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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门弟子；他，是第一个在美国的舞台上说相声的中国人；在1985年评选出的“全国十大笑星”中，他，是唯一一位不在北京工作生活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他，7岁登台。相声，这门注定与他的人生相随相伴的艺术，让他经历了怎样的风雨起落，悲欢离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然而，师父的一句话，为何会让他毅然下定决心，留在东北那片黑土地上……
让我们一同走近本期的被采访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
第一次听我说相声父亲竟然落泪了
相声，是一门给人带来欢笑的艺术，然而师胜杰第一次“说相声”，却把他的“听众”给说哭了。1953年，师胜杰出生于天津。父亲师世元、母亲高秀琴都是天津一带知名的相声艺人。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支援东北艺术建设，父母离开了天津。年幼的师胜杰留在天津，和奶奶一起生活。1959年，6岁的师胜杰随奶奶来到了东北，一家老小终于在那里团聚了。
“当时，我父亲是哈尔滨市民间艺术团相声队队长。我父母每天都在北市场的松花江剧场说相声。那时候我还没上学，每天就跟着父母，在相声大会里‘泡’。有些报道中说，‘师胜杰从小就刻苦钻研相声艺术，每天都跟着父母认真学艺’什么的，那都是人家给我拔高了。其实我只是从小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成长，天天听相声。而且到那儿去听相声，最初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因为哈尔滨的冬天特别冷，家里四面透风，剧场里边暖和；当时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剧场里的观众都认得我，都知道我是师世元的儿子。大家伙儿都挺喜欢我的，一看见我来，就这个给我一把花生，那个给我一把瓜子儿，这个给我来串糖葫芦，那个再塞给我一个鸡腿儿。很快我就吃饱了，吃饱了以后我就老老实实地在下边昕相声。’，师胜杰老师坐在我对面，一面说着，一面模仿着小时候趴在桌子上看节目时的样子，眼神和笑容里依稀可见他童年时代的纯真。
“我父母演出完了回家后，都要吃些夜宵。演员都讲究‘饱吹饿唱’，演出之前不能吃太多。再说那时想吃多也没有，粮食都是定量的。有一回，父母吃夜宵时，我就在旁边端着一碗粥，一边吃一边玩儿。白天在剧场，大家给我吃的，我基本上就已经吃饱了。我一边玩一边自言自语，说了一段《捉放曹》，自己逗自己捧。等我说完，一回头，发现父母连饭都不吃了，两个人一块儿盯着我看——”
“你这是跟谁学的？”父亲问。“我在剧场听的！”“你还会哪段儿？”“我会的多着呢！”师胜杰自豪地说。“那你说给我听听！”就这样，他一连说了好几段。本来挺兴奋，再一看，爸爸的表情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发现，爸爸竟然流泪了。这可把年幼的师胜杰吓环了，“爸爸怎么哭了？我做什么错事了吗？”
当时父亲的泪，真的是百感交集：儿子如此聪明伶俐，在相声方面如此有天赋，让他又惊又喜。但父亲的心中同时感慨，这么聪明的孩子，干点儿什么不好？因为父母都是旧社会走过来的相声艺人，历尽苦难，受尽凌辱，他们不想让心爱的儿子干这个呀！这些，直到长大以后，师胜杰才渐渐明白。
他至今都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看来这孩子还得干这行啊！” “你敢上台演出吗？”父亲问他。“敢！”师胜杰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的他，只是觉得说相声好玩儿。于是，爷儿俩当天晚上就排练出一段儿《捉放曹》来。
第二天，父亲一上台，就对观众说：“今天有个票友，给大家票一段，这段不收费（当时听相声是计时收费），请大家伙儿看看，他是不是干这行的材料！”说完，服务员就把师胜杰抱到了台上。当时，小小的他还没有场面桌高，这充满童趣和谐趣的场景，顿时引起台下的笑声和掌声。一段《捉放曹》说完，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那时说相声，不像现在可以返场。可那天，师胜杰说完之后，大家连鼓掌带嚷嚷，“再来一段儿！”“再说一个！”。
“其实当时真的不是我说得有多好，主要是观众觉得小孩说相声特别好玩儿。我爸爸就悄悄问我，‘你还会什么？’我说：‘我会的多着呢！”’就这样，爷儿俩连词都没有对，就又给大家说了一段传统相声《汾河湾》。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师胜杰神气十足地下台，兴高采烈地穿过观众席，好像得胜回朝的将军一般神气。这下子，塞到他手里怀里的花生瓜子糖葫芦就更多了！那一年，他7岁。
为师胜杰留下童年美好记忆的“北市场”，是哈尔滨市一个综合的娱乐场所，类似于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北京、天津、沈阳以及其他各地的民间艺人云集于此，说书的、唱大鼓的、耍皮影的、演地方戏的，热闹非凡。这让童年时代的师胜杰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上小学后，他参加了哈尔滨市少年宫红领巾艺术团，说相声、唱怏板、演歌剧，“多项全能”的他，曾经为周恩来、刘少奇、金日成、西哈努克亲王等国内外领导人演出，是当时红领巾艺术团著名的“五朵金花”小演员之一。童年的岁月，对于师胜杰来说，如梦一般美好，如诗一般美妙。然而，就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当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健康幸福的成长的时候，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
父亲含冤自尽哥哥入狱我成了“黑五类”子女
北市场停止了一切演出，茶社被砸了，园子被封了。父亲成了剧团里的“反动艺术权威”，在劫难逃。挨批斗、遭毒打，最钟爱的徒弟“揭发”他的“罪行”，并当众烧毁了他赠送的几十本手抄的传统相声集。“当时我父亲患急性阑尾炎住院，手术后，伤口的脓肿还在引流。红卫兵小将们闯进病房，把我父亲从病床上拽下来，押上汽车，拉回团里批斗。”肉体的痛苦可以忍受，但心灵和情感上的打击和折磨，让父亲的精神彻底崩溃了。1968年9月23日，师胜杰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那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48岁的父亲怀着满腔的悲愤和无尽的冤屈悬梁自尽，离开了让他痛苦迷惑的世界，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着且深爱着他的一家人。
秋日的冰城，荒野飘零，白霜满地，残阳如血。
父亲本想以自己的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正直，却被扣上了“畏罪自杀”的罪名。他的死非但没有让家人得到解脱，反而让全家人从此背上了“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孩子们也成了“黑五类”子女。不久，师胜杰的哥哥也含冤入狱。 接连而至的噩耗，让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终日以泪洗面。上有白发苍苍的婆婆，下有四个未成年的子女，这让她感到绝望。但是，母亲没有倒下，她以自己的坚强，让这个因遭遇重创而残缺不全的家重新振作起来。
“都是相声惹的祸”
1969年8月，16岁的师胜杰怀揣一腔热血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了一名农工，没想到，这一去，就是整整7年。铲、耥、收、割，烧酒、放牧、盖房……瘦弱的他把所有的农活全干遍了。“起不完的四点半，干不完的大会战，吃不完的地头饭，开不完的大批判”，这样的生活，让他几乎淡忘了相声，淡忘了舞台….
