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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讨论的着眼点在于环境正义与环境种族主义是生态批评的政治分支，而生态批评则试图调和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价值。环境正义与环境种族主义皆体会到人类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紧密交织，也都察觉到阶级议题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尤其是污染物毒害对穷人与有色人种的影响。墨美文学强烈警觉到导致某种环境不正义的体系的存在。本文解读的是海莲娜·玛莉亚·薇拉蒙特司的小说《在基督的脚下》，这是一部关于环境正义原则、墨美女性主义与墨美“家园”概念的代表作品，它如实地描绘出加州墨美移民劳工的工作状况以及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和被各种杀虫剂毒害的现状。对这部小说的诠释主要围绕以下关键性的问题展开：移民劳工能够与仅是生产过程一部分的自然环境建立什么关系?无家可归者如何发展地方感?性别层面的分析能否透露压迫与宰制之间层迭交织的机制?
[关键词]环境正义；墨美研究；地方感；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3－0116－10
[作者简介]克蕾思特·格瑞佛波(christa Grewe-Volpp，1952－ )，女，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曼海姆大学英美文学与文化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
[译者简介]李晓菁(1975－ )，女，台湾台北县人，德国曼海姆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亚欧自然导向影片研究。
[收稿日期]2010－02－21
美国环保团体很长时间以来就在试图以都会以外的和原始的非人类环境对抗污染与资源耗竭。同环境主义者一样，生态评论与自然书写以及其他蕴涵生态意识的文本，针对的是非人类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时常被理解为人类行为的道德指标，成为人类灵魂的避风港，或者用生态中心主义的话来说，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与人类的喜好与需求无关。自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对非人类自然的关注引发重要的批评，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有色人种，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特殊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被合理再现。大部分来自都会有色人种小区的穷人，很不公平地暴露在被污染的、排放有毒废气物的、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中。1987年在由主张种族平等的基督任务联合教会(VCC－CRJ)赞助的出版物中，小瑞佛蓝德·班雅明·佛·夏维斯(Reverend Benjamin F. Chavis，Jr)新创了“环境种族主义”这一词汇，其定义如下：
环境种族主义是在拟订环境政策时的种族歧视。这是强制执行规章与法律的种族歧视。这是一种蓄意对有色人种居住的小区进行有毒废气物的排放，并设置污染工业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合法授权致命毒物与污染物存在于有色人种社区。这种将有色人种排除在主流环境团体、决策董事会、委员会与立法单位之外的种族歧视有史可寻。(1993：3)
另一个专有名词“环境正义”，通常与环境种族主义通用，强调种族以外的阶级范畴。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环境正义成为环境运动的代名词，其成员包括少数民族族群，大部分是非精英人士，通常是非女性，他们直接质问谁的环境应受保护或被忽略。他们对不仅是美国的、也是世界性的环境危害的不公平分布提出质疑，目的是为了协调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价值，从而使“生态多元、生态民主与社会公平的挣扎环环相扣”。他们不将人类文化与野性的、无法触及的自然视为对立，而认为“人类环境被复杂地连结到自然环境，他们相信一方的健康依赖另一方”(Taylor，1997：42)。科罗(Luke W.Cole)与佛司特(sheila R.Foster)将环境恰当地定义为“我们居住、我们工作、我们戏耍、我们学习之处”(2001：16)。
環境正义运动显然是政治性的，支持草根组织与另类社会架构的发展，它使社会正义与永续概念成为可能。相对其他环境团体，女人更能代表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与教育者(Taylor，1997：58)。这并不奇怪，女人成为行动主义者对抗周边地区的污染，是因为女性生殖器官和孩童对有毒污染物尤其缺乏抵抗力，也因为她们通常必须承受贫穷处境的冲击。借由强调种族、性别与阶级范畴，环境正义运动几乎等同于由政治主导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后者指出控制女人与控制自然之间具有令人担忧的联系；两者都呼吁要结束一切压迫，都指出资本主义体系是环境破坏的主要来源之一，都看到剥削自然环境与压迫他者的关联，对两者而言，人类是生态整体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双方最后都致力于变革社会。这两场运动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其关注的焦点。环境正义运动的成员对政治运动的涉及相对而言更直接，而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性别层面又并非其主要的关怀对象。它们都受人类中心的关怀鼓动，然而并没有忽略生态中心的理想。它们对环境论述的主要贡献是激进地扩充环境这一词汇，使之包含人类与其社群，也包括城市。借由指出环境中无所不在的毒害元素，它们敏锐地察觉到超越族群与阶级限制进行结盟的必要。然而，环境正义运动和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又不能被理解成为一体的，因为两者对急迫的环境问题都没有单一的解决方式，都是当代有环境意识的改革运动经过马赛克拼贴的一部分，其动机和目标通常是层迭交织，不能以清楚的界线来区隔(Buell，2003)。
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早期的墨西哥美国研究中，环境问题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比较重要的议题包括种族认同、阶级意识、历史与文化根源，鼓励种族自尊、成立出版社、广播站与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部门，以及墨美女性主义的发展。环境辩论在当时被白人中产阶级环境主义者宰制，他们以保护荒野为诉求。比如在1970年代，大概85％的墨裔美国人收入比居住在都市的白人族群低65％(Danids，1991：318)，他们自己却并不代表主流环境主义者。环境正义运动的环境关怀体现在墨裔美国人的论述和运动中，大部分出现于南科罗拉多州、北墨西哥州、德州的乡村地区以及西南部的都会中心和加州。有环境意识的墨裔美国人研究中有很强烈的地方感，也支持以传统农业方法帮助被边缘化的族群求生，就像迪汪·皮耶(DevonPefla)写到的：“生态灭绝与种族灭绝双管齐下，有色人种也成为‘濒危物种’。”(1998：In~oducfionl4)因此，“与其说墨裔美国人的环境主义是关于自然与荒野的保护，倒不如说它是关于人们面对每天生活和工作所处的险境及其威胁到他们健康与福祉时的种种挣扎”(1998：Introduction15)。
然而，墨美研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环境正义的重要性。1965年凯萨·恰佛兹(cesar Chavez)与他的国家农场工人联盟(NFWA)支持菲律宾裔葡萄采收者在加州德拉诺的罢工，他们成功地达成了在全国抵制葡萄的协议。首先，他们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与更多的劳工权利，同时也抗议滥用农药，因为它使采收者过去一直——现在有时仍然——暴露其中不受保护。恰佛兹的劳工争执不仅反对农业 综合产销的政经架构，也反对愤世嫉俗、不健全的实践方式。他的倡导活动对禁用DDT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健康危机问题在农业劳工中仍然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不能再被忽略，如恰佛兹所说：“我觉得我们在让全国人、全世界认识到这一问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Ingram，1996：588)对农药影响的报告与对餐桌葡萄的抵制已经迫使生产者同意签约用以保护劳工的健康，这不仅发生在加州，也遍及西南部(Kirk，1998：185)。
对环境危害与环境不正义不断高涨的认识已开始体现在墨美文学中，安娜·卡斯逖罗(Ana Casfifio)的《远离上帝》(So Far From God，1993)、卢恰·寇尔皮(Lucha Corpi)的《凯斯特司之血》(CustusBlood，1995)以及海莲娜·玛莉亚·薇拉蒙特司(Helena Maria Viramontes)的《在基督的脚下》(Under the Feet of Jesus)是这类正在增加的文本中三本著名的小说。它们抗议污染与政治、社会体系结盟，无情地剥削自然和弱势族群。下文我会解读其中一本——《在基督的脚下》，这是一部关怀环境正义原则、墨美女性主义与墨美“家园”概念的代表作品。小说写的是一个加州的墨美移民家庭：37岁的佩特拉和她的5个孩子，73岁的继父福罗瑞斯，以及从德州来的另一名劳工——16岁的阿尔吉欧。小说的大部分活动发生在1990年夏天(这是唯一明确的日期，如福罗瑞斯想象他生于1917年)的水果农场，从各个视角叙述，需要读者主动参与。零零碎碎的插曲，包括记忆和人物大部分的内在生活，反映了12岁的爱斯特雷拉的心理活动。她是这家的长女，必须学会在混乱、不稳定的环境中寻找价值，最后找到她自己的社会定位。因此，《在基督的脚下》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发展的小说。相对于她过劳的母亲，爱斯特雷拉代表的是墨美的新生代。小说也真实地描绘了主人公贫穷的生活状况与移民采摘者单调、辛苦的田园工作，他们饱受剥削与毒害。作者同情边缘人，他们中有些人的父母也是移民劳工，而据薇拉蒙特司的说法，他们有的几乎完全被模糊化或完全被视而不见(Henna、Juanita and Pdlarolo，1994：178)。笔者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基于以下问题：薇拉蒙特司如何看待环境正义问题?移民劳工生活与工作状况的动机与影响是什么?如何定義环境?人类在环境中扮演什么角色?移民劳工与被视为生产过程一部分的自然环境之间有什么关系?无家可归者如何发展地方感?性别方面的分析是否呈现出压迫与宰制层迭交织的机制?
