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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还在成立一个文化基金会，我死之前身上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块钱，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投注到文化艺术上面。文化对我来说是毕生所要从事的志业，也是我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最重视的议题。——彭怡平
彭怡平，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巴黎索尔本第一大学电影电视系博士候选人结业。通晓法、日、英、德、拉丁文，是个热爱电影、欣赏艺术、崇尚旅行、喜爱美食与音乐的“生活艺术家”、专业影评人、旅游文学作家与文化评论者。专攻剧本、纪录片拍摄与电影艺术的研究，对日本文化与法国文化做过深入的探索，发表专书数本与专文数篇，探讨日法文化。
上面是彭怡平在网络上的介绍文字，她庞杂的研究系统让你不知道怎么去给她定位，也无法跟面前这位娇小、谦逊的女士联系在一起。坐在我面前的彭怡平没有一点点盛气凌人之感，让你感觉不到她是那种能拍摄出女性灵魂的人。但是随着话题的深入，你能看到她瘦小的身躯里蕴藏着的蓬勃的活力和过人的胆识。
采访彭怡平是因为她“新出”的两本书《米其林大厨》和《红色列车》，其实都是十几年前写的书了，但是今年才引进大陆。而五岁就立志当导演的彭怡平，留学法国却是为了学习电影。
苹果引出的米其林之缘
当年，快大学毕业的彭怡平开始考虑留学了，面对众多的选择她犯了难。正巧一位朋友邀请她去台北的一家咖啡馆做客，留法归来的老板给她端上来一份苹果派，彭怡平问他：“法国有多少用苹果做的料理？”老板回答说：“三百多种。”听到这个答案的彭怡平震惊了，她想这个国家的文化一定非常细腻。于是毫不犹豫地就留法了。
因为被法国的料理打动，她采访了四十多个米其林大厨，写出了这一本《米其林大厨》。她说：“这些大厨其实脾气非常古怪，他们通常不会和食客有来往，也很讨厌记者，他们觉得记者都不懂厨艺，性格很傲慢。有位大厨听说记者来了，拔出枪来就要追记者。每个大厨的性格不一样，对料理的理念也不一样，我的目的就是通过和他们沟通，找到他们想说的话。我其实就是一个解答秘密的人。后来不少大厨和我成了好朋友，我看到的不仅是他们的餐厅，更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怎样去构思、去选择。他们也乐意请我去试吃，我觉得自己好像料理的化学分析师一样，可以很快地把某个料理的好处坏处、需要拿掉什么、需要增加什么说出来。”
彭怡平自己也会做饭，她毫不忌讳地说自己会做饭是因为妈妈煮东西太难吃：“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不会做菜的妈妈，她一做菜，我就想尽办法不要在家吃这一餐。当然，她会很沮丧，但是我爸会留下来。我爸是一个很喜欢给孩子做料理的人。他是外科医生，非常忙，但是周末他在家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在外面吃到的东西讲给他听，用什么食材，什么味道，怎么做。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在分析料理了。”
成年后的彭怡平也是靠料理的能力吸引了先生：“老公第一次吃完我做的料理之后，觉得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后来发现我不常做，变得非常沮丧。”后来为了骗彭怡平做饭，她先生经常邀请朋友们来家里，这样就能吃到老婆的料理了。
彭怡平的学生们更是会收集各地的菜谱给她，让她学做给他们吃。彭怡平说：“法国有一个米其林三星大厨叫亚伦·松德汉斯，他跟我一样，他有一间密室，是一个圆形的房间，里面挂满了全世界各地他最尊重的大厨的菜单。这简直是他神圣的殿堂。”
文化的传播者
彭怡平是一个会在微博上与读者互动的艺术家，也是一个会耿直地说：“北京为什么买不到书？为什么没有人读书？”她觉得北京的文化“死了”。她说：“我是个必须每天读书的人，不读书我会觉得这一天什么都没做。”
除了读书，彭怡平也在用一己之力在台湾传承着文化，她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人都应该是文化公民。台湾社会早就完成经济公民阶段，走进政治公民阶段，现在还没有进步到文化公民阶段。文化方面这是最有待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刺激大量年轻人去创作。我现在还在成立一个文化基金会，我死之前身上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块钱，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投注到文化艺术上面。文化对我来说是毕生所要从事的志业，也是我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最重视的议题。当你讲这方面的话题时，肯定有很多人还不懂，但我想，文学家、艺术家，就是应该看到大多数人还没能看到的东西。”
