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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知识分子当中，他是最有中国农民朴实气质的人。”物理学家杨振宁这样评价邓稼先。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被称为“两弹元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核武器先驱一样，邓稼先受人们尊敬，被后人缅怀，然而不太一样的是这位原子弹之父生前坎坷的命运。他生活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和很多同时期的科学家一样，把最好的时光完全奉献给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荣誉和光环只在
身后。
人们似乎对他很了解，却又不太了解。他是一个最没有私心的人。这个当年意气风发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海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来与国人共同艰苦奋斗，只为了国家的强盛。他也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他为中国核武器的事业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了28年后，才因为一篇简短的报道为人们所知。他一生的信仰是一个“纯”字代表的品格，忠厚平实，从不骄人。正是这种品格，让邓稼先能在那个一穷二白，充满斗争和混乱的年代，领导社会各阶层工作者，成功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追忆，这位两弹元勋的低调而不凡的一生。
受传统文化启迪的童年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降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白麟坂镇。这是一个颇具古风的老镇。一条条街道用青石板铺就，一座座徽派风格的建筑，历经风风雨雨几百年，但在当时仍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清遗留的繁华景象。邓氏家族在白麟坂镇声名显赫，邓稼先六世祖爷邓石如，被推崇为清代篆刻、书法第一大家，闻名大江南北。宫廷还赠与他一套宅院。这套宅院建于四灵山水间，并命名为“铁砚山房”，这里成为邓稼先小时候的摇篮。当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世界时，他的祖国像是一部老牛拉着的破车，行进在风雨迷漫的世纪之途。在邓稼先出生的1924年，中国历史上正上演一出军阀混战的悲剧。然而，白麟坂古镇却是一块安静的沃土，是一处“世外桃源”。宁静、古朴的山水启迪了他的智慧。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书画家、艺术评论家。自幼接受父辈的严格家教，苦读诗书，工画山水。1907年，邓以蛰刚满15岁便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一年以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1913年，邓以蛰学成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期间，邓以蛰在《晨报》《新青年》等我国早期进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文笔奔放，见解独到，给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蠲，同“涓”）女士，聰颖贤淑。虽然是大家闺秀，但自嫁到邓家，无论农活家务，她都勤于操作，且手脚麻利，不怕辛苦。她为人宽厚，从不与人口舌，不在背后讲别人的是非；她还把娘家陪嫁的布匹拿出来给佣人做衣服。人们夸奖她是一个宽宏大度、仗义疏财的好人。
这种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家庭，对于邓稼先品格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就在邓稼先出生的那年，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等在同国民革命军作战中均遭败绩。紧接着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并偕宋庆龄赴京。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出现了第一次合作，这使得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邓以蛰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1925年，他借回家度假之机，将妻子儿女接来北京定居。当时，邓稼先刚满八个月。
邓稼先的第二故居北京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是一座有着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邓稼先刚满五岁时，父亲的挚友张奚若来访，小稼先穿了一件齐地长袍站在比他还高的火炉前背诵《论语》。
张奚若不禁惊奇地问道：“叔存兄，如今是什么年代了，你还让孩子背诵这些东西？”邓以蛰则操着浓重的安徽乡音笑微微地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让孩子懂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化，这对他今后的发展会有好处。”
邓以蛰尽管受过日美文化的熏陶，但他在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的道德情操中，依然保留着许多儒家思想的色彩。他认为儒家思想中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部分很有道理，合乎人情。在邓稼先的印象中，父亲修长的身材，总是挺得很直，走起路来，神态自若，透出一股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气。他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头脑中深藏着博大精深的学识，外表却显得极为平易随和。在学校他是一位严谨治学的教授，在家中却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在学习和行为规范上，他对幼子严格要求；在生活和爱好上，则对稼先相当宽松。邓以蛰喜欢京剧，自邓稼先懂事以后，他便经常带着爱子去剧场看戏，《武松打虎》《林冲夜奔》《野猪林》等水浒戏中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镌刻在幼小的邓稼先心间。
邓以蛰的幼儿教育可谓做得非常成功，他不仅注意开发儿子的智力，还总是从多方面启迪邓稼先，使儿子懂得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经常对小稼先说，人活在世界上，不光要和自家的人一起生活，还要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不仅要和人交往，还要和其他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一切生物密切相关。像树呀，草呀，水里的鱼呀，天空飞的鸟呀，都是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伤害它们。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就像她的名字那样，秉性贤淑、倩丽。她待人和蔼可亲，对待孩子们关怀备至，协助丈夫管理家务，教养子女，是邓先生的贤内助。让邓稼先难忘的，是每当六七月盛夏季节的夜晚，父亲冒着酷热在室内灯下做学问，母亲便带上他们姐弟，坐在庭院里讲故事或看闪烁的星辰。母亲手里的大蒲扇不停地摇动着，为他们扇凉，驱赶蚊虫。母亲指给他们看夜空中的“银河”，看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牛郎星”，还有酷似一把羹匙似的北斗星，并给他们讲有关这些星座的神话故事。
邓稼先最感兴趣的，是母亲讲的嫦娥奔月、吴刚砍桂的故事：人吃了那种神药竟然可以飞到天上去，月宫里有棵桂树，永远也砍不倒，真神奇！他问母亲：“现在还有那种吃下去就可以飞到天上去的药吗？”母亲说：“这是神话传说，世间哪有这种药？”小稼先遗憾地说：“要能买到这种药就好了，我真想飞到天上去，到月宫去玩玩。”一句话，把全家人都逗笑了。
次日清晨，小稼先起床后兴奋地跑到母亲身边，说道：“妈妈，你猜我昨晚做了一个什么梦？”母亲摇摇头。小稼先手舞足蹈地说：“梦见我上天了，天上那么多星星，我想摘一个，可是它们太大了。我摘不动，就急醒了！”父亲听到了，走过来摸着邓稼先的头，心情很是兴奋。他知道邓稼先是一个心智初萌且富于幻想的孩子，便夸赞道：“好孩子，有志气，将来一定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 邓稼先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是邓以蛰先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其长子创造的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这样的特殊家世、优良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童幼教育，对于邓稼先日后的成长，起到了關键性的作用。