欧美人想象的加州是一片农业发达的土地，是一个伊甸园，它是西进旅程中真实且神秘的目标。然而，许多劳工却必须经历梦想的幻灭，体验到理想之地永远不属于他们，因为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沉溺于这丰饶的土地上前工业的、伊甸园式的富足。它是经济与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农业发达本身就是政治的结果。19世纪铁路建好之后，加州廉价劳工过剩(大部分是中国人)，促使商人转而生产劳力密集型产品，如恰佛兹所说，“就是在这个系统中，劳工承包系统开始了”(hgram，1996：592)。在20世纪，大部分的墨裔美国人赚取最少或微不足道的工资，许多非法移民无法享有劳工权。《在基督的脚下》的主人公是墨西哥后代，也是合法的美国公民，他们游走于农场和农场之间寻求工作，他们如何感知富饶加州的自然环境呢?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没有场景描写。在小说的开头，爱斯特雷拉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观察土地，她将云朵想象成“易损的灌木丛与仙人掌”(Viramontes，1995：3)，然而最重要的是果树：“很多柳橙、鳄梨树与桃树卷曲后翻，直到山峰中崎岖不平的山脉。”(Viramontes，1995：3)耕耘过的土地占大部分，当这家人转进一条边道时，自然的美嘎然而止。家门口的特征是“一群截肢的树”(Viramontes，1995：3)，指向他们短暂停留的住所，一座寒酸、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子，没有卫生设备，肮脏且充满“令人绝望的恶臭”(Viramontes，1995：4)。这家人即将耕耘的果树不是“近在眼前”未经蹂躏的自然产品，也不仅仅是耕耘过的自然，而纯粹是社会与经济系统的对象。墨美移民工人不能吃“实实在在”长在土地上的水果，而是要在商店买，店里“只有残余的水果：被压扁的烂蕃茄沾在压伤的苹果上，甜椒混在软辣椒跟小黄瓜中，从斑渍点点的柳橙中探出头来”(Viramontes，1995：110)。他们甚至不准采集地上的烂水果，原因是为了巩固商人的利益关系。所以，佩特拉与其他人“非法”的水果消费，成为抵抗非正义系统的小动作。
天气、风、云、阳光，不受财产利益的管制，似乎免于社会两极的定义。爱斯特雷拉以审美的、令人愉悦的形象感知他们：“阳光穿透进出云朵。一缕风吹皱柳橙、鳄梨与桃树。”(Viramontes，1995：3)然而，天气显然很快决定了劳工们的工作节奏与其存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东西可依赖”(Viramontes，1995：4)。太阳，在太阳之女——葡萄干盒子上被描绘成温暖橘色的平坦圆盘，田野经验却是让人睁不开眼的白光，让采集人变成“补丁似聚集的人群，倍受阳光烧灼”(Viramontes，1995：57)。雨水说是可以解除丝毫没有缓和迹象的热气，可是同时也随时可能打断工作，使他们减少工资。也就是说，天气的经验基本上由社会环境决定。自然，似乎是原始的，非关历史且产生在论述之前，与移民劳工的生活无关。自然的过程，漠视人类需要，为经济利益服务。它们对墨美主人公的物质存在与认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种认知如何彻底被他们当前的环境决定，从一些例子中就可获得验证：爱斯特雷拉将云看成“彷佛将要爆出的棉花丛”(Viramontes，1995：3)，她母亲的静脉曲张提醒她“爬藤植物纠缠她双脚的活动”(Viramontes，1995：61)。当福罗瑞斯梦到病痛时，他的静脉对他来说“就像灌溉渠道塞满垂死的昆虫，躺在地上蠕动，树枝般细的小脚不断痉挛抽动”(Viramontes，1995：100)。佩特拉认为成长中的胎儿就像“身体里面的利马豆，豆子夜里在她腹部翻滚，每次呼吸都要把根炸开”(viramontes，1995：125)。爱斯特雷拉对她那遗弃家庭的父亲的儿时记忆跟柳橙连结在一起，柳橙大到小女孩必须以双手捧着，用拇指来剥(Viramontes，1995：12)，因此她对父亲的记忆渗透着强壮感与力量感，从这例子看来就是有安全感。主人公们的视觉感知被非常具体的土地感决定，而这种土地感从未脱离眼前的社会环境。这些与庄严、崇高或原始、纯净的自然毫不相关。
然而，小说中有两个自然现象却没有参与生产过程，而是贯穿在对几个女主人公的描写中，那就是月亮与星辰。爱斯特雷拉的名字英文意思是星星，她发育期的性欲 则和月亮有关。阿尔吉欧曾经看过她在夜里游泳：“他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叫做星星的女人，在满月的磁场中游泳。”(Viramontes，1995：46)薇拉蒙特司没有发挥月光浪漫之爱的主题；相反，借由佩特拉对女儿的斥责，她指出性欲的危险：
母亲喊到不行，说爱斯特雷拉早就应该小心翼翼地缩到一旁，像其他营里的女人一样，因为当月亮、地球和太阳连成一条线时，是件可怕的事。藏在她们身体里面的胎儿，如果未受保护的话，会很危险，它们的嘴唇会被咬成像月光中的野兔的那样。母亲吆嚼着，一出生就带着罪孽厚唇的孩子，是你要的吗?没有嘴巴?(Viramontes，1995：69)
将女人与月亮和野兔联系起来，也关系到女性生理过程与文化想象的层面。在许多文化中，月亮是女性繁殖力的象征，就像窝在洞穴中的野兔与母性大地有关。日间睡眠、夜间醒来的野兔也是月亮动物。举例来说，在寇蒂斯·波尔吉亚(codex Borgia)古老的墨西哥形象中，半月形的月亮被描绘成兔子蹲踞的碗。薇拉蒙特司不只运用这些传统的形象，她也暗示母性大地普遍的文化形象：“告诉他们‘移民局的’，你母亲在这里，‘她告诉女儿，’她不是孤儿，她将红色手指指向土地，‘这里’。”(Viramontes，1995：63)
女性性欲与生殖力跟月亮的关联，野兔与母性大地指向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象征与价值，女性主义将这种关联浪漫化了，使之本质上作为女性强度与力量的根源。然而，薇拉蒙特司运用这种象征不只是策略，她并没有让理想化的母性概念不朽。相反，这种象征帮助她指出处在父权的、经济上被剥夺的墨美社会的母亲角色很有问题。怀孕或许是佩特拉若无法承受的负担，爱斯特雷拉萌发的性欲则可能将这个年轻女孩带人绝境。在这种处境中，女性的繁殖力是危险的，不一定值得庆贺。薇拉蒙特司对月亮与女性性欲的关联的阐释，也可以理解为回归墨／美人当地文化的过程，上面的例子是回归到中美繁殖力与土地女神寇特拉罗佩诃(coatlalopeuh)——神圣崇敬之母，被阿兹提克文化驱逐到地底(Anzaldua，1987：27－31)。这也可以看做是墨美作家的一种努力——重新解读女性遗产，这种遗产与偏好的指向和与太阳相关的男性阿兹提克文化的墨美同事恰恰相反。
因而，在《在基督的脚下》中自然环境不是先于论述的实体，也不是精神或身體再生的庇护所，它更像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决定的场域，人类被嵌合其中。他们的物质与心理存在，甚至是视觉的感受，都被他们的田野工作、采收的水果与文化传承的价值所决定。只有考虑到环境正义的范畴，“移民工人如何深深地嵌入这备受操纵与工具化的自然过程”与“女性繁殖力这样表面上不相干的自然现象为何只在特殊的社会脉络中获得强大意义”这些议题才会明朗。1991年10月第一次由国民拟定的有色人种环境领袖高峰会的原则之一，就是“确认所有工作者拥有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不能被强迫在不安全的生活与失业之间做选择”(Taylor，1997：43)。然而，《在基督的脚下》的主人公被否定具有这种权利——在心灵与身体健康上后果悲惨。他们从一个临时工作转移到另一个，居无定所，孩子们没有持续的教育，缺乏完整、健全、与自发小区的自我肯定。他们暴露在农药中，一切导致充满挫折的无力感。举例来说，这体现在他们对移民局官员的恐惧，后者可以将非法移民的工人送回墨西哥，即使他们都是合法的美国公民，因而身份证明文件是其生存所必须的证件。佩特拉将他们放在她的耶稣像下，相信这些文件有能力保护她的家庭。她慎重指示女儿，如果移民局官员试图质疑她的公民身份：
不要慌张。你呆在这里，看着他们的眼睛。别让他们使你感到你采集他们晚餐吃的蔬菜还是个罪恶。如果他们拦住你，想要把你拉进绿色箱型车，就告诉他们出生证明都在耶稣像的脚下，就这样跟他们说。(Viramontes，1995：63)
