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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学家以巨大的精力投入邓小平及其时代的研究时,如果将镜头对准政治舞台外的邓小平,我们会发现,这一侧面的“镜像”更为引人入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凡人邓小平的非凡情趣。
沉默与幽默
邓小平临危不惧,遇喜而不亢,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邓朴方这样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生前,邓小平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分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很少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讲述自己的家世。谢世后,随着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他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有时子女问到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和重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着简单几句话带过。
长征路上,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当女儿问父亲在长征时干了些什么工作时,邓小平用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罗荣桓和邓小平是心心相印的战友,20世纪80年代初,在编写《罗荣桓传》时,传记组的同志曾委托邓小平的女儿询问邓小平同罗荣桓上世纪30年代交往的情形,邓小平只是说了一句话:“交了一个朋友。”问到长征中两人交往的情形,也只说了一句:“我们是无话不谈。”
邓小平性格沉默寡言,而夫人卓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为了协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当年卓琳在婚后不久就向邓小平提出了要求:“我有什么话对你说,你要耐心地听下去,不对的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我说。”邓小平则表示完全同意妻子的建议。这种相互包容和理解,使得邓小平和卓琳的爱情与婚姻非常幸福美满。
平常,邓小平言谈不多,但言简意赅,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所发出的声音则是掷地有声、字字铮铮,往往震撼山岳。作为政治家,他既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他决不会作出半点让步。可在待人接物上,他又十分平易近人,举止随和,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他的个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鲜明、新颖、别致的个性化语言。如“扭着不放”、“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带川味的个性语言实在形象、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1979年1月,邓小平前往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宴。酣畅之间,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许多困难吧?”邓小平哈哈一笑之后,机智地答道:“是的,我也碰到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布热津斯基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次日晚上,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和夫人。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告诉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坦诚、直率而不矫揉造作,这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不赞成的东西决不曲意逢迎。比如,他是传统京剧艺术的爱好者,对江青搞的京剧改革和革命样板戏并不赞成,因而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据说,有一次,看江青主持拍摄的一部新影片,邓小平未等终场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掩饰个人真实的观点,这种坦诚成为他的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情与亲情
如同政治生涯一样,邓小平在爱情婚姻的问题上也历经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1928年初,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邓小平与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结为夫妻,两人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爱。当时住在他们楼上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这样说: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没想到,张锡瑗却在生小孩时难产,不幸染上产褥热而去世。
张锡瑗的不幸去世,使邓小平失去了一位好妻子、好同志。多年来,邓小平一直将张锡瑗深深地埋在心底。解放后,邓小平同卓琳一起去上海四处找寻张锡瑗的坟墓,并取出被水淹的遗骨,安葬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1931年7月,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从上海乘船经广西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名叫金维映的女性,不久两人结为夫妻。后来,当邓小平被“左”倾领导者关进了“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为了不使妻子受株连,拿起笔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1941年,金维映在莫斯科治病期间死于战乱。邓小平气度很大,对在挫折期间离己而去的金维映并无怨言。
