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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鸡毛》作为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宏观叙事退潮期的作品，在叙述中体现了选官制下的知识分子精英在权力和道德场域“士”的立场的退出。在理想消失后，知识分子精英显示出“唯物质主义”的倾向，在权力的规训和运行中，知识分子得到了资源分配。小说文本的断裂化叙述回避了社会问题的因果逻辑，消解了传统知识分子探索社会的深度和力度。
《一地鸡毛》是刘震云于1991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小林在单位和家庭的种种遭遇和心灵轨迹的演变。通过菜篮子、妻子、孩子、豆腐、保姆以及单位中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它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给人们内心和外在的变化。
新写实小说通常被认为主要取材于平平淡淡的凡人琐事，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着重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人对生活之网的认同，但是小说文本中小林中央部委年轻办事员的身份很难被简单定义为“底层”。
一、士的退场
新写实主义主要被认为是描写和关注底层生活，有几个文本常被提及。方方的《风景》書写的码头工人，刘恒《狗日的粮食》书写的基层农民，池莉的《烦恼人生》书写的工厂工人，从物质资料占有和社会地位来说，可以定义为底层人民。
小说《一地鸡毛》中，小林夫妇被归类为“底层”，却很勉强。小林夫妇在北京中央部委工作，中央部委在社会阶层上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层。中国的科举制度由来已久，以考试的等级决定初授官的地点和等级。宋制，进士一甲、二甲任职中央，三甲任职地方，历代有微调，但大体不变。因此，小林夫妇的京官身份相当于科举制度中二甲以上的进士，在选官制度下，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上层或精英。在中国传统行政系统中，选官制下的京官初试品级和前途明显高于地方官。
“士”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下的社会精英。中国传统对“士”有着较为系统的界定，由此形成了“士”的操守和行为准则。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或“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这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原始儒家学说从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角度，肯定了“士”的文化，其主要内容也多关于“士”的修身道德规范和从政治国原则。另外，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理念为指导，“士”是社会精英，有较高的道德和从政素质要求。
《一地鸡毛》基于当代的“士”（小林夫妇）的处境，对传统“士”的观念进行突破。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的小林，和传统的二甲以上进士一样，暂时在京官中处于金字塔的底层，文本便以此为基点，开始小林夫妇的“底层”叙述。文本从一开始就排铺了种种小林处于底层的表现，从上班之前排队买豆腐、签到受到大学生的气、保姆罢工、老婆生气、夫妻吵架、查水表的人找堵说起，讲述了各种职场和生活无奈的交织。
表1中，标签1、标签2涉及道德因素，可以看到“士”的精神在此层面的退却，标签3、标签4、标签5涉及从政伦理问题
（一）老师治病问题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的五伦，成为人们长久以来祭拜的对象。明朝后期以来，“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崇奉和流行，人们常设“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或条幅供奉于中堂，这是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但小林行为和传统的民间伦理规范相差甚远。老师对小林不薄，文本写道：“小时候自己（小林）掉进冰窟窿，老师把棉袄都给他穿。”老师过来看病，小林的老婆“一把将五张人民币打飞了”，说：“谁没有老师！我孩子还没吃饭，哪里管得上老师了！”在老师过世后，“小林读了这封信，难受一天……但伤心一天，等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在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情放到一边了”。