无力感很大程度源于移民的工作环境，在这方面薇拉蒙特司在现实细节上着墨甚多。就像其他许多墨美作家一样，她也强调田间工作的三个特点：单调、体力劳动的辛苦和热度。“早晨、正午，或晚上，四度十四度或四十度都是一样的。她往前踏一步，身体从不知疲累，直到再移动一次”(Viramontes，1995：53)。他们得忍受太阳的热度，这让爱斯特雷拉的眼睛像闻到洋葱般刺痛，让人晕厥，让人像葡萄干般皱缩。小说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受得住这类辛苦劳动：福罗瑞斯太老，佩特拉怀孕了且必须照顾4个小孩，爱斯特雷拉还不到13岁，仍是个孩子。爱斯特雷拉还记得自己只有4岁时母亲就带她去田间：“她记得自己哭得就像这小女孩现在的哀嚎。这女人看来是怀孕了，穿着大件的男人裤子，裤链拉下来，衬衫盖住鼓起的结实腹部。即使如此，爱斯特雷拉觉得她仍然显老了。然而，她用背部用力拖曳成磅又成磅的棉花。”(viramontes，1995：51)但是就算明知被剥削也改变不了什么，为了微薄的工资，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当社会经济环境拒绝保障工人们的基本人权时，“我们工作”与“我们生存”的环境就已经是注定了的，它带来的不只是无力感，还有失却身份的恐惧。在薇拉蒙特司看来，这些移民不被美国的主流重视，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没有持久的居住地，生发不出地方感——一种对特殊地理地点或小区的归属感。“佩特拉常害怕她将死去，却没人知道她是谁”(Viramontes，1995：166)；爱斯特雷拉也常恐惧地想象自己成为拉-贝瑞尔·塔尔坑洞被发现的年轻女孩尸骨：“她的身平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没有块布、没有戒指、没有洋娃娃。只有那么一点骨头碎片陈列在玻璃盒下的角落，此外什么也没有”(viramontes，1995：129)；阿尔吉欧，从墨西哥来的年轻工人，喜欢想象自己是一大块坚硬的砾石，他“不只会成为这地球历史的一部分，也会像砾石般永恒存在”(Viramontes，1995：52)。
社会经济状况不仅影响移民的心理，也在现实中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辛勤指数等同于早衰过程。当佩特拉第一次碰见福罗瑞斯时，她几乎猜不出他的年龄：“他看起来很老，不过工作的性质一般都会让他们脸上看起来大20岁，所以50岁的男人看起来像70岁，也许她自己也是看起来像50岁，即使她那时只有33岁。”(Viramontes，1995：111)她也为静脉曲张所苦，常常觉得疲惫与过劳。她没办法将孩子们打理干净，这也只有送他们去上学或去白人诊所时才能察觉到。薇拉蒙特司以未经修饰的细节描绘这些人物，却没有剥夺他们的尊严。他们是社会经济体系的首要受害者，这个体系为了利益将他们工具化。
农业经济对人类与土地的双重剥削在使用杀虫剂与农药上表现得最鲜明。借由强调毒害议题，薇拉蒙特司强调了人类与非人类紧密相连的关系网络。她也揭露压迫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种族与阶级， 也对女人产生特殊影响。她强调研究范畴应以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分析为主。
即使加利福尼亚的社会政治体系在小说中被写成缺乏所有权，但它在薇拉蒙特司笔下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小说对社会政治体系几乎没有公开批判，即使小说以爱斯特雷拉的心理活动为中心，但她也还没能了解这种机制。然而，作品描绘出人类与土地如何被强迫最大化生产，墨美人只不过是无名的集合体，工人像动物般被对待：“司机松开后门的门栓，第一个采集者被从关牲畜的平板运货车赶出来。”(Viramontes，1995：67)无视后果地喷洒杀虫剂与农药——田间洒药时采集劳工不知情——显然是漠视他们的健康。爱斯特雷拉只是模糊感觉到这种危险，她也听领班撒谎说过杀虫剂没有洒到沟渠里，且纳闷说：“你觉得喝了这水，我们的孩子出生时会缺嘴巴或缺其他部位吗?”(Viramontes，1995：33)佩特拉的恐惧则很具体：“小孩出生会没有嘴巴，或者田野的毒素会堆积在微细的血管中?”(Viramontes，1995：125)恰佛兹也指出葡萄园女工流产概率很高，有很多癌症病例，还有“很恐怖、很恐怖的缺陷例子——新生的孩子缺胳膊少腿”(Ingram，1996：588)。
当飞机喷洒一团团的白色化学粉尘，鸟儿便开始呱呱大叫。接着福罗瑞斯感觉中毒，他“咳到拳头里，开始流鼻水，不停地擤鼻子和打喷嚏。苍蝇滚落下来，像叶子从茂密的树上掉下，落到他的肩膀上，再到地面”(Viramontes，1995：81)。人们直接暴露在毒气中，像昆虫般直面危险。为上大学筹钱的阿尔吉欧在果园偷桃子时被吓到了，他被一团药丸大的喷沫喷到了，堵塞在呼吸道中，几乎无法呼吸。他害怕自己会像昆虫一样倒下，“整个身体开始痉挛，皮肤开始缩拉，往骨头上挤压”(Viramontes，1995：77)。当他感觉自己已经倒在土地上，从前为达到目标而像石头般坚实的欲望顿时消失了：
他想到先是双脚陷入，陷到膝盖关节，吞没他的腰部与躯干，沥青的压力挤到他的胸膛，压扁他的肋骨，吞没他的皮肤直到他的下巴、嘴巴。气泡，黑色的气泡吞没他。最后是眼睛。一片空白。成千的骨头，漂白了的白色骨髓。破裂的骨头用电线一片片拼凑在一起，成为完整的、浮出地表的骨头。没有指纹或历史，只有骨头。没有熔岩石头，没有故事或家人，只有骨头。(Viramontes，1995：78)
被佩特拉视为母亲的土地将他带回，然而跟母土合而为一并没有激起他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感觉。相反，它要毁坏他，要压碎他的骨头，就像几百万年前落人海底的动植物一样最后化为沥青油，就像他过去曾经告诉爱斯特雷拉时说的那样。阿尔吉欧必须历经这些毁灭性的过程，他承受的社会和肉体的压力宛如这泥土。农业经济在这部小说中总是冷漠无情的，它将自然工具化，以化学与科技改变了自然，杜绝人类不需要的自然现象，全然不顾人类的健康需求。阿尔吉欧最后退化到身体的物质性，在这个他原以为可以帮他实现野心的经济系统中，他梦想与渴望的美好未来失去了意义。他病得很重，其他劳工似乎很熟悉这种病症，他们自嘲地称之为“土地的礼物”(Viramontes，1995：93)，迷信地对他视而不见，仿佛这样可为他们自己避开类似的命运。
阿尔吉欧病得太重，无力去分析毒害的起因。然而爱斯特雷拉在阿尔吉欧告诉她油的形成原理时得出结论：
她记得这沥青坑。能源金钱，能源物质的化石骨头。骨头化成油，油再产生石油。這油来自他们的骨头，正是他们的骨头让护士的车不会停在某些高速公路段，让她能一路到戴斯费罗德，准六点接到她的儿子们。就是他们的骨头，让车子里的冷气嗡嗡鸣叫，让他们沿着地图上长长的虚线一直移动。他们的骨头。(Viramontes，1995：148)
墨美人与石油都仅仅是白人农业的资源，两者都是其持久需求的工具。薇拉蒙特司在这里不仅表现出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也将自然环境描绘成生物或顶多是地理事实，同时将其深深植根于社会与文化系统中。作品暗示生态危机也是一种心灵危机。作者指出基于有阶级的二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后果，认为某一种族和阶级若优于其他种族和阶级，就会优于非人的自然。然而，有毒元素的弥漫，暗示意识形态最后会自我反扑。自从1962年瑞秋·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以来，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毒害不可能停止在自家后院的事实，也没有绿洲可以寻求庇护。饮用水、空气、食物——每种东西都有可能会被污染。“然而一个人也可能会产生其他联想”，劳伦斯·彼罗(Lawrence Buell)写道：“毒害理论所看到的当代自然，就像人类实际居住的自然环境，无关整体精神的或生物的经济，而是一重或多重网络，在这个网中，一方面，人类生物性地层层交迭(无论你喜不喜欢)，另一方面，自然物体就像被科技修整过(无论你喜不喜欢)。”(1998)小说中死亡的是苍蝇，而阿尔吉欧也可能死于化学物，最后我们吃到喷过药的水果都会被感染。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的范畴不能清楚地划分界线。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本身也是社会与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所有元素——人与非人、文化与自然——都彼此依存。
因为感到无力，大部分的主人公都已顺从命运。然而，他们中的一位，借由在其他人看来注定徒劳的反抗而取得英雄式的地位，这个人就是爱斯特雷拉。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承担照顾年幼弟妹的责任，从未屈服规则与教条，是个聪明、好奇且有强烈学习欲望的年轻女孩。阿尔吉欧生病时，她照顾他，说服家人送他去诊所，即使他们没有钱就医。当高傲且对肮脏的移民劳工表现出明显厌恶的护士向他们收取10美金、而且只告诉他们到另一个诊所去时，爱斯特雷拉暴怒起来。被逼迫到绝望时，她意识到墨美人收到的最微薄工资是不公平的待遇，突然了解到他们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饱受剥削；而社会经济体系之所以能运作，就是因为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利。“爱斯特雷拉早就看出。这个护士欠他们的。跟其他人欠她的一样多”(viramontes，1995：148)。她从福罗瑞斯的车上拿来铁橇，使劲丢到护士桌上，成功地把钱要了回来。即使爱斯特雷拉突发的暴力是个人行为，从更大的程度上而言也是政治行为，因为它是基于对包括种族、阶级甚至自然环境范畴的社会关系的理解。爱斯特雷拉看到她的族人饱受鄙视与漠视，就像土地一样是被工具化的对象。她动用铁橇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行为，不这样阿尔吉欧与其他人都会像昆虫般被压扁。她宣告了她的尊严，或许也拯救了阿尔吉欧的生命。当然这种抵抗不像墨美政治领导人恰佛兹所诉求的那样，它只是还没学会借用文字力量的年轻女孩的第一步，只是在绝境中戏剧化的举动，是社会成员的微小胜利，这个社会无视且无闻于墨美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基本权利。小说最后提出了其他抵抗环境种族主义者与不公平社会体系的更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家的概念有关。