1939年9月,邓小平在延安与陕北公学毕业的年轻女生卓琳举行了婚礼。卓琳性格开朗,喜欢社交,但当时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位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她却一点儿不清楚。然而,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两位共产党人联系到了一块。这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他们与另一对新婚夫妇一起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婚礼上,大家开怀畅饮,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有饮,一杯接一杯,竟然未醉。熟悉邓小平的刘英对他如此“豪饮”而不醉不解。纳闷中,丈夫张闻天悄悄告诉她,“里面有假”。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几天后,新婚的卓琳和邓小平一道启程,奔赴前方。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卓琳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照顾邓小平的生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始终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贤惠的心去抚平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
关爱儿女,乃人之常情。邓小平十分疼爱几个子女,而且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厚此薄彼。当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邓小平给予了更多的抚爱。当时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和卓琳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他将《资治通鉴》等中外名著送到邓朴方的床头。在邓朴方向命运抗争所取得的成就中,无不包含着父母的一片苦心。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记录了邓朴方出事后,有关邓小平的一些情况,使我们感受出一个慈父的人格力量:“父母得知哥哥出事后,妈妈一连哭了三天,而爸爸却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内心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妈妈差,由于自己的所谓‘问题’,使亲生儿子受到了如此残酷的迫害,他因内疚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当父母把哥哥接到江西后,又见当年欢蹦乱跳的儿子,如今成了这个样子,他没有从语言上安慰儿子,而是把深深的父爱化作了照顾儿子的平凡小事。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可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呀!每天给儿子翻身,每晚给儿子擦澡,他那细致入微的动作里,充满了人间平平常常的父子亲情。”
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有机会和孩子相聚,共享天伦之乐。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邓小平夫妇观点比较一致,都比较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在和子女相处时,他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教育。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谁出了问题他也不保。
余暇时间,邓小平爱听儿女们聊天说笑,喜欢与小孙子、孙女同室相处。孙子孙女们都会高兴地到爷爷那里去。听孩子们谈天、与他们做游戏,是他最开心的事。
乐山与乐水
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的邓小平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从自然物象中吸取智慧。早年在长征路上,他就经受过千山万水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游览过井冈山、峨眉山、长白山及漓江、西湖、长江三峡等名胜山川,他仰观俯瞰,兴趣盎然,被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壮丽景色深深吸引。
1959年后,由于腿部曾经骨折过,伤愈后脚力很差,邓小平便听从医生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开始每天散步以恢复脚力,安步当车,坚持不懈,久而久之,便逐渐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同一些老同志或随亲眷去登景山,攀北海的琼岛,爬香山。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日理万机,散步的习惯虽说坚持下来了,但时间相对减少了。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60里山路蜿蜒曲折, 75岁高龄的邓小平却在前面开路,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期间,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3天的时间,邓小平举步攀援,纵横踏过了黄山森罗的群峰。饱览黄山秀色后,他风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真可谓踏遍青山人未老,高山仰止!
邓小平的一生几乎都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历经坎坷,其中有三次大落大起,几近灭顶之灾,然而他都否极泰来,由危转安,化险为夷。这位在政治风浪面前如履平地的伟人,在大海涛涛白浪中同样能劈波斩浪,沉着稳健,胜似闲庭信步。正如孔子所言,“智者乐水”。邓小平喜爱游泳,从年轻时代起就养成了洗冷水浴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