从“文革”开始，师胜杰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相声，直到1972年的秋天。这一天中午“歇晌”的时候，他躺在谷堆上，忽然听到了半导体里传出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
“相声！——”，他兴奋得一下子从谷堆上坐了起来。
他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大声地向周围的战友们说：“听到了吗！刚才那个节目叫‘相声’，我父母就是说相声的！”他这突如其来的激动情绪，一下子“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不信，我现在就给你们说一段！”他站在谷堆上，给大家说了一段传统的单口相声，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战友们把他抬起来抛向空中，高喊着“再来一段！”大家听得正开心，干活的时候到了，战友们意犹未尽。从那以后，每到歇晌的时候，他都会为大家说上一段。这让他回忆起了不少小时候听过学过的段子。为了让他专心回忆，战友决定把他的活都包了，这也让他的体力劳动工作量大大减轻。
但是，这种快乐轻松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他给大家伙儿说相声的事，就被连里的领导知道了。这样“好逸恶劳”还了得！师胜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被命令搬出知青宿舍，住进马厩和江边打鱼人居住的茅屋，作为惩罚。
舞台上的灯亮了又灭了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有文艺才能，但是由于政审不合格，宣传队不要他。参加“样板戏学习班”，让他饰演的也都是反面人物，而且演出之后就再回连队，等需要时再把他“借去”。
由于他会画画，而且会双手写字，所以连里让他来画黑板报。1976年初春的一天上午，他正在画黑板报，连长来叫他，要他打行李，去参加团部办的学习班。对于“他这一类人”，参加改造思想的学习班是家常便饭。他没有多问，按连长的要求打好了行李，跟着运输的拖拉机去了连部。
原来，为了迎接全国曲艺调演，黑龙江要搞一次全省曲艺汇演，兵团要派一个代表队参加。兵团之中藏龙卧虎，以往在省里的调演汇演中，其他艺术门类的节目都是拿金牌的，唯独曲艺是弱项。兵团内部通过摸底调查，查到了他。这一次不但让他参加曲艺学习班，而且，还要他负责相声的创作和演员的挑选。时间紧，任务重，师胜杰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创作与排练。
在学习班里，他认识了来自北京的姜昆。师胜杰逗哏，姜昆捧哏，两人用了很短的时间，在兵团原有的一段反映知青生活的相声《愣姑娘》的基础上，改编出了新段子《林海红鹰》。“因为这是表现知青的节目，我们都有很深刻的生活体验，因此创作表演起来得心应手。我和姜昆合作得非常愉快。”
这个节目第一次和观众见面是在兵团俱乐部，这段相声在表现手法上充分地运用了相声说、学、逗、唱的艺术手段，说的唱的都是知青的生活，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阔别舞台十多年，这次能够重返舞台，让师胜杰十分激动。他又一次在舞台上说起了自己自幼酷爱的相声，他又一次听到了久违的掌声和笑声，23岁的他仿佛又回到了充满欢乐的少年时代，23岁的他心中一下子充满了青春本该拥有的激情。
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父母在儿时为他打下的艺术基础；感谢“北市场”那个给予了他艺术养分的环境；感谢连队的战友，给了他在田间地头为大家表演相声的机会；感谢兵团的首长，对他的信任和起用。
他认真地对待每一场演出，对作品不断进行加工修改，让作品和表演日臻完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与姜昆的共同努力下，《林海红鹰》在黑龙江省曲艺汇演中获得了一等奖。此后，他俩被选入黑龙江代表队去北京参加全国曲艺调演，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4场，全国各省及部队的代表队都来观摩，演出反响热烈，轰动一时。
这两个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年轻人，也吸引了许多专业表演团体和部队文工团关注的目光，纷纷邀请他们到这些团体去工作。但是，由于师胜杰的政审不合格，这些团体又只得十分惋惜地收回了对他的邀请。
调演结束后，姜昆被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带着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回到了北京；而和他同演一个节目的师胜杰，却又回到了北大荒。
有人曾预言，她会抱着孩子和我打离婚！
回到北大荒后，师胜杰被留在了团部宣传队。不久，“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师胜杰和他热爱的相声一样，终于有了出头之日。1976年12月，他被调到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曲艺队，终于成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又能从事他自幼酷爱的相声艺术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令师胜杰永生难忘。
虽然当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是“两个凡是”思想的迷障依然没有冲破，“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尚未得到纠正平反。因此，师胜杰当时虽然已经被调入专业剧团，并且成为了业务方面的骨干，但是在政治方面依然受到歧视。他被认定为一个“只能使用，不能重用”的人。重要的演出，理所当然都不能让他参加。“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让我上台，我今后的舞台生涯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啊？”为此，他苦恼、彷徨、迷茫、困惑。但是，他依然没有灰心，心中暗暗地憋足了一股劲儿，一定要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他坚信，只要自己有真本事、真功夫，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正确对待。
也正是在他苦恼、彷徨、迷茫、困惑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双美丽温柔、充满同情的眼睛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她，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宋艳。
当时只有19岁的宋艳正在师胜杰所在的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曲艺队实习，她师从于著名山东琴书演员王月华，风华正茂，根正苗红。然而，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姑娘却偏偏对师胜杰这个“只可使用，不可重用”的人充满了同情，不顾大家异样的眼光和流言蜚语：平常吃饭或坐车的时候，她经常和他坐在一起；去外地演出时，她常常帮他洗衣服，师胜杰则常常帮她拎行李和服装道具箱……这样“大胆”的行为，引起了周围人们特别是领导的高度重视。 这似乎是一个现实版的《田螺姑娘》的故事，但现实远比神话中的情形要复杂得多：领导和指导老师们纷纷来找宋艳谈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从齐齐哈尔把她的父母找来，让他们声泪俱下地对女儿进行劝导。如此这般苦口婆心，上纲上线，反而让宋艳对师胜杰的感情由同情升华成了爱情。