对移民劳工来说，家只不过是陈旧的老爷汽车，临时搭 建的破烂小屋，迁移不允许他们有对任何特殊地点的认同，这种消失的地方感导致认同感的失落。如何在身心上找到立足点?对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家是什么?这个问题对西南部的墨美人来说尤其重要，许多人不认为自己是移民，而是在1848年的古达录匹·西达罗构(GuadMupe Hidalgo)条约后被欧美人殖民的“原住民”，那时大约有一半的墨西哥领土落人美国人手中，例如今日的加利福尼亚、德州、内华达、犹他、新墨西哥等州，大概超过一半的科罗拉多与俄克拉荷马狭长的土地。“如果说墨西哥在母土概念上仍是家园——文化根源与起源国家(作为目前的共和或最大程度的共和)，那么西南是墨美人现在的家园，这个家从1848年开始一直帮助他们成就自身”(Chavez，1993：4)。其他人借由阿兹特兰(Azfl6n)神话使其自身的存在合理化，在这个神话中，阿兹特克区(Aztecs)的原始土地在现在的美国西南被找到，尽管很可能这土地就在墨西哥市往北400里处(LeM，1989)。这片阿兹特克原始领土的“真实的”地点在墨美集体意识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它强化了国家自信，有时候尤其是在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它甚至使要求收回西南领土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Anaya and Lomeli，1989：1－5)。因而阿茲特兰不仅给予了他们地理上的家园，也给予了他们文化与心理上的认同，它接受甚至颂扬本土遗产，将被边缘化的人民聚集到小区。当然，除了这些积极方面，阿兹特兰神话也有些消极的寓意，即它强化了排除其他族群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浪漫化了以战争、侵略与阶级体系森严为标志的年代，这时的阿兹特克文化已根除了母系的马雅文化。
用阿兹特兰的话说，家是《在基督的脚下》中所有人物渴望的目标。对福罗瑞斯来说，“他的真实家园”(Vkamontes，1995：78)与“原始土地”(Viramontes，1995：100)留给他的记忆是那么深刻，让他想在老得动不了之前离开佩特拉的家回归故土。阿尔吉欧生病时必须呆在家里，但却无法实现。佩特拉在丈夫离开她和五个孩子时就已失去家园。爱斯特雷拉将谷仓想象成固定居所。当所有人都找不到身体的家园，这两个女主人公成功地建立了不同的家园，超越了地理的具体性，也超越了阿兹特兰的传统概念。
佩特拉通过让家庭完整来创造家的感觉，因此她也完成了模范女性的角色。然而，她还延展与转化了这一角色，因为她表明——肯定是出于需要——根据白人干净与完美的标准以及家是对抗世界腐败的安全避风港来理家的荒谬性。她也重新定义了家庭这一语汇。即使贫穷，她仍接纳新成员阿尔吉欧，这出于她对族人根深蒂固的团结感：“‘我们如果不彼此照顾，谁会照顾我们?’佩特拉问，‘我们必须小心看顾自己。’”然而，佩特拉的家在对抗充满种族与经济歧视的社会中的危险时是无力的。她能否让福罗瑞斯不离开她，能否医治阿尔吉欧，能否一直保护她的孩子，这些都成问题。当她的耶稣雕像掉落并破碎，意味着她失去了“在耶稣脚下”的文件安全存放处，也暗示着主人公失去了对宗教可以战胜邪恶的天真信仰。佩特拉是否从此会信赖更加现实、务实的解决方式还悬而未决，然而她为家人创造家园的努力，在这部环境极端不稳定且人们无家可归的小说中，仍然应当诠释成近乎英雄式的行为。
不过，真正的希望在于年轻的主人公爱斯特雷拉，这个叛逆的女孩表现出跟她母亲一样的坚韧，也准备成为母亲的帮手。她最后想象的新家是文字意义上的而非物质的。虽然她没有掌握语言的力量，还要以铁橇达成当下的目标，她却认识到文字作为意义制造工具的重要性，仿佛福罗瑞斯的工具赋予他名字与身份：
福罗瑞斯教她给工具配上名字：拔钉锤，他说得很权威，模仿它的功能；螺丝起子，看，撬起各式螺丝头；半月形扭转、环状钳子就像用来切鸡肉或带有倒钩金属线的剪刀；旧木锯、新钢锯、大锤、橇起棒、凿子、斧头，这些名字赋予工具意义。建筑、掩埋、拆卸、重置与修理的工具，一整盒让他双手感到自豪的理由。她用手提起橇棒，感受铁的冷冽与其功能的力量，衡量它赋予她的重要性，不久后她开始理解，知道了这些东西有多么重要。那时她开始了阅读。(Viramontes，1995：26)
文字可以作为工具：指挥世界、拼凑碎片、进行建构。正确使用文字给予言说者命名、定义与认同的能力。爱斯特雷拉学会阅读，却发现说话很困难：“她想要告诉他(阿尔吉欧)她感觉有多好，却不知道如何建筑一个能邀请他一起进入的文字之屋。”(Virarnontes，1995：70)借助语言认可自我的困难体现在许多有色人种的处境中，尤其是女人。安札拉杜尔也说过，年轻的墨美人总是在“苍蝇不会飞进闭上的嘴巴”(1987：54)这类说教下变得沉默。此外，他们的存在与经验通常也在白人主导意识形态的言论中被忽略。然而罗沙乌拉·珊安雀兹(Rosaura Sanchez)已经开始进行相反的论述，以抵抗“使住在美国边境上那些受压迫与剥削者的声音被消音、吸纳或忽略”(2000：52)的种种行为。薇拉蒙特司执行这种反论述的方法，就是使“不可见的”移民劳工生活透明化，借由转换密码，“这种带术语的语言，既非英文也非西班牙文，而是两者皆是”的“边境语言”，如安札拉杜尔所说，它对于某些族人来说是“比西南方还近的家园”(Anzaldua，1987：55)。在薇拉蒙特司的小说中，纯粹抵抗与正确概念的语言也有家的功能，但小说也指出人类必须适应特殊边境的活力与弹性，那样可以创造出非常特别的边境身份。语言也可团结族人，当爱斯特雷拉对福罗瑞斯的协助说声简单的“谢谢”，“他震惊于这些深深感动他的文字”(Viramontes，1995：155)，因为他从未曾从服务终身的“他的祖国”得过到任何感激的讯息。所以，家在这个墨美人的小说中与任何可供识别的地理位置无关，它更像是一个有弹性的范畴，这个范畴容易受到短暂时间与空间改变的影响，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创造。就一般的定义而言，加利福尼亚的土地既非神话中的伊甸园，也非神话中的阿兹特兰，而是一个文化上被经济结构、生态上被欧美农业破坏与被墨美人的想象与欲望控制的地方。爱斯特雷拉借由推翻族人的定义和对另一文化历久传承的滥用，以受害者的角色进行反抗，进而建构另一种家的理念，这个家刚刚奠基于新意识，而后至少很有可能以语言的力量推动创造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新环境。就像毒害议题明确表示的，由于社会正义与生态中心的理想携手并进，这里的家重视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各自的关怀层面。或者，就像西里亚-罗立斯(Celia Lawless)所论：“家应该被视为有活力且不断完善的现实，历经语言、人民与适合居住的结构群。”(1996)
以生态女性主义观点来看，“认可压迫的意识形态，如基于种族、阶级、性别、性症、体能与品种的意识形态，与认可压迫自然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Gaard，1993)。在薇拉蒙特司的小说中，种族、阶级与自然被一起联系为受到压迫的对象。男人——阿尔吉欧与福罗瑞斯——承受的社会不正义与女人一样多。然而，因为生育能力与社会角色，女人受到的影响迥异。她们有理由害怕流产，她们主要承担养育小孩的责任，因此女人代表玛丽·梅罗尔(Mary Mel-lor)所说的“深度物质生态女性主义”的方面，如果人类物质身份嵌合到自然环境，那么这个环境自己也受历史演变牵制。“无论人们建构起何种社会生活，他们总是被身体的存在限制。同样，社会生活也被生态系统限制”(1997：184)。由于特殊的物质与历史经验，梅罗尔认为特许的批判意识是女人所独有的，具有区隔的意识，可以跟安札拉杜尔的混血意识相对应，这一意识挑战二元的思维，提倡创造崭新的、更宽容的社会模式。女人常有的负面经验使她们暴露在社会不正义中，渴望以独特方式存活于世。当然，梅罗尔观察得很到位，“很少女人只扮演单纯女人的角色，她们是一般人，落入同样环绕许多男人的压迫矩阵中”(1997：13)。
《在基督的脚下》中，爱斯特雷拉试图挑战严格的二元对立思维，反抗父权社会中的女性角色，反叛威胁着要毁坏她与她的族人的经济系统，激烈驳斥种族主义者的诽谤。小说最后，当她很自信地爬到谷仓屋顶以星辰之姿俯视她的世界时，“她相信她的内心已强大到足够将所有迷途者召唤回家”(viramontes，1995：176)，因而她成为族人最有希望的领导人，已察觉到种族、性别与环境关怀互相依存的关系，就像参与新文化创发的、安札拉杜尔表达的“新的符号与象征的价值体系，连结人群与这星球”(Anzaldfia，1987：81)，这个文化就是一个根植地球的家园。
责任编辑：王俊(日韦)
[关键词]环境正义；墨美研究；地方感；生态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0)03－0116－10