“乐水派”邓小平曾对来访的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一股气势。”1983年夏,邓小平在黄海之滨的棒槌岛游泳所留下的影像记录,使人们看到这位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中流砥柱似的伟人是如何度过他的余暇时间的,并为邓小平健康的体魄深为感惊、庆幸。只见他舒展双臂,从容地向海的深处游去。浪花一个接一个地扑来,他泰然自若,挥臂击水,顽强地向前游去。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见到风急浪猛,便劝他上岸,但他却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仍然在水里畅游不止……入海游了90多分钟,他依然没有丝毫倦色,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年近80岁了,竟然如此硬朗,实在难能可贵!此时此刻,他抑或会因沉浮而联想到人生的起落,抑或会因击水而想到奋斗的快乐……
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破浪前行。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邓小平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遗愿。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他的遗愿得到了实现。
爱好与嗜好
喜爱到大海中游泳的邓小平,其襟怀更像大海那样深沉、宽广。“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晚年邓小平常常这样对友人说。游泳和桥牌这两大业余爱好,使他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松弛与反复磨炼,产生了积极的潜在作用。
早在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就给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称他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说,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战争年代,邓小平统帅精兵决胜疆场的雄姿,只有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的老将军们有幸亲睹;不过,邓小平在桥牌桌前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使许多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年轻一代不难想像他当年的凛凛威风。谁说将军无闲情?邓小平曾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
打桥牌是邓小平上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大业余爱好。晚年,打桥牌更是成为他暮年寄情之所在,而他的桥牌技艺随之日益精湛,几臻炉火纯青,无怪乎有外国人称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在文津俱乐部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比赛中,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凭借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底掌握住桥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
邓小平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往往连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因此打桥牌,被他利用来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在桥牌桌前,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地与人一起娱乐,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颐指气使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世界桥坛都为有这样一位可敬的桥牌爱好者而引以为豪。有时,他还将全家人动员起来,一同观战,激战中,会不时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使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据对战者介绍,“邓小平牌风稳健,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不论打牌或叫牌,都颇有扼制对方、驾驭全局的气概。面临危局时,更表现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他“打牌时情绪是轻松愉快的,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邓小平对体育的爱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游泳、桥牌、足球、棋类、散步、登山等等都是他的业余爱好所在。他对体育运动的广泛爱好源于对体育运动的深刻理解,并把个人的爱好、兴趣同锻炼身体、训练脑筋、磨炼意志、陶冶情操结合起来,始终不脱离革命工作这个中心。
邓小平的女儿曾对记者介绍说,父亲生平主要有3个爱好,一为足球,二为言菊朋的京剧,年轻时为此着迷,后来只是耳朵不好使唤而放弃此好,三为桥牌。不过,足球恐怕要算是他历史最久远的业余爱好。早在少年时期,足球场上就已经闪动着邓小平敏捷、灵活的身影。青年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依旧对于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一次恰逢奥运会足球赛开赛,他十分希望能够一睹为快,却苦于没钱,于是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对了!衣服当了不就是钱?”想到这里,邓小平飞快地跑回寓所拿出自己一件外衣送到当铺,买票看了这场精彩的足球赛。
风风雨雨数十载,足球一直是邓小平难以割舍的爱好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他是足球场的常客;以后,他是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忠实观众。有一次,正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不幸的是他因腿骨骨折住进医院。可是他并不愿错过这次观看足球赛的难得机会,便躺在病床上看完了整场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那场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似乎使他忘记了骨折的疼痛,使他看得津津有味。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人士后来曾对记者说,邓小平热爱体育活动的劲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首次在群众场合露面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刚刚出现在主席台,群众就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持续了数分钟……
