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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是作家，出作品并不快，可是每部作品都有沉甸甸的分量，《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空山》《瞻对》等等，如静水深流，不急不缓，藏区在他的笔下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天空。作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的诸多有着青铜一样色泽的作品是如何炼就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阿来年轻时就特别相信这句话，在他看来，“行万里路”，用今天的话说，多少跟“深入生活”的意思相当。深入生活、行万里路也是许多作家的写作方式，一些人在没有什么可写时，会功利性地到处走一走，听一听奇闻逸事，让想象受一些刺激，回去就又可以写一写了。阿来不是这样的。他不是那种浅尝辄止、听到一点点小故事就莫名其妙被感动了的人。从年轻时写作开始，阿来跑了几十年，系统地每年去一些地方，很多地方不知道去了多少遍。在反思自己的写作经历和经验时，阿来觉得，他不是靠那么简单的一点点什么“印象深刻”来写作，而是全面地了解，深入地把握。“我们现在有点太快了，去采风几天，回来就突然开始长篇大论。我觉得我是个笨人，没有那个本事，所以要不断地做很多工作。”
阿来的“笨”，在于他的认真，他的写作方式是学者式的。虽然每本书的写作时间并不太长，大约半年左右，但前期准备时间却要两三年，比如《瞻对》《尘埃落定》等等。当阿来要写一个题材时，他首先会做很多很多的案头工作，只要能找到的书籍他都会找来读一读，然后再深入到实际场景中去，去切身感受和细致观察山川地域风貌、风土人情以及写作对象的实际生活。
做案头工作时，学者的描述是有一个观点在的，而生活的呈现没有观点，二者之间往往会有差异和冲突，所需要做的是回到学者所书写的地方，通过案头与现实之间的多次往返，不断校正，最后形成属于自己的纯粹的知识性储备，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时候，才是动手写东西的开始。所以阿来不止去一次，而是很多次地去，书中读到的是过去的状况，而到现场跟今天变化了的现实做对照，会引起很多想法，于是再收集材料，再考察。比如为了写《格萨尔王》，因为是史诗，流传了很多地方，阿来断断续续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跑了30多个县，“差不多几十万平方公里，油费也得花几万块钱”。
成功需要天才加勤奋，阿来说：“我不是什么天才，就是比较认真而已。我喜欢学者们用的一个词，叫田野调查。我从年轻时代起写作就是这样一种方式，读书，然后到现场印证，然后再读书，再印证……”
有些人以为，非虚构写作需要深入生活，而小说更需要想象和虚构，对生活可以浅尝辄止。但在阿来的经验中，写小说也是需要深入生活的。比如为写小说《尘埃落定》，他用在阅读史料和实地考察上面的时间就有三年多。《尘埃落定》中只有人物关系是虚构的，而背后牵涉到的历史典章、土司制度、宗教等等，甚至写到的建筑，人物的穿着，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吃东西的方式，每一个方面都有史可依，都可以放到历史当中还原成当时的真实场景。阿来表示，现在写宗教、写佛家的人写一句“阿弥陀佛”就算描述了，里面没有任何的宗教文化含量，“我书中出现一个形象，他是什么职业，我不可能容忍他背后一点知识也没有”。
“无须深入生活，我就在生活之中。”这是另外一些作家坚持的信条。阿来的路则是另一种。在他看来，作家有不同的类型，有的人可能一生都在书写自己的内心世界，熟悉自己的生活就够了，比如普鲁斯特。过去对“深入生活”的理解也有偏颇，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那时候认为别人的生活才是生活，应该表现工农兵，知识分子的生活不是生活，所以知识分子的自我书写比较少。而今这个偏颇不存在了，以自我为中心写自己的生活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有时候，一个作家慢慢地就会不再满足于对自我的简单书写。阿来年轻的时候写诗，诗歌是很个人化的，主要是对自己的观察，是“深入自己”，有些人可能会一辈子乐此不疲，而有些人则最终超越自己的生活范畴，去写这个社会更深广的方面。