[作者简介]克蕾思特·格瑞佛波(christa Grewe-Volpp，1952－ )，女，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曼海姆大学英美文学与文化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
[译者简介]李晓菁(1975－ )，女，台湾台北县人，德国曼海姆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亚欧自然导向影片研究。
[收稿日期]2010－02－21
美国环保团体很长时间以来就在试图以都会以外的和原始的非人类环境对抗污染与资源耗竭。同环境主义者一样，生态评论与自然书写以及其他蕴涵生态意识的文本，针对的是非人类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时常被理解为人类行为的道德指标，成为人类灵魂的避风港，或者用生态中心主义的话来说，具有内在价值——这种价值与人类的喜好与需求无关。自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对非人类自然的关注引发重要的批评，其中大多数来自美国有色人种，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特殊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被合理再现。大部分来自都会有色人种小区的穷人，很不公平地暴露在被污染的、排放有毒废气物的、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中。1987年在由主张种族平等的基督任务联合教会(VCC－CRJ)赞助的出版物中，小瑞佛蓝德·班雅明·佛·夏维斯(Reverend Benjamin F. Chavis，Jr)新创了“环境种族主义”这一词汇，其定义如下：
环境种族主义是在拟订环境政策时的种族歧视。这是强制执行规章与法律的种族歧视。这是一种蓄意对有色人种居住的小区进行有毒废气物的排放，并设置污染工业的种族歧视。这种歧视合法授权致命毒物与污染物存在于有色人种社区。这种将有色人种排除在主流环境团体、决策董事会、委员会与立法单位之外的种族歧视有史可寻。(1993：3)
另一个专有名词“环境正义”，通常与环境种族主义通用，强调种族以外的阶级范畴。自1980年代末期开始，环境正义成为环境运动的代名词，其成员包括少数民族族群，大部分是非精英人士，通常是非女性，他们直接质问谁的环境应受保护或被忽略。他们对不仅是美国的、也是世界性的环境危害的不公平分布提出质疑，目的是为了协调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价值，从而使“生态多元、生态民主与社会公平的挣扎环环相扣”。他们不将人类文化与野性的、无法触及的自然视为对立，而认为“人类环境被复杂地连结到自然环境，他们相信一方的健康依赖另一方”(Taylor，1997：42)。科罗(Luke W.Cole)与佛司特(sheila R.Foster)将环境恰当地定义为“我们居住、我们工作、我们戏耍、我们学习之处”(2001：16)。
環境正义运动显然是政治性的，支持草根组织与另类社会架构的发展，它使社会正义与永续概念成为可能。相对其他环境团体，女人更能代表这一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与教育者(Taylor，1997：58)。这并不奇怪，女人成为行动主义者对抗周边地区的污染，是因为女性生殖器官和孩童对有毒污染物尤其缺乏抵抗力，也因为她们通常必须承受贫穷处境的冲击。借由强调种族、性别与阶级范畴，环境正义运动几乎等同于由政治主导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后者指出控制女人与控制自然之间具有令人担忧的联系；两者都呼吁要结束一切压迫，都指出资本主义体系是环境破坏的主要来源之一，都看到剥削自然环境与压迫他者的关联，对两者而言，人类是生态整体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双方最后都致力于变革社会。这两场运动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其关注的焦点。环境正义运动的成员对政治运动的涉及相对而言更直接，而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性别层面又并非其主要的关怀对象。它们都受人类中心的关怀鼓动，然而并没有忽略生态中心的理想。它们对环境论述的主要贡献是激进地扩充环境这一词汇，使之包含人类与其社群，也包括城市。借由指出环境中无所不在的毒害元素，它们敏锐地察觉到超越族群与阶级限制进行结盟的必要。然而，环境正义运动和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又不能被理解成为一体的，因为两者对急迫的环境问题都没有单一的解决方式，都是当代有环境意识的改革运动经过马赛克拼贴的一部分，其动机和目标通常是层迭交织，不能以清楚的界线来区隔(Buell，2003)。
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早期的墨西哥美国研究中，环境问题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其中比较重要的议题包括种族认同、阶级意识、历史与文化根源，鼓励种族自尊、成立出版社、广播站与墨西哥裔美国人研究部门，以及墨美女性主义的发展。环境辩论在当时被白人中产阶级环境主义者宰制，他们以保护荒野为诉求。比如在1970年代，大概85％的墨裔美国人收入比居住在都市的白人族群低65％(Danids，1991：318)，他们自己却并不代表主流环境主义者。环境正义运动的环境关怀体现在墨裔美国人的论述和运动中，大部分出现于南科罗拉多州、北墨西哥州、德州的乡村地区以及西南部的都会中心和加州。有环境意识的墨裔美国人研究中有很强烈的地方感，也支持以传统农业方法帮助被边缘化的族群求生，就像迪汪·皮耶(DevonPefla)写到的：“生态灭绝与种族灭绝双管齐下，有色人种也成为‘濒危物种’。”(1998：In~oducfionl4)因此，“与其说墨裔美国人的环境主义是关于自然与荒野的保护，倒不如说它是关于人们面对每天生活和工作所处的险境及其威胁到他们健康与福祉时的种种挣扎”(1998：Introduction15)。
然而，墨美研究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环境正义的重要性。1965年凯萨·恰佛兹(cesar Chavez)与他的国家农场工人联盟(NFWA)支持菲律宾裔葡萄采收者在加州德拉诺的罢工，他们成功地达成了在全国抵制葡萄的协议。首先，他们要求更好的工作环境与更多的劳工权利，同时也抗议滥用农药，因为它使采收者过去一直——现在有时仍然——暴露其中不受保护。恰佛兹的劳工争执不仅反对农业 综合产销的政经架构，也反对愤世嫉俗、不健全的实践方式。他的倡导活动对禁用DDT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健康危机问题在农业劳工中仍然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不能再被忽略，如恰佛兹所说：“我觉得我们在让全国人、全世界认识到这一问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Ingram，1996：588)对农药影响的报告与对餐桌葡萄的抵制已经迫使生产者同意签约用以保护劳工的健康，这不仅发生在加州，也遍及西南部(Kirk，1998：185)。
对环境危害与环境不正义不断高涨的认识已开始体现在墨美文学中，安娜·卡斯逖罗(Ana Casfifio)的《远离上帝》(So Far From God，1993)、卢恰·寇尔皮(Lucha Corpi)的《凯斯特司之血》(CustusBlood，1995)以及海莲娜·玛莉亚·薇拉蒙特司(Helena Maria Viramontes)的《在基督的脚下》(Under the Feet of Jesus)是这类正在增加的文本中三本著名的小说。它们抗议污染与政治、社会体系结盟，无情地剥削自然和弱势族群。下文我会解读其中一本——《在基督的脚下》，这是一部关怀环境正义原则、墨美女性主义与墨美“家园”概念的代表作品。小说写的是一个加州的墨美移民家庭：37岁的佩特拉和她的5个孩子，73岁的继父福罗瑞斯，以及从德州来的另一名劳工——16岁的阿尔吉欧。小说的大部分活动发生在1990年夏天(这是唯一明确的日期，如福罗瑞斯想象他生于1917年)的水果农场，从各个视角叙述，需要读者主动参与。零零碎碎的插曲，包括记忆和人物大部分的内在生活，反映了12岁的爱斯特雷拉的心理活动。她是这家的长女，必须学会在混乱、不稳定的环境中寻找价值，最后找到她自己的社会定位。因此，《在基督的脚下》可以被理解为关于发展的小说。相对于她过劳的母亲，爱斯特雷拉代表的是墨美的新生代。小说也真实地描绘了主人公贫穷的生活状况与移民采摘者单调、辛苦的田园工作，他们饱受剥削与毒害。作者同情边缘人，他们中有些人的父母也是移民劳工，而据薇拉蒙特司的说法，他们有的几乎完全被模糊化或完全被视而不见(Henna、Juanita and Pdlarolo，1994：178)。笔者对这部小说的解读基于以下问题：薇拉蒙特司如何看待环境正义问题?移民劳工生活与工作状况的动机与影响是什么?如何定義环境?人类在环境中扮演什么角色?移民劳工与被视为生产过程一部分的自然环境之间有什么关系?无家可归者如何发展地方感?性别方面的分析是否呈现出压迫与宰制层迭交织的机制?