宋艳的演出被停止了，并有专人监视她的行动。然而，这样的阻挠，反而使他们的感情加深了，心贴得更近
就在宋艳被“封杀”的40多天后，他们终于在困境中绝处逢生：曲艺队解散了，成立了黑龙江省曲艺团。新任团长是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黄枫。上任后，黄枫团长首先恢复了宋艳的演出，同时积极向各级组织反映师胜杰父兄的冤案。不久，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父亲和哥哥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文艺界为师胜杰的父亲召开了追悼会，在监狱中关押了11年的哥哥被释放出来。
十多年来沉重地压在师胜杰身上和心头的政治包袱，终于被彻底地拿掉了！他终于又成了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十多年了，他一直在苦难的逆境中生存，受尽了歧视，遭尽了白眼，处处受压制。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青春，甚至是他的身体，都被这沉重的包袱压变了形。“我真的说不清当时自己的内心感受，好像是一下子从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好像是重新获得了生命！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我终于可以和自己深爱的人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有好一阵子，我都不太适应。有时夜里睡不着，我总会想，‘这是真的吗？！”’
1981年6月22日，在黄枫团长的大媒下，师胜杰和宋艳喜结良缘。
没有房子，他们就住在团里的办公室：晚上，把办公桌拼在一起当作床；早晨，再把桌子分开，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家具，两人的全部家当，就是各自的被褥和几个到食堂打饭用的饭盆儿。但他们并不觉得清苦，反而觉得生活充满甜蜜、未来充满希望。他和宋艳一起在事业上共同努力，积极进取，日子过得很充实。
直到首届全国曲艺调演（北方片），师胜杰与相声作家原建邦共同创作的相声《郝市长》在创作和表演方面都获得了一等奖，团里分给他一套21平方米的住房作为奖励，他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他成为专业相声演员后获得的第一个大奖。
1982年，文化部从全国的众多艺术团体中仅挑选了十几位演员，赴西南、西北巡回演出，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当时身怀六甲的妻子为支持他的工作，毅然决定自己回齐齐哈尔的娘家去生孩子。刚到北京，师胜杰就收到了妻子的电报：母女平安。一路上，他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直到演出回来，他才知道了妻子因难产而遭受的痛苦。此时，孩子已经过完百天了。见到襁褓中的女儿，初为人父的师胜杰兴奋得不知所措，竟激动得张开双臂，说了句“来，让叔叔抱抱！”
为了全力支持他的事业，妻子毅然在自己事业的黄金时期决定退出舞台，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他和孩子身上。
当年结婚时，有人曾预言，“宋艳会抱着孩子和他打离婚！”但直到如今，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并让他们抱上小外孙女了，师胜杰夫妇依然互敬互爱，恩爱如初。
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1984年7月，全国相声新作品评比活动在青岛举行，相声大师侯宝林任艺术顾问。师胜杰以相声作家原建邦创作的《肝胆相照》参赛，该作品得到了专家评委以及观众的一致好评，创作和表演均获得了一等奖。研讨会上，侯宝林先生对师胜杰的表演大加赞赏。在场的一位记者禁不住问侯先生：“您对师胜杰如此青睐，是否有意收他为徒？”侯先生竟然欣然答应。参评演员是不能参加研讨会的，会后，这位记者马上跑到了师胜杰的房间，将这一喜讯告诉了他。
师胜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自幼仰慕侯宝林先生，能成为他的弟子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侯先生是公认的相声大师，是相声界的领军人物，所以，一直以来，这样的愿望只能深深地藏在心底，侯先生愿意收自己为徒，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不信你现在就去问问侯先生！”听了记者这话，师胜杰立刻跑上5楼，直奔侯先生的房间。由于太激动，一进门，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竟冒出一句：“您还没睡哪！”侯先生被逗乐了：“还没吃午饭就睡呀！”师胜杰一愣，可不，这才中午11点半！顿时尴尬得满脸通红。侯先生亲切地说：“我收你为徒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是相声艺术提高发展的一件大事！”
7月28日，隆重的收徒拜师仪式在青岛举行，名家云集，盛况空前。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也特地从天津赶来出席拜师会。拜师仪式打破了传统的旧习俗，没有要求徒弟行跪拜礼。师胜杰向师父师娘三鞠躬并献上鲜花。侯宝林先生将自己的专著《相声溯源》赠送给他，还将自己佩戴了多年的一枚钻戒摘下来，戴到了他的手上，并当场挥毫泼墨，写下“贵在创新”4个大字赠送于他，表达了对他的殷切期望。
从此，师胜杰正式成为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第一个在国外说相声的中国人
在师父的悉心指导下，师胜杰在相声表演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1985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师胜杰参加了赴美国演出的中国说唱艺术团。侯宝林先生担任该团艺术指导。
这是中国曲艺第一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第一场演出安排在纽约的麦迪逊剧场，可容纳4000多名观众的剧场内座无虚席。在演出即将开始的时候，侯宝林先生和艺术团的领导犯了难：整台演出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曲艺节目，其中相声节目一共有4个：演员分别是，师胜杰和冯永志、常贵田与常宝华，侯耀文与石富宽，侯宝林和常宝华。如果是平时在国内演出，除了侯宝林先生必须攒底（即：大轴，最后一个节目）以外，其他相声演员谁先谁后都无所谓。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在国外，谁也没有在美国说过相声，对美国观众能否接受相声这种几乎是完全靠语言来表达的艺术形式，谁心里都没底，谁都怕“泥”（演出效果不佳）在台上。“这可怎么办，看着师父犯了难，我鼓了鼓勇气说，‘师父，我先来！我和小冯先上，如果火了，下面的节目就好演了；如果我们在上面泥了，你们赶紧换活（调整节目），我先以身试场。’师父同意了。为了给我们打气儿，他亲自为我们‘把场’（在侧幕观察演出效果）”一段传统相声《对春联》，在包袱炸响的同时，也勾起了当地华人华侨浓浓的乡情。又说了两个返场小段后，他们才在观众的笑声和掌声中下了台。“走到侧幕时，师父竟一把抱住了我，眼里含着泪花，激动地夸了一句‘好儿子’！这可是我师父头一回当着我的面夸我。” 第二天纽约的华文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师胜杰先生打响了中国相声在美国的第一炮！