小林最终用“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的逻辑和人伦的报恩逻辑对抗。但老师的病都没有治，在中国社会，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医院找不到就可以解决的。这不仅涉及社会原因（小林没有权力），还涉及社会通行伦理的问题，特别是对小林这个处于选官制下的“士”（知识分子）上层来说。
（二）老家来人
在中国，“乡党”代表着交错的血缘、共同地缘区域、共同道德伦理、共同历史记忆和互相扶持的社会共同体。在中国这个讲求礼节的社会，乡党的来访，一顿饭是要吃的。小林老婆“加两个大路菜”，还算合理。但是从热情的礼节到敷衍，读者可以看到这种现实中的“不得已”和传统对乡党的热情的差距。
（三）老婆调动工作
《礼记》：“选贤任能。”但是，小林懂得“以前有宏伟理想，可以原谅，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事物发展规律”的道理，“选贤任能”的理想不是小林调动工作的初衷，其初衷只是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四）孩子入学
虽然小林老婆认为孩子是陪读，丢了身份，但是公务员/小林、商人/印度女人夫妇明显构成了一种官商的对应，印度女人把托儿所的一个名额给小林的孩子，事实上形成了搞好关系的行为。小林夫妇在资本面前的屈服，也暗示着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寻租。
（五）离单位太远
因为单位头头的小姨子生活不方便，所以单位加了一趟班车。虽然这涉及比小林高等级的人的权力运用，但是如果小林不是体制内的一分子，也享受不到这种便利。虽然小林夫妇又觉得屈辱，但是在现实利益面前，很快心理也舒坦了。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知识分子“以仁厚知能尽官职”的仕官理想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依附在资本、权力下的现实利益。
二、唯物质主义
因为价值的破灭，小林夫妇生活的意义变成了能够把握的物质。
20世纪80年代的文本往往将理想放在现实利益之上，在现实利益受挫的时候，会用理想来补充内心的不平。阿城在《棋王》（1984年）中就表现过因为价值的破灭去把握物质的看法。《棋王》里说： “脚卵叹道：‘……棋虽然是家里传下的，可我实在受不了农场这个罪，我只想有个干净的地方住一住，不要每天脏兮兮的。棋不能当饭吃的，用它通一些关节，还是值的……’画家把双臂抱在胸前，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脸，看着天说：‘倪斌，不能怪你。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求。我这两年，也常常犯糊涂，生活太具体了。幸亏我还会画画儿。何以解忧？唯有——唉。’”
《棋王》中，“画家”、王一生用知识分子的修养绘画和棋道的自由对抗物质的困扰。
在小说《一地鸡毛》中，超越性的东西已经不存在，经过机关单位和生活的洗礼，强大的社会规训已经把小林夫妇的理想抹得干干净净。文本对物质利益的获得着墨甚多。
（一）生活物质的得失
小林夫妇很重视物质的得失，想尽办法蹭便宜，在得到便宜之后都很兴奋。曾经见人有点腼腆、有一点淡淡诗意、让小林注意身体卫生的小林老婆，用让“滴水水表不转”的方式巧妙偷水，这个方式是小林老婆“在单位闲聊中听到的”。大学时曾喜欢写诗的小林，见到大学时的诗友“小李白”，帮助“小李白”卖鸭子，得了200块钱，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小林答应查水表的老头把县委书记的批文批下来，然后收了一个小型微波炉，“在市场上要七八百一台”，“打开炉子，白薯焦黄滚烫，小林老婆、小林、孩子三人，一人捧一块‘稀溜稀溜’吃”，“这天晚上，他与老婆又亲热了一会。由于有微波炉的刺激，老婆又很有激情”。
（二）物质生活牵连的个人情绪
生活中和物质关联的小事往往牵扯着小林夫妇的情绪瞬间转换，不快和愉快转换往往在一瞬之间。在事情比较顺利的时候，小林夫妇就会感到“欢乐”，如“老婆工作问题解决”“孩子入托辞退保姆”“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勤了”。情绪的瞬间转变意味着没有连续性的理性思维，做爱是动物性的行为。所以，文本中的小林夫妇从具体的人变成了动物性的存在。
三、阶层断裂
