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云振：将军们寻找的英雄

　　柴云振，本名柴云正，四川岳池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45师134团3营8连7班班长，中共党员。1930年出生，1952年因战后失踪，被“牺牲”了33年。荣立特等功，获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12岁就打长工的柴云振吃苦耐劳，手脚勤快，但仍一贫如洗。1947年，他被川军抓壮丁抓走，当伙夫，挨打受骂。他不堪虐待，曾两次逃跑都被抓回。1950年10月，柴云振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1951年5月下旬，美军全线越过三八线，为了掩护三兵团部队北撤，志愿军总部命令第15军在芝浦里地区转入防御，坚守7至10天。该军第45师奉命最先赶到朴达峰展开阻击战，从5月30日至6月7日，击退美军的多次进攻后，奉命撤出战斗。
　　2013年1月12日，在湖北孝感15军干休所，笔者采访了15军离休老战士李天恩。谈起柴云振的英雄事迹，83岁高龄的李天恩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李天恩回忆：“柴云振是在朴达峰战斗的关键时刻出现的战斗英雄！他是我们15军早于黄继光、邱少云之前的战斗英雄，也是黄继光、邱少云生前学习的偶像。”
　　朴达峰主峰阵地，山高路险，易守难攻，是芝浦里阻击战最关键的阵地。山前有敌阵地，山腰有敌工事，山顶驻敌重兵，后山还有敌援兵。“夺取朴达峰困难很大，但又非夺回不可。敌人反扑了三次，我们攻了三次，都是我们一个班攻下来的。第一次牺牲两人;第二次，伤亡就多了，我们班打到最后加上我只有两个人。第三次，敌人又把山头夺过去了。”
　　柴云振当时是45师134团3营8连7班班长，当时班里只有三名战士。营长“武和尚”，后来叫武尚志，作战格外凶猛。朴达峰前沿某高地在志愿军与美军之间，多次易手。柴云振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受了“武和尚”要他重夺前沿高地的任务。一天之内，柴云振带领7班3名战士与敌人较量了三次，全是恶战。下午两点钟，敌人以三个营的兵力分多路反攻，再次占领了主峰阵地。处于山下的志愿军3营指挥所危在旦夕，战士们只有紧紧趴在营指挥所的一个地堡里。柴云振回忆，“武和尚”把眼睛瞪得像鸡蛋大，命令柴云振：“坚决给我把山头拿下来，这个山头拿不下来，我要你的人头！”柴云振回答：“班里的人全部牺牲了，你让我咋个去打？”“武和尚”用大眼扫了一下四周，发现真的没人了，顺手“抓”了两个通讯员分派给柴云振。柴云振带领两名通讯员交替掩护，爬上了山头，不料中途被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倾泻而下，一名通信员不幸中弹。一个小时后，敌人的机枪扫射逐渐停了下来，柴云振抓住战机，带领另一名通信员，悄悄向敌军阵地接近。通讯员提了两个手榴弹，拿起就直接冲，把第二个山头制高点夺下了。天快黑时，柴云振冲上了被敌人占领的阵地，抓到一挺机枪猛扫，把敌人打垮了。
　　1951年6月5日凌晨，朴达峰阻击战进行到了第6天。主峰阵地还在志愿军手中，不過天亮后柴云振突然发现，阵地上只有他一个人了。他拣了六七支加拿大冲锋枪，放到右边;拉了两箱半手榴弹，放在左边。柴云振利用有利地势，将成捆的手榴弹和爆破筒扔向敌群，用机枪和冲锋枪轮番向山下扫射。柴云振独自一人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到中午时分耗尽了所有弹药，手中只剩下一杆自动步枪了。
　　子弹打完了，柴云振与一名美国黑人兵扭打在一起。那天下着雨，俩人都成了泥人，抱在一块儿。当时俩人都没有武器。黑人兵抓了一块石头就往柴云振头上砸，砸得柴云振满脸是血。柴云振手上也没有家伙，灵机一动，便把双手伸到黑人兵脸上猛抠，想把敌人的眼睛抠瞎。可是手一滑，滑到了黑人兵的嘴上，被黑人兵一口咬住。柴云振晚年回忆：“他死不松口，我把手往下一拽，拽了一尺长，两边的筋连着，拽不脱。使劲拽，也拽不断。”黑人兵仗着人高马大，使劲砸柴云振的脑门心，柴云振趁势躺倒，假装昏迷过去。黑人兵以为他死了，翻起身来就急急跑了。后来，增援部队冲上了主峰阵地，柴云振被战友们转送到战地医院。