师父的一句话让我决定留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当年被评上“中国相声十大笑星”，师胜杰颇感意外。“1985年夏天我曾经收到过一个邀请函，请我参加中国相声十大笑星评选活动。当时我对这事儿一点儿都没往心里去，我觉得就我的水平而言，根本不够参评的资格。你想啊，咱们国家有那么多著名的相声演员，让全国观众投票，总共就选出十个，这轮也轮不到我呀！再加上当时我是黑龙江省曲艺团副团长，得带领全团完成各种演出任务，工作特别忙。我就委婉地向承办单位的负责同志表明自己决定不参加这次评选，后来因为工作繁忙，这件事儿也就淡忘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意外。组委会还告诉我，我的名次很靠前，在第六位。如果能亲自去长春参加揭晓颁奖晚会，观众还会现场投票，排名有可能还会提前。但当时我在北京录节目，没法去长春参加晚会，虽然有些遗憾，但当时我还是特别高兴。我没有参加评选，但最终全国的听众、观众还是通过投票把我选中，这说明这么多年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大家对我的相声艺术还是肯定的。更让我欣慰的一点是，十大笑星中的其他9位都在北京的艺术团体，我是唯一一个不在北京的。这更说明了观众对我的厚爱。”
那么，师胜杰这个“唯一不在北京”的笑星，为什么不到北京来闯荡一下呢？
其实，本来有极好的机会在他面前：上世纪80年代末，全总文工团曾向他发出热情的邀请，并承诺连他爱人的工作、孩子的户口及学校问题都将安排妥当，并分配给他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团长表示，他将带领全团演职人员，铺着红地毯来欢迎我们一家。”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道理谁不懂啊！当时一家人的住房不到40平方米，他多么希望让妻子和孩子有宽敞的住房，多么希望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更好地学习创作啊！
就在他就工作调动问题进行各方面交涉的时候，他接到了师娘打来的电话，师父患了胃癌，已经到了晚期，病重住院了。师胜杰和爱人连夜动身，去北京看望师父。
协和医院里，刚刚做完胃切除手术的侯宝林先生面容憔悴，十分虚弱。就在护士前来提醒探视时间不宜过长时，师父轻声地对他说：“胜杰，你帮我刮刮脸吧！”师父一直微闭着双眼，病房里特别安静，剃须刀发出的轻微的刷刷声听得格外清晰。“忽然师父睁开眼睛问我：‘喜欢京剧吗？’‘喜欢！’‘喜欢哪个行当？’‘花脸。’‘喜欢花脸哪个流派？’‘裘派。’‘裘派谁唱得最好？’‘当然是裘盛戎。’说到这儿，我师父叹了口气：‘可惜呀，裘先生死得太早了，你知道现在裘派唱得最好的是谁吗？’‘当然是方荣翔了？’‘方荣翔是谁？’听师父这么一问，我乐了。师父对京剧那么有研究，怎么可能不知道方荣翔是谁啊！我当时心想，可能是师父明知故问，在考我呢。‘方荣翔是裘先生的徒弟啊’，我回答。‘他是哪个团的？’‘他是山东省京剧团的。’‘哦，他不是北京的？’‘不是。’‘他不是北京的，可为什么全国的观众都那么喜欢他呢？’‘他唱的好呗！’‘噢……’说到这儿，我师父闭上眼睛，半晌儿才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我也想等我侯宝林百年之后，在东北还有我的一个徒弟呀！观众也都喜欢他……’这句话一说，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师父这是在劝我。我当时要调到全总文工团的事儿，在北京的相声圈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事儿看来也早已传到了我师父耳朵里。我记得师父曾经说过：‘好的演员如果都在北京扎堆儿，不利于相声艺术的发展。’但是人各有志，师父不好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所以才用这样一种婉转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和师父的这番对话，让我的想法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可能有人会说，你师父是师父，你是你，这样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生大事儿，还是要靠自己来做决定。人家说的没错，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大主意得自己拿。但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父和我情同父子，他老人家不但教我如何学艺，也教我如何做人，更关心我们这些徒弟的前途和发展。
“我师父30多年都没有收徒，有多少条件优秀的人想拜在他的门下，都被他婉言谢绝。但他在晚年却偏偏收我为关门弟子，这足以说明师父对我的看重和抬爱。师父对我寄予厚望，就是希望我在东北能扛起相声艺术的大旗，为巩固和发展相声艺术而坚守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
本打算破釜沉舟举家进京，但师父“百年之后还希望东北能有我的一个徒弟”的话语，在他的耳畔不时的回响。
最后，他毅然决定：不走了！
有那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了
去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场演出，师胜杰在台上对观众说：“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退休了！今后，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到北京来为大家演出了。”这句话刚一出口，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观众大喊：“欢迎您常来！”观众的热情，让台上的师胜杰感动得热泪盈眶。“观众的掌声不单单是一种礼貌，这是对我多半辈子艺术生涯、艺术质量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今后的一种企盼。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工作在东北，远离首都、远离文化中心的相声演员，让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我最喻快、最自信的时刻，就是站在舞台上。”“如今回头看来，这一路走来，虽然说是风风雨雨，但我的人生非常丰富多彩，我很感恩。感恩于我的父母，给了我生命；感恩于我童年的生长环境，给了我艺术的熏陶和滋养；感恩于我的师父，在做人做艺各个方面给予我丰厚的财富；感恩于广大的观众，给予我鼓励和肯定；感恩于那片黑土地，哺育了我；也感恩于那10年浩劫，有那碗酒垫底，我什么酒都能对付了……
“我觉得那段时光非常珍贵，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言不由衷，那段时间不堪回首，我应该恨死那段日子了。但真的不是这样的。说实话，那段日子确实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痛，很大的阴影，这种影响到现在依然存在。比如说，我从年轻时起就习惯了驼着背、罗着锅，不敢挺直了腰杆儿；直到现在，如果参加个什么活动，我都会选择坐在一个角落里。这都是那时候形成的习惯，产生的自卑心理。说实话，在当时，我心中是有愤恨的，是敢怒不敢言的，大的背景是这样，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回头看来，那段日子锻炼了我。正确地对待和理解那段经历，把它化成一种力量，那是我人生中一笔珍贵的财富！”
