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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从重视语言的转换、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翻译不单是被看作语言间的转换，而且上升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操纵翻译理论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了操纵理论在具体翻译中的运用，剖析了该理论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纵。
关键词：操纵翻译理论；翻译活动；运用
一、意识形态对译前文本选择的操纵
王东风先生所讲：“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价值体系而言，这种外来的文化就意味着破坏甚至颠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翻译中本土价值体系的代表—— 赞助人就会利用手中的话语权来进行干预，而这种干预首先就表现在译前的文本选择。赞助人会选择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给与译介，而对于不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进行压制。当主流意识形态处于强势的地位时，赞助人往往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受雇用的个体译者对他们也就只有服从的份了。这里我们可以以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他妻子戴乃迪为例子。杨宪益在他的自传《漏船载酒亿当年》（英文书名为Yang Xianyi：A Autobiography of White Tiger）中曾不无遗憾的说：“不幸的是，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我主要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所以在选材方面还算幸运的。但有时候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要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我们常常要为编辑们选出的诗和他们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商讨方能达成妥协”。杨先生的这段话虽然对从事翻译的人而言或许是一种无奈，但这又何尝不是对赞助人在文本选择中所起作用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注释呢！当然，当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处于崩溃或非强势的状态时，赞助人的绝对话语权就可能旁落，此时的译者就可拥有相对的自主选择权，可以根据自己认可的意识形态来选择文本。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两点，一是赞助人和译者的关系除了在少数情况下处于对抗状态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在译文选材上一般会和赞助人的意识形态趋同，因为译者如果想让自己的译作得到出版，就必须主动地迎合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正如法国诗人兼翻译家Du Bellay所说：“译者对赞助者服从不容任何借口；二是意识形态对译本选择的操纵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程度和内容会有所不同，在一种社会条件下不允许出版的换一个环境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但是这种操纵绝对不会自动消失。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转换的操纵
翻译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从表面上看这种交流是“平等友好”的，而实际上交流的背后隐含着的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这种表现除了在选材上得到反映外，在翻译转换操作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译者为了消解原文的异质，让译文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在翻译转换过程中进行用词的选择、句子或段落的改写、删减、省略甚至增补，以便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和维护整个目的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
政治因素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翻译转换的影响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在翻译转换过程中，译者有时因为政治因素真是要到了“字字计较”的地步。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层面，还体现在内容的删减上，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在我国的译介就能反映这一点。这部作品自1937年首次被译成中文后，已成中国销售量最大的譯作，但直到1994年才出版它的中文全译本。同过去的译本相比，由黄树南等同志合译的全译本增加了近四万字的篇幅，均是因政治原因一直难见天日的内容，包括小保尔与冬妮亚，保尔与达雅的友谊与爱情、小市民心态、保尔加入和退出“工人反对派”等等一些所谓的“有损保尔崇高形象”的情节。这里由原来的删除到现在的恢复原貌都是由当时的政治因素使然，但是却可以看到政治的成熟和社会的进步。同时我们从这一例子也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政治因素对翻译转换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强度和内容会有所不同。
每个社会都有其相应的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制约社会成员的行为，译者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了让自己的译作让读者接受，也要迎合或迁就当时的社会伦理。社会伦理的干预还表现在译者会受自己或社会主流的伦理观影响而误读文本或肆意添加有关内容。有些译者受传统化心理的制约，往往把正常的人类感情和亲子之情附会成“忠”或“孝”，并和中国的封建伦理观念联系起来。