中国足球运动从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为了振兴中国足球,邓小平尽了很大的力量,倾注了许多心血,办到了一切可能办到的事情。当中国足球队接连铩羽而归、国人议论啧啧之际,邓小平大声疾呼足球“从娃娃抓起”,举国上下应者如云,少年足球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千万个小选手活跃在绿茵上。
生活与生趣
1989年11月,邓小平终于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政治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退休后,他的生活是恬静的。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借阅邓小平喜爱看的书籍。据说,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就聪颖过人,书读三遍即能背诵。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更是接触到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他早年的读书经历,给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帮助和精神安慰。邓小平看书时不死记硬背,不读死书,而是特别着眼于运用,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邓小平以读书为最大乐趣,常常废寝忘食。家里订了10多份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都要将它们浏览一遍,家人常开玩笑说邓小平是家里的“信息源”,是各种新消息的“发布官”。
邓小平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运行。通常,邓小平每天清晨8时起床,然后在庭院内散步半小时左右。院子外围约140米,他每天“定额”走上18圈方才“鸣金收兵”。每一圈,他走的步数都是一定的,像在虔诚地完成一件十分严肃的任务。他对待散步就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从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雨雪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有时,他还做几节自编的健身操,扩胸、伸腿、舒筋骨。这是晚年邓小平“动补”的主要方式。早餐多安排在8点半,多是喝些豆浆,吃些油条或馒头。上午,阅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以及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与文件。
午餐安排在12点,和家人一起用餐,一大家有十三四人分坐两桌。午餐通常是四菜一汤,其中两荤两素、一杯茅台或黄酒。午饭后,一般稍作休息。下午有时约牌友打桥牌。
晚餐在6点半,常常是一个汤和一碟炸花生、黄豆、杂果仁。吃饭时,邓小平爱了解子女的一些情况,但一般只听不作回答。晚饭后没有特殊情况,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一般是要看的。晚10时许休息,结束一天的生活。
喝酒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他喜欢喝法国的葡萄酒,但更喜欢喝贵州出产的茅台酒、杭州的黄酒。有一次,他同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团聚时,竟接连喝了6杯茅台而脸不改色,仍旧谈笑风生。70年代初,他蒙难江西时,喝的是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俩还自己酿米酒。后来,医护人员出于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着想,提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进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曾在邓小平家做过近两年厨师的管建平回忆说:“打心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两年里,我弄什么,他们吃什么,绝对不挑食。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偏爱辣,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辣粉就行了。”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色各样的菜都吃一点,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各种菜都夹上一点,戏称为“五味俱全”。回锅肉、扣肉、粉蒸肉、臭豆腐、腌胡萝卜丝,是他常吃的。“他家有一个习惯——不浪费,剩饭剩菜一律下顿做成烩饭、烩菜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
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傅志义说:“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唯一可算‘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在他身边工作三年,我竟从未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
邓小平有较大的烟瘾,早在战争时代,他就难以离开香烟。在长征途中,没有烟抽,他和罗荣桓两人曾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子,用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日常陷入深深的思索,居江湖之远而忧国忧民。在恢复工作后日理万机之时,他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在心头,以民众苦痛为怀,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行动。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他灵感的诱因。