他，7岁登台。相声，这门注定与他的人生相随相伴的艺术，让他经历了怎样的风雨起落，悲欢离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然而，师父的一句话，为何会让他毅然下定决心，留在东北那片黑土地上……
让我们一同走近本期的被采访者：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师胜杰。
第一次听我说相声父亲竟然落泪了
相声，是一门给人带来欢笑的艺术，然而师胜杰第一次“说相声”，却把他的“听众”给说哭了。1953年，师胜杰出生于天津。父亲师世元、母亲高秀琴都是天津一带知名的相声艺人。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支援东北艺术建设，父母离开了天津。年幼的师胜杰留在天津，和奶奶一起生活。1959年，6岁的师胜杰随奶奶来到了东北，一家老小终于在那里团聚了。
“当时，我父亲是哈尔滨市民间艺术团相声队队长。我父母每天都在北市场的松花江剧场说相声。那时候我还没上学，每天就跟着父母，在相声大会里‘泡’。有些报道中说，‘师胜杰从小就刻苦钻研相声艺术，每天都跟着父母认真学艺’什么的，那都是人家给我拔高了。其实我只是从小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成长，天天听相声。而且到那儿去听相声，最初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因为哈尔滨的冬天特别冷，家里四面透风，剧场里边暖和；当时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剧场里的观众都认得我，都知道我是师世元的儿子。大家伙儿都挺喜欢我的，一看见我来，就这个给我一把花生，那个给我一把瓜子儿，这个给我来串糖葫芦，那个再塞给我一个鸡腿儿。很快我就吃饱了，吃饱了以后我就老老实实地在下边昕相声。’，师胜杰老师坐在我对面，一面说着，一面模仿着小时候趴在桌子上看节目时的样子，眼神和笑容里依稀可见他童年时代的纯真。
“我父母演出完了回家后，都要吃些夜宵。演员都讲究‘饱吹饿唱’，演出之前不能吃太多。再说那时想吃多也没有，粮食都是定量的。有一回，父母吃夜宵时，我就在旁边端着一碗粥，一边吃一边玩儿。白天在剧场，大家给我吃的，我基本上就已经吃饱了。我一边玩一边自言自语，说了一段《捉放曹》，自己逗自己捧。等我说完，一回头，发现父母连饭都不吃了，两个人一块儿盯着我看——”
“你这是跟谁学的？”父亲问。“我在剧场听的！”“你还会哪段儿？”“我会的多着呢！”师胜杰自豪地说。“那你说给我听听！”就这样，他一连说了好几段。本来挺兴奋，再一看，爸爸的表情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发现，爸爸竟然流泪了。这可把年幼的师胜杰吓环了，“爸爸怎么哭了？我做什么错事了吗？”
当时父亲的泪，真的是百感交集：儿子如此聪明伶俐，在相声方面如此有天赋，让他又惊又喜。但父亲的心中同时感慨，这么聪明的孩子，干点儿什么不好？因为父母都是旧社会走过来的相声艺人，历尽苦难，受尽凌辱，他们不想让心爱的儿子干这个呀！这些，直到长大以后，师胜杰才渐渐明白。
他至今都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看来这孩子还得干这行啊！” “你敢上台演出吗？”父亲问他。“敢！”师胜杰初生牛犊不怕虎。当时的他，只是觉得说相声好玩儿。于是，爷儿俩当天晚上就排练出一段儿《捉放曹》来。
第二天，父亲一上台，就对观众说：“今天有个票友，给大家票一段，这段不收费（当时听相声是计时收费），请大家伙儿看看，他是不是干这行的材料！”说完，服务员就把师胜杰抱到了台上。当时，小小的他还没有场面桌高，这充满童趣和谐趣的场景，顿时引起台下的笑声和掌声。一段《捉放曹》说完，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那时说相声，不像现在可以返场。可那天，师胜杰说完之后，大家连鼓掌带嚷嚷，“再来一段儿！”“再说一个！”。
“其实当时真的不是我说得有多好，主要是观众觉得小孩说相声特别好玩儿。我爸爸就悄悄问我，‘你还会什么？’我说：‘我会的多着呢！”’就这样，爷儿俩连词都没有对，就又给大家说了一段传统相声《汾河湾》。在观众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师胜杰神气十足地下台，兴高采烈地穿过观众席，好像得胜回朝的将军一般神气。这下子，塞到他手里怀里的花生瓜子糖葫芦就更多了！那一年，他7岁。
为师胜杰留下童年美好记忆的“北市场”，是哈尔滨市一个综合的娱乐场所，类似于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北京、天津、沈阳以及其他各地的民间艺人云集于此，说书的、唱大鼓的、耍皮影的、演地方戏的，热闹非凡。这让童年时代的师胜杰大开眼界，受益匪浅。上小学后，他参加了哈尔滨市少年宫红领巾艺术团，说相声、唱怏板、演歌剧，“多项全能”的他，曾经为周恩来、刘少奇、金日成、西哈努克亲王等国内外领导人演出，是当时红领巾艺术团著名的“五朵金花”小演员之一。童年的岁月，对于师胜杰来说，如梦一般美好，如诗一般美妙。然而，就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当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健康幸福的成长的时候，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
父亲含冤自尽哥哥入狱我成了“黑五类”子女
北市场停止了一切演出，茶社被砸了，园子被封了。父亲成了剧团里的“反动艺术权威”，在劫难逃。挨批斗、遭毒打，最钟爱的徒弟“揭发”他的“罪行”，并当众烧毁了他赠送的几十本手抄的传统相声集。“当时我父亲患急性阑尾炎住院，手术后，伤口的脓肿还在引流。红卫兵小将们闯进病房，把我父亲从病床上拽下来，押上汽车，拉回团里批斗。”肉体的痛苦可以忍受，但心灵和情感上的打击和折磨，让父亲的精神彻底崩溃了。1968年9月23日，师胜杰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那天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48岁的父亲怀着满腔的悲愤和无尽的冤屈悬梁自尽，离开了让他痛苦迷惑的世界，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着且深爱着他的一家人。
秋日的冰城，荒野飘零，白霜满地，残阳如血。
父亲本想以自己的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正直，却被扣上了“畏罪自杀”的罪名。他的死非但没有让家人得到解脱，反而让全家人从此背上了“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孩子们也成了“黑五类”子女。不久，师胜杰的哥哥也含冤入狱。 接连而至的噩耗，让母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终日以泪洗面。上有白发苍苍的婆婆，下有四个未成年的子女，这让她感到绝望。但是，母亲没有倒下，她以自己的坚强，让这个因遭遇重创而残缺不全的家重新振作起来。
“都是相声惹的祸”
1969年8月，16岁的师胜杰怀揣一腔热血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了一名农工，没想到，这一去，就是整整7年。铲、耥、收、割，烧酒、放牧、盖房……瘦弱的他把所有的农活全干遍了。“起不完的四点半，干不完的大会战，吃不完的地头饭，开不完的大批判”，这样的生活，让他几乎淡忘了相声，淡忘了舞台….