然而再深入，毕竟还是他人生活的局外人。不过，局外人的感觉，也恰恰是文学所需要的。阿来认为，文学一方面要很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另一方面也要有抽离的能力，作家本身就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也就是说，情感上认知上首先要进得去，同时也要出得来。阿来更强调要进得去。如果只是偶尔去一个地方，什么都不熟悉不了解，那么只能做旁观者。所以阿来会经常去一些地方，跟一些人在一起，有时候他离开三四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后再去，人家并没有觉得这个人离开很久，而是像老朋友一样。经常到一个地方去，阿来也在参与当地的事情，“这种参与感是一定要有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会进入很深，却出不来，阿来认为，对于生活，包括对自己的生活，也应该有抽离的能力，当自己的旁观者，这对文学创作来说很重要。
生活中难免有残酷冷漠，而阿来作品中往往有温暖的东西。在阿来看来，藏区无非是生活艰苦一点，但是古代人的生活更艰苦，古代文学中反而充满了美好动人的情感。精神和情感状态不是用物质水平来衡量的，如今我们唯物质的时候，每个人看起来光鲜，情感和精神状态其实很糟糕，“比如跟在草原上住在帐篷里相比，我相信我的精神状态并不会因为我今天住五星级酒店就提升了。”阿来喜欢的那些文学作品，被我们记住并奉为经典的东西，都是讲人性温暖的。其中也有对社会表达质疑和批评的，但是质疑和批评也是建立在对社会有更美好的期待之上的，比如杜甫会写社会问题，白居易会写深怀同情的《卖炭翁》。今天的一些作品却走上歧途，借写社会的黑暗面来发泄不满，阿来认为，这样的写作背后缺乏一个善意的动机，与我们从古到今的传统并不相符。阿来希望文学是增进人的沟通和交流的，文学有责任反映真相，但是反映真相是为了社会往好处发展，所以文学中应该有温暖而美好的东西，“否则，文学就没有从古到今存在的理由了”。
索洁据《中国艺术报》整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阿来年轻时就特别相信这句话，在他看来，“行万里路”，用今天的话说，多少跟“深入生活”的意思相当。深入生活、行万里路也是许多作家的写作方式，一些人在没有什么可写时，会功利性地到处走一走，听一听奇闻逸事，让想象受一些刺激，回去就又可以写一写了。阿来不是这样的。他不是那种浅尝辄止、听到一点点小故事就莫名其妙被感动了的人。从年轻时写作开始，阿来跑了几十年，系统地每年去一些地方，很多地方不知道去了多少遍。在反思自己的写作经历和经验时，阿来觉得，他不是靠那么简单的一点点什么“印象深刻”来写作，而是全面地了解，深入地把握。“我们现在有点太快了，去采风几天，回来就突然开始长篇大论。我觉得我是个笨人，没有那个本事，所以要不断地做很多工作。”
阿来的“笨”，在于他的认真，他的写作方式是学者式的。虽然每本书的写作时间并不太长，大约半年左右，但前期准备时间却要两三年，比如《瞻对》《尘埃落定》等等。当阿来要写一个题材时，他首先会做很多很多的案头工作，只要能找到的书籍他都会找来读一读，然后再深入到实际场景中去，去切身感受和细致观察山川地域风貌、风土人情以及写作对象的实际生活。
做案头工作时，学者的描述是有一个观点在的，而生活的呈现没有观点，二者之间往往会有差异和冲突，所需要做的是回到学者所书写的地方，通过案头与现实之间的多次往返，不断校正，最后形成属于自己的纯粹的知识性储备，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这时候，才是动手写东西的开始。所以阿来不止去一次，而是很多次地去，书中读到的是过去的状况，而到现场跟今天变化了的现实做对照，会引起很多想法，于是再收集材料，再考察。比如为了写《格萨尔王》，因为是史诗，流传了很多地方，阿来断断续续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跑了30多个县，“差不多几十万平方公里，油费也得花几万块钱”。