书香门第里的少年
邓稼先从小活泼健康，好动会玩。他冰滑得棒，棋下得好，而玩得最精的是杂技项目 “抖空竹”，这项爱好一直保持到成年以后。据妻子许鹿希回忆，“他年轻那会儿，甚至可以把茶壶盖拿来抖。”
父亲邓以蛰同时在3所大学兼课，家里经济条件算中等偏上。但邓稼先没有少爷脾气，他甚至能跟保姆和黄包车夫处得很好。一次他把家里的香烟拿出来给车夫老岳，求他陪自己下棋。老岳说，我可以陪你玩一两盘，但你不能拿家里的东西，养成坏习惯可不行。劳动人民的朴实品质在邓稼先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稼先5岁时，父亲为他请了私塾先生，教他背诵《诗经》《论语》。6岁那年，他被送进北京四存小学。这是一所极其尊孔的学校，古文训练很严格。邓稼先的学习成绩一般，他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偏爱数学等自然科学。家里的大量存书给他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条件，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一套几百本，那是邓稼先最爱看的。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家里就请来了英文教师，到小学毕业时，邓稼先英文已经达到高中一年级水平。
邓稼先的中学是北京崇德学校。他与杨振宁是同学。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与邓稼先父亲邓以蛰是多年挚友，一起去过美国留学，在清华大学又是同事，因而两个孩子从小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因为杨振宁比邓稼先高一级，所以在学校里处处护着他。那时崇德中学里有许多纨绔子弟，他们不好好学习，就叫邓稼先把作业给他们抄，否则就欺负他。杨振宁外号“杨大头”，年级高，个子也高，就常常跳将出来，为外号“老憨”的邓稼先撑腰。邓稼先与杨振宁都热爱数、理、化，并且成绩优异；而邓稼先的外语尤其好，那时已经能看英文的《格林童话》了。
在民族解放大潮中成长
邓稼先成长的年代，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始民主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华民族独立意识早已觉醒，各种进步的思潮涌动。由于身处思想活跃、开放的北平，邓稼先也受感染和熏陶。这样的历史环境，为他日后深厚的爱国情结打下了基础。
“七七事变”时邓稼先正上初二。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在他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当时日本宪兵队驻扎在府右街，中国人路过那里就得鞠躬，邓稼先上学放学宁愿绕很远的路，也不给日本人行礼。一次，日本人召开大会，给每个学生发一面小太阳旗，邓稼先悄悄把旗撕了扔掉，不料被一个日伪警察看见，并告到了学校。因崇德学校是教会学校，对日本人不屑一顾，校方就说学校没有这个人，搪塞过去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勒令崇德学校解散。校长找到邓以蛰，说邓稼先的学业很有前途，但思想激进，留在北平迟早会出事，最好把他送走。邓以蛰便下了决心，让邓稼先的大姐带他到重庆去念书。那时，大姐邓仲先刚从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来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又和杨振宁成为同学。
1945年12月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西南联大等学校，对学生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学生4人，炸伤20余人。惨案发生后，为了给受伤同学买药，邓稼先曾不顾同学们的劝阻，趁夜晚跳墙出去，买回了药品。
在此之前，邓稼先虽有爱国思想，但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所以没有参加进步组织。惨案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便毅然参加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也就在这时，邓稼先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幸运的是，当时邓稼先大姐夫郑华炽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与校长梅贻琦很熟，他们悄悄把邓稼先的名字从学校名册中划掉了。
1946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被北京大学聘为物理助教。此后，他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据邓稼先的同胞弟邓携先回忆，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他也在北大广场集会，曾亲眼看见邓稼先面对军警勇敢地跳上讲台演说。那种大无畏的气概，让邓携先印象深刻。
留学普渡的“娃娃博士”
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回到阔别六年的北平。他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上等香烟，他一回到家就紧紧地拥抱着母亲，好像瞬间返还到童年时代，这种返还显示着心灵的纯洁。邓稼先赞赏别人爱用“pure”（纯洁），这是他特别欣赏和终生追求的道德境界。
回家后第二天，邓稼先便骑着自行车找老同学们去了。他寻访旧地和故友，有一种久别后的关切之情涌动于心。一次他从北京图书馆回来，带着深感安慰的神情对弟弟邓携先说：“图书馆还是那么窗明几净，鸦雀无声，自来水龙头和以前一样还可以喝水，真舒服呀！”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又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学生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邓稼先始终积极参加这些运动，并在北京大学讲助会里勤恳忠诚地工作着，这都使得他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义论》等许多著作，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定会成功，一个崭新的中国必将诞生。如何给新中国做贡献呢？他觉得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物理学根底。
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邓稼先无意中碰到了北大物理系二年级的于敏，两人并不相识，却聊得很投机，无所不谈，一直聊到深夜。他们没有想到，20年后，他们俩合作提出了“邓——于方案”，为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在理论设计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8年秋，邓稼先受杨武之教授之托，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乘船，飘洋过海到美国去。临行前，一位对他思想帮助很大的同志袁永厚要他留在北平迎接解放，但是他明确地回答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在杨振宁的介绍下，邓稼先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当时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也没有任何外来的支援，仅仅靠父亲邓以蛰1924年在美国存的一点积蓄生活，长期下来，吃饭都不够，他不得不到学校实验室打工挣钱才能勉强维持。
据物理学家洪朝生回忆，邓稼先曾和他共租一间房子，那时他生活很拮据，只能吃几片面包、一点香肠这样最简单的伙食。他必须计划着吃，什么时候有饭有菜，什么时候只有面包就行了，偶尔还要空上一顿。直到第二年，邓稼先得到了奖学金，才解决了生活问题。
邓稼先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强烈感觉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有着难以想象的差距，这个事实再一次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下定决心刻苦读书。就这样，他仅用了两年就修完了全部的课程，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为了实现当初对袁永厚的承诺，在获得学位的第9天，他就回国了。
甜蜜却短暂的岁月