从“文革”开始，师胜杰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相声，直到1972年的秋天。这一天中午“歇晌”的时候，他躺在谷堆上，忽然听到了半导体里传出马季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友谊颂》。
“相声！——”，他兴奋得一下子从谷堆上坐了起来。
他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大声地向周围的战友们说：“听到了吗！刚才那个节目叫‘相声’，我父母就是说相声的！”他这突如其来的激动情绪，一下子“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不信，我现在就给你们说一段！”他站在谷堆上，给大家说了一段传统的单口相声，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战友们把他抬起来抛向空中，高喊着“再来一段！”大家听得正开心，干活的时候到了，战友们意犹未尽。从那以后，每到歇晌的时候，他都会为大家说上一段。这让他回忆起了不少小时候听过学过的段子。为了让他专心回忆，战友决定把他的活都包了，这也让他的体力劳动工作量大大减轻。
但是，这种快乐轻松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他给大家伙儿说相声的事，就被连里的领导知道了。这样“好逸恶劳”还了得！师胜杰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被命令搬出知青宿舍，住进马厩和江边打鱼人居住的茅屋，作为惩罚。
舞台上的灯亮了又灭了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有文艺才能，但是由于政审不合格，宣传队不要他。参加“样板戏学习班”，让他饰演的也都是反面人物，而且演出之后就再回连队，等需要时再把他“借去”。
由于他会画画，而且会双手写字，所以连里让他来画黑板报。1976年初春的一天上午，他正在画黑板报，连长来叫他，要他打行李，去参加团部办的学习班。对于“他这一类人”，参加改造思想的学习班是家常便饭。他没有多问，按连长的要求打好了行李，跟着运输的拖拉机去了连部。
原来，为了迎接全国曲艺调演，黑龙江要搞一次全省曲艺汇演，兵团要派一个代表队参加。兵团之中藏龙卧虎，以往在省里的调演汇演中，其他艺术门类的节目都是拿金牌的，唯独曲艺是弱项。兵团内部通过摸底调查，查到了他。这一次不但让他参加曲艺学习班，而且，还要他负责相声的创作和演员的挑选。时间紧，任务重，师胜杰马上投入了紧张的创作与排练。
在学习班里，他认识了来自北京的姜昆。师胜杰逗哏，姜昆捧哏，两人用了很短的时间，在兵团原有的一段反映知青生活的相声《愣姑娘》的基础上，改编出了新段子《林海红鹰》。“因为这是表现知青的节目，我们都有很深刻的生活体验，因此创作表演起来得心应手。我和姜昆合作得非常愉快。”
这个节目第一次和观众见面是在兵团俱乐部，这段相声在表现手法上充分地运用了相声说、学、逗、唱的艺术手段，说的唱的都是知青的生活，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共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阔别舞台十多年，这次能够重返舞台，让师胜杰十分激动。他又一次在舞台上说起了自己自幼酷爱的相声，他又一次听到了久违的掌声和笑声，23岁的他仿佛又回到了充满欢乐的少年时代，23岁的他心中一下子充满了青春本该拥有的激情。
他的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父母在儿时为他打下的艺术基础；感谢“北市场”那个给予了他艺术养分的环境；感谢连队的战友，给了他在田间地头为大家表演相声的机会；感谢兵团的首长，对他的信任和起用。
他认真地对待每一场演出，对作品不断进行加工修改，让作品和表演日臻完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与姜昆的共同努力下，《林海红鹰》在黑龙江省曲艺汇演中获得了一等奖。此后，他俩被选入黑龙江代表队去北京参加全国曲艺调演，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连演4场，全国各省及部队的代表队都来观摩，演出反响热烈，轰动一时。
这两个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年轻人，也吸引了许多专业表演团体和部队文工团关注的目光，纷纷邀请他们到这些团体去工作。但是，由于师胜杰的政审不合格，这些团体又只得十分惋惜地收回了对他的邀请。
调演结束后，姜昆被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带着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回到了北京；而和他同演一个节目的师胜杰，却又回到了北大荒。
有人曾预言，她会抱着孩子和我打离婚！
回到北大荒后，师胜杰被留在了团部宣传队。不久，“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师胜杰和他热爱的相声一样，终于有了出头之日。1976年12月，他被调到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曲艺队，终于成了一名专业的相声演员。又能从事他自幼酷爱的相声艺术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令师胜杰永生难忘。
虽然当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是“两个凡是”思想的迷障依然没有冲破，“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尚未得到纠正平反。因此，师胜杰当时虽然已经被调入专业剧团，并且成为了业务方面的骨干，但是在政治方面依然受到歧视。他被认定为一个“只能使用，不能重用”的人。重要的演出，理所当然都不能让他参加。“一到关键时刻就不让我上台，我今后的舞台生涯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啊？”为此，他苦恼、彷徨、迷茫、困惑。但是，他依然没有灰心，心中暗暗地憋足了一股劲儿，一定要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他坚信，只要自己有真本事、真功夫，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正确对待。
也正是在他苦恼、彷徨、迷茫、困惑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双美丽温柔、充满同情的眼睛正在默默地注视着他。她，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宋艳。
当时只有19岁的宋艳正在师胜杰所在的黑龙江省龙江剧院曲艺队实习，她师从于著名山东琴书演员王月华，风华正茂，根正苗红。然而，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姑娘却偏偏对师胜杰这个“只可使用，不可重用”的人充满了同情，不顾大家异样的眼光和流言蜚语：平常吃饭或坐车的时候，她经常和他坐在一起；去外地演出时，她常常帮他洗衣服，师胜杰则常常帮她拎行李和服装道具箱……这样“大胆”的行为，引起了周围人们特别是领导的高度重视。 这似乎是一个现实版的《田螺姑娘》的故事，但现实远比神话中的情形要复杂得多：领导和指导老师们纷纷来找宋艳谈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从齐齐哈尔把她的父母找来，让他们声泪俱下地对女儿进行劝导。如此这般苦口婆心，上纲上线，反而让宋艳对师胜杰的感情由同情升华成了爱情。