　　李天恩当时是15军随军记者，听说了柴云振的英勇事迹后特别感动，立即联系有关单位采访，但得到的消息是柴云振因伤势严重，已被转送到国内治疗了。
　　1951年5月1日，志愿军给柴云振记特等功，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彭德怀司令员，杨成武、杨勇等副司令员都到医院看望柴云振。彭德怀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活英雄。
　　柴云振是增援部队抢救下来的，由于他自己部队的官兵都已牺牲，团里根本不知道他的情况。他被送往后方抢救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了音讯。1954年，15军回国以后，组织上就指示有关部门查找柴云振的下落。根据一份当时保留下来的花名册，有关部门给他所在县的政府发了一份调查函，回函说该县查无此人（后来才搞清楚，那份花名册籍贯栏里，只填了县名，没有填省名，还填了一个音同字不同的县名）。后来，部队经过几次整编，驻地也不断变动，原先的一些老同志调走的调走，退役的退役，加上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寻人的事也就顾不上了。
　　20世纪80年代，解放军总政治部要编写《英雄传记》，指定要为柴云振立传。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5军老军长秦基伟对此事高度重视，指示编写组的同志：“必须千方百计找到柴云振。”时任15军宣传处处长的李天恩和群联处处长温铁汉等人，承担起这一“大海捞针”的艰巨任务。
　　李天恩至今仍记得他们在《四川日报》花钱刊登的那则不到百字的寻人启事：“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柴云正，原是我部三营八连七班班长，在朝鲜朴达峰阻击战斗中身负重伤，断了一根指头，战后与部队失散。请本人或知情者看到本启事后及时与原部队联系。”
　　柴云振回忆，1984年的一天，柴云振的大儿子看到了《四川日报》上这则寻人启事。他拿着报纸来问柴云振：“爸，你看，这上面寻找的人是不是你哟？”柴云振接过报纸一看，说：“他是这个‘正’，我是这个‘振’，怎么会是我？”儿子指着报纸上写的内容分析道：‘你叫柴云振，找的人叫柴云正，‘振’和‘正’字音相近，情况也很像你，我们去问一问，看找的是不是你。”于是某一日，柴云振戴着一顶破草帽在儿子的陪同下出现在15军的大门口。李天恩回忆：听说“大英雄柴云振”来了，他一阵惊喜，同时又十分紧张。因为他也没见过柴云振，但当他用手握着柴云振的右手时，这才放下心来，他看到了柴云振的无名指缺了一截。 　　据柴云振回忆，在朴达峰负伤后，他被转到国内后方医院住院一年，拿着三等乙级残废军人证书，在民政局领取了1000斤大米的复员费，回到家乡四川岳池老家务农。从此，他和部队“失联”了。而在朝鲜，根据柴云振战友们的描述，部队画了—张他的“遗像”，悬挂在朝鲜革命军事博物馆最显眼的位置，供人们瞻仰纪念。
　　柴云振对秦基伟充满了感激：老军长秦基伟派人到十几个省寻找自己30多年了。秦基伟曾说：“一定要找到柴云振，找不到他死不瞑目。”此后不久，柴云振到北京开会，刚到宾馆住下，他就被秦基伟派来的车子接到家里吃饭，回忆往事，共叙当年。当秦基伟问柴云振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解决时，柴云振说：“老首长，我那一个班的战士都牺牲了，只剩下了我，我活在世上，只想代我的战友们做点事，我自己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秦基伟闻言格外激动，站起来向英雄敬酒：“是啊，那时我们的官兵在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时，谁会想到要个名要个利要个官当呢？柴云振，好样的！”柴云振连忙站起来说：“不行，你是将军我是兵，我敬你！”秦基伟感慨地说：“没有你们这样英雄的兵，我这个将军就是光杆司令，能打胜仗吗？”同席的聂济峰也激动地站起来向柴云振敬酒。他是柴云振所在部队45师政委，朴达峰阻击战的指挥员。聂济峰激动地说：“这是世界上最纯洁最美丽的感情。我们这些当将军的，为有柴云振这样的兵而感到骄傲！”那天，秦基伟给聂济峰交代了为柴云振写书的任务：“我们要为柴云振做点什么，你是大秀才，你负责为英雄写书，为英雄立传。”