1950年8月，邓稼先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回国。同年10月，便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此后的8年，他一直从事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也在这8年里，他收获了美好的爱情和家庭，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度过了他人生中僅有的短短几年的天伦之乐。
1953年，曾经青梅竹马并结下师生之谊的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了。头几年，一家人住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许鹿希每天乘坐的30路公共汽车乘客稀少，离家最近的车站也有两站路之遥。每到晚上，邓稼先总是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接她。路边稻花清香青蛙欢唱，萤火虫闪闪烁烁，就在这如诗的恬淡中，他们相偎相依，感受着家的温馨与爱情的甜蜜……
关于那段珍贵的时光，在历史资料中却记录很少。幸而在2011年，通过“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的访谈，我们能看到这段由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讲述的回忆：
“1958年，邓稼先接受了原子弹的任务，1958年以前的话，我们是非常的悠闲，很舒服。因为我是在大学里教书，他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做副研究员，那时候我们有两个小孩。因为一般的原子能研究所，就是科研工作，很轻松，发表一篇文章，只要写出来的文章都可以马上寄出去发表，没有什么保密的，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出去玩呗。
邓稼先非常活泼，这人非常爱玩，他喜欢游泳，喜欢爬山，还喜欢听京戏，也喜欢看芭蕾舞，不管票多贵，我们都去看。另外，他冬天也会滑冰，他里八字、外八字都滑得很好。他最拿手的是抖那个空竹，就是杂技团甩那个空竹，他不但会抖那个空竹，还拿我们家里头只要带把的都可以，就像锅盖，有圆把，把那个绳子一缠起来抖那个锅盖，往上一扔，他接一下。有时候扔的掉地下，满地转，我的两个小孩就跟着锅盖追，家里西里呼噜的，非常开心。”
然而，人生的转折往往在不经意间到来。1958年的那个夏夜，注定了两人长达28年的分离。
和“大白熊”在一起
1958年夏天，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他被任命为原子弹理论部主任，而当时手下只有两人。邓稼先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名校挑选了28名应届毕业生。九院刚刚成立，却没有现成的工作地点，邓稼先就和新来的大学生白手起家开始搭建。新九院选址在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他们砍高粱、平田地、运砖石、和泥、推车，干得热火朝天。炎炎烈日下，邓稼先光着膀子，赤膊上阵。大学生们欢快地叫他“大白熊”。“大白熊”慈眉善目，常常微笑着。工作之余，他不忘展示自己的才华，为大家解闷。有一次，妻子许鹿希来京郊探望他，他就用德语给同事们演唱《欢乐颂》，博得了大家的喝彩。
很快，房子问题解决了。然而最重要的任务才刚刚开始。由于核物理对这些大学生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邓稼先便开始了对他们的“扫盲”工作。
冬天来了，参加“扫盲班”的大学生住在亲手建起的宿舍里，湿墙湿地湿被褥，室内比室外还冷。被冻得无法忍受时，邓稼先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躲进对面一家副食店看书。副食店有个烧得通红的大铁炉。有时他们看书看累了，就开始闲聊。
“大白熊，吉祥戏院今晚有马连良的《四进士》，怎么样？”有人提议。
当时，邓稼先的月薪204元。堪称戏迷的邓稼先兴奋地说：“走，今天放大家一晚上假，瞧戏去，我请客。”
“你知道戏票早卖光了，才敢说此大话吧！”
“什么话！就是真的没票，我也能弄到票。骑车子走！”
他们有所不知，邓稼先在中科院的时候，常常带着许鹿希去等别人退票。看完戏，他俩并不急于回家，在月光洒落的小路上，妻子依偎着他的臂膀缓缓漫步。
冬天过去了，春天却迟迟不来。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承诺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那一车的俄文资料像空中游云，随风而逝。专家撤走了，他们留下“赠言”：“在原子领域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邓稼先告诉大学生们：“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可以干得更好。尽管今后的路是曲折的，甚至是艰险的，但是，什么困难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
1960年，邓稼先被委任为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他要拿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的“图纸”。
邓稼先肩负大山般的重任，艰难前行。他既要“攻关”搞运算，又要“扫盲”培育原子新人。从此，他的生活变得紧张而忙碌。
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
原子弹设计方案攻关的岁月，正好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奋战的年轻人常常在紧张的运算之后，疲惫地呼唤：“老邓，我们饿，我们好饿呀！”邓稼先马上应道：“好的，你们等着，我这就想办法去！”没过多久，邓稼先从外面拎回一包饼干。
每当他们突破一个难关，邓稼先都会兴奋地说：“伙计们，都推车子去！”大家知道，老邓又要请他们撮一顿啦。在商品紧缺的年代，老邓的善举常给自身带来困窘。可研究上一旦有进展，他还是想有所表示。这时，他就会悄悄溜出去，买些火烧回来，大伙一哄而上。他会在一旁笑着说：“也给我留一口啊！” 在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时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了这支队伍。邓稼先激动地称他们是三尊大“菩萨”，他是“菩萨”身边的小童子。攻关的日子，邓稼先白天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要阅判计算的数值。脸顾不上洗，头顾不上理。
一次会议间隙，王淦昌审视着他那头长发，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他红着脸看看自己的衣服，纽扣系错了，急忙调整。这时，王老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含蓄地笑了。邓稼先实在是忙得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发现大门口警卫排有个战士在理发，便“加塞”坐在长条凳上，笑着说：“这是你的试验田，大胆来！”
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还要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随着试验阶段的到来，很快，研究基地就迁到了我国西北的荒漠地区，而邓稼先所在的九院则远迁到了青海的金银滩。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科研之余，邓稼先不仅教年轻人学唱京剧《望江亭》《杨门女将》，还教他们练体操。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时候，他便领着大伙在室内玩“跳木马”，他常常手扶双腿当“木马”，让年轻人一个个从自己背上跳过去。
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正是靠着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一次地下核试验，有一个机器出了故障。有人主张把机器拉上来查看，但这样太危险。为了安全，在寒冷的戈壁摊上，他亲自下井，解决问题后，又组织召开庆祝会。由于休息不好，他只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一量血压，竟低到吓人。抢救了两天两夜，邓稼先才醒了。他开口第一句话是：“研究报告出来没有？”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高原总装成功。两个月后，“原子城”的科研人员陆续向着新疆罗布泊试验场集结。