宋艳的演出被停止了，并有专人监视她的行动。然而，这样的阻挠，反而使他们的感情加深了，心贴得更近
就在宋艳被“封杀”的40多天后，他们终于在困境中绝处逢生：曲艺队解散了，成立了黑龙江省曲艺团。新任团长是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黄枫。上任后，黄枫团长首先恢复了宋艳的演出，同时积极向各级组织反映师胜杰父兄的冤案。不久，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父亲和哥哥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文艺界为师胜杰的父亲召开了追悼会，在监狱中关押了11年的哥哥被释放出来。
十多年来沉重地压在师胜杰身上和心头的政治包袱，终于被彻底地拿掉了！他终于又成了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十多年了，他一直在苦难的逆境中生存，受尽了歧视，遭尽了白眼，处处受压制。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青春，甚至是他的身体，都被这沉重的包袱压变了形。“我真的说不清当时自己的内心感受，好像是一下子从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好像是重新获得了生命！我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了！我终于可以和自己深爱的人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有好一阵子，我都不太适应。有时夜里睡不着，我总会想，‘这是真的吗？！”’
1981年6月22日，在黄枫团长的大媒下，师胜杰和宋艳喜结良缘。
没有房子，他们就住在团里的办公室：晚上，把办公桌拼在一起当作床；早晨，再把桌子分开，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家具，两人的全部家当，就是各自的被褥和几个到食堂打饭用的饭盆儿。但他们并不觉得清苦，反而觉得生活充满甜蜜、未来充满希望。他和宋艳一起在事业上共同努力，积极进取，日子过得很充实。
直到首届全国曲艺调演（北方片），师胜杰与相声作家原建邦共同创作的相声《郝市长》在创作和表演方面都获得了一等奖，团里分给他一套21平方米的住房作为奖励，他们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是他成为专业相声演员后获得的第一个大奖。
1982年，文化部从全国的众多艺术团体中仅挑选了十几位演员，赴西南、西北巡回演出，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当时身怀六甲的妻子为支持他的工作，毅然决定自己回齐齐哈尔的娘家去生孩子。刚到北京，师胜杰就收到了妻子的电报：母女平安。一路上，他都沉浸在喜悦之中。
直到演出回来，他才知道了妻子因难产而遭受的痛苦。此时，孩子已经过完百天了。见到襁褓中的女儿，初为人父的师胜杰兴奋得不知所措，竟激动得张开双臂，说了句“来，让叔叔抱抱！”
为了全力支持他的事业，妻子毅然在自己事业的黄金时期决定退出舞台，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他和孩子身上。
当年结婚时，有人曾预言，“宋艳会抱着孩子和他打离婚！”但直到如今，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并让他们抱上小外孙女了，师胜杰夫妇依然互敬互爱，恩爱如初。
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1984年7月，全国相声新作品评比活动在青岛举行，相声大师侯宝林任艺术顾问。师胜杰以相声作家原建邦创作的《肝胆相照》参赛，该作品得到了专家评委以及观众的一致好评，创作和表演均获得了一等奖。研讨会上，侯宝林先生对师胜杰的表演大加赞赏。在场的一位记者禁不住问侯先生：“您对师胜杰如此青睐，是否有意收他为徒？”侯先生竟然欣然答应。参评演员是不能参加研讨会的，会后，这位记者马上跑到了师胜杰的房间，将这一喜讯告诉了他。
师胜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自幼仰慕侯宝林先生，能成为他的弟子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侯先生是公认的相声大师，是相声界的领军人物，所以，一直以来，这样的愿望只能深深地藏在心底，侯先生愿意收自己为徒，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不信你现在就去问问侯先生！”听了记者这话，师胜杰立刻跑上5楼，直奔侯先生的房间。由于太激动，一进门，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竟冒出一句：“您还没睡哪！”侯先生被逗乐了：“还没吃午饭就睡呀！”师胜杰一愣，可不，这才中午11点半！顿时尴尬得满脸通红。侯先生亲切地说：“我收你为徒不是你我之间的事儿，是相声艺术提高发展的一件大事！”
7月28日，隆重的收徒拜师仪式在青岛举行，名家云集，盛况空前。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也特地从天津赶来出席拜师会。拜师仪式打破了传统的旧习俗，没有要求徒弟行跪拜礼。师胜杰向师父师娘三鞠躬并献上鲜花。侯宝林先生将自己的专著《相声溯源》赠送给他，还将自己佩戴了多年的一枚钻戒摘下来，戴到了他的手上，并当场挥毫泼墨，写下“贵在创新”4个大字赠送于他，表达了对他的殷切期望。
从此，师胜杰正式成为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
第一个在国外说相声的中国人
在师父的悉心指导下，师胜杰在相声表演方面迈上了新的台阶。1985年，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师胜杰参加了赴美国演出的中国说唱艺术团。侯宝林先生担任该团艺术指导。
这是中国曲艺第一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第一场演出安排在纽约的麦迪逊剧场，可容纳4000多名观众的剧场内座无虚席。在演出即将开始的时候，侯宝林先生和艺术团的领导犯了难：整台演出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曲艺节目，其中相声节目一共有4个：演员分别是，师胜杰和冯永志、常贵田与常宝华，侯耀文与石富宽，侯宝林和常宝华。如果是平时在国内演出，除了侯宝林先生必须攒底（即：大轴，最后一个节目）以外，其他相声演员谁先谁后都无所谓。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在国外，谁也没有在美国说过相声，对美国观众能否接受相声这种几乎是完全靠语言来表达的艺术形式，谁心里都没底，谁都怕“泥”（演出效果不佳）在台上。“这可怎么办，看着师父犯了难，我鼓了鼓勇气说，‘师父，我先来！我和小冯先上，如果火了，下面的节目就好演了；如果我们在上面泥了，你们赶紧换活（调整节目），我先以身试场。’师父同意了。为了给我们打气儿，他亲自为我们‘把场’（在侧幕观察演出效果）”一段传统相声《对春联》，在包袱炸响的同时，也勾起了当地华人华侨浓浓的乡情。又说了两个返场小段后，他们才在观众的笑声和掌声中下了台。“走到侧幕时，师父竟一把抱住了我，眼里含着泪花，激动地夸了一句‘好儿子’！这可是我师父头一回当着我的面夸我。” 第二天纽约的华文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师胜杰先生打响了中国相声在美国的第一炮！