小说《一地鸡毛》对20世纪90年代显现的阶层断裂和不平等进行了描写。文本中，“小林”以底层自居，基点是国家部委内部，并进行了相应的描写。但是，中国的权力系统不仅体现在部委内部，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对照、体制内外的对照以及“现管”的权力。
小林的“底层”自居是以单位的“科层制”为基础的。毕业没几年的小林，还没有提干，处于单位金字塔的最底层。为了给老婆调动工作，他必须找“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因为触动了机关里的忌讳而未果;因为没有掌权，小孩入托儿所的问题只能靠对门印度女人的商人丈夫解决，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资源;上班难的问题是凭借老婆单位头头小姨子的关系解决的;小林夫妇解决不了老师看病的问题，但是大领导能解决。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地方和中央部委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差距，因此，那个掌管着小林日常用水的查水表老头，因为地方县委书记的关系，对小林夫妇低声下气，并送了价值不菲的微波炉，由此带出基层和中央权力（基层一把手和中央办事员）的不平等。小林的老师生病到北京看，找到小林，认为小林能够帮忙解决，体现了地方对中央部委权力期待的集体无意识。
小说文文还反映出体制内外的不平等。小林夫妇对于对面掌握资源的印度商人怀有敌意，但是印度女人的丈夫帮助小林解决了小孩入托难的问题，这其中，是不是掺杂了对小林当下或以后的权力期待？“小李白”和小林是大学的诗友，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潮中，和“小李白”的金钱差距是小林自认为处于“底层”的一个依据，但是从大家都往体制走的現状来看，“小李白”代表的商人免不了对官员的权力依赖——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官员的权力和人际网也是商人经商必须经营的资源。
通过文本，读者还可以看到“现管”的作用，如“小保姆”“查水表老头”“托儿所老师”，这都是掌管小林生活或者生活一部分的人。但是，从机关单位的升迁空间来说，他们并不构成对抗性的存在。
四、权力依附
小林夫妇两个人，年纪轻轻就到了国家部委，有高的平台，因此也有发展较大的发展空间。《阿Q正传》写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因为摸爬滚打，小林夫妇也明白了“有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事物发展规律”，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要改变想法。尽管读者在文本中还能看到小林夫妇的知识分子气，但到后来“多五十总比少五十强”，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变成现实利益，传统儒家的胸怀天下的操盘勇气变成了喝口汤。
“要面子的一股穷酸，不要面子的享荣华富贵”“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这样的话语体现了在体制内部按照制度运行物质分配性的生活。通过审视可知，北京的房子解决了，托儿所也解决了，上班难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些问题都不是小林夫妇主动争取，而是靠各种体制因素或体制力量解决的。
可以看到，在小说叙述的后来，小林夫妇出现了第一次的吃拿卡要，即一位县委书记要尽快处理一个积压件，结果竟然求到那个修水管老头，而后者又求到了小林，说实话，小林就是随便说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
文本中，知识分子依附国家权力，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消失，把理想转化为现实，自我说法的逻辑一套一套的，知识分子在权力下自我驯化，因为处理得轻巧，显得合理。
五、“一地鸡毛”的断裂叙事
对于这个文本来说，整体化叙事、深度叙事、探究真相、找出办法已经不是作者要关心的东西。正如一地飞舞的鸡毛，文本的叙事也不讲前因后果，只是列事说事，因此文本逻辑显示出断裂，几个部分的开头和上文的连接也没体现出传统小说叙事特征——推进的安排，显示出平面化累加的处理方式。例如，在小说第一部分，“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第三部分“家里来客人”了、第四部分“孩子病了”、第六部分“今年大白菜丰收”，和前文的情节都没关系，都是新找一个由头，说一些社会现象和观察，笔者认为这种断裂在这个文本中是合理的（有整体性的力量）。