　　1984年10月，迟到了33年的表彰柴云振军功大会在15军召开，柴云振领回了迟到30多年的勋章。30多年前他被评为“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获得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最高奖赏“一级国旗勋章”等。领到这些奖章时，柴云振激动地说：“想不到部队首长至今还记得我！”“活烈士”柴云振被找到后，谷景生、向守志、崔建功、唐万成、黄以仁、李万明、聂济峰、王银山、张蕴钰、刘占华等将军也纷纷赶来军部看望老英雄，他们拉着柴云振的右手仔细辨认，又仔细察看柴云振头部的伤痕，这些是他们30多年前记忆特别深刻的地方。这些老将军当时在志愿军中的职位和姓名，柴云振也都说得清清楚楚。
　　英雄柴云振“复活”的消息很快在中朝两国传开了，当年的老首长杨成武、洪学智等，以及中央和军委主要领导分别接见了柴云振。1985年10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柴云振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35周年纪念活动。在朝鲜访问期间，金日成特别举行了盛大的授勋仪式，授予杨成武、刘振华（某空军副司令员，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等三人“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并亲自将勋章戴在三位英雄的胸前。金日成说：“找到柴云振，历史应该改写过来，柴云振不是烈士，是活着的英雄。”随后，英雄们在金日成等朝鲜党政军最高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在这里柴云振亲手将自己的“遗像”摘了下来。
　　柴云振“死而复生”，成为当时媒体追踪的热点。有记者问：“你当年立了那么大的功，为什么要回到农村？为什么不去找部队？”柴云振淡淡一笑，答：“找啥啊，仗都打完了，我也该回家了。当兵就是为了打仗，打完仗没死就回家！”记者赞道：“你是了不起的英雄！”柴云振又淡淡一笑，答：“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没有回家！”

聂济峰：记录英雄们的将军

　　聂济峰将军，高挑个，戴眼镜，厚嘴唇，表面冷峻深沉，内心热情如火。他能诗善文，博闻多才，其性格沉静而不善言，喜默而不好动，人常莫知其所思。而一旦深思熟虑，则激情澎湃，浩浩荡荡不可阻也。将军淡泊名利，朴素无华，识之者多不知其为上甘岭著名之战将。
　　20世纪80年代某年秋，聂济峰与曾参加上甘岭战役的部分官兵乘长江轮船，沿江直上至葛洲坝参观，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大江浩荡东去，秋风吹过眼前。聂济峰触景生情，与同行者忆起牺牲在上甘岭的战友，不禁泪湿衣襟。聂济峰在船舱里，对着《中国地图册》，且行且记，记下了15军在上甘岭战斗中50多位立过战功的英雄的名字和他们的家乡。在分省地图的页面上，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不但有英雄的名字，还标出他们的籍贯，甚至有英雄亲属的姓名。如今这本地图册就在聂济峰女儿昭华手中。昭华对笔者说，这本地图册普通而珍贵，是他们家的传家宝。而15军英雄的家乡，正好都集中分布在长江沿岸省份。“他们都是你爸爸出生入死的战友，我把他们带到了朝鲜，却没能把他们带回家乡……”昭华回忆说，父亲晚年每每忆此都会哽咽。据说，电影《上甘岭》主题歌《一条大河波浪宽》，就是由此而启发了词曲家乔羽的灵感。
