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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斯·内特尔福德(Rex Nettlefof‘d)是一名历史学家、政治孛者及社会评论家他是牙买加西印度大学的荣退副校长，同时担任牙买加国家舞蹈戏剧公司艺术总监他的著作包括《镜子》(Mirror)、《镜子：身份》(Mirror Identity)、《牙买加的种族和抗争》(Race and Protest in Jamaiaca)、《牙买加舞蹈：复兴与延续》(Dance Jamaica Renewal and Continuity)、《牙买加国家舞蹈戏剧公司1962—2008》(The NationalDance Theatre Company of Jamaica 1962—2008)，以及《内外伸展：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声音》(InwardStretch Outward Reach： A Voice from the Caribbean)
对于被称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世界”的全球三分之二的居民来说，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在大多数生活在后殖民地国家的人看来，精神的去殖民化是他们不断进行的对尊严、自尊、地方归属感和目的感的探寻的一部分，而这种探寻常常能在创造性想象力的实践中找到答案。
创造性想象力的实践成果是文化艺术作品，尤其体现在文学、视觉及行为艺术领域。此类实践保障个人得以自强，并保证整个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及获得相应地位。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下，在今日知识经济推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中，这一现象赋予了意象和创意艺术极大的重要性。这无疑决定了艺术在教育中的强制性的核心作用，而教育本身退动了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
在一篇发人深思的有关加勒比海地区渴求独特性的文章中，出生于圣卢西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爵士写道：“没有创意艺术的社会是一片文化的沙漠。”文中，他总结道：“我想称赞我们的政治家，他们为中等学校的创意艺术课程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而我想补充一点，这些投入也惠及到了初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全球化的新世界纷乱芜杂，需要一定的平衡感，而创造性想象力的实践及其成果正是解决之道(如同文艺复兴时期)。
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秩序同质化必然会激起反抗，因为同质性这一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显然是与人类心智与情感的异质性相悖的。在当代，处处可见人们退缩到自我感觉舒适的地带，在这里不论作为个人或集体，他们都感到安全，远离受压制和服从。宗教、语言、族谱和艺术表现等文化的标识成了高调的代言者，要求人际关系中强势的妥协观念让位给多元化和实质的观念，呼唤能够让我们学会共同生活而非仅仅生存在一起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立场一致。
对未来普遍存在的愿景是我们将致力于发展教育，从而让全球化的世界变得资源更丰富、更具建设性与创意活力。我们很容易推断出，真正热爱求知的人必然同等迫切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何为学之止境?我们将往何处学、如何不断地拓展——这些不确定性一直困扰着我们，尽管在不论短期或是长期的发展战略中，我们都承诺将教育作为首要发展工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培养出足智多谋的创造性人才，使其能够应对全球化世界(这一世界正经历着通信技术革命和世界观及世界秩序的快速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那么它们必须在发展中社区大力发展教育。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正在受到威胁；如果它们仅狭隘地把教育与特定的工作或技能联系在一起，而不触及想象力艺术，并且忽视这样做将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大学将有可能变得毫无用处。
在关于艺术教育对21世纪人类发展的作用这一全球讨论中，加勒比海的英联邦国家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做好了讨论的准备。不过，加勒比海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因为自我怀疑和缺少信心，仍然倾向于追随北大西洋地区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采取的做法，因而在该领域的自我探索和试验方面，往往要落后一个时代。其实，除了可以参考欧洲的做法，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先进经验可以汲取，我认为UNESCO有必要牢记这一点，并鼓励他人也牢记这一点。
在一份递交给UNESCO的报告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领导的欧盟委员会称，支撑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学习知识、学习做事、学习做人和学习共同生活；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加勒比海的英联邦国家应当支持这一概念。“我们应当有计划地学习，使个人能通过充分发挥自身能力获得发展。由此，教育的概念将在时间和社会空间上放大，与‘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相一致。”：我们认为教育发展和文化现实之间，即教育和孕育文化的社群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而“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正与此密切相关。