不过,吸烟危害身体。为此,家人十分替他担心,为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记者迈克•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在一次大会的主席台上,邓小平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大会“不准抽烟”的规定,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吸了起来。没一会儿,旁边的一位中央领导递给他一张代表写的纸条——“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不要吸烟”。看了看这张纸条,邓小平便当即把烟灭了。这件事被传为佳话。退休后,出于健康的考虑,他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需要有坚韧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如今,一代伟人离我们而去了,留下的是思想、风范与业绩,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生活情趣与人格魅力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
沉默与幽默
邓小平临危不惧,遇喜而不亢,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邓朴方这样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生前,邓小平曾多次说过:“我不要别人为我写传,不要过分地宣传个人。”他平时很少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家人讲述自己的家世。谢世后,随着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的播放,人们才对邓小平的家乡与身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同儿女谈话、谈心、聊天、忆历史、讲传统时,他从来不向他们摆自己的功,诉自己的劳,说自己的好,称自己的能,夸自己的才。有时子女问到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和重大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时,他总是淡然微笑着简单几句话带过。
长征路上,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可是,当女儿问父亲在长征时干了些什么工作时,邓小平用一贯的简明方式回答——“跟着走”。罗荣桓和邓小平是心心相印的战友,20世纪80年代初,在编写《罗荣桓传》时,传记组的同志曾委托邓小平的女儿询问邓小平同罗荣桓上世纪30年代交往的情形,邓小平只是说了一句话:“交了一个朋友。”问到长征中两人交往的情形,也只说了一句:“我们是无话不谈。”
邓小平性格沉默寡言,而夫人卓琳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为了协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当年卓琳在婚后不久就向邓小平提出了要求:“我有什么话对你说,你要耐心地听下去,不对的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我说。”邓小平则表示完全同意妻子的建议。这种相互包容和理解,使得邓小平和卓琳的爱情与婚姻非常幸福美满。
平常,邓小平言谈不多,但言简意赅,当他酝酿成熟、深思熟虑而作出决策或决断之时,所发出的声音则是掷地有声、字字铮铮,往往震撼山岳。作为政治家,他既是一个威严的人,又是一个幽默的人。在重大原则的问题上,他决不会作出半点让步。可在待人接物上,他又十分平易近人,举止随和,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他的个性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鲜明、新颖、别致的个性化语言。如“扭着不放”、“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些带川味的个性语言实在形象、生动,让人回味无穷。
1979年1月,邓小平前往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郊外住宅,参加一次别有风味的家宴。酣畅之间,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许多困难吧?”邓小平哈哈一笑之后,机智地答道:“是的,我也碰到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布热津斯基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次日晚上,卡特总统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盛大国宴,欢迎邓小平和夫人。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对他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告诉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坦诚、直率而不矫揉造作,这是邓小平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不赞成的东西决不曲意逢迎。比如,他是传统京剧艺术的爱好者,对江青搞的京剧改革和革命样板戏并不赞成,因而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据说,有一次,看江青主持拍摄的一部新影片,邓小平未等终场就走了。他就是这样从不掩饰个人真实的观点,这种坦诚成为他的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爱情与亲情
如同政治生涯一样,邓小平在爱情婚姻的问题上也历经了一段曲折坎坷的道路。1928年初,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邓小平与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锡瑗结为夫妻,两人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互敬互爱。当时住在他们楼上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曾这样说: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的。没想到,张锡瑗却在生小孩时难产,不幸染上产褥热而去世。
张锡瑗的不幸去世,使邓小平失去了一位好妻子、好同志。多年来,邓小平一直将张锡瑗深深地埋在心底。解放后,邓小平同卓琳一起去上海四处找寻张锡瑗的坟墓,并取出被水淹的遗骨,安葬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1931年7月,邓小平经中央批准从上海乘船经广西赴江西中央苏区工作。和他同行的,有一位名叫金维映的女性,不久两人结为夫妻。后来,当邓小平被“左”倾领导者关进了“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为了不使妻子受株连,拿起笔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1941年,金维映在莫斯科治病期间死于战乱。邓小平气度很大,对在挫折期间离己而去的金维映并无怨言。