　　聂济峰军旅生涯中以富于政治才能而著称，人称“大秀才”“活字典”“笔杆子”。抗美援朝中，任志愿军第15军45师政委，是崔建功的搭档。他们一起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以坚定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保障了上甘岭战役的顺利进行。
　　聂济峰1955年被评为大校，1964年晋升为少将。1963年，毕业于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后历任第15軍副政委，第一军政委，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军事学院副政委，国防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顾问。
　　曾与聂济峰有过交往的宁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原副巡视员邓亚平认为，聂济峰是一位“隐者”。1983年，邓亚平受友人所托，到兰州贺兰山宾馆陪一位北京来的“组长”下棋。据邓亚平回忆，这位“组长”虽面色严峻，不善言谈，却毫无架子，平易近人。他白天出外调研，找人谈话，听取汇报，晚饭后得空便与邓亚平“将”上几“军”。在与这位“组长”天天交手中，邓亚平竟忘了他的“组长”身份。
　　某日，邓亚平在与“组长”开战时，出口不逊：“聂组长，反正你下不过我，我让你两个马怎样？”观战者无不惊讶。而“组长”则毫不介意，如常摆盘迎战。邓亚平回忆道，那时年轻不懂事，后来才知道，这位戴眼镜的“组长”，是来宁夏担任整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聂济峰将军。直至聂济峰去世后，邓亚平才知道他还是上甘岭大战中的师政委。邓亚平回忆：“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从硝烟烈火中走出来的将军，竟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文章。” 　　聂济峰不求闻达，一生低调，淡泊名利，与将军交往者鲜有知其为上甘岭大战之指挥员。聂昭华告诉笔者，自己在上中学期间，对父亲有三个“知道”，三个“不知道”：一是知道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但不知道父亲打过上甘岭;二是知道志愿军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但不知道父亲就是坚守上甘岭的师政委;三是知道上甘岭出了黄继光、邱少云的英雄事迹，但不知道他们都曾是父亲部队的兵。某日，聂济峰应邀为开封师范学校做上甘岭战斗报告，有同学听过后，对昭华说：“你爸爸就是打上甘岭的政委啊！”昭华回忆：“那时我根本不相信，转身跑回家问父亲，父亲嘴一噘，什么也没有说。”又某日，昭华母亲在整理旧物时翻出父亲的一堆勋章、奖章，昭华好奇，捧着去问父亲，父亲依然嘴一噘，什么也没有说。昭华感慨，父亲一生做了许多报告，写了许多文章，但很少谈过自己，写过自己。有一段时间，关于15军与12军在上甘岭大战中作用问题，参战部队部分人员各执一词，议论纷纷。“隐者”聂济峰不得不现身说话了。
　　他认为，上甘岭战斗中，15军与12军部队就是一个整体，我们打的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仗。战争年代的生死之交、患难之情，后人是难以理解的。聂济峰忆此激动地说：“打上甘岭时，大家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亲密无间，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分彼此，现在为什么你要我分彼此？”闻者皆无言以对，羞愧而退。时为15军45师宣传干事的李明天回忆，聂济峰有大局观念，脾气好，从不发火，上甘岭战役打得那么紧张，也没见他骂过一次人。在处理15军与12军关系上，他起了万金油、粘合胶的作用。对12军31师部队参战，聂济峰要求45师官兵均以“老大哥部队”称呼，有人不以为然，聂济峰振振有词：“31师是太行山的第一个儿子，我们15军是太行山的第三个孩子，我们45师是当时九纵最年轻的一个旅，论资格，31师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其时，晋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陆续升级为野战军时，太行军区已先后抽调基干部队成立了三纵队和六纵队，所以说九纵是太行人民的第三个儿子。