原子弹交付试验前的一刻，紧张和焦虑吞噬着邓稼先的心。许多领导忍不住都来问他有没有把握，他只能笑而不答。有时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就说：“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新疆罗布泊，这片沉寂了1600多年的荒漠上骤然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出了惊天巨响。邓稼先喜极而泣，热泪长流。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邓稼先又受命率领原班人马研制氢弹。工作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邓稼先的家却遭遇了变故。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邓稼先进京汇报工作，终于见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妻子。然而，清秀的妻子却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显得清瘦而疲倦。14岁的女儿也被下放到了内蒙古。后来邓稼先争取到一个出差的机会，特地来到内蒙乌拉特前旗看女儿。
那一天，他穿上蓝涤卡上衣，带着平日里积攒的罐头，心情愉悦地上路了。他见到女儿时，觉得她整个儿变黑了，头发黄黄的。他给女儿打开猪肉罐头，看到女儿狼吞虎咽地吃，他强忍着酸楚，把泪水咽进了肚里。后来，他通过询问当地几个年轻人了解到，女儿曾连着吃了一个星期野菜糠窝窝头。
返回的路上，邓稼先郁郁寡欢、满心愧疚。“她太小，在这里又受这么多的苦，我不是一个好爸爸。”他想到女儿刚会喊爸爸的时候，他就兴奋地用双手抱住不满周岁的女儿，要她再叫一声，再叫一声，不仅要她重复地叫爸爸，渐渐地，还让她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最最好爸爸”……可是，如今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尽到当爸爸的责任。他们一家4口，天各一方，邓稼先的小儿子还在爷爷那里寄养。
然而，邓稼先自己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只身在大西北，亲人远在北京。妻子偶尔会托人捎来酸三色糖块和油炒面。而这些他爱吃的东西，他都跟基地的同事们分着吃。他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衣服特意留着穿去看女儿，平时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让警卫找来医用的白胶布贴上。
有一天，邓稼先神秘地对下属说：“嘿嘿，我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煮面条是水开了才放面条啊！”
“对呀。”
“以前，我是把面条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邓稼先的工作时常伴随着危险。核武器爆炸试验前，要插雷管，这是所有工作中最危险的。他总是默默地站在操作者身后。
有一次午夜时分，邓稼先刚刚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车间来电话，说是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点问题。他放下电话，穿着拖鞋就上了吉普车。黑夜里的瓢泼大雨，使河水漫过桥面。司机内心紧张，减慢了车速。邓稼先使劲摇晃着司机的肩膀喊道：“冲，往前冲！”司机急切地说：“老鄧，你可是大科学家啊！”邓稼先严肃地压低声音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机明白邓稼先的心情，加大了油门，冲过桥面。到了车间，邓稼先立即投入工作，经过一天一夜，故障终于排除。
一次意义重大的会面
1971年，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首次访华。他要见的亲友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他们是安徽同乡、中学好友，后来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和在美国留学的好友。他想知道阔别了22年之久的邓稼先在做些什么。
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美国核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杨、邓二人在北京会面。杨振宁询问他的工作地点时，邓稼先只说“在外地工作”。接着杨振宁又问，是不是象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Joan Hinton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等回去再证实一下。他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在电话机上，总理让邓稼先如实地对杨振宁说。
1971年8月16日，杨振宁在上海的告别晚宴上收到邓稼先的亲笔信，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看完此封短短的信后，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默默流泪，不得不去洗手间整理仪容。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会面的意义不仅在于促成二人久别重逢，对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来说，更是一次生命的挽救。
1971年正是“四人帮”猖獗的时期。在会面之前，青海的“四人帮”爪牙正给邓稼先办“学习班”，称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据许鹿希回忆到，“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
“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邓稼先。周总理就下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当时，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被抓的科学家也因此而得救。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
“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重要”
70年代末，一次投试实验出现事故，核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抱起核弹碎片仔细检验。正是这次意外，让癌细胞在邓稼先体内埋下了根。
1985年7月31日，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回北京向张爱萍将军汇报工作。张爱萍发现他气色不好，便亲自打电话给301医院，逼着邓稼先去医院检查。医生查完，生气地说：“你今天不能走了。”
8月10日，邓稼先接受了直肠癌手术。
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和那一本书。”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大国的核技术已达到了理论极限。这样，他们就会主张核禁试。邓稼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
出院回家小住时，他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为起草建议书做准备。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京开会的同志到家中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交车，竟发现老邓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他是刚从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腰间还别着一个引流袋。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的癌细胞转移加快，疼痛剧烈，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他多次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垫上，伏案修改，最终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
邓稼先让妻子许鹿希把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签名的建议书亲自送到九院领导手中。临出门，邓稼先叫住她：“这个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重要。”
生命的最后时光
1986年初，在妻子的陪同下，邓稼先去游览了地坛庙会。他依然显露出天真的童心，集市上各种小吃，各种土特产，各种表演，都深深地吸引着他。而在被工作拴住的28年里，他从没有去过一次庙会。
邓稼先非常热爱生活，在家有好的电视节目，他会看完再投入工作，他会像孩子一样站起来给中国女排鼓掌。他还能一本正经地给别人讲解到剧场钓票的经验。遗憾的是，事业留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了。
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他预感到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而此时他正在计划着写一本预计80万字的书——《规范场论》。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让医生从研究基地带给他，晚上偷偷地写。