1939年9月,邓小平在延安与陕北公学毕业的年轻女生卓琳举行了婚礼。卓琳性格开朗,喜欢社交,但当时对邓小平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一位老红军战士、一位在前线的领导干部,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她却一点儿不清楚。然而,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生活追求,把两位共产党人联系到了一块。这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他们与另一对新婚夫妇一起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婚礼上,大家开怀畅饮,邓小平来者不拒,有敬有饮,一杯接一杯,竟然未醉。熟悉邓小平的刘英对他如此“豪饮”而不醉不解。纳闷中,丈夫张闻天悄悄告诉她,“里面有假”。原来,邓小平喝的是白开水。几天后,新婚的卓琳和邓小平一道启程,奔赴前方。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卓琳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当时,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照顾邓小平的生活。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黄镇的夫人朱霖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邓小平爽直、真诚的内心世界。因而,无论政治风云怎样变幻,始终挡不住她对邓小平的一片深情,丝毫动摇不了他们夫妻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遭到诬陷、迫害的时候,她始终以善良、贤惠的心去抚平丈夫那颗深受伤害的心。
卓琳关心邓小平,邓小平也十分爱护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担心传染给邓小平,就嘱咐警卫人员:不要让老爷子到我的房间,免得传染给他。邓小平那天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出门前他特意嘱咐工作人员:给卓琳找个医生看看。会议结束,邓小平一进门就问:卓琳怎么样了?他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径直来到卓琳的房间,仔细询问病情,嘱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时吃药。
关爱儿女,乃人之常情。邓小平十分疼爱几个子女,而且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厚此薄彼。当然,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红卫兵迫害致残的长子邓朴方,邓小平给予了更多的抚爱。当时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和卓琳面对现实,用慈祥的父爱和温暖的母爱去抚平儿子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为了充实儿子的精神生活,他将《资治通鉴》等中外名著送到邓朴方的床头。在邓朴方向命运抗争所取得的成就中,无不包含着父母的一片苦心。
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记录了邓朴方出事后,有关邓小平的一些情况,使我们感受出一个慈父的人格力量:“父母得知哥哥出事后,妈妈一连哭了三天,而爸爸却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内心的痛苦,一点也不比妈妈差,由于自己的所谓‘问题’,使亲生儿子受到了如此残酷的迫害,他因内疚而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当父母把哥哥接到江西后,又见当年欢蹦乱跳的儿子,如今成了这个样子,他没有从语言上安慰儿子,而是把深深的父爱化作了照顾儿子的平凡小事。在江西的那段日子里,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可他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呀!每天给儿子翻身,每晚给儿子擦澡,他那细致入微的动作里,充满了人间平平常常的父子亲情。”
作为慈父的邓小平,十分喜爱自己的孩子。然而,出于工作的需要,他很少有机会和孩子相聚,共享天伦之乐。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邓小平夫妇观点比较一致,都比较民主,注意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培养他们自强、自立的意识。在和子女相处时,他抓住各种机会,利用聊天或摆龙门阵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革命传统和艰苦奋斗教育。以往每次重大政治运动来临,邓小平都要将子女们召集在一起,要求每个人自珍自重,谁出了问题他也不保。
余暇时间,邓小平爱听儿女们聊天说笑,喜欢与小孙子、孙女同室相处。孙子孙女们都会高兴地到爷爷那里去。听孩子们谈天、与他们做游戏,是他最开心的事。
乐山与乐水
热爱祖国山山水水的邓小平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从自然物象中吸取智慧。早年在长征路上,他就经受过千山万水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游览过井冈山、峨眉山、长白山及漓江、西湖、长江三峡等名胜山川,他仰观俯瞰,兴趣盎然,被祖国大好河山的雄伟壮丽景色深深吸引。
1959年后,由于腿部曾经骨折过,伤愈后脚力很差,邓小平便听从医生的建议,认真进行体育疗法,开始每天散步以恢复脚力,安步当车,坚持不懈,久而久之,便逐渐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不仅如此,他还时常同一些老同志或随亲眷去登景山,攀北海的琼岛,爬香山。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日理万机,散步的习惯虽说坚持下来了,但时间相对减少了。
1979年7月,75岁的邓小平登上了海拔1800米高的黄山。60里山路蜿蜒曲折, 75岁高龄的邓小平却在前面开路,一口气登上30来个陡峭的台阶,竟把随行的亲属甩在了后面,还不时回过头去一再嘱咐年轻人要当心。期间,他向大家传授了两条登山的经验:一是把裤脚卷到膝盖上面,二是走起来步子不要太快。大家按照他的方法一试,果然轻快多了。
3天的时间,邓小平举步攀援,纵横踏过了黄山森罗的群峰。饱览黄山秀色后,他风趣地说:“爬了黄山,天下的名山都不在话下嘛!”真可谓踏遍青山人未老,高山仰止!
邓小平的一生几乎都与波峰浪谷有不解之缘,他历经坎坷,其中有三次大落大起,几近灭顶之灾,然而他都否极泰来,由危转安,化险为夷。这位在政治风浪面前如履平地的伟人,在大海涛涛白浪中同样能劈波斩浪,沉着稳健,胜似闲庭信步。正如孔子所言,“智者乐水”。邓小平喜爱游泳,从年轻时代起就养成了洗冷水浴的习惯,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