　　聂济峰退休后，曾利用数十个晚上，以录音形式记录，和其女婿李韧深谈了他所参与指挥的上甘岭战役前后过程。将军口述资料由其女婿李韧整理成《夜话上甘岭》一书，详细记述了上甘岭战斗的全貌，并撰写了战斗英雄的小传。全书30万字，涉及上甘岭战斗英雄44人。聂济峰在口述中，除了谈孙占元、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柴云振、易学才、刘兴元、龙世昌、蔡兴海、林炳远、朱有光和王万成之外，还深度谈到了上甘岭前线许多无名英雄。
　　笔者问昭华：“你父亲在上甘岭的情况，怎么没有写啊？”昭华答：“我爸爸说，上甘岭一仗，45师死了5000多人哪，每当想起他们，父亲的心里就格外沉痛。他说，自己是幸存者，为牺牲的烈士立传，是幸存者大于天的责任。面对死者，我们官再大，也微不足道了。”
　　“在上甘岭的一块石壁上刻着两位英雄的名字：朱有光、王万成。他们就是12军的战斗英雄。”聂济峰每当忆此就激动，“朱有光与王万成，就是为了增援我们15军29师阵地牺牲的。”俩人就是后来影片《英雄儿女》中主人公王成的原型。聂济峰回忆起这段经历，曾感慨地对女儿说：“了不起呀，12军为了增援我们，刚刚接手阵地，就打出了两位战斗英雄！”
　　为15军写书，为上甘岭英烈立传，是聂济峰一生的夙愿。1984年，柴云振“失踪”33年后被找到了，聂济峰由此又接受了为柴云振写书的任务。柴云振是15军45师的兵，与聂济峰很熟，每次来京都来看望聂济峰。1991年冬天，柴云振又来北京，聂济峰闻之前往补充采访。那天女儿昭华劝他，你有心脏病，外面下雪了，等天晴了去不行吗？聂济峰说，柴云振难得来北京，每次来都不愿住长，怕住宾馆浪费国家的钱。我要抓紧时间找他聊聊。昭华闻此眼圈就红了。她说，那时爸爸已78岁了，又患有心脏病，仍执意前往采访。不久便患心衰住院，两个月后（1992年2月1日）因心梗逝世。
　　昭华回忆，聂济峰去世后，李德生、秦基伟先后到家中凭吊。李德生专门把聂济峰亲属召集起来谈话，他说：“我和秦司令员、你们的爸爸都是生死之交的战友。15军打下上甘岭，很了不起呀，牺牲那么大，我们赶到时，他们还没有离开，还在拼着命打呀！”秦基伟说：“你们的爸爸是我的好战友，他对15军贡献很大，对15军的历史贡献很大。”
　　聂济峰晚年曾言，自己这一生有两个坑还没有填好，一个是写上甘岭大战的书，一个是战斗英雄柴云振的书。聂济峰在病危弥留之际，还在询问《上甘嶺大战》的写作进展情况。可惜他没能看到《上甘岭大战》的出版，也没有看到他自己口述的《夜话上甘岭》出版，但幸运的是他留下了15盘亲临上甘岭战役口述实录的录音磁带。聂济峰逝世后，他的女婿李韧经过几年努力，把录音整理编撰成书稿。而不幸的是，此时李韧却因患癌症而英年早逝，留下了一部未完的遗作。昭华由此由一位医生转行学习写作，退休后孤身一人，带着父亲和丈夫的遗作，多次到15军补充采访。2010年10月，凝聚着两代三人接力撰著的《夜话上甘岭》，终于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
　　笔者采访昭华时，她举着父亲留下的写有上甘岭英雄名字的《中国地图册》对笔者说：“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第二本书也正在进行中，它将详细叙述父亲在地图上留下的柴云振、黄继光、邱少云等50多位战斗英雄的故事。”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同舟共进》
　　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