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韩进廉同志的《红学史稿》(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版)，对它的整个评价不去说它，但有一点使我十分吃惊：该书第七章“胡适和俞平伯建树的‘新红学’”中之“(二)胡适其人及其《红楼梦》考证”一节文字，其关于胡适的介绍、评价，与我的论文《试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三期，《新华月报》文摘版一九七九年第五期转载)竟大部雷同。粗略地算了一下，抄袭和改写大小十余处，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文句也有一千多字。以下二例，都引自该书，其中排黑体的字句都几乎是拙稿的原文。
　　胡适“一九○四年到上海读书，开始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一九一○年赴美留学，……留美期间，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逐步发展，其核心是实验主义和进化论。他后来总结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略)’。他所信仰的赫胥黎的进化论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五四’之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为较之封建主义思想进步的新学说。这也就是他在留美期间就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当他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得知俄国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的消息后，填了一首充满激情的词《沁园春·新俄万岁》：(词略)七月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直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
　　“对于胡适这样一个有过也有功的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用唯物史观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功则功，过则过，不能以其后半生的堕落与反动来否定其前半生的进取与功绩，‘因人废言’或‘因言废人”，‘爱之者欲其生，恨之者欲其死’，都是不对的。”
　　一个人著书立说，免不了要参考别人的论著，援引别人的观点材料也是正常的，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至少应该注明一下自己所援引别人观点材料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