成功需要天才加勤奋，阿来说：“我不是什么天才，就是比较认真而已。我喜欢学者们用的一个词，叫田野调查。我从年轻时代起写作就是这样一种方式，读书，然后到现场印证，然后再读书，再印证……”
有些人以为，非虚构写作需要深入生活，而小说更需要想象和虚构，对生活可以浅尝辄止。但在阿来的经验中，写小说也是需要深入生活的。比如为写小说《尘埃落定》，他用在阅读史料和实地考察上面的时间就有三年多。《尘埃落定》中只有人物关系是虚构的，而背后牵涉到的历史典章、土司制度、宗教等等，甚至写到的建筑，人物的穿着，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吃东西的方式，每一个方面都有史可依，都可以放到历史当中还原成当时的真实场景。阿来表示，现在写宗教、写佛家的人写一句“阿弥陀佛”就算描述了，里面没有任何的宗教文化含量，“我书中出现一个形象，他是什么职业，我不可能容忍他背后一点知识也没有”。
“无须深入生活，我就在生活之中。”这是另外一些作家坚持的信条。阿来的路则是另一种。在他看来，作家有不同的类型，有的人可能一生都在书写自己的内心世界，熟悉自己的生活就够了，比如普鲁斯特。过去对“深入生活”的理解也有偏颇，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那时候认为别人的生活才是生活，应该表现工农兵，知识分子的生活不是生活，所以知识分子的自我书写比较少。而今这个偏颇不存在了，以自我为中心写自己的生活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有时候，一个作家慢慢地就会不再满足于对自我的简单书写。阿来年轻的时候写诗，诗歌是很个人化的，主要是对自己的观察，是“深入自己”，有些人可能会一辈子乐此不疲，而有些人则最终超越自己的生活范畴，去写这个社会更深广的方面。
然而再深入，毕竟还是他人生活的局外人。不过，局外人的感觉，也恰恰是文学所需要的。阿来认为，文学一方面要很深入到生活当中去，另一方面也要有抽离的能力，作家本身就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也就是说，情感上认知上首先要进得去，同时也要出得来。阿来更强调要进得去。如果只是偶尔去一个地方，什么都不熟悉不了解，那么只能做旁观者。所以阿来会经常去一些地方，跟一些人在一起，有时候他离开三四个月或者一年半载后再去，人家并没有觉得这个人离开很久，而是像老朋友一样。经常到一个地方去，阿来也在参与当地的事情，“这种参与感是一定要有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的人会进入很深，却出不来，阿来认为，对于生活，包括对自己的生活，也应该有抽离的能力，当自己的旁观者，这对文学创作来说很重要。
生活中难免有残酷冷漠，而阿来作品中往往有温暖的东西。在阿来看来，藏区无非是生活艰苦一点，但是古代人的生活更艰苦，古代文学中反而充满了美好动人的情感。精神和情感状态不是用物质水平来衡量的，如今我们唯物质的时候，每个人看起来光鲜，情感和精神状态其实很糟糕，“比如跟在草原上住在帐篷里相比，我相信我的精神状态并不会因为我今天住五星级酒店就提升了。”阿来喜欢的那些文学作品，被我们记住并奉为经典的东西，都是讲人性温暖的。其中也有对社会表达质疑和批评的，但是质疑和批评也是建立在对社会有更美好的期待之上的，比如杜甫会写社会问题，白居易会写深怀同情的《卖炭翁》。今天的一些作品却走上歧途，借写社会的黑暗面来发泄不满，阿来认为，这样的写作背后缺乏一个善意的动机，与我们从古到今的传统并不相符。阿来希望文学是增进人的沟通和交流的，文学有责任反映真相，但是反映真相是为了社会往好处发展，所以文学中应该有温暖而美好的东西，“否则，文学就没有从古到今存在的理由了”。
索洁据《中国艺术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