诗学作为艺术的美学观念体系也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勒菲弗尔认为“诗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形人物、情节及象征等文学要素的集合；二是指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中是什么角色或应是什么角色的观念。在翻译操作中，诗学对翻译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首先表现在语言上，例如严复为了让他所翻译的西方作品为当时掌握封建社会权力话语的封建士大夫所接受，他有意采用了“汉以前字法句法”来传达“精理微言”。他之所以这样做，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讲，“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因为“他认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于是，就在那群封建士大夫摇头晃脑欣赏那充满古典美的雅文的同时，他们也咽下了西学的“苦药”—— 西方近代社会哲学思想。而严复所谓的“雅”，其实就是当时占社会主流的诗学成分，严复在传播先进西方思想的同时不免受到当时诗学这种意识形态的操纵。
翻译不仅在选材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而且在语言转换的操作层面上也会受到属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伦理因素及诗学等的影响，从而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精心选词，甚至对原文增删和篡改来消解原文的异质，来服务当时的意识形态。这正与勒菲弗尔所指出的；“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次，可以看出，如果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
三、意识形态对译后文本流行的操纵
此外，当一个译本出版之后，译本的流行除了会受到原作品的艺术魅力、译本本身的质量、译者和出版社的号召力、读者自身的喜好等因素影响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纵。
如果说意识形态对译后文本的影响和操纵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那么再让我们看看意识形态对译后文本流行直接操纵的例子，例如唐代《大云经》。这部译经是唐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时，白马寺法明和尚薛怀义等12名和尚为迎合武则天当皇帝的需要重译的。书中称武则天是弥勒佛降生，应代替李唐作黄帝 武则天看后大喜，亲笔作序，颁布天下，且令各州要营造大云寺，以珍藏《大云经》。从上可以看出，《大云经》之所以能颁布天下，广为珍藏，一方面是由于那位和尚迎合了武则天的内心愿望，另一方面是武则天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对其传播流行进行了直接的操纵。在现代也有这种例子，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在我国的广泛流传，也是我国宣传部门按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力推进的结果。
但是如果出版的译本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那就只有遭禁的命运了总之，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纯符号转换，即使在译后文本的流行方面，也有意识形态在背后的推波助澜，一句话，意识形态影响和操纵着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 查明建. 文化操控与利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 （ 2）： 86- 102.
[2] 胡卫平.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无形力量.同济大学学报.2007年第一期.
[3]陶富源.论主体与主体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1）.
作者简介：田嘉璐（1991-9），湖南吉首市人，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操纵翻译理论；翻译活动；运用
一、意识形态对译前文本选择的操纵
王东风先生所讲：“翻译，从根本上讲，就是向本土文化意识形态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对于本土价值体系而言，这种外来的文化就意味着破坏甚至颠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翻译中本土价值体系的代表—— 赞助人就会利用手中的话语权来进行干预，而这种干预首先就表现在译前的文本选择。赞助人会选择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给与译介，而对于不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进行压制。当主流意识形态处于强势的地位时，赞助人往往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受雇用的个体译者对他们也就只有服从的份了。这里我们可以以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他妻子戴乃迪为例子。杨宪益在他的自传《漏船载酒亿当年》（英文书名为Yang Xianyi：A Autobiography of White Tiger）中曾不无遗憾的说：“不幸的是，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我主要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所以在选材方面还算幸运的。但有时候即使是古典诗歌的选择也要视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而定，我们常常要为编辑们选出的诗和他们争论不休，经过长时间的商讨方能达成妥协”。杨先生的这段话虽然对从事翻译的人而言或许是一种无奈，但这又何尝不是对赞助人在文本选择中所起作用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注释呢！当然，当国家的主体意识形态处于崩溃或非强势的状态时，赞助人的绝对话语权就可能旁落，此时的译者就可拥有相对的自主选择权，可以根据自己认可的意识形态来选择文本。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两点，一是赞助人和译者的关系除了在少数情况下处于对抗状态外，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在译文选材上一般会和赞助人的意识形态趋同，因为译者如果想让自己的译作得到出版，就必须主动地迎合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正如法国诗人兼翻译家Du Bellay所说：“译者对赞助者服从不容任何借口；二是意识形态对译本选择的操纵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程度和内容会有所不同，在一种社会条件下不允许出版的换一个环境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但是这种操纵绝对不会自动消失。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转换的操纵