“乐水派”邓小平曾对来访的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一股气势。”1983年夏,邓小平在黄海之滨的棒槌岛游泳所留下的影像记录,使人们看到这位中国政治风浪中的中流砥柱似的伟人是如何度过他的余暇时间的,并为邓小平健康的体魄深为感惊、庆幸。只见他舒展双臂,从容地向海的深处游去。浪花一个接一个地扑来,他泰然自若,挥臂击水,顽强地向前游去。在他身旁看护的游泳好手们见到风急浪猛,便劝他上岸,但他却没顺从这好意的劝告,仍然在水里畅游不止……入海游了90多分钟,他依然没有丝毫倦色,人们难以置信的是,当时的邓小平已经年近80岁了,竟然如此硬朗,实在难能可贵!此时此刻,他抑或会因沉浮而联想到人生的起落,抑或会因击水而想到奋斗的快乐……
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破浪前行。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邓小平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遗愿。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他的遗愿得到了实现。
爱好与嗜好
喜爱到大海中游泳的邓小平,其襟怀更像大海那样深沉、宽广。“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大海中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晚年邓小平常常这样对友人说。游泳和桥牌这两大业余爱好,使他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松弛与反复磨炼,产生了积极的潜在作用。
早在1981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就给邓小平颁发了桥牌荣誉奖,称他为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的人。“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说,邓小平的牌技可不仅仅是业余水平,够得上专业水平了。战争年代,邓小平统帅精兵决胜疆场的雄姿,只有在枪林弹雨中穿过的老将军们有幸亲睹;不过,邓小平在桥牌桌前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使许多在和平年代长大的年轻一代不难想像他当年的凛凛威风。谁说将军无闲情?邓小平曾操着富有音乐感的四川话说:“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
打桥牌是邓小平上世纪50年代在四川学会的,此后就一直成为他的一大业余爱好。晚年,打桥牌更是成为他暮年寄情之所在,而他的桥牌技艺随之日益精湛,几臻炉火纯青,无怪乎有外国人称他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万里应邀参加在文津俱乐部举办的“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比赛中,他思路敏捷,与牌友密切配合,叫牌果断,攻守自如,出奇制胜,凭借几十年打桥牌的深厚功底掌握住桥牌桌上的主动权,结果迫使对方以0比20VP败北。
邓小平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的确,他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所以他往往连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因此打桥牌,被他利用来作为换换脑筋的有效休息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在桥牌桌前,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地与人一起娱乐,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颐指气使的影子。正因为如此,世界桥坛都为有这样一位可敬的桥牌爱好者而引以为豪。有时,他还将全家人动员起来,一同观战,激战中,会不时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使场上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据对战者介绍,“邓小平牌风稳健,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不论打牌或叫牌,都颇有扼制对方、驾驭全局的气概。面临危局时,更表现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他“打牌时情绪是轻松愉快的,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邓小平对体育的爱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游泳、桥牌、足球、棋类、散步、登山等等都是他的业余爱好所在。他对体育运动的广泛爱好源于对体育运动的深刻理解,并把个人的爱好、兴趣同锻炼身体、训练脑筋、磨炼意志、陶冶情操结合起来,始终不脱离革命工作这个中心。
邓小平的女儿曾对记者介绍说,父亲生平主要有3个爱好,一为足球,二为言菊朋的京剧,年轻时为此着迷,后来只是耳朵不好使唤而放弃此好,三为桥牌。不过,足球恐怕要算是他历史最久远的业余爱好。早在少年时期,足球场上就已经闪动着邓小平敏捷、灵活的身影。青年邓小平远涉重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在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学习之余,足球依旧对于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一次恰逢奥运会足球赛开赛,他十分希望能够一睹为快,却苦于没钱,于是深感懊丧。忽然,一个念头闪进他的脑海,“对了!衣服当了不就是钱?”想到这里,邓小平飞快地跑回寓所拿出自己一件外衣送到当铺,买票看了这场精彩的足球赛。
风风雨雨数十载,足球一直是邓小平难以割舍的爱好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他是足球场的常客;以后,他是足球赛电视转播的忠实观众。有一次,正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不幸的是他因腿骨骨折住进医院。可是他并不愿错过这次观看足球赛的难得机会,便躺在病床上看完了整场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那场精彩纷呈的足球赛似乎使他忘记了骨折的疼痛,使他看得津津有味。当时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人士后来曾对记者说,邓小平热爱体育活动的劲头,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首次在群众场合露面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刚刚出现在主席台,群众就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持续了数分钟……