欧美人想象的加州是一片农业发达的土地，是一个伊甸园，它是西进旅程中真实且神秘的目标。然而，许多劳工却必须经历梦想的幻灭，体验到理想之地永远不属于他们，因为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沉溺于这丰饶的土地上前工业的、伊甸园式的富足。它是经济与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农业发达本身就是政治的结果。19世纪铁路建好之后，加州廉价劳工过剩(大部分是中国人)，促使商人转而生产劳力密集型产品，如恰佛兹所说，“就是在这个系统中，劳工承包系统开始了”(hgram，1996：592)。在20世纪，大部分的墨裔美国人赚取最少或微不足道的工资，许多非法移民无法享有劳工权。《在基督的脚下》的主人公是墨西哥后代，也是合法的美国公民，他们游走于农场和农场之间寻求工作，他们如何感知富饶加州的自然环境呢?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没有场景描写。在小说的开头，爱斯特雷拉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观察土地，她将云朵想象成“易损的灌木丛与仙人掌”(Viramontes，1995：3)，然而最重要的是果树：“很多柳橙、鳄梨树与桃树卷曲后翻，直到山峰中崎岖不平的山脉。”(Viramontes，1995：3)耕耘过的土地占大部分，当这家人转进一条边道时，自然的美嘎然而止。家门口的特征是“一群截肢的树”(Viramontes，1995：3)，指向他们短暂停留的住所，一座寒酸、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子，没有卫生设备，肮脏且充满“令人绝望的恶臭”(Viramontes，1995：4)。这家人即将耕耘的果树不是“近在眼前”未经蹂躏的自然产品，也不仅仅是耕耘过的自然，而纯粹是社会与经济系统的对象。墨美移民工人不能吃“实实在在”长在土地上的水果，而是要在商店买，店里“只有残余的水果：被压扁的烂蕃茄沾在压伤的苹果上，甜椒混在软辣椒跟小黄瓜中，从斑渍点点的柳橙中探出头来”(Viramontes，1995：110)。他们甚至不准采集地上的烂水果，原因是为了巩固商人的利益关系。所以，佩特拉与其他人“非法”的水果消费，成为抵抗非正义系统的小动作。
天气、风、云、阳光，不受财产利益的管制，似乎免于社会两极的定义。爱斯特雷拉以审美的、令人愉悦的形象感知他们：“阳光穿透进出云朵。一缕风吹皱柳橙、鳄梨与桃树。”(Viramontes，1995：3)然而，天气显然很快决定了劳工们的工作节奏与其存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东西可依赖”(Viramontes，1995：4)。太阳，在太阳之女——葡萄干盒子上被描绘成温暖橘色的平坦圆盘，田野经验却是让人睁不开眼的白光，让采集人变成“补丁似聚集的人群，倍受阳光烧灼”(Viramontes，1995：57)。雨水说是可以解除丝毫没有缓和迹象的热气，可是同时也随时可能打断工作，使他们减少工资。也就是说，天气的经验基本上由社会环境决定。自然，似乎是原始的，非关历史且产生在论述之前，与移民劳工的生活无关。自然的过程，漠视人类需要，为经济利益服务。它们对墨美主人公的物质存在与认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种认知如何彻底被他们当前的环境决定，从一些例子中就可获得验证：爱斯特雷拉将云看成“彷佛将要爆出的棉花丛”(Viramontes，1995：3)，她母亲的静脉曲张提醒她“爬藤植物纠缠她双脚的活动”(Viramontes，1995：61)。当福罗瑞斯梦到病痛时，他的静脉对他来说“就像灌溉渠道塞满垂死的昆虫，躺在地上蠕动，树枝般细的小脚不断痉挛抽动”(Viramontes，1995：100)。佩特拉认为成长中的胎儿就像“身体里面的利马豆，豆子夜里在她腹部翻滚，每次呼吸都要把根炸开”(viramontes，1995：125)。爱斯特雷拉对她那遗弃家庭的父亲的儿时记忆跟柳橙连结在一起，柳橙大到小女孩必须以双手捧着，用拇指来剥(Viramontes，1995：12)，因此她对父亲的记忆渗透着强壮感与力量感，从这例子看来就是有安全感。主人公们的视觉感知被非常具体的土地感决定，而这种土地感从未脱离眼前的社会环境。这些与庄严、崇高或原始、纯净的自然毫不相关。
然而，小说中有两个自然现象却没有参与生产过程，而是贯穿在对几个女主人公的描写中，那就是月亮与星辰。爱斯特雷拉的名字英文意思是星星，她发育期的性欲 则和月亮有关。阿尔吉欧曾经看过她在夜里游泳：“他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一个叫做星星的女人，在满月的磁场中游泳。”(Viramontes，1995：46)薇拉蒙特司没有发挥月光浪漫之爱的主题；相反，借由佩特拉对女儿的斥责，她指出性欲的危险：
母亲喊到不行，说爱斯特雷拉早就应该小心翼翼地缩到一旁，像其他营里的女人一样，因为当月亮、地球和太阳连成一条线时，是件可怕的事。藏在她们身体里面的胎儿，如果未受保护的话，会很危险，它们的嘴唇会被咬成像月光中的野兔的那样。母亲吆嚼着，一出生就带着罪孽厚唇的孩子，是你要的吗?没有嘴巴?(Viramontes，1995：69)
将女人与月亮和野兔联系起来，也关系到女性生理过程与文化想象的层面。在许多文化中，月亮是女性繁殖力的象征，就像窝在洞穴中的野兔与母性大地有关。日间睡眠、夜间醒来的野兔也是月亮动物。举例来说，在寇蒂斯·波尔吉亚(codex Borgia)古老的墨西哥形象中，半月形的月亮被描绘成兔子蹲踞的碗。薇拉蒙特司不只运用这些传统的形象，她也暗示母性大地普遍的文化形象：“告诉他们‘移民局的’，你母亲在这里，‘她告诉女儿，’她不是孤儿，她将红色手指指向土地，‘这里’。”(Viramontes，1995：63)
女性性欲与生殖力跟月亮的关联，野兔与母性大地指向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的象征与价值，女性主义将这种关联浪漫化了，使之本质上作为女性强度与力量的根源。然而，薇拉蒙特司运用这种象征不只是策略，她并没有让理想化的母性概念不朽。相反，这种象征帮助她指出处在父权的、经济上被剥夺的墨美社会的母亲角色很有问题。怀孕或许是佩特拉若无法承受的负担，爱斯特雷拉萌发的性欲则可能将这个年轻女孩带人绝境。在这种处境中，女性的繁殖力是危险的，不一定值得庆贺。薇拉蒙特司对月亮与女性性欲的关联的阐释，也可以理解为回归墨／美人当地文化的过程，上面的例子是回归到中美繁殖力与土地女神寇特拉罗佩诃(coatlalopeuh)——神圣崇敬之母，被阿兹提克文化驱逐到地底(Anzaldua，1987：27－31)。这也可以看做是墨美作家的一种努力——重新解读女性遗产，这种遗产与偏好的指向和与太阳相关的男性阿兹提克文化的墨美同事恰恰相反。
因而，在《在基督的脚下》中自然环境不是先于论述的实体，也不是精神或身體再生的庇护所，它更像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决定的场域，人类被嵌合其中。他们的物质与心理存在，甚至是视觉的感受，都被他们的田野工作、采收的水果与文化传承的价值所决定。只有考虑到环境正义的范畴，“移民工人如何深深地嵌入这备受操纵与工具化的自然过程”与“女性繁殖力这样表面上不相干的自然现象为何只在特殊的社会脉络中获得强大意义”这些议题才会明朗。1991年10月第一次由国民拟定的有色人种环境领袖高峰会的原则之一，就是“确认所有工作者拥有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不能被强迫在不安全的生活与失业之间做选择”(Taylor，1997：43)。然而，《在基督的脚下》的主人公被否定具有这种权利——在心灵与身体健康上后果悲惨。他们从一个临时工作转移到另一个，居无定所，孩子们没有持续的教育，缺乏完整、健全、与自发小区的自我肯定。他们暴露在农药中，一切导致充满挫折的无力感。举例来说，这体现在他们对移民局官员的恐惧，后者可以将非法移民的工人送回墨西哥，即使他们都是合法的美国公民，因而身份证明文件是其生存所必须的证件。佩特拉将他们放在她的耶稣像下，相信这些文件有能力保护她的家庭。她慎重指示女儿，如果移民局官员试图质疑她的公民身份：
不要慌张。你呆在这里，看着他们的眼睛。别让他们使你感到你采集他们晚餐吃的蔬菜还是个罪恶。如果他们拦住你，想要把你拉进绿色箱型车，就告诉他们出生证明都在耶稣像的脚下，就这样跟他们说。(Viramontes，1995：63)
无力感很大程度源于移民的工作环境，在这方面薇拉蒙特司在现实细节上着墨甚多。就像其他许多墨美作家一样，她也强调田间工作的三个特点：单调、体力劳动的辛苦和热度。“早晨、正午，或晚上，四度十四度或四十度都是一样的。她往前踏一步，身体从不知疲累，直到再移动一次”(Viramontes，1995：53)。他们得忍受太阳的热度，这让爱斯特雷拉的眼睛像闻到洋葱般刺痛，让人晕厥，让人像葡萄干般皱缩。小说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受得住这类辛苦劳动：福罗瑞斯太老，佩特拉怀孕了且必须照顾4个小孩，爱斯特雷拉还不到13岁，仍是个孩子。爱斯特雷拉还记得自己只有4岁时母亲就带她去田间：“她记得自己哭得就像这小女孩现在的哀嚎。这女人看来是怀孕了，穿着大件的男人裤子，裤链拉下来，衬衫盖住鼓起的结实腹部。即使如此，爱斯特雷拉觉得她仍然显老了。然而，她用背部用力拖曳成磅又成磅的棉花。”(viramontes，1995：51)但是就算明知被剥削也改变不了什么，为了微薄的工资，他们不得不这样做。