但是，这个工作却没有完成……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突然过上了一种很不习惯的生活，他身不由己地被记者们的鲜花、相机与话筒包围着。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与报纸摘要”中也播发了这则新闻。
1986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總理李鹏前往301医院，向邓稼先颁发全国劳动模范证书和奖章。邓稼先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
就在戴上这枚奖章的12天后，邓稼先与世长辞。
让记忆延续着
如今的罗布泊，空气中飘荡的是悠扬的驼铃声，戈壁上一片辽阔与平静，很难让人想起曾经发生的热血故事。风从倒下的胡杨树的缝隙间掠过，那些人，那些不朽的足迹都已远去。
1996年7月29日，是邓稼先去世10周年。中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暂停核试验。
青藏高原上的金银滩，千里旷野，依旧是草原如茵，牛羊遍地。青海湖水映照出天空纯净的蓝色，在那里，邓稼先的英魂长存。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被称为“两弹元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核武器先驱一样，邓稼先受人们尊敬，被后人缅怀，然而不太一样的是这位原子弹之父生前坎坷的命运。他生活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和很多同时期的科学家一样，把最好的时光完全奉献给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荣誉和光环只在
身后。
人们似乎对他很了解，却又不太了解。他是一个最没有私心的人。这个当年意气风发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海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来与国人共同艰苦奋斗，只为了国家的强盛。他也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他为中国核武器的事业隐姓埋名、默默奉献了28年后，才因为一篇简短的报道为人们所知。他一生的信仰是一个“纯”字代表的品格，忠厚平实，从不骄人。正是这种品格，让邓稼先能在那个一穷二白，充满斗争和混乱的年代，领导社会各阶层工作者，成功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追忆，这位两弹元勋的低调而不凡的一生。
受传统文化启迪的童年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降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白麟坂镇。这是一个颇具古风的老镇。一条条街道用青石板铺就，一座座徽派风格的建筑，历经风风雨雨几百年，但在当时仍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清遗留的繁华景象。邓氏家族在白麟坂镇声名显赫，邓稼先六世祖爷邓石如，被推崇为清代篆刻、书法第一大家，闻名大江南北。宫廷还赠与他一套宅院。这套宅院建于四灵山水间，并命名为“铁砚山房”，这里成为邓稼先小时候的摇篮。当他第一次张开眼睛看世界时，他的祖国像是一部老牛拉着的破车，行进在风雨迷漫的世纪之途。在邓稼先出生的1924年，中国历史上正上演一出军阀混战的悲剧。然而，白麟坂古镇却是一块安静的沃土，是一处“世外桃源”。宁静、古朴的山水启迪了他的智慧。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书画家、艺术评论家。自幼接受父辈的严格家教，苦读诗书，工画山水。1907年，邓以蛰刚满15岁便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文学；一年以后，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1913年，邓以蛰学成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这期间，邓以蛰在《晨报》《新青年》等我国早期进步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文笔奔放，见解独到，给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蠲，同“涓”）女士，聰颖贤淑。虽然是大家闺秀，但自嫁到邓家，无论农活家务，她都勤于操作，且手脚麻利，不怕辛苦。她为人宽厚，从不与人口舌，不在背后讲别人的是非；她还把娘家陪嫁的布匹拿出来给佣人做衣服。人们夸奖她是一个宽宏大度、仗义疏财的好人。
这种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家庭，对于邓稼先品格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就在邓稼先出生的那年，直系军阀吴佩孚，皖系军阀卢永祥等在同国民革命军作战中均遭败绩。紧接着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求中国之统一和建设”，并偕宋庆龄赴京。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出现了第一次合作，这使得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邓以蛰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1925年，他借回家度假之机，将妻子儿女接来北京定居。当时，邓稼先刚满八个月。
邓稼先的第二故居北京丰盛胡同北沟沿甲12号，是一座有着明清建筑风格的四合院。邓稼先刚满五岁时，父亲的挚友张奚若来访，小稼先穿了一件齐地长袍站在比他还高的火炉前背诵《论语》。
张奚若不禁惊奇地问道：“叔存兄，如今是什么年代了，你还让孩子背诵这些东西？”邓以蛰则操着浓重的安徽乡音笑微微地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让孩子懂一些传统的中国文化，这对他今后的发展会有好处。”
邓以蛰尽管受过日美文化的熏陶，但他在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的道德情操中，依然保留着许多儒家思想的色彩。他认为儒家思想中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部分很有道理，合乎人情。在邓稼先的印象中，父亲修长的身材，总是挺得很直，走起路来，神态自若，透出一股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气。他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头脑中深藏着博大精深的学识，外表却显得极为平易随和。在学校他是一位严谨治学的教授，在家中却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在学习和行为规范上，他对幼子严格要求；在生活和爱好上，则对稼先相当宽松。邓以蛰喜欢京剧，自邓稼先懂事以后，他便经常带着爱子去剧场看戏，《武松打虎》《林冲夜奔》《野猪林》等水浒戏中的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镌刻在幼小的邓稼先心间。
邓以蛰的幼儿教育可谓做得非常成功，他不仅注意开发儿子的智力，还总是从多方面启迪邓稼先，使儿子懂得人与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经常对小稼先说，人活在世界上，不光要和自家的人一起生活，还要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不仅要和人交往，还要和其他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一切生物密切相关。像树呀，草呀，水里的鱼呀，天空飞的鸟呀，都是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随便伤害它们。
邓稼先的母亲王淑蠲，就像她的名字那样，秉性贤淑、倩丽。她待人和蔼可亲，对待孩子们关怀备至，协助丈夫管理家务，教养子女，是邓先生的贤内助。让邓稼先难忘的，是每当六七月盛夏季节的夜晚，父亲冒着酷热在室内灯下做学问，母亲便带上他们姐弟，坐在庭院里讲故事或看闪烁的星辰。母亲手里的大蒲扇不停地摇动着，为他们扇凉，驱赶蚊虫。母亲指给他们看夜空中的“银河”，看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牛郎星”，还有酷似一把羹匙似的北斗星，并给他们讲有关这些星座的神话故事。
邓稼先最感兴趣的，是母亲讲的嫦娥奔月、吴刚砍桂的故事：人吃了那种神药竟然可以飞到天上去，月宫里有棵桂树，永远也砍不倒，真神奇！他问母亲：“现在还有那种吃下去就可以飞到天上去的药吗？”母亲说：“这是神话传说，世间哪有这种药？”小稼先遗憾地说：“要能买到这种药就好了，我真想飞到天上去，到月宫去玩玩。”一句话，把全家人都逗笑了。