师父的一句话让我决定留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当年被评上“中国相声十大笑星”，师胜杰颇感意外。“1985年夏天我曾经收到过一个邀请函，请我参加中国相声十大笑星评选活动。当时我对这事儿一点儿都没往心里去，我觉得就我的水平而言，根本不够参评的资格。你想啊，咱们国家有那么多著名的相声演员，让全国观众投票，总共就选出十个，这轮也轮不到我呀！再加上当时我是黑龙江省曲艺团副团长，得带领全团完成各种演出任务，工作特别忙。我就委婉地向承办单位的负责同志表明自己决定不参加这次评选，后来因为工作繁忙，这件事儿也就淡忘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意外。组委会还告诉我，我的名次很靠前，在第六位。如果能亲自去长春参加揭晓颁奖晚会，观众还会现场投票，排名有可能还会提前。但当时我在北京录节目，没法去长春参加晚会，虽然有些遗憾，但当时我还是特别高兴。我没有参加评选，但最终全国的听众、观众还是通过投票把我选中，这说明这么多年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大家对我的相声艺术还是肯定的。更让我欣慰的一点是，十大笑星中的其他9位都在北京的艺术团体，我是唯一一个不在北京的。这更说明了观众对我的厚爱。”
那么，师胜杰这个“唯一不在北京”的笑星，为什么不到北京来闯荡一下呢？
其实，本来有极好的机会在他面前：上世纪80年代末，全总文工团曾向他发出热情的邀请，并承诺连他爱人的工作、孩子的户口及学校问题都将安排妥当，并分配给他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团长表示，他将带领全团演职人员，铺着红地毯来欢迎我们一家。”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个道理谁不懂啊！当时一家人的住房不到40平方米，他多么希望让妻子和孩子有宽敞的住房，多么希望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更好地学习创作啊！
就在他就工作调动问题进行各方面交涉的时候，他接到了师娘打来的电话，师父患了胃癌，已经到了晚期，病重住院了。师胜杰和爱人连夜动身，去北京看望师父。
协和医院里，刚刚做完胃切除手术的侯宝林先生面容憔悴，十分虚弱。就在护士前来提醒探视时间不宜过长时，师父轻声地对他说：“胜杰，你帮我刮刮脸吧！”师父一直微闭着双眼，病房里特别安静，剃须刀发出的轻微的刷刷声听得格外清晰。“忽然师父睁开眼睛问我：‘喜欢京剧吗？’‘喜欢！’‘喜欢哪个行当？’‘花脸。’‘喜欢花脸哪个流派？’‘裘派。’‘裘派谁唱得最好？’‘当然是裘盛戎。’说到这儿，我师父叹了口气：‘可惜呀，裘先生死得太早了，你知道现在裘派唱得最好的是谁吗？’‘当然是方荣翔了？’‘方荣翔是谁？’听师父这么一问，我乐了。师父对京剧那么有研究，怎么可能不知道方荣翔是谁啊！我当时心想，可能是师父明知故问，在考我呢。‘方荣翔是裘先生的徒弟啊’，我回答。‘他是哪个团的？’‘他是山东省京剧团的。’‘哦，他不是北京的？’‘不是。’‘他不是北京的，可为什么全国的观众都那么喜欢他呢？’‘他唱的好呗！’‘噢……’说到这儿，我师父闭上眼睛，半晌儿才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我也想等我侯宝林百年之后，在东北还有我的一个徒弟呀！观众也都喜欢他……’这句话一说，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师父这是在劝我。我当时要调到全总文工团的事儿，在北京的相声圈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事儿看来也早已传到了我师父耳朵里。我记得师父曾经说过：‘好的演员如果都在北京扎堆儿，不利于相声艺术的发展。’但是人各有志，师父不好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所以才用这样一种婉转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和师父的这番对话，让我的想法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可能有人会说，你师父是师父，你是你，这样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生大事儿，还是要靠自己来做决定。人家说的没错，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大主意得自己拿。但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父和我情同父子，他老人家不但教我如何学艺，也教我如何做人，更关心我们这些徒弟的前途和发展。
“我师父30多年都没有收徒，有多少条件优秀的人想拜在他的门下，都被他婉言谢绝。但他在晚年却偏偏收我为关门弟子，这足以说明师父对我的看重和抬爱。师父对我寄予厚望，就是希望我在东北能扛起相声艺术的大旗，为巩固和发展相声艺术而坚守在东北这块黑土地上。”
本打算破釜沉舟举家进京，但师父“百年之后还希望东北能有我的一个徒弟”的话语，在他的耳畔不时的回响。
最后，他毅然决定：不走了！
有那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了
去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场演出，师胜杰在台上对观众说：“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退休了！今后，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到北京来为大家演出了。”这句话刚一出口，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观众大喊：“欢迎您常来！”观众的热情，让台上的师胜杰感动得热泪盈眶。“观众的掌声不单单是一种礼貌，这是对我多半辈子艺术生涯、艺术质量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今后的一种企盼。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工作在东北，远离首都、远离文化中心的相声演员，让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我最喻快、最自信的时刻，就是站在舞台上。”“如今回头看来，这一路走来，虽然说是风风雨雨，但我的人生非常丰富多彩，我很感恩。感恩于我的父母，给了我生命；感恩于我童年的生长环境，给了我艺术的熏陶和滋养；感恩于我的师父，在做人做艺各个方面给予我丰厚的财富；感恩于广大的观众，给予我鼓励和肯定；感恩于那片黑土地，哺育了我；也感恩于那10年浩劫，有那碗酒垫底，我什么酒都能对付了……
“我觉得那段时光非常珍贵，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言不由衷，那段时间不堪回首，我应该恨死那段日子了。但真的不是这样的。说实话，那段日子确实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伤痛，很大的阴影，这种影响到现在依然存在。比如说，我从年轻时起就习惯了驼着背、罗着锅，不敢挺直了腰杆儿；直到现在，如果参加个什么活动，我都会选择坐在一个角落里。这都是那时候形成的习惯，产生的自卑心理。说实话，在当时，我心中是有愤恨的，是敢怒不敢言的，大的背景是这样，没有办法。但是现在回头看来，那段日子锻炼了我。正确地对待和理解那段经历，把它化成一种力量，那是我人生中一笔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