当社会经济环境拒绝保障工人们的基本人权时，“我们工作”与“我们生存”的环境就已经是注定了的，它带来的不只是无力感，还有失却身份的恐惧。在薇拉蒙特司看来，这些移民不被美国的主流重视，没有稳定的社会关系，没有持久的居住地，生发不出地方感——一种对特殊地理地点或小区的归属感。“佩特拉常害怕她将死去，却没人知道她是谁”(Viramontes，1995：166)；爱斯特雷拉也常恐惧地想象自己成为拉-贝瑞尔·塔尔坑洞被发现的年轻女孩尸骨：“她的身平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没有块布、没有戒指、没有洋娃娃。只有那么一点骨头碎片陈列在玻璃盒下的角落，此外什么也没有”(viramontes，1995：129)；阿尔吉欧，从墨西哥来的年轻工人，喜欢想象自己是一大块坚硬的砾石，他“不只会成为这地球历史的一部分，也会像砾石般永恒存在”(Viramontes，1995：52)。
社会经济状况不仅影响移民的心理，也在现实中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辛勤指数等同于早衰过程。当佩特拉第一次碰见福罗瑞斯时，她几乎猜不出他的年龄：“他看起来很老，不过工作的性质一般都会让他们脸上看起来大20岁，所以50岁的男人看起来像70岁，也许她自己也是看起来像50岁，即使她那时只有33岁。”(Viramontes，1995：111)她也为静脉曲张所苦，常常觉得疲惫与过劳。她没办法将孩子们打理干净，这也只有送他们去上学或去白人诊所时才能察觉到。薇拉蒙特司以未经修饰的细节描绘这些人物，却没有剥夺他们的尊严。他们是社会经济体系的首要受害者，这个体系为了利益将他们工具化。
农业经济对人类与土地的双重剥削在使用杀虫剂与农药上表现得最鲜明。借由强调毒害议题，薇拉蒙特司强调了人类与非人类紧密相连的关系网络。她也揭露压迫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种族与阶级， 也对女人产生特殊影响。她强调研究范畴应以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分析为主。
即使加利福尼亚的社会政治体系在小说中被写成缺乏所有权，但它在薇拉蒙特司笔下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小说对社会政治体系几乎没有公开批判，即使小说以爱斯特雷拉的心理活动为中心，但她也还没能了解这种机制。然而，作品描绘出人类与土地如何被强迫最大化生产，墨美人只不过是无名的集合体，工人像动物般被对待：“司机松开后门的门栓，第一个采集者被从关牲畜的平板运货车赶出来。”(Viramontes，1995：67)无视后果地喷洒杀虫剂与农药——田间洒药时采集劳工不知情——显然是漠视他们的健康。爱斯特雷拉只是模糊感觉到这种危险，她也听领班撒谎说过杀虫剂没有洒到沟渠里，且纳闷说：“你觉得喝了这水，我们的孩子出生时会缺嘴巴或缺其他部位吗?”(Viramontes，1995：33)佩特拉的恐惧则很具体：“小孩出生会没有嘴巴，或者田野的毒素会堆积在微细的血管中?”(Viramontes，1995：125)恰佛兹也指出葡萄园女工流产概率很高，有很多癌症病例，还有“很恐怖、很恐怖的缺陷例子——新生的孩子缺胳膊少腿”(Ingram，1996：588)。
当飞机喷洒一团团的白色化学粉尘，鸟儿便开始呱呱大叫。接着福罗瑞斯感觉中毒，他“咳到拳头里，开始流鼻水，不停地擤鼻子和打喷嚏。苍蝇滚落下来，像叶子从茂密的树上掉下，落到他的肩膀上，再到地面”(Viramontes，1995：81)。人们直接暴露在毒气中，像昆虫般直面危险。为上大学筹钱的阿尔吉欧在果园偷桃子时被吓到了，他被一团药丸大的喷沫喷到了，堵塞在呼吸道中，几乎无法呼吸。他害怕自己会像昆虫一样倒下，“整个身体开始痉挛，皮肤开始缩拉，往骨头上挤压”(Viramontes，1995：77)。当他感觉自己已经倒在土地上，从前为达到目标而像石头般坚实的欲望顿时消失了：
他想到先是双脚陷入，陷到膝盖关节，吞没他的腰部与躯干，沥青的压力挤到他的胸膛，压扁他的肋骨，吞没他的皮肤直到他的下巴、嘴巴。气泡，黑色的气泡吞没他。最后是眼睛。一片空白。成千的骨头，漂白了的白色骨髓。破裂的骨头用电线一片片拼凑在一起，成为完整的、浮出地表的骨头。没有指纹或历史，只有骨头。没有熔岩石头，没有故事或家人，只有骨头。(Viramontes，1995：78)
被佩特拉视为母亲的土地将他带回，然而跟母土合而为一并没有激起他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感觉。相反，它要毁坏他，要压碎他的骨头，就像几百万年前落人海底的动植物一样最后化为沥青油，就像他过去曾经告诉爱斯特雷拉时说的那样。阿尔吉欧必须历经这些毁灭性的过程，他承受的社会和肉体的压力宛如这泥土。农业经济在这部小说中总是冷漠无情的，它将自然工具化，以化学与科技改变了自然，杜绝人类不需要的自然现象，全然不顾人类的健康需求。阿尔吉欧最后退化到身体的物质性，在这个他原以为可以帮他实现野心的经济系统中，他梦想与渴望的美好未来失去了意义。他病得很重，其他劳工似乎很熟悉这种病症，他们自嘲地称之为“土地的礼物”(Viramontes，1995：93)，迷信地对他视而不见，仿佛这样可为他们自己避开类似的命运。
阿尔吉欧病得太重，无力去分析毒害的起因。然而爱斯特雷拉在阿尔吉欧告诉她油的形成原理时得出结论：
她记得这沥青坑。能源金钱，能源物质的化石骨头。骨头化成油，油再产生石油。這油来自他们的骨头，正是他们的骨头让护士的车不会停在某些高速公路段，让她能一路到戴斯费罗德，准六点接到她的儿子们。就是他们的骨头，让车子里的冷气嗡嗡鸣叫，让他们沿着地图上长长的虚线一直移动。他们的骨头。(Viramontes，1995：148)
墨美人与石油都仅仅是白人农业的资源，两者都是其持久需求的工具。薇拉蒙特司在这里不仅表现出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也将自然环境描绘成生物或顶多是地理事实，同时将其深深植根于社会与文化系统中。作品暗示生态危机也是一种心灵危机。作者指出基于有阶级的二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后果，认为某一种族和阶级若优于其他种族和阶级，就会优于非人的自然。然而，有毒元素的弥漫，暗示意识形态最后会自我反扑。自从1962年瑞秋·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以来，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毒害不可能停止在自家后院的事实，也没有绿洲可以寻求庇护。饮用水、空气、食物——每种东西都有可能会被污染。“然而一个人也可能会产生其他联想”，劳伦斯·彼罗(Lawrence Buell)写道：“毒害理论所看到的当代自然，就像人类实际居住的自然环境，无关整体精神的或生物的经济，而是一重或多重网络，在这个网中，一方面，人类生物性地层层交迭(无论你喜不喜欢)，另一方面，自然物体就像被科技修整过(无论你喜不喜欢)。”(1998)小说中死亡的是苍蝇，而阿尔吉欧也可能死于化学物，最后我们吃到喷过药的水果都会被感染。人类中心和生态中心的范畴不能清楚地划分界线。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本身也是社会与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所有元素——人与非人、文化与自然——都彼此依存。
因为感到无力，大部分的主人公都已顺从命运。然而，他们中的一位，借由在其他人看来注定徒劳的反抗而取得英雄式的地位，这个人就是爱斯特雷拉。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承担照顾年幼弟妹的责任，从未屈服规则与教条，是个聪明、好奇且有强烈学习欲望的年轻女孩。阿尔吉欧生病时，她照顾他，说服家人送他去诊所，即使他们没有钱就医。当高傲且对肮脏的移民劳工表现出明显厌恶的护士向他们收取10美金、而且只告诉他们到另一个诊所去时，爱斯特雷拉暴怒起来。被逼迫到绝望时，她意识到墨美人收到的最微薄工资是不公平的待遇，突然了解到他们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饱受剥削；而社会经济体系之所以能运作，就是因为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利。“爱斯特雷拉早就看出。这个护士欠他们的。跟其他人欠她的一样多”(viramontes，1995：148)。她从福罗瑞斯的车上拿来铁橇，使劲丢到护士桌上，成功地把钱要了回来。即使爱斯特雷拉突发的暴力是个人行为，从更大的程度上而言也是政治行为，因为它是基于对包括种族、阶级甚至自然环境范畴的社会关系的理解。爱斯特雷拉看到她的族人饱受鄙视与漠视，就像土地一样是被工具化的对象。她动用铁橇是一种自我强化的行为，不这样阿尔吉欧与其他人都会像昆虫般被压扁。她宣告了她的尊严，或许也拯救了阿尔吉欧的生命。当然这种抵抗不像墨美政治领导人恰佛兹所诉求的那样，它只是还没学会借用文字力量的年轻女孩的第一步，只是在绝境中戏剧化的举动，是社会成员的微小胜利，这个社会无视且无闻于墨美人作为独立个体的基本权利。小说最后提出了其他抵抗环境种族主义者与不公平社会体系的更重要的方法，这种方法与家的概念有关。