我们应着重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如何将特定的教育带给我们的民众，通过这种教育，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决定，并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一个物质贫乏但人力资源充沛的国家的需求相一致。这样的教育才能让民众继承那些开垦土地、稳定社会的前人所遗留下的遗产：独立、自给自足、自发，以及协调一致共同发展的集体行动力。
我们不可忘记，某些人类价值观必须在人类社群中培养和保持，例如个人尊严和责任心、选择加入社群的自由意志、机会均等的观念，以及对美好事物和文化身份的追寻。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教育和艺术来实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拒绝将艺术视作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顽固想法存在于政府机构和教育行业中。尽管很明显，不少人对生命和生存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并将他们的创造性想象力付诸实践，以使历史经验和生存现实更为轻松，而非深陷于一成不变之中。换句话说，就是赋予生存现实以意义。我们显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并且已经能够将行动扩展到加勒比海及以外更广泛的社群当中，而其中大部分的功劳归于我们的艺术家。加勒比海英联邦国家的艺术家资源较为丰富。我们的文学家用英语这一共同语言进行沟通和探讨；而法国殖民地的共同语言是法语。
尽管我们也有经济学家和规划师，但只有艺术家才能深入发掘我们的痛苦与潜能。他们创造词汇、音乐、运动、神话、句法和讽刺艺术。他们的创造为货币主义者和底线鼓吹者带来了现金和宝贵的外汇，但这些人却坚持不把艺术看作对发展有贡献的同等产品，反而视其为自我沉溺的行为，并不能为人均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做出贡献。在联邦国家，凡此看法发生改变的地方，那里的各级教育就会进发出活力。
当世界步入新的千年时，我们需要聆听那些个人或集体文化活动家的教诲。如果缺乏新的探索多元文化世界的宏大愿景，缺乏新的自我认知能力以及支撑新生活方式的方法，那么我们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这不仅仅是发展中的加勒比海地区或美洲所面临的情况，整个世界亦如此。目前，全球正经历着一个典型的转变，而艺术在重新定义和塑造社会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将历史定义为“并非纪念碑上的文字、帝国的统治庆典或游牧部落羞辱人性的记录，而是一个关于个人、文化及终极意义的自我救赎与自我认同的故事。”他在西印度大学的停留显然磨砺了他的见解。他的言论是规划师和教育执行者对21世纪的传承者能做的最好的使命陈述。
在加勒比海地区，正是创意艺术家的存在及其想象力和才智的实践，促成了一个运转良好并真正多元的社会。在这里，人们确确实实是在共同生活着，而非仅是形式上的共同生存。这样的社会源自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在异邦的相遇，进而得到加勒比海传统的熔炼，最终融合为美洲的传统。我将之称为多重社会，因为这里有交织的文明，就像地中海文明融会了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以及非洲人、犹太人和南欧人在异国土地上共同创造的伊比利亚文明。人们常说，自从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境的那一刻起，西班牙就失去了知识阶层和想象力。直至最近，美国所做的最不像美洲国家的一件事便是否认自身为一个交织的文明。在这一奇怪的现象上，代表了交织文明的巴拉克·奥巴马正在对抗美国，在此过程中，必将涉及到纷乱芜杂、交织文明的世界所衍生出的心智和情感。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创造性想象力的实践让我们理解到，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伊比利亚半岛海岸启航后的五百年，我们如何“成为”今日的我们，如何名副其实地在整个美洲创造出了新的民族，以及看待事物和独特性的新情感，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所谓的当代艺术家中，最优秀的那些人能坦然接受自身为前人的创造物，是近代历史“有意的意外”诞下的有质感、复杂且专注的后代。正如加勒比海联邦的艺术家德里克·沃尔科特、爱德华·“卡姆”·博列维特(Edward‘Kamau’Brathwaite)和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以及肯尼亚的恩古吉·瓦·西安戈(Ngugi waThiong’o)、南非的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尼日利亚的奇努阿·阿奇贝(ChmuaAchebe)和印度的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所有这些人都读过莎士比亚、马洛、狄更斯、巴尔扎克、塞万提斯以及歌德的作品。这一事实赋予加勒比海人以孕育新情感的独特知识，它并非像《创世记》里记载的那样源于虚空，而是源于相异的文化中迥然不同的元素。所有这些都值得颂扬，而非自我否定、自我轻视或自我怀疑。