但是，这种断裂在对具体问题的描述中也不深究（如小林的老师死了之后，小林的心情也就用“难过了一天”带过），因此也构不成体系性的深层叙述和感染，形成不了对抗性的力量。
这种写法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问题的因果逻辑，消解了传统知识分子探索社会的深度和力度。
（温州大学）
作者简介：金邦一（1983-），男，浙江文成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地方文化。
《一地鸡毛》是刘震云于1991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小林在单位和家庭的种种遭遇和心灵轨迹的演变。通过菜篮子、妻子、孩子、豆腐、保姆以及单位中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它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深刻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给人们内心和外在的变化。
新写实小说通常被认为主要取材于平平淡淡的凡人琐事，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着重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以及人对生活之网的认同，但是小说文本中小林中央部委年轻办事员的身份很难被简单定义为“底层”。
一、士的退场
新写实主义主要被认为是描写和关注底层生活，有几个文本常被提及。方方的《风景》書写的码头工人，刘恒《狗日的粮食》书写的基层农民，池莉的《烦恼人生》书写的工厂工人，从物质资料占有和社会地位来说，可以定义为底层人民。
小说《一地鸡毛》中，小林夫妇被归类为“底层”，却很勉强。小林夫妇在北京中央部委工作，中央部委在社会阶层上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层。中国的科举制度由来已久，以考试的等级决定初授官的地点和等级。宋制，进士一甲、二甲任职中央，三甲任职地方，历代有微调，但大体不变。因此，小林夫妇的京官身份相当于科举制度中二甲以上的进士，在选官制度下，他们是知识分子的上层或精英。在中国传统行政系统中，选官制下的京官初试品级和前途明显高于地方官。
“士”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下的社会精英。中国传统对“士”有着较为系统的界定，由此形成了“士”的操守和行为准则。儒家学说中儒出身于“士”，又以教育和培养“士”（或“君子”）为己任。“士”者“仕”也。孟子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士”出来任职做官，为社会服务，就好像农夫从事耕作，这是他的职业。荀子在讲到社会分工时，也把“士”归于“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荣辱》）的一类人。原始儒家学说从为国家、社会培养官吏角度，肯定了“士”的文化，其主要内容也多关于“士”的修身道德规范和从政治国原则。另外，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理念为指导，“士”是社会精英，有较高的道德和从政素质要求。
《一地鸡毛》基于当代的“士”（小林夫妇）的处境，对传统“士”的观念进行突破。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的小林，和传统的二甲以上进士一样，暂时在京官中处于金字塔的底层，文本便以此为基点，开始小林夫妇的“底层”叙述。文本从一开始就排铺了种种小林处于底层的表现，从上班之前排队买豆腐、签到受到大学生的气、保姆罢工、老婆生气、夫妻吵架、查水表的人找堵说起，讲述了各种职场和生活无奈的交织。
表1中，标签1、标签2涉及道德因素，可以看到“士”的精神在此层面的退却，标签3、标签4、标签5涉及从政伦理问题
（一）老师治病问题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的五伦，成为人们长久以来祭拜的对象。明朝后期以来，“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崇奉和流行，人们常设“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或条幅供奉于中堂，这是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但小林行为和传统的民间伦理规范相差甚远。老师对小林不薄，文本写道：“小时候自己（小林）掉进冰窟窿，老师把棉袄都给他穿。”老师过来看病，小林的老婆“一把将五张人民币打飞了”，说：“谁没有老师！我孩子还没吃饭，哪里管得上老师了！”在老师过世后，“小林读了这封信，难受一天……但伤心一天，等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在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情放到一边了”。