次日清晨，小稼先起床后兴奋地跑到母亲身边，说道：“妈妈，你猜我昨晚做了一个什么梦？”母亲摇摇头。小稼先手舞足蹈地说：“梦见我上天了，天上那么多星星，我想摘一个，可是它们太大了。我摘不动，就急醒了！”父亲听到了，走过来摸着邓稼先的头，心情很是兴奋。他知道邓稼先是一个心智初萌且富于幻想的孩子，便夸赞道：“好孩子，有志气，将来一定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 邓稼先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这是邓以蛰先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其长子创造的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这样的特殊家世、优良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童幼教育，对于邓稼先日后的成长，起到了關键性的作用。
书香门第里的少年
邓稼先从小活泼健康，好动会玩。他冰滑得棒，棋下得好，而玩得最精的是杂技项目 “抖空竹”，这项爱好一直保持到成年以后。据妻子许鹿希回忆，“他年轻那会儿，甚至可以把茶壶盖拿来抖。”
父亲邓以蛰同时在3所大学兼课，家里经济条件算中等偏上。但邓稼先没有少爷脾气，他甚至能跟保姆和黄包车夫处得很好。一次他把家里的香烟拿出来给车夫老岳，求他陪自己下棋。老岳说，我可以陪你玩一两盘，但你不能拿家里的东西，养成坏习惯可不行。劳动人民的朴实品质在邓稼先的心灵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邓稼先5岁时，父亲为他请了私塾先生，教他背诵《诗经》《论语》。6岁那年，他被送进北京四存小学。这是一所极其尊孔的学校，古文训练很严格。邓稼先的学习成绩一般，他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偏爱数学等自然科学。家里的大量存书给他提供了很好的阅读条件，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全书《万有文库》，一套几百本，那是邓稼先最爱看的。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家里就请来了英文教师，到小学毕业时，邓稼先英文已经达到高中一年级水平。
邓稼先的中学是北京崇德学校。他与杨振宁是同学。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与邓稼先父亲邓以蛰是多年挚友，一起去过美国留学，在清华大学又是同事，因而两个孩子从小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因为杨振宁比邓稼先高一级，所以在学校里处处护着他。那时崇德中学里有许多纨绔子弟，他们不好好学习，就叫邓稼先把作业给他们抄，否则就欺负他。杨振宁外号“杨大头”，年级高，个子也高，就常常跳将出来，为外号“老憨”的邓稼先撑腰。邓稼先与杨振宁都热爱数、理、化，并且成绩优异；而邓稼先的外语尤其好，那时已经能看英文的《格林童话》了。
在民族解放大潮中成长
邓稼先成长的年代，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开始民主革命斗争的时期。中华民族独立意识早已觉醒，各种进步的思潮涌动。由于身处思想活跃、开放的北平，邓稼先也受感染和熏陶。这样的历史环境，为他日后深厚的爱国情结打下了基础。
“七七事变”时邓稼先正上初二。日本人的侵略暴行在他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当时日本宪兵队驻扎在府右街，中国人路过那里就得鞠躬，邓稼先上学放学宁愿绕很远的路，也不给日本人行礼。一次，日本人召开大会，给每个学生发一面小太阳旗，邓稼先悄悄把旗撕了扔掉，不料被一个日伪警察看见，并告到了学校。因崇德学校是教会学校，对日本人不屑一顾，校方就说学校没有这个人，搪塞过去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勒令崇德学校解散。校长找到邓以蛰，说邓稼先的学业很有前途，但思想激进，留在北平迟早会出事，最好把他送走。邓以蛰便下了决心，让邓稼先的大姐带他到重庆去念书。那时，大姐邓仲先刚从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来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又和杨振宁成为同学。
1945年12月1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西南联大等学校，对学生大打出手，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学生4人，炸伤20余人。惨案发生后，为了给受伤同学买药，邓稼先曾不顾同学们的劝阻，趁夜晚跳墙出去，买回了药品。
在此之前，邓稼先虽有爱国思想，但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所以没有参加进步组织。惨案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便毅然参加了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也就在这时，邓稼先的名字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幸运的是，当时邓稼先大姐夫郑华炽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与校长梅贻琦很熟，他们悄悄把邓稼先的名字从学校名册中划掉了。
1946年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被北京大学聘为物理助教。此后，他积极参加反蒋民主运动。据邓稼先的同胞弟邓携先回忆，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他也在北大广场集会，曾亲眼看见邓稼先面对军警勇敢地跳上讲台演说。那种大无畏的气概，让邓携先印象深刻。
留学普渡的“娃娃博士”
1946年夏，邓稼先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回到阔别六年的北平。他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上等香烟，他一回到家就紧紧地拥抱着母亲，好像瞬间返还到童年时代，这种返还显示着心灵的纯洁。邓稼先赞赏别人爱用“pure”（纯洁），这是他特别欣赏和终生追求的道德境界。
回家后第二天，邓稼先便骑着自行车找老同学们去了。他寻访旧地和故友，有一种久别后的关切之情涌动于心。一次他从北京图书馆回来，带着深感安慰的神情对弟弟邓携先说：“图书馆还是那么窗明几净，鸦雀无声，自来水龙头和以前一样还可以喝水，真舒服呀！”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又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学生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邓稼先始终积极参加这些运动，并在北京大学讲助会里勤恳忠诚地工作着，这都使得他在政治上进一步成熟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义论》等许多著作，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定会成功，一个崭新的中国必将诞生。如何给新中国做贡献呢？他觉得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物理学根底。
1947年，邓稼先顺利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邓稼先无意中碰到了北大物理系二年级的于敏，两人并不相识，却聊得很投机，无所不谈，一直聊到深夜。他们没有想到，20年后，他们俩合作提出了“邓——于方案”，为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在理论设计上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8年秋，邓稼先受杨武之教授之托，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乘船，飘洋过海到美国去。临行前，一位对他思想帮助很大的同志袁永厚要他留在北平迎接解放，但是他明确地回答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在杨振宁的介绍下，邓稼先去了美国普渡大学。当时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也没有任何外来的支援，仅仅靠父亲邓以蛰1924年在美国存的一点积蓄生活，长期下来，吃饭都不够，他不得不到学校实验室打工挣钱才能勉强维持。
据物理学家洪朝生回忆，邓稼先曾和他共租一间房子，那时他生活很拮据，只能吃几片面包、一点香肠这样最简单的伙食。他必须计划着吃，什么时候有饭有菜，什么时候只有面包就行了，偶尔还要空上一顿。直到第二年，邓稼先得到了奖学金，才解决了生活问题。
邓稼先到美国后的第一个强烈感觉是：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有着难以想象的差距，这个事实再一次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下定决心刻苦读书。就这样，他仅用了两年就修完了全部的课程，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为了实现当初对袁永厚的承诺，在获得学位的第9天，他就回国了。
甜蜜却短暂的岁月