艺术可以做些什么?它可以帮助人类从污浊中解脱出来。最终，力量来自于我们所有人，我们能用自己的语言定义自身，继而基于这些定义向前迈进。艺术的创作过程就是一种前进方式，而不是逃避现实者躲人唯美的或日出日落的虚幻世界中；它是前进的一种形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更新，而无需否认我们仍在前进。
在这方面，所有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在东方，日本俳句说：“成熟果实坠落的地方，会长出更多的树木。”成熟时即瓦解时，但即刻又迎来重生。非洲班图族的一句古话说得好：“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对逝者、活着的人和未出世的人的体现。”而艺术家正是将这一重生、更新和延续的循环用于了创作。显然，这保证了生命的延续。这就是我们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加勒比海人的看法。
(张磊 译)
对于被称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世界”的全球三分之二的居民来说，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在大多数生活在后殖民地国家的人看来，精神的去殖民化是他们不断进行的对尊严、自尊、地方归属感和目的感的探寻的一部分，而这种探寻常常能在创造性想象力的实践中找到答案。
创造性想象力的实践成果是文化艺术作品，尤其体现在文学、视觉及行为艺术领域。此类实践保障个人得以自强，并保证整个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及获得相应地位。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下，在今日知识经济推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中，这一现象赋予了意象和创意艺术极大的重要性。这无疑决定了艺术在教育中的强制性的核心作用，而教育本身退动了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
在一篇发人深思的有关加勒比海地区渴求独特性的文章中，出生于圣卢西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爵士写道：“没有创意艺术的社会是一片文化的沙漠。”文中，他总结道：“我想称赞我们的政治家，他们为中等学校的创意艺术课程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而我想补充一点，这些投入也惠及到了初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全球化的新世界纷乱芜杂，需要一定的平衡感，而创造性想象力的实践及其成果正是解决之道(如同文艺复兴时期)。
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秩序同质化必然会激起反抗，因为同质性这一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显然是与人类心智与情感的异质性相悖的。在当代，处处可见人们退缩到自我感觉舒适的地带，在这里不论作为个人或集体，他们都感到安全，远离受压制和服从。宗教、语言、族谱和艺术表现等文化的标识成了高调的代言者，要求人际关系中强势的妥协观念让位给多元化和实质的观念，呼唤能够让我们学会共同生活而非仅仅生存在一起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点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立场一致。
对未来普遍存在的愿景是我们将致力于发展教育，从而让全球化的世界变得资源更丰富、更具建设性与创意活力。我们很容易推断出，真正热爱求知的人必然同等迫切地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何为学之止境?我们将往何处学、如何不断地拓展——这些不确定性一直困扰着我们，尽管在不论短期或是长期的发展战略中，我们都承诺将教育作为首要发展工具。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培养出足智多谋的创造性人才，使其能够应对全球化世界(这一世界正经历着通信技术革命和世界观及世界秩序的快速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那么它们必须在发展中社区大力发展教育。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正在受到威胁；如果它们仅狭隘地把教育与特定的工作或技能联系在一起，而不触及想象力艺术，并且忽视这样做将意味着什么，那么在不远的将来这些大学将有可能变得毫无用处。
在关于艺术教育对21世纪人类发展的作用这一全球讨论中，加勒比海的英联邦国家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做好了讨论的准备。不过，加勒比海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因为自我怀疑和缺少信心，仍然倾向于追随北大西洋地区过去、现在和未来可能采取的做法，因而在该领域的自我探索和试验方面，往往要落后一个时代。其实，除了可以参考欧洲的做法，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先进经验可以汲取，我认为UNESCO有必要牢记这一点，并鼓励他人也牢记这一点。
在一份递交给UNESCO的报告中，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领导的欧盟委员会称，支撑教育的四大支柱是学习知识、学习做事、学习做人和学习共同生活；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加勒比海的英联邦国家应当支持这一概念。“我们应当有计划地学习，使个人能通过充分发挥自身能力获得发展。由此，教育的概念将在时间和社会空间上放大，与‘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相一致。”：我们认为教育发展和文化现实之间，即教育和孕育文化的社群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而“活到老学到老”的观念正与此密切相关。