她还在台湾创办了民间教育机构“风雅堂”。这三字一方面效法《诗经》里民歌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即观照社会现况和反映人民情感与庶民生活的“风”，以及《诗经》中呈现精致艺术与文化的“雅”。为此，彭怡平特意委托她一生勤练书法的父亲题字，旨在承先启后，惕厉自我，要以其父日练书法的精神与其人生修为来做出“风雅堂”的内涵。
彭怡平期望能效法中国古代书院的精神，为中国社会栽培出一批风雅之士，不仅以“身为风雅之士”为荣，更以“成就风雅社会”作为永久志业的目标。
她的故事
初识彭怡平，是因为她的作品《她的故事》。在书里她拍摄了上百位女性和她们的生活。这本书的起源来自刚上大一的彭怡平的一个突发异想：“为什么历史是His Story，而不是Her Story？”读台大历史系的时候，彭怡平曾经问过老师这样一个问题，但最终没有得到答案。于是她决定自己寻找答案。为了写一本“Her Story”，彭怡平花费了10年时间，游历了42个国家，用影像和文字捕捉“她”的故事，最终呈现出12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故事和她们的梦想。
而这本书的最终完成，确是因为一件悲哀的事件。2008年，母亲因为抑郁症自杀。在守候母亲的病床前，她想起了母亲对她说过的很多话和母亲的人生经历：“虽然在社会的认定里面她很幸福，24岁嫁给医生，有一个很爱她的老公，经济条件没有任何匮乏，但尽管如此，她依然不快乐。当儿女长大以后，她开始想她的人生，她是多么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找到自己的价值。很多女性在儿女长大以后得了忧郁症，她们就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不快乐。母亲是一个只会说yes的人。有时候甚至没有回答，只有默认。这样的女性有很多。”
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她开始思考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女性像母亲一样强颜欢笑，为了子女、丈夫与家人牺牲了自己的人生？女人的沉默和放弃是否值得？
“身为女性，不少人的一生从诞生之初就是一场无望的抗争，她们的言语被封杀，她们的渴求被禁止，她们的身体也被束缚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符号里，这些使得大多数女性时刻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里，并习惯与自己多重的幻影为伍。”彭怡平说。
读过《她的故事》的读者的反应让彭怡平印象深刻。“从这些女性的故事里，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与部分人生。”尤其令彭怡平始料未及的是，男性读者的反应居然很强烈。很多人买书送给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们从书中看到了母亲的身影。《她的故事》在台湾出版后，一位男性读者告诉彭怡平：“谢谢你，让我了解到女人的世界，让我能够感同身受我的另一半活得有多辛苦，我以后要好好疼爱她。”
在《她的故事》得到了广泛好评后，彭怡平在2015年出版了后续篇《她的房间》。照片里的每一个女士展示着她们在自己最放松的空间的真实的美。
彭怡平，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巴黎索尔本第一大学电影电视系博士候选人结业。通晓法、日、英、德、拉丁文，是个热爱电影、欣赏艺术、崇尚旅行、喜爱美食与音乐的“生活艺术家”、专业影评人、旅游文学作家与文化评论者。专攻剧本、纪录片拍摄与电影艺术的研究，对日本文化与法国文化做过深入的探索，发表专书数本与专文数篇，探讨日法文化。
上面是彭怡平在网络上的介绍文字，她庞杂的研究系统让你不知道怎么去给她定位，也无法跟面前这位娇小、谦逊的女士联系在一起。坐在我面前的彭怡平没有一点点盛气凌人之感，让你感觉不到她是那种能拍摄出女性灵魂的人。但是随着话题的深入，你能看到她瘦小的身躯里蕴藏着的蓬勃的活力和过人的胆识。
采访彭怡平是因为她“新出”的两本书《米其林大厨》和《红色列车》，其实都是十几年前写的书了，但是今年才引进大陆。而五岁就立志当导演的彭怡平，留学法国却是为了学习电影。
苹果引出的米其林之缘
当年，快大学毕业的彭怡平开始考虑留学了，面对众多的选择她犯了难。正巧一位朋友邀请她去台北的一家咖啡馆做客，留法归来的老板给她端上来一份苹果派，彭怡平问他：“法国有多少用苹果做的料理？”老板回答说：“三百多种。”听到这个答案的彭怡平震惊了，她想这个国家的文化一定非常细腻。于是毫不犹豫地就留法了。
因为被法国的料理打动，她采访了四十多个米其林大厨，写出了这一本《米其林大厨》。她说：“这些大厨其实脾气非常古怪，他们通常不会和食客有来往，也很讨厌记者，他们觉得记者都不懂厨艺，性格很傲慢。有位大厨听说记者来了，拔出枪来就要追记者。每个大厨的性格不一样，对料理的理念也不一样，我的目的就是通过和他们沟通，找到他们想说的话。我其实就是一个解答秘密的人。后来不少大厨和我成了好朋友，我看到的不仅是他们的餐厅，更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怎样去构思、去选择。他们也乐意请我去试吃，我觉得自己好像料理的化学分析师一样，可以很快地把某个料理的好处坏处、需要拿掉什么、需要增加什么说出来。”