翻译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从表面上看这种交流是“平等友好”的，而实际上交流的背后隐含着的却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这种表现除了在选材上得到反映外，在翻译转换操作上表现得更加突出。译者为了消解原文的异质，让译文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往往会在翻译转换过程中进行用词的选择、句子或段落的改写、删减、省略甚至增补，以便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期待和维护整个目的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
政治因素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翻译转换的影响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在翻译转换过程中，译者有时因为政治因素真是要到了“字字计较”的地步。政治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语言的层面，还体现在内容的删减上，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书在我国的译介就能反映这一点。这部作品自1937年首次被译成中文后，已成中国销售量最大的譯作，但直到1994年才出版它的中文全译本。同过去的译本相比，由黄树南等同志合译的全译本增加了近四万字的篇幅，均是因政治原因一直难见天日的内容，包括小保尔与冬妮亚，保尔与达雅的友谊与爱情、小市民心态、保尔加入和退出“工人反对派”等等一些所谓的“有损保尔崇高形象”的情节。这里由原来的删除到现在的恢复原貌都是由当时的政治因素使然，但是却可以看到政治的成熟和社会的进步。同时我们从这一例子也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政治因素对翻译转换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强度和内容会有所不同。
每个社会都有其相应的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制约社会成员的行为，译者作为社会的一员为了让自己的译作让读者接受，也要迎合或迁就当时的社会伦理。社会伦理的干预还表现在译者会受自己或社会主流的伦理观影响而误读文本或肆意添加有关内容。有些译者受传统化心理的制约，往往把正常的人类感情和亲子之情附会成“忠”或“孝”，并和中国的封建伦理观念联系起来。
诗学作为艺术的美学观念体系也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勒菲弗尔认为“诗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形人物、情节及象征等文学要素的集合；二是指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中是什么角色或应是什么角色的观念。在翻译操作中，诗学对翻译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首先表现在语言上，例如严复为了让他所翻译的西方作品为当时掌握封建社会权力话语的封建士大夫所接受，他有意采用了“汉以前字法句法”来传达“精理微言”。他之所以这样做，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讲，“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因为“他认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于是，就在那群封建士大夫摇头晃脑欣赏那充满古典美的雅文的同时，他们也咽下了西学的“苦药”—— 西方近代社会哲学思想。而严复所谓的“雅”，其实就是当时占社会主流的诗学成分，严复在传播先进西方思想的同时不免受到当时诗学这种意识形态的操纵。
翻译不仅在选材上受到意识形态的左右，而且在语言转换的操作层面上也会受到属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因素、伦理因素及诗学等的影响，从而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精心选词，甚至对原文增删和篡改来消解原文的异质，来服务当时的意识形态。这正与勒菲弗尔所指出的；“在翻译过程的各个层次，可以看出，如果语言学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的考虑发生冲突时，总是意识形态和或诗学胜出。
三、意识形态对译后文本流行的操纵
此外，当一个译本出版之后，译本的流行除了会受到原作品的艺术魅力、译本本身的质量、译者和出版社的号召力、读者自身的喜好等因素影响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纵。
如果说意识形态对译后文本的影响和操纵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那么再让我们看看意识形态对译后文本流行直接操纵的例子，例如唐代《大云经》。这部译经是唐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正式登基时，白马寺法明和尚薛怀义等12名和尚为迎合武则天当皇帝的需要重译的。书中称武则天是弥勒佛降生，应代替李唐作黄帝 武则天看后大喜，亲笔作序，颁布天下，且令各州要营造大云寺，以珍藏《大云经》。从上可以看出，《大云经》之所以能颁布天下，广为珍藏，一方面是由于那位和尚迎合了武则天的内心愿望，另一方面是武则天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对其传播流行进行了直接的操纵。在现代也有这种例子，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在我国的广泛流传，也是我国宣传部门按照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力推进的结果。
但是如果出版的译本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那就只有遭禁的命运了总之，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纯符号转换，即使在译后文本的流行方面，也有意识形态在背后的推波助澜，一句话，意识形态影响和操纵着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 查明建. 文化操控与利用： 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 J]. 中国比较文学， 2004， （ 2）： 86- 102.
[2] 胡卫平.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的无形力量.同济大学学报.2007年第一期.
[3]陶富源.论主体与主体性[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1）.
作者简介：田嘉璐（1991-9），湖南吉首市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