我们应着重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如何将特定的教育带给我们的民众，通过这种教育，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决定，并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与一个物质贫乏但人力资源充沛的国家的需求相一致。这样的教育才能让民众继承那些开垦土地、稳定社会的前人所遗留下的遗产：独立、自给自足、自发，以及协调一致共同发展的集体行动力。
我们不可忘记，某些人类价值观必须在人类社群中培养和保持，例如个人尊严和责任心、选择加入社群的自由意志、机会均等的观念，以及对美好事物和文化身份的追寻。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教育和艺术来实现。
许多发展中国家仍拒绝将艺术视作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顽固想法存在于政府机构和教育行业中。尽管很明显，不少人对生命和生存进行了有价值的思考，并将他们的创造性想象力付诸实践，以使历史经验和生存现实更为轻松，而非深陷于一成不变之中。换句话说，就是赋予生存现实以意义。我们显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并且已经能够将行动扩展到加勒比海及以外更广泛的社群当中，而其中大部分的功劳归于我们的艺术家。加勒比海英联邦国家的艺术家资源较为丰富。我们的文学家用英语这一共同语言进行沟通和探讨；而法国殖民地的共同语言是法语。
尽管我们也有经济学家和规划师，但只有艺术家才能深入发掘我们的痛苦与潜能。他们创造词汇、音乐、运动、神话、句法和讽刺艺术。他们的创造为货币主义者和底线鼓吹者带来了现金和宝贵的外汇，但这些人却坚持不把艺术看作对发展有贡献的同等产品，反而视其为自我沉溺的行为，并不能为人均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做出贡献。在联邦国家，凡此看法发生改变的地方，那里的各级教育就会进发出活力。
当世界步入新的千年时，我们需要聆听那些个人或集体文化活动家的教诲。如果缺乏新的探索多元文化世界的宏大愿景，缺乏新的自我认知能力以及支撑新生活方式的方法，那么我们的安全无法得到保证。这不仅仅是发展中的加勒比海地区或美洲所面临的情况，整个世界亦如此。目前，全球正经历着一个典型的转变，而艺术在重新定义和塑造社会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将历史定义为“并非纪念碑上的文字、帝国的统治庆典或游牧部落羞辱人性的记录，而是一个关于个人、文化及终极意义的自我救赎与自我认同的故事。”他在西印度大学的停留显然磨砺了他的见解。他的言论是规划师和教育执行者对21世纪的传承者能做的最好的使命陈述。
在加勒比海地区，正是创意艺术家的存在及其想象力和才智的实践，促成了一个运转良好并真正多元的社会。在这里，人们确确实实是在共同生活着，而非仅是形式上的共同生存。这样的社会源自非洲人、亚洲人和欧洲人在异邦的相遇，进而得到加勒比海传统的熔炼，最终融合为美洲的传统。我将之称为多重社会，因为这里有交织的文明，就像地中海文明融会了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以及非洲人、犹太人和南欧人在异国土地上共同创造的伊比利亚文明。人们常说，自从将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境的那一刻起，西班牙就失去了知识阶层和想象力。直至最近，美国所做的最不像美洲国家的一件事便是否认自身为一个交织的文明。在这一奇怪的现象上，代表了交织文明的巴拉克·奥巴马正在对抗美国，在此过程中，必将涉及到纷乱芜杂、交织文明的世界所衍生出的心智和情感。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创造性想象力的实践让我们理解到，自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从伊比利亚半岛海岸启航后的五百年，我们如何“成为”今日的我们，如何名副其实地在整个美洲创造出了新的民族，以及看待事物和独特性的新情感，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所谓的当代艺术家中，最优秀的那些人能坦然接受自身为前人的创造物，是近代历史“有意的意外”诞下的有质感、复杂且专注的后代。正如加勒比海联邦的艺术家德里克·沃尔科特、爱德华·“卡姆”·博列维特(Edward‘Kamau’Brathwaite)和乔治·拉明(George Lamming)，以及肯尼亚的恩古吉·瓦·西安戈(Ngugi waThiong’o)、南非的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尼日利亚的奇努阿·阿奇贝(ChmuaAchebe)和印度的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所有这些人都读过莎士比亚、马洛、狄更斯、巴尔扎克、塞万提斯以及歌德的作品。这一事实赋予加勒比海人以孕育新情感的独特知识，它并非像《创世记》里记载的那样源于虚空，而是源于相异的文化中迥然不同的元素。所有这些都值得颂扬，而非自我否定、自我轻视或自我怀疑。
艺术可以做些什么?它可以帮助人类从污浊中解脱出来。最终，力量来自于我们所有人，我们能用自己的语言定义自身，继而基于这些定义向前迈进。艺术的创作过程就是一种前进方式，而不是逃避现实者躲人唯美的或日出日落的虚幻世界中；它是前进的一种形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更新，而无需否认我们仍在前进。
在这方面，所有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在东方，日本俳句说：“成熟果实坠落的地方，会长出更多的树木。”成熟时即瓦解时，但即刻又迎来重生。非洲班图族的一句古话说得好：“我们所有人都不过是对逝者、活着的人和未出世的人的体现。”而艺术家正是将这一重生、更新和延续的循环用于了创作。显然，这保证了生命的延续。这就是我们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加勒比海人的看法。
(张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