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2.1万多件，占总数的88.4%。”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雁飞给出两个数据，洪亮的声音在大厅回荡。
　　这组四川县乡纪检监察机关2019年案件数背后是，“基层治理还比较薄弱，一些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尚未完全打通，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突出问题还未得到切实有效地解决……加强基层监督显得尤为重要”。
　　王雁飞是2019年12月26日至27日，在四川省達州市大竹县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基层廉政研究论坛上，透露这两个数据的。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王京清同样强调，“基层监督点多、面广、线长、量大，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在基层，绝大多数监督对象在基层，绝大多数违纪违法问题和案件也发生在基层……只有健全基层监督体系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健康。”
　　“健全党和国家基层监督体系”正是本次论坛的主题，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达州市委书记包惠等出席论坛并致辞。解决基层监督力量零星分散的缺陷、利用新技术开展监督创新等问题，成为与会专家与实务工作者讨论的焦点。

“数据用错了就可能走上歧途”

　　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贵州省、河北省、福建省等地社会科学院、党校、高校、纪委监委机关、国有企业等单位共5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论坛分主论坛、分论坛、调研等环节，并布置了论坛展区，展示全国各地在基层廉政建设中的亮点做法。
　　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与成都市成华区相隔千里，两地纪委在本次论坛上“撞衫”了，带来的都是“构建群众指尖上的‘监督利器’”。
　　成华区纪委监委的做法，本刊曾撰文介绍，浓缩为一句话，就是“互联网+监督（评议）”。
　　曲周县纪委监委也将新技术引入基层监督，“为全县10个乡镇、81个县直单位、98个基层站所、342个行政村、227所学校建立了专属‘监督二维码’，并张贴在办公场所和服务窗口等显著位置。老百姓办事有不满意，就可以直接打分评价。”曲周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马秀朝称。
　　纵观整个论坛，“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是理论与实务工作者讨论最多的话题。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纪委监委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率先在工程建设监管领域建立智慧纪检监察平台，通过数据碰撞发现腐败。
　　江华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徐元敬在论坛上介绍，这项改革“完全是由问题倒逼产生”。当地近年来查处了县教育局基建工程领域和电教采购领域招投标腐败案，5名工作人员被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逼着探索自己的“监督路径”。
　　福州市纪委监委建设“惠民资金网”，则将扶贫惠民资金“晒”在阳光下。福州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郭绍楷用形象生动的PPT展示了惠民资金网的种种便捷操作与“大显神通”之处，“市民可以直接知道每笔钱的发放情况，还可以查到别人享受了哪些政策补助，是否合理合规”。
　　但这个“查”是否合法呢？湖南大学教授邬彬讲了自己一次调研经历。2018年，他去湖南麻阳县呆了10天，调研当地运用“互联网+监督”展开民生资金的监管。“其实这个创新是被人告了的，告到湖南省纪委。”
　　为什么呢？“在后台，我们看到一个名为‘公职人员的直系亲属数据库’的数据库。假如你的直系亲属是财政供养的人员，他是监督对象，但你不是。2016年麻阳县纪委把非监督对象的房产、股票、有价证券、车辆等数据也收集起来。”邬彬说，这是否合法，值得研究。
　　“我们觉得纪委对公权力、对行权者的监督，只要是法律授权、程序合规，就可以。”沈阳市纪委监委的参会人员称。他说，数据用错了就可能走上歧途，“我们现在用的是公开数据，绝不是隐私数据。如果工作需要使用隐私数据，则严格按照监督执纪规则，进行程序审定之后再使用。”
　　虽然专家与实务工作者在操作细节等方面，就将大数据等新技术用在基层监督上有一些分歧，但大家一致赞同加强新技术运用。
　　论坛通过的倡议中，其中一条就是，“鼓励支持各地各部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监督创新，为基层纪委监委监督执纪提供更多可供查询的资料库和数据库，消除信息共享上的弊端。”

“基层监督一定要依靠群众”

　　关于基层监督体系，本次论坛一个意料之外的讨论热点是，创新的成本。
　　论坛上，有专家直言，“有些区县花数百万来另起一套做基层监督创新是否有必要。是扎扎实实履行好监督调查执纪的基本职责，还是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思考如何创新，对一些贫困县来说，创新的成本需要考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孙壮志在发言中也谈到，“基层和群众是最近的，所以在监督过程当中一定要依靠群众，这是最有力的监督手段。”
　　怎样让群众参与进来呢？在本次论坛上讨论的若干基层治理样本中，达州市纪委监委分享的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备受关注。
　　去年年初，达州市启动了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活动，通过大走访、大征集、大梳理、大调查，征集到了大量的群众诉求，确定了10件老百姓呼声最高的整治事项。相关部门迅速展开了专项整治，这些问题以市民看得见的速度在持续改善。
　　达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隆东在论坛上做主题发言介绍道，在注重分类施策的同时，当地也注重建立长效机制。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治理，与部门协作有关。此番达州市将整治活动纳入目标绩效考核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以前我们提出整改，最多通报给部门，现在是要一抓到底，还有暗访督查和目标考核，没人敢当‘甩手掌柜’。”
　　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相关专家评价称，“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既有效提高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又为拓展群众参与基层监督渠道，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进行了有益探索。

“解决基层监督力量零星分散”

　　本次论坛的众多倡议当中，有一条引人注目，“鼓励支持地方探索实践，解决基层监督力量零星分散的缺陷，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
　　有与会专家在会上称，之所以提出整合基层监督力量，与基层监督的迫切性密不可分。
　　来自社科院的蓝彬洋就此谈起了他一次调研发现的创新样本。他2018年在广东肇庆纪委监委调研了3个月。“当地鼎湖区探索监察职能向基层、村居延伸，建立起区监委、镇工作室、村监察岗三级监察监督工作网络，并实现监督全覆盖。”
　　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党的领导，需要所有机构、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携手努力。
　　此外，县级层面的同级监督也是论坛热议的话题之一。
　　湖北襄阳市纪委监委在论坛上介绍称，2018年襄阳市委在枣阳、保康、老河口等地试点的基础上，研究出台《关于加强县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工作的意见》，明确同级监督3项基本原则、7项监督内容和9种监督方式。一年来，同级监督工作在县级层面已全面推开，先后多次开展主体责任提醒、常态谈心谈话、廉政风险问询、监督重大决策、选人用人把关、报备重要事项、述责述廉评议、定期说案明纪等，取得积极成效。
　　对此，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曾明告诉记者，“除了在县级试点，在市级目前还没有推开。要在市一级推开，还需要省上的支持。”
　　如何取得更具实质性的效果？曾明称，“有时候监督官员不需要级别对等，只要有授权给你，有制度的安排他就会有压力，比如当年的御史就是六品、七品，但是发挥了监察职能。有体制安排就有压力，有问题就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