1950年8月，邓稼先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回国。同年10月，便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此后的8年，他一直从事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也在这8年里，他收获了美好的爱情和家庭，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度过了他人生中僅有的短短几年的天伦之乐。
1953年，曾经青梅竹马并结下师生之谊的许鹿希与邓稼先结婚了。头几年，一家人住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许鹿希每天乘坐的30路公共汽车乘客稀少，离家最近的车站也有两站路之遥。每到晚上，邓稼先总是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接她。路边稻花清香青蛙欢唱，萤火虫闪闪烁烁，就在这如诗的恬淡中，他们相偎相依，感受着家的温馨与爱情的甜蜜……
关于那段珍贵的时光，在历史资料中却记录很少。幸而在2011年，通过“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的访谈，我们能看到这段由邓稼先夫人许鹿希讲述的回忆：
“1958年，邓稼先接受了原子弹的任务，1958年以前的话，我们是非常的悠闲，很舒服。因为我是在大学里教书，他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做副研究员，那时候我们有两个小孩。因为一般的原子能研究所，就是科研工作，很轻松，发表一篇文章，只要写出来的文章都可以马上寄出去发表，没有什么保密的，只要有时间我们就出去玩呗。
邓稼先非常活泼，这人非常爱玩，他喜欢游泳，喜欢爬山，还喜欢听京戏，也喜欢看芭蕾舞，不管票多贵，我们都去看。另外，他冬天也会滑冰，他里八字、外八字都滑得很好。他最拿手的是抖那个空竹，就是杂技团甩那个空竹，他不但会抖那个空竹，还拿我们家里头只要带把的都可以，就像锅盖，有圆把，把那个绳子一缠起来抖那个锅盖，往上一扔，他接一下。有时候扔的掉地下，满地转，我的两个小孩就跟着锅盖追，家里西里呼噜的，非常开心。”
然而，人生的转折往往在不经意间到来。1958年的那个夏夜，注定了两人长达28年的分离。
和“大白熊”在一起
1958年夏天，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他被任命为原子弹理论部主任，而当时手下只有两人。邓稼先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在名校挑选了28名应届毕业生。九院刚刚成立，却没有现成的工作地点，邓稼先就和新来的大学生白手起家开始搭建。新九院选址在北京城外的一片高粱地。他们砍高粱、平田地、运砖石、和泥、推车，干得热火朝天。炎炎烈日下，邓稼先光着膀子，赤膊上阵。大学生们欢快地叫他“大白熊”。“大白熊”慈眉善目，常常微笑着。工作之余，他不忘展示自己的才华，为大家解闷。有一次，妻子许鹿希来京郊探望他，他就用德语给同事们演唱《欢乐颂》，博得了大家的喝彩。
很快，房子问题解决了。然而最重要的任务才刚刚开始。由于核物理对这些大学生中的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邓稼先便开始了对他们的“扫盲”工作。
冬天来了，参加“扫盲班”的大学生住在亲手建起的宿舍里，湿墙湿地湿被褥，室内比室外还冷。被冻得无法忍受时，邓稼先就带着几个年轻人躲进对面一家副食店看书。副食店有个烧得通红的大铁炉。有时他们看书看累了，就开始闲聊。
“大白熊，吉祥戏院今晚有马连良的《四进士》，怎么样？”有人提议。
当时，邓稼先的月薪204元。堪称戏迷的邓稼先兴奋地说：“走，今天放大家一晚上假，瞧戏去，我请客。”
“你知道戏票早卖光了，才敢说此大话吧！”
“什么话！就是真的没票，我也能弄到票。骑车子走！”
他们有所不知，邓稼先在中科院的时候，常常带着许鹿希去等别人退票。看完戏，他俩并不急于回家，在月光洒落的小路上，妻子依偎着他的臂膀缓缓漫步。
冬天过去了，春天却迟迟不来。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承诺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那一车的俄文资料像空中游云，随风而逝。专家撤走了，他们留下“赠言”：“在原子领域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一片空白！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邓稼先告诉大学生们：“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干，而且可以干得更好。尽管今后的路是曲折的，甚至是艰险的，但是，什么困难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决心。”
1960年，邓稼先被委任为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他要拿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设计的“图纸”。
邓稼先肩负大山般的重任，艰难前行。他既要“攻关”搞运算，又要“扫盲”培育原子新人。从此，他的生活变得紧张而忙碌。
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
原子弹设计方案攻关的岁月，正好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这些奋战的年轻人常常在紧张的运算之后，疲惫地呼唤：“老邓，我们饿，我们好饿呀！”邓稼先马上应道：“好的，你们等着，我这就想办法去！”没过多久，邓稼先从外面拎回一包饼干。
每当他们突破一个难关，邓稼先都会兴奋地说：“伙计们，都推车子去！”大家知道，老邓又要请他们撮一顿啦。在商品紧缺的年代，老邓的善举常给自身带来困窘。可研究上一旦有进展，他还是想有所表示。这时，他就会悄悄溜出去，买些火烧回来，大伙一哄而上。他会在一旁笑着说：“也给我留一口啊！” 在突破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关键时刻，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加入了这支队伍。邓稼先激动地称他们是三尊大“菩萨”，他是“菩萨”身边的小童子。攻关的日子，邓稼先白天要到图书馆查找资料；晚上，要阅判计算的数值。脸顾不上洗，头顾不上理。
一次会议间隙，王淦昌审视着他那头长发，严肃地说：“小邓，怎么能这个样子呢？”他红着脸看看自己的衣服，纽扣系错了，急忙调整。这时，王老走过来摸摸他的头，含蓄地笑了。邓稼先实在是忙得连理发的时间都没有。后来，他发现大门口警卫排有个战士在理发，便“加塞”坐在长条凳上，笑着说：“这是你的试验田，大胆来！”
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还要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1963年初，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按预定计划诞生了。39岁的邓稼先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上，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随着试验阶段的到来，很快，研究基地就迁到了我国西北的荒漠地区，而邓稼先所在的九院则远迁到了青海的金银滩。
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科研之余，邓稼先不仅教年轻人学唱京剧《望江亭》《杨门女将》，还教他们练体操。天寒地冻、风雪交加的时候，他便领着大伙在室内玩“跳木马”，他常常手扶双腿当“木马”，让年轻人一个个从自己背上跳过去。
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正是靠着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一次地下核试验，有一个机器出了故障。有人主张把机器拉上来查看，但这样太危险。为了安全，在寒冷的戈壁摊上，他亲自下井，解决问题后，又组织召开庆祝会。由于休息不好，他只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一量血压，竟低到吓人。抢救了两天两夜，邓稼先才醒了。他开口第一句话是：“研究报告出来没有？”
1964年5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青海高原总装成功。两个月后，“原子城”的科研人员陆续向着新疆罗布泊试验场集结。
原子弹交付试验前的一刻，紧张和焦虑吞噬着邓稼先的心。许多领导忍不住都来问他有没有把握，他只能笑而不答。有时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就说：“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新疆罗布泊，这片沉寂了1600多年的荒漠上骤然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出了惊天巨响。邓稼先喜极而泣，热泪长流。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原子弹成功爆炸后，邓稼先又受命率领原班人马研制氢弹。工作的繁重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邓稼先的家却遭遇了变故。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邓稼先进京汇报工作，终于见到了让他魂牵梦绕的妻子。然而，清秀的妻子却没有了往日的神采，显得清瘦而疲倦。14岁的女儿也被下放到了内蒙古。后来邓稼先争取到一个出差的机会，特地来到内蒙乌拉特前旗看女儿。