小林最终用“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的逻辑和人伦的报恩逻辑对抗。但老师的病都没有治，在中国社会，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医院找不到就可以解决的。这不仅涉及社会原因（小林没有权力），还涉及社会通行伦理的问题，特别是对小林这个处于选官制下的“士”（知识分子）上层来说。
（二）老家来人
在中国，“乡党”代表着交错的血缘、共同地缘区域、共同道德伦理、共同历史记忆和互相扶持的社会共同体。在中国这个讲求礼节的社会，乡党的来访，一顿饭是要吃的。小林老婆“加两个大路菜”，还算合理。但是从热情的礼节到敷衍，读者可以看到这种现实中的“不得已”和传统对乡党的热情的差距。
（三）老婆调动工作
《礼记》：“选贤任能。”但是，小林懂得“以前有宏伟理想，可以原谅，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事物发展规律”的道理，“选贤任能”的理想不是小林调动工作的初衷，其初衷只是解决生活实际问题。
（四）孩子入学
虽然小林老婆认为孩子是陪读，丢了身份，但是公务员/小林、商人/印度女人夫妇明显构成了一种官商的对应，印度女人把托儿所的一个名额给小林的孩子，事实上形成了搞好关系的行为。小林夫妇在资本面前的屈服，也暗示着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寻租。
（五）离单位太远
因为单位头头的小姨子生活不方便，所以单位加了一趟班车。虽然这涉及比小林高等级的人的权力运用，但是如果小林不是体制内的一分子，也享受不到这种便利。虽然小林夫妇又觉得屈辱，但是在现实利益面前，很快心理也舒坦了。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知识分子“以仁厚知能尽官职”的仕官理想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依附在资本、权力下的现实利益。
二、唯物质主义
因为价值的破灭，小林夫妇生活的意义变成了能够把握的物质。
20世纪80年代的文本往往将理想放在现实利益之上，在现实利益受挫的时候，会用理想来补充内心的不平。阿城在《棋王》（1984年）中就表现过因为价值的破灭去把握物质的看法。《棋王》里说： “脚卵叹道：‘……棋虽然是家里传下的，可我实在受不了农场这个罪，我只想有个干净的地方住一住，不要每天脏兮兮的。棋不能当饭吃的，用它通一些关节，还是值的……’画家把双臂抱在胸前，抬起一只手摸了摸脸，看着天说：‘倪斌，不能怪你。你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要求。我这两年，也常常犯糊涂，生活太具体了。幸亏我还会画画儿。何以解忧？唯有——唉。’”
《棋王》中，“画家”、王一生用知识分子的修养绘画和棋道的自由对抗物质的困扰。
在小说《一地鸡毛》中，超越性的东西已经不存在，经过机关单位和生活的洗礼，强大的社会规训已经把小林夫妇的理想抹得干干净净。文本对物质利益的获得着墨甚多。
（一）生活物质的得失
小林夫妇很重视物质的得失，想尽办法蹭便宜，在得到便宜之后都很兴奋。曾经见人有点腼腆、有一点淡淡诗意、让小林注意身体卫生的小林老婆，用让“滴水水表不转”的方式巧妙偷水，这个方式是小林老婆“在单位闲聊中听到的”。大学时曾喜欢写诗的小林，见到大学时的诗友“小李白”，帮助“小李白”卖鸭子，得了200块钱，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小林答应查水表的老头把县委书记的批文批下来，然后收了一个小型微波炉，“在市场上要七八百一台”，“打开炉子，白薯焦黄滚烫，小林老婆、小林、孩子三人，一人捧一块‘稀溜稀溜’吃”，“这天晚上，他与老婆又亲热了一会。由于有微波炉的刺激，老婆又很有激情”。
（二）物质生活牵连的个人情绪
生活中和物质关联的小事往往牵扯着小林夫妇的情绪瞬间转换，不快和愉快转换往往在一瞬之间。在事情比较顺利的时候，小林夫妇就会感到“欢乐”，如“老婆工作问题解决”“孩子入托辞退保姆”“昨天欢乐，今天又欢乐，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勤了”。情绪的瞬间转变意味着没有连续性的理性思维，做爱是动物性的行为。所以，文本中的小林夫妇从具体的人变成了动物性的存在。
三、阶层断裂
小说《一地鸡毛》对20世纪90年代显现的阶层断裂和不平等进行了描写。文本中，“小林”以底层自居，基点是国家部委内部，并进行了相应的描写。但是，中国的权力系统不仅体现在部委内部，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对照、体制内外的对照以及“现管”的权力。
