎，都是为了生存。她有一个女儿。母女之间，连脐带血。当女儿一天天长大，一个全新的陌生的世界就会汹涌而入。母亲受不了。女性所经历的历史，自有另一层含义。《拱猪》就从两个女性身上写开去。
　　与《鲍时进》不同，在《拱猪》里，孩子的声音开始变得确定，变得响亮。还未长成的躯干与眼睛，隐约间摸到了与父辈不同的可能，一隙明亮。在那干净明亮中，是我们囿于夜一般的旧梦中日日渴望着的事——人的尊严。
　　孩子与父母之间激烈的冲突与毁灭对方的厮打，只是因为光照进来了。人就不再如往常。
　　但这一隙亮光，不是轻易可得来的。也许要耗尽一生，或者付出生命。《拱猪》里的人大哭大笑，衣不蔽体。做一些看來极其愚蠢的事，陷入永无出路的黑暗之中。但是，这些终究会灭去。因为从更长久的眼光来看，再多的智慧，也会被从地上剪除。
　　我们是孩子，是新造的。所有新鲜的，多少都不能避免革除旧的使命。在《拱猪》的结尾，女儿忍住了，不再像母亲那样行事。于是，猪鼻子从她脸上褪去，又还给她一张少女的脸。她与父母间，所有说出口及没有说出口的话，都化进这个动作里去了。
　　虚构照进现实的力，大概就在这写作者并未预期会到来的细节里。因为，我终究没有跟父亲谈过这些。我们只是在逢年过节的餐桌上，相对默然，一羹一箸，将饭菜吃下去。
　　去年，父亲退休。几个月后，他脑溢血倒地，昏迷两周。出院后，我想给他买点他爱吃的让他高兴。街上开了时髦的进口水果店，跟广州没有两样。自然没有小米蕉这种土产，都是些洋气的菠萝山竹和龙眼。最后我选了皇帝蕉，滥竽充数。拎回家，父亲装作看不出来，乐呵呵剥开吃了。偌大的电视机在我们身后，“嗡嗡”涌动打鬼子的台词。
　　至于母亲，某天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忠字舞”的视频后，直愣愣问我——有个人留言怒骂我。你说，他凭什么这样骂我？那只是一点青春呀。
　　如今父亲六十一了，明年就要六十二。母亲说得越来越多的，也是病痛。而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得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