彭怡平自己也会做饭，她毫不忌讳地说自己会做饭是因为妈妈煮东西太难吃：“因为我有一个非常不会做菜的妈妈，她一做菜，我就想尽办法不要在家吃这一餐。当然，她会很沮丧，但是我爸会留下来。我爸是一个很喜欢给孩子做料理的人。他是外科医生，非常忙，但是周末他在家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在外面吃到的东西讲给他听，用什么食材，什么味道，怎么做。所以其实我从小就在分析料理了。”
成年后的彭怡平也是靠料理的能力吸引了先生：“老公第一次吃完我做的料理之后，觉得我是一个贤妻良母，后来发现我不常做，变得非常沮丧。”后来为了骗彭怡平做饭，她先生经常邀请朋友们来家里，这样就能吃到老婆的料理了。
彭怡平的学生们更是会收集各地的菜谱给她，让她学做给他们吃。彭怡平说：“法国有一个米其林三星大厨叫亚伦·松德汉斯，他跟我一样，他有一间密室，是一个圆形的房间，里面挂满了全世界各地他最尊重的大厨的菜单。这简直是他神圣的殿堂。”
文化的传播者
彭怡平是一个会在微博上与读者互动的艺术家，也是一个会耿直地说：“北京为什么买不到书？为什么没有人读书？”她觉得北京的文化“死了”。她说：“我是个必须每天读书的人，不读书我会觉得这一天什么都没做。”
除了读书，彭怡平也在用一己之力在台湾传承着文化，她说：“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人都应该是文化公民。台湾社会早就完成经济公民阶段，走进政治公民阶段，现在还没有进步到文化公民阶段。文化方面这是最有待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刺激大量年轻人去创作。我现在还在成立一个文化基金会，我死之前身上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块钱，全部捐给这个基金会，投注到文化艺术上面。文化对我来说是毕生所要从事的志业，也是我到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最重视的议题。当你讲这方面的话题时，肯定有很多人还不懂，但我想，文学家、艺术家，就是应该看到大多数人还没能看到的东西。”
她还在台湾创办了民间教育机构“风雅堂”。这三字一方面效法《诗经》里民歌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即观照社会现况和反映人民情感与庶民生活的“风”，以及《诗经》中呈现精致艺术与文化的“雅”。为此，彭怡平特意委托她一生勤练书法的父亲题字，旨在承先启后，惕厉自我，要以其父日练书法的精神与其人生修为来做出“风雅堂”的内涵。
彭怡平期望能效法中国古代书院的精神，为中国社会栽培出一批风雅之士，不仅以“身为风雅之士”为荣，更以“成就风雅社会”作为永久志业的目标。
她的故事
初识彭怡平，是因为她的作品《她的故事》。在书里她拍摄了上百位女性和她们的生活。这本书的起源来自刚上大一的彭怡平的一个突发异想：“为什么历史是His Story，而不是Her Story？”读台大历史系的时候，彭怡平曾经问过老师这样一个问题，但最终没有得到答案。于是她决定自己寻找答案。为了写一本“Her Story”，彭怡平花费了10年时间，游历了42个国家，用影像和文字捕捉“她”的故事，最终呈现出12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故事和她们的梦想。
而这本书的最终完成，确是因为一件悲哀的事件。2008年，母亲因为抑郁症自杀。在守候母亲的病床前，她想起了母亲对她说过的很多话和母亲的人生经历：“虽然在社会的认定里面她很幸福，24岁嫁给医生，有一个很爱她的老公，经济条件没有任何匮乏，但尽管如此，她依然不快乐。当儿女长大以后，她开始想她的人生，她是多么想实现自己的人生，找到自己的价值。很多女性在儿女长大以后得了忧郁症，她们就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不快乐。母亲是一个只会说yes的人。有时候甚至没有回答，只有默认。这样的女性有很多。”
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她开始思考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女性像母亲一样强颜欢笑，为了子女、丈夫与家人牺牲了自己的人生？女人的沉默和放弃是否值得？
“身为女性，不少人的一生从诞生之初就是一场无望的抗争，她们的言语被封杀，她们的渴求被禁止，她们的身体也被束缚在各式各样的社会符号里，这些使得大多数女性时刻处在‘精神分裂’的状态里，并习惯与自己多重的幻影为伍。”彭怡平说。
读过《她的故事》的读者的反应让彭怡平印象深刻。“从这些女性的故事里，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影子与部分人生。”尤其令彭怡平始料未及的是，男性读者的反应居然很强烈。很多人买书送给自己的母亲，因为他们从书中看到了母亲的身影。《她的故事》在台湾出版后，一位男性读者告诉彭怡平：“谢谢你，让我了解到女人的世界，让我能够感同身受我的另一半活得有多辛苦，我以后要好好疼爱她。”
在《她的故事》得到了广泛好评后，彭怡平在2015年出版了后续篇《她的房间》。照片里的每一个女士展示着她们在自己最放松的空间的真实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