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的一次讲座上，观看到了吴文光老师推出的一组DV作品，内容是讲中国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主题是社会上一直在关注的，但吴老师带来的这组作品却在形式上有了创新。他们从全国选出10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发给他们DV机，只教给他们一些基础的操作方法，然后让他们由着各自的想法去拍。在剪辑阶段，会有专业人员按照农民拍摄者的指示代劳操作，其余环节不对这些拍摄者进行干涉。我理解吴老师的意思，是探知中国的农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想些什么。
　　按理说，我在清华上学，农民们在地头劳动，我们对问题的所思所想应该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看他们拍的片子应该有一些心得。但是，一组片子看下来，我并没有什么新的触动，感觉不到这些农民们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我开始怀疑，这种新的DV制作形式是否更确切地反映了农民们的真实状况，他们拍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了吗？
　　起码目前来说，摄像机还不是随便就可以玩转的（尤其是当拍摄有一定社会意义的题材时），它还有许多技术性的环节需要掌握。同样，这些技术环节可能对初学者准确表达自我造成障碍。吴老师在组织这次DV拍摄时，为了追求客观，减少“外围人”的介入，没有给与农民们太多的技术性指导。同样可以说，他没有为这些业余摄像者扫除技术性障碍，以至于农民们并不能准确、细致、深入地表达自己。这或许是片子在我看来显得单调、浅显的原因。
　　只要根据常识，我们就可以想到中国的农村沉积了太多的文化传统。不说别的，光一个人际关系，就复杂微妙，充满了中国特色。从《太平广记》到《红楼梦》，从赵树理到陈忠实，我们可以从相差千年的文学典籍中发现百姓生活中人情世故的条条线索。在学校呆久了，每每听母亲讲起农村老家里的是是非非，也都感觉纵横交错，让人头疼。可在这组反映村民自治的片子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对这种关系的描述，而这或许正是农村生活中最精彩和有意义的部分。
　　通观这组反映村民自治的片子，并没有发现涉及到“自家人选自家人”的现象。而无论是学校里的农村同学，还是火车上的农民朋友，当被我问到对选举的态度，很大部分人的回答惊人地一致：“嗨，都是自家人选自家人。”小到孩子选爸爸，再到亲戚选亲戚，最后到同姓选同姓，中国的宗族文化还在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诸如此类的还有“上头安排谁，谁就上”等等。然而不知为什么，当让农民自己拿起摄像机来讲述的时候，这些问题竟被忽略了。
　　不能说，因为某种形式是更加客观的，由它生产出的内容就更加的客观。细细想来，影响我们获取信息的因素太多了，压下这个，又浮上来那个，而且新浮上来可能比才压下去的更加可怕。记者、摄影师都是专业化的传播者，我们的社会不断制造出种种从业准则，从而弱化这些从业者个人带来的干扰，不断强化传播信息的客观性。可以说，他们就是从普通人群里分离出来，较好地向我们反映种种事情的。而现在却返璞归真，重又挑选那些普通人去拍摄，带给我们的只能是更大的未知数。这种“原始的图像”，在多大程度上才是“真实的图像”，很值得思考。
　　据说这组片子在国外大学放映的时候，观众围绕Subject（主体）和Object（客体）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的确，相对于我国以往那些从Object的角度拍摄的纪录片，这次的作品全是用Subject，即每个村民自己拍摄完成的。这样一种形式对村民自治的观察，有些符合文化人类学提出的人种志研究法。这种研究方法指的是，研究者努力深入某个特殊群体的文化之中，“从内部”提供有关意义体系与行为习惯的报告。它希望摆脱原来固有的研究框架，而从Subject的角度进行描述和阐释。这次的DV，是村民们自己拍自己，几乎没有外界介入，比人种志还人种志。
　　且不说人种志的方法本身是有缺陷的，即便是真理吧，往前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拍纪录片、搞创作当然毫无谬误可言，但有时候，其采用的手段却往往无法达到所要追求的目标。农民拍摄者会抱着各种自觉的动机去选择镜头，或者因为技术的障碍而少拍好多镜头，还要加上他们身边明明有、自己却意识不到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并不是把DV机给了谁，就能真正地展现和了解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