小林的“底层”自居是以单位的“科层制”为基础的。毕业没几年的小林，还没有提干，处于单位金字塔的最底层。为了给老婆调动工作，他必须找“前三门单位管人事的头头”，因为触动了机关里的忌讳而未果;因为没有掌权，小孩入托儿所的问题只能靠对门印度女人的商人丈夫解决，因为他手里掌握着资源;上班难的问题是凭借老婆单位头头小姨子的关系解决的;小林夫妇解决不了老师看病的问题，但是大领导能解决。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说，地方和中央部委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差距，因此，那个掌管着小林日常用水的查水表老头，因为地方县委书记的关系，对小林夫妇低声下气，并送了价值不菲的微波炉，由此带出基层和中央权力（基层一把手和中央办事员）的不平等。小林的老师生病到北京看，找到小林，认为小林能够帮忙解决，体现了地方对中央部委权力期待的集体无意识。
小说文文还反映出体制内外的不平等。小林夫妇对于对面掌握资源的印度商人怀有敌意，但是印度女人的丈夫帮助小林解决了小孩入托难的问题，这其中，是不是掺杂了对小林当下或以后的权力期待？“小李白”和小林是大学的诗友，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下海潮中，和“小李白”的金钱差距是小林自认为处于“底层”的一个依据，但是从大家都往体制走的現状来看，“小李白”代表的商人免不了对官员的权力依赖——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官员的权力和人际网也是商人经商必须经营的资源。
通过文本，读者还可以看到“现管”的作用，如“小保姆”“查水表老头”“托儿所老师”，这都是掌管小林生活或者生活一部分的人。但是，从机关单位的升迁空间来说，他们并不构成对抗性的存在。
四、权力依附
小林夫妇两个人，年纪轻轻就到了国家部委，有高的平台，因此也有发展较大的发展空间。《阿Q正传》写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因为摸爬滚打，小林夫妇也明白了“有宏伟理想，可以原谅，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事物发展规律”，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要改变想法。尽管读者在文本中还能看到小林夫妇的知识分子气，但到后来“多五十总比少五十强”，知识分子的崇高理想变成现实利益，传统儒家的胸怀天下的操盘勇气变成了喝口汤。
“要面子的一股穷酸，不要面子的享荣华富贵”“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这样的话语体现了在体制内部按照制度运行物质分配性的生活。通过审视可知，北京的房子解决了，托儿所也解决了，上班难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些问题都不是小林夫妇主动争取，而是靠各种体制因素或体制力量解决的。
可以看到，在小说叙述的后来，小林夫妇出现了第一次的吃拿卡要，即一位县委书记要尽快处理一个积压件，结果竟然求到那个修水管老头，而后者又求到了小林，说实话，小林就是随便说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
文本中，知识分子依附国家权力，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消失，把理想转化为现实，自我说法的逻辑一套一套的，知识分子在权力下自我驯化，因为处理得轻巧，显得合理。
五、“一地鸡毛”的断裂叙事
对于这个文本来说，整体化叙事、深度叙事、探究真相、找出办法已经不是作者要关心的东西。正如一地飞舞的鸡毛，文本的叙事也不讲前因后果，只是列事说事，因此文本逻辑显示出断裂，几个部分的开头和上文的连接也没体现出传统小说叙事特征——推进的安排，显示出平面化累加的处理方式。例如，在小说第一部分，“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第三部分“家里来客人”了、第四部分“孩子病了”、第六部分“今年大白菜丰收”，和前文的情节都没关系，都是新找一个由头，说一些社会现象和观察，笔者认为这种断裂在这个文本中是合理的（有整体性的力量）。
但是，这种断裂在对具体问题的描述中也不深究（如小林的老师死了之后，小林的心情也就用“难过了一天”带过），因此也构不成体系性的深层叙述和感染，形成不了对抗性的力量。
这种写法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问题的因果逻辑，消解了传统知识分子探索社会的深度和力度。
（温州大学）
作者简介：金邦一（1983-），男，浙江文成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