对移民劳工来说，家只不过是陈旧的老爷汽车，临时搭 建的破烂小屋，迁移不允许他们有对任何特殊地点的认同，这种消失的地方感导致认同感的失落。如何在身心上找到立足点?对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家是什么?这个问题对西南部的墨美人来说尤其重要，许多人不认为自己是移民，而是在1848年的古达录匹·西达罗构(GuadMupe Hidalgo)条约后被欧美人殖民的“原住民”，那时大约有一半的墨西哥领土落人美国人手中，例如今日的加利福尼亚、德州、内华达、犹他、新墨西哥等州，大概超过一半的科罗拉多与俄克拉荷马狭长的土地。“如果说墨西哥在母土概念上仍是家园——文化根源与起源国家(作为目前的共和或最大程度的共和)，那么西南是墨美人现在的家园，这个家从1848年开始一直帮助他们成就自身”(Chavez，1993：4)。其他人借由阿兹特兰(Azfl6n)神话使其自身的存在合理化，在这个神话中，阿兹特克区(Aztecs)的原始土地在现在的美国西南被找到，尽管很可能这土地就在墨西哥市往北400里处(LeM，1989)。这片阿兹特克原始领土的“真实的”地点在墨美集体意识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它强化了国家自信，有时候尤其是在19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它甚至使要求收回西南领土的努力变得更加有效(Anaya and Lomeli，1989：1－5)。因而阿茲特兰不仅给予了他们地理上的家园，也给予了他们文化与心理上的认同，它接受甚至颂扬本土遗产，将被边缘化的人民聚集到小区。当然，除了这些积极方面，阿兹特兰神话也有些消极的寓意，即它强化了排除其他族群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浪漫化了以战争、侵略与阶级体系森严为标志的年代，这时的阿兹特克文化已根除了母系的马雅文化。
用阿兹特兰的话说，家是《在基督的脚下》中所有人物渴望的目标。对福罗瑞斯来说，“他的真实家园”(Vkamontes，1995：78)与“原始土地”(Viramontes，1995：100)留给他的记忆是那么深刻，让他想在老得动不了之前离开佩特拉的家回归故土。阿尔吉欧生病时必须呆在家里，但却无法实现。佩特拉在丈夫离开她和五个孩子时就已失去家园。爱斯特雷拉将谷仓想象成固定居所。当所有人都找不到身体的家园，这两个女主人公成功地建立了不同的家园，超越了地理的具体性，也超越了阿兹特兰的传统概念。
佩特拉通过让家庭完整来创造家的感觉，因此她也完成了模范女性的角色。然而，她还延展与转化了这一角色，因为她表明——肯定是出于需要——根据白人干净与完美的标准以及家是对抗世界腐败的安全避风港来理家的荒谬性。她也重新定义了家庭这一语汇。即使贫穷，她仍接纳新成员阿尔吉欧，这出于她对族人根深蒂固的团结感：“‘我们如果不彼此照顾，谁会照顾我们?’佩特拉问，‘我们必须小心看顾自己。’”然而，佩特拉的家在对抗充满种族与经济歧视的社会中的危险时是无力的。她能否让福罗瑞斯不离开她，能否医治阿尔吉欧，能否一直保护她的孩子，这些都成问题。当她的耶稣雕像掉落并破碎，意味着她失去了“在耶稣脚下”的文件安全存放处，也暗示着主人公失去了对宗教可以战胜邪恶的天真信仰。佩特拉是否从此会信赖更加现实、务实的解决方式还悬而未决，然而她为家人创造家园的努力，在这部环境极端不稳定且人们无家可归的小说中，仍然应当诠释成近乎英雄式的行为。
不过，真正的希望在于年轻的主人公爱斯特雷拉，这个叛逆的女孩表现出跟她母亲一样的坚韧，也准备成为母亲的帮手。她最后想象的新家是文字意义上的而非物质的。虽然她没有掌握语言的力量，还要以铁橇达成当下的目标，她却认识到文字作为意义制造工具的重要性，仿佛福罗瑞斯的工具赋予他名字与身份：
福罗瑞斯教她给工具配上名字：拔钉锤，他说得很权威，模仿它的功能；螺丝起子，看，撬起各式螺丝头；半月形扭转、环状钳子就像用来切鸡肉或带有倒钩金属线的剪刀；旧木锯、新钢锯、大锤、橇起棒、凿子、斧头，这些名字赋予工具意义。建筑、掩埋、拆卸、重置与修理的工具，一整盒让他双手感到自豪的理由。她用手提起橇棒，感受铁的冷冽与其功能的力量，衡量它赋予她的重要性，不久后她开始理解，知道了这些东西有多么重要。那时她开始了阅读。(Viramontes，1995：26)
文字可以作为工具：指挥世界、拼凑碎片、进行建构。正确使用文字给予言说者命名、定义与认同的能力。爱斯特雷拉学会阅读，却发现说话很困难：“她想要告诉他(阿尔吉欧)她感觉有多好，却不知道如何建筑一个能邀请他一起进入的文字之屋。”(Virarnontes，1995：70)借助语言认可自我的困难体现在许多有色人种的处境中，尤其是女人。安札拉杜尔也说过，年轻的墨美人总是在“苍蝇不会飞进闭上的嘴巴”(1987：54)这类说教下变得沉默。此外，他们的存在与经验通常也在白人主导意识形态的言论中被忽略。然而罗沙乌拉·珊安雀兹(Rosaura Sanchez)已经开始进行相反的论述，以抵抗“使住在美国边境上那些受压迫与剥削者的声音被消音、吸纳或忽略”(2000：52)的种种行为。薇拉蒙特司执行这种反论述的方法，就是使“不可见的”移民劳工生活透明化，借由转换密码，“这种带术语的语言，既非英文也非西班牙文，而是两者皆是”的“边境语言”，如安札拉杜尔所说，它对于某些族人来说是“比西南方还近的家园”(Anzaldua，1987：55)。在薇拉蒙特司的小说中，纯粹抵抗与正确概念的语言也有家的功能，但小说也指出人类必须适应特殊边境的活力与弹性，那样可以创造出非常特别的边境身份。语言也可团结族人，当爱斯特雷拉对福罗瑞斯的协助说声简单的“谢谢”，“他震惊于这些深深感动他的文字”(Viramontes，1995：155)，因为他从未曾从服务终身的“他的祖国”得过到任何感激的讯息。所以，家在这个墨美人的小说中与任何可供识别的地理位置无关，它更像是一个有弹性的范畴，这个范畴容易受到短暂时间与空间改变的影响，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创造。就一般的定义而言，加利福尼亚的土地既非神话中的伊甸园，也非神话中的阿兹特兰，而是一个文化上被经济结构、生态上被欧美农业破坏与被墨美人的想象与欲望控制的地方。爱斯特雷拉借由推翻族人的定义和对另一文化历久传承的滥用，以受害者的角色进行反抗，进而建构另一种家的理念，这个家刚刚奠基于新意识，而后至少很有可能以语言的力量推动创造符合环境正义原则的新环境。就像毒害议题明确表示的，由于社会正义与生态中心的理想携手并进，这里的家重视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各自的关怀层面。或者，就像西里亚-罗立斯(Celia Lawless)所论：“家应该被视为有活力且不断完善的现实，历经语言、人民与适合居住的结构群。”(1996)
以生态女性主义观点来看，“认可压迫的意识形态，如基于种族、阶级、性别、性症、体能与品种的意识形态，与认可压迫自然的意识形态如出一辙”(Gaard，1993)。在薇拉蒙特司的小说中，种族、阶级与自然被一起联系为受到压迫的对象。男人——阿尔吉欧与福罗瑞斯——承受的社会不正义与女人一样多。然而，因为生育能力与社会角色，女人受到的影响迥异。她们有理由害怕流产，她们主要承担养育小孩的责任，因此女人代表玛丽·梅罗尔(Mary Mel-lor)所说的“深度物质生态女性主义”的方面，如果人类物质身份嵌合到自然环境，那么这个环境自己也受历史演变牵制。“无论人们建构起何种社会生活，他们总是被身体的存在限制。同样，社会生活也被生态系统限制”(1997：184)。由于特殊的物质与历史经验，梅罗尔认为特许的批判意识是女人所独有的，具有区隔的意识，可以跟安札拉杜尔的混血意识相对应，这一意识挑战二元的思维，提倡创造崭新的、更宽容的社会模式。女人常有的负面经验使她们暴露在社会不正义中，渴望以独特方式存活于世。当然，梅罗尔观察得很到位，“很少女人只扮演单纯女人的角色，她们是一般人，落入同样环绕许多男人的压迫矩阵中”(1997：13)。
《在基督的脚下》中，爱斯特雷拉试图挑战严格的二元对立思维，反抗父权社会中的女性角色，反叛威胁着要毁坏她与她的族人的经济系统，激烈驳斥种族主义者的诽谤。小说最后，当她很自信地爬到谷仓屋顶以星辰之姿俯视她的世界时，“她相信她的内心已强大到足够将所有迷途者召唤回家”(viramontes，1995：176)，因而她成为族人最有希望的领导人，已察觉到种族、性别与环境关怀互相依存的关系，就像参与新文化创发的、安札拉杜尔表达的“新的符号与象征的价值体系，连结人群与这星球”(Anzaldfia，1987：81)，这个文化就是一个根植地球的家园。
责任编辑：王俊(日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