中国足球运动从没有离开过他的视野,为了振兴中国足球,邓小平尽了很大的力量,倾注了许多心血,办到了一切可能办到的事情。当中国足球队接连铩羽而归、国人议论啧啧之际,邓小平大声疾呼足球“从娃娃抓起”,举国上下应者如云,少年足球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勃然而兴,千万个小选手活跃在绿茵上。
生活与生趣
1989年11月,邓小平终于辞去了自己最后一个政治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退休后,他的生活是恬静的。
作为妻子,卓琳非常了解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和爱好。邓小平爱看书,看马克思、列宁著作及中国历史经典书籍、中外文学名著。因此,卓琳平时很注意收集、借阅邓小平喜爱看的书籍。据说,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就聪颖过人,书读三遍即能背诵。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更是接触到大量的革命理论书籍。他早年的读书经历,给他后来的革命活动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帮助和精神安慰。邓小平看书时不死记硬背,不读死书,而是特别着眼于运用,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进行思考,着眼于用书本知识正确指导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邓小平以读书为最大乐趣,常常废寝忘食。家里订了10多份报纸,他每天“雷打不动”,都要将它们浏览一遍,家人常开玩笑说邓小平是家里的“信息源”,是各种新消息的“发布官”。
邓小平的生活很有规律,严格按自订的作息制度运行。通常,邓小平每天清晨8时起床,然后在庭院内散步半小时左右。院子外围约140米,他每天“定额”走上18圈方才“鸣金收兵”。每一圈,他走的步数都是一定的,像在虔诚地完成一件十分严肃的任务。他对待散步就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从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雨雪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有时,他还做几节自编的健身操,扩胸、伸腿、舒筋骨。这是晚年邓小平“动补”的主要方式。早餐多安排在8点半,多是喝些豆浆,吃些油条或馒头。上午,阅读国内外报刊新闻摘要以及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与文件。
午餐安排在12点,和家人一起用餐,一大家有十三四人分坐两桌。午餐通常是四菜一汤,其中两荤两素、一杯茅台或黄酒。午饭后,一般稍作休息。下午有时约牌友打桥牌。
晚餐在6点半,常常是一个汤和一碟炸花生、黄豆、杂果仁。吃饭时,邓小平爱了解子女的一些情况,但一般只听不作回答。晚饭后没有特殊情况,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一般是要看的。晚10时许休息,结束一天的生活。
喝酒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一种嗜好,他喜欢喝法国的葡萄酒,但更喜欢喝贵州出产的茅台酒、杭州的黄酒。有一次,他同一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团聚时,竟接连喝了6杯茅台而脸不改色,仍旧谈笑风生。70年代初,他蒙难江西时,喝的是当地最便宜的酒,有时夫妇俩还自己酿米酒。后来,医护人员出于对邓小平身体健康着想,提议他不喝白酒为好,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进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曾在邓小平家做过近两年厨师的管建平回忆说:“打心里说小平一家是过日子的人。两年里,我弄什么,他们吃什么,绝对不挑食。只是他们的口味重一点,偏爱辣,我便在做菜时多放点辣椒、辣粉就行了。”邓小平用餐时喜欢各色各样的菜都吃一点,于是管建平特意为邓小平准备了一个小盘子,各种菜都夹上一点,戏称为“五味俱全”。回锅肉、扣肉、粉蒸肉、臭豆腐、腌胡萝卜丝,是他常吃的。“他家有一个习惯——不浪费,剩饭剩菜一律下顿做成烩饭、烩菜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吃。”无论法定节日还是民俗节日,或者遇上谁的生日,邓家把握住一点,从不办酒席;只有在亲友、同事和部下来时,卓琳才会特地关照厨师加菜,还特地让厨师少放辣子。
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傅志义说:“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唯一可算‘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在他身边工作三年,我竟从未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
邓小平有较大的烟瘾,早在战争时代,他就难以离开香烟。在长征途中,没有烟抽,他和罗荣桓两人曾沿路找点破纸、干树叶子,用破纸包上树叶子当烟抽。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邓小平抽着烟,日常陷入深深的思索,居江湖之远而忧国忧民。在恢复工作后日理万机之时,他抽着烟,沉思默想,万家忧乐在心头,以民众苦痛为怀,构思着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针、每一项政策、每一次行动。吸烟在这时成了激发他灵感的诱因。
不过,吸烟危害身体。为此,家人十分替他担心,为他作出了种种限制性安排。1986年9月2日,他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记者迈克•华莱士也要了一支,可仔细一看觉得这烟不对劲:“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在一次大会的主席台上,邓小平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大会“不准抽烟”的规定,习惯性地点上一支烟吸了起来。没一会儿,旁边的一位中央领导递给他一张代表写的纸条——“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不要吸烟”。看了看这张纸条,邓小平便当即把烟灭了。这件事被传为佳话。退休后,出于健康的考虑,他开始戒烟。对于一个有长期“烟史”的人来说,戒烟无疑是一件需要有坚韧毅力才能做到的事,但邓小平说戒就戒,放下就没有再抽。
如今,一代伟人离我们而去了,留下的是思想、风范与业绩,但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生活情趣与人格魅力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