那一天，他穿上蓝涤卡上衣，带着平日里积攒的罐头，心情愉悦地上路了。他见到女儿时，觉得她整个儿变黑了，头发黄黄的。他给女儿打开猪肉罐头，看到女儿狼吞虎咽地吃，他强忍着酸楚，把泪水咽进了肚里。后来，他通过询问当地几个年轻人了解到，女儿曾连着吃了一个星期野菜糠窝窝头。
返回的路上，邓稼先郁郁寡欢、满心愧疚。“她太小，在这里又受这么多的苦，我不是一个好爸爸。”他想到女儿刚会喊爸爸的时候，他就兴奋地用双手抱住不满周岁的女儿，要她再叫一声，再叫一声，不仅要她重复地叫爸爸，渐渐地，还让她叫“好爸爸”、“非常好爸爸”、“十分好爸爸”、“最最好爸爸”……可是，如今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没有尽到当爸爸的责任。他们一家4口，天各一方，邓稼先的小儿子还在爷爷那里寄养。
然而，邓稼先自己又过着怎样的生活？他只身在大西北，亲人远在北京。妻子偶尔会托人捎来酸三色糖块和油炒面。而这些他爱吃的东西，他都跟基地的同事们分着吃。他有两身衣服，新一点的衣服特意留着穿去看女儿，平时穿的那身衣服破了，就让警卫找来医用的白胶布贴上。
有一天，邓稼先神秘地对下属说：“嘿嘿，我刚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煮面条是水开了才放面条啊！”
“对呀。”
“以前，我是把面条和水一起煮，都煮成糊了。”
邓稼先的工作时常伴随着危险。核武器爆炸试验前，要插雷管，这是所有工作中最危险的。他总是默默地站在操作者身后。
有一次午夜时分，邓稼先刚刚休息。突然，核材料加工车间来电话，说是一个重要部件的加工出了一点问题。他放下电话，穿着拖鞋就上了吉普车。黑夜里的瓢泼大雨，使河水漫过桥面。司机内心紧张，减慢了车速。邓稼先使劲摇晃着司机的肩膀喊道：“冲，往前冲！”司机急切地说：“老鄧，你可是大科学家啊！”邓稼先严肃地压低声音说：“他们在等着我处理故障！干咱们这一行的，出了事故就不得了啊！”司机明白邓稼先的心情，加大了油门，冲过桥面。到了车间，邓稼先立即投入工作，经过一天一夜，故障终于排除。
一次意义重大的会面
1971年，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首次访华。他要见的亲友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他们是安徽同乡、中学好友，后来又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和在美国留学的好友。他想知道阔别了22年之久的邓稼先在做些什么。
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美国核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杨、邓二人在北京会面。杨振宁询问他的工作地点时，邓稼先只说“在外地工作”。接着杨振宁又问，是不是象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Joan Hinton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邓稼先说他觉得没有，等回去再证实一下。他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在电话机上，总理让邓稼先如实地对杨振宁说。
1971年8月16日，杨振宁在上海的告别晚宴上收到邓稼先的亲笔信，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看完此封短短的信后，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默默流泪，不得不去洗手间整理仪容。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会面的意义不仅在于促成二人久别重逢，对邓稼先等一批科学家来说，更是一次生命的挽救。
1971年正是“四人帮”猖獗的时期。在会面之前，青海的“四人帮”爪牙正给邓稼先办“学习班”，称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据许鹿希回忆到，“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
“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邓稼先。周总理就下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当时，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被抓的科学家也因此而得救。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
“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重要”
70年代末，一次投试实验出现事故，核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抱起核弹碎片仔细检验。正是这次意外，让癌细胞在邓稼先体内埋下了根。
1985年7月31日，任九院院长的邓稼先回北京向张爱萍将军汇报工作。张爱萍发现他气色不好，便亲自打电话给301医院，逼着邓稼先去医院检查。医生查完，生气地说：“你今天不能走了。”
8月10日，邓稼先接受了直肠癌手术。
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和那一本书。”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大国的核技术已达到了理论极限。这样，他们就会主张核禁试。邓稼先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
出院回家小住时，他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为起草建议书做准备。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约一位来京开会的同志到家中谈工作，这位同志下了公交车，竟发现老邓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他是刚从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腰间还别着一个引流袋。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的癌细胞转移加快，疼痛剧烈，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他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他多次坐在救生圈式的橡皮垫上，伏案修改，最终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
邓稼先让妻子许鹿希把这份自己和于敏共同签名的建议书亲自送到九院领导手中。临出门，邓稼先叫住她：“这个建议书比你我的命重要。”
生命的最后时光
1986年初，在妻子的陪同下，邓稼先去游览了地坛庙会。他依然显露出天真的童心，集市上各种小吃，各种土特产，各种表演，都深深地吸引着他。而在被工作拴住的28年里，他从没有去过一次庙会。
邓稼先非常热爱生活，在家有好的电视节目，他会看完再投入工作，他会像孩子一样站起来给中国女排鼓掌。他还能一本正经地给别人讲解到剧场钓票的经验。遗憾的是，事业留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了。
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他预感到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而此时他正在计划着写一本预计80万字的书——《规范场论》。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让医生从研究基地带给他，晚上偷偷地写。
但是，这个工作却没有完成……
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突然过上了一种很不习惯的生活，他身不由己地被记者们的鲜花、相机与话筒包围着。1986年6月24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与报纸摘要”中也播发了这则新闻。
1986年7月17日，时任国务院副總理李鹏前往301医院，向邓稼先颁发全国劳动模范证书和奖章。邓稼先说：“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
就在戴上这枚奖章的12天后，邓稼先与世长辞。
让记忆延续着
如今的罗布泊，空气中飘荡的是悠扬的驼铃声，戈壁上一片辽阔与平静，很难让人想起曾经发生的热血故事。风从倒下的胡杨树的缝隙间掠过，那些人，那些不朽的足迹都已远去。
1996年7月29日，是邓稼先去世10周年。中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暂停核试验。
青藏高原上的金银滩，千里旷野，依旧是草原如茵，牛羊遍地。青海湖水映照出天空纯净的蓝色，在那里，邓稼先的英魂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