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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0月30日的一个风雨之夜，在黄河尾闾的山东省利津县城区庄科村的一户书香之家，一个男婴呱呱降生。他就是后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我国现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著名学者、诗人的李长之先生。他一生著述甚丰，享誉中外，尤其在文艺批评界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很深，享有盛名。
一
李长之，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等。1913年他3岁那年，因乡间匪患猖獗，村无宁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随祖父乘坐一辆马车，经过几天的旅途颠簸，到了省城济南。李长之的父亲李泽培是受过新旧两种教育的知识分子，晚清应过科举，是秀才，后来又上了山东高等学堂，对数学和外文颇有兴趣和造诣，曾先后在济南商埠小学和中学任过教，还教过大学的德文。李长之的母亲是位非常精明、非常贤淑而又酷爱艺术的女性，毕业于山东女子师范。幼年的李长之，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有良好文化氛围的知识分子家庭里。
李长之9岁那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济南，在他幼年的心灵里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当时，由于师范附属小学校长王世栋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戴者，所以李长之很快接触了白话文和新诗。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长之自幼聪颖、勤奋好学、酷爱文学，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对语文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在济南师范附小读书时，他的作文不仅是全班第一名，也是全校第一名。在班主任老师的鼓励下，他12岁就开始写作，并经常向报刊投稿。这年，他写的新诗、散文分别发表在郑振铎主办的《儿童世界》、朱天尼主编的《少年》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等杂志上。因此，他被同学们称为“小作家”，备受学校师生的青睐。后来李长之23岁时就同郑振铎等一起编辑《文学季刊》。
不久，李长之升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就读。这时由于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严禁白话文，于是李长之就潜心学习古典文学。他最喜爱读《孟子》、《庄子》等书，这开始了他日后对古典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兴趣。
1926年，李长之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文科，后又改学理科。1928年5月3日，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济南。不久，他转入齐鲁大学附中就读。齐鲁大学附中是“洋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这年是李长之非常苦恼的日子，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济南的残暴罪行和西方帝国主义在校内的统治，感到非常憋气，实在不能容忍，于是怀着满腔愤慨，离开济南转入山东聊城第三师范就读。毕业后，李长之到了北平。这时，李长之处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决定学习自然科学，以探索工业救国的道路。因此，他放弃了可以直接报考大学的资格，入了北大预科甲部(理学院)。在理学院学习的两年中，他很用功，很刻苦。这期间，他写了许多科普性质的文章。如《火山和地震》、《怎样研究数学》、《从陈桢普通生物学说到中国一般的科学课本》等，发表在《华北日报》的科学副刊上。此外，他还为北京《益世报》编辑副刊“前夜”，并在《自由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我所认识的中山先生者》的文章，热情颂扬了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及其民主革命精神。
1931年秋，李长之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转入哲学系。这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东北三省沦陷，这里的人民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而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各城市学生请愿、罢课、示威等抗日爱国活动风起云涌，抗日救亡的声浪遍及神州大地。这时，李长之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和革命义愤，积极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去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他们涌向了军警林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同南京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回校后，李长之不顾旅途劳累，连夜赶写了几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立场，歌颂人民群众抗日救亡如火如荼的斗争。
二
李长之是一位自甘寂寞、自强不息，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学者。从1932年初开始，他几乎用了全部的课余时间，从事文艺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1933年8月李长之在《现代》杂志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的论文，阐明自己对文学方面的见解。在文章中提出：“批评家必须有比创作家更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力”、“批评家和作家完全是好朋友”、“批评家尤不能忽视作家的个性”以及批评时“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即“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必须重视作家的艺术技巧”等正确主张，是一篇有深度、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与此同时，李长之还写了不少书评。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了他对老舍长篇小说《离婚》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评论了小说的讽刺、幽默艺术和写作技巧，是早期老舍研究的一篇力作。这期间，李长之应郑振铎邀请，同朱自清、吴晗、巴金等人参加了《文学季刊》编委会。同年与杨丙辰合办了《文学评论》杂志；担任《清华周刊》文艺栏的主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夜宴》。
李长之是评论鲁迅著作的专家之一。早在“五四”时代，他还在济南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非常钦佩鲁迅对人对事的不妥协精神。由此，他很早就开始写评论鲁迅的文章了。1929年1月他写的《猫》，刊载在《山东民报》上。他考入清华大学后，在潜心研究文艺理论的同时，还系统地阅读了鲁迅的著作，并撰写了许多评论文章。上世纪30年代初期，李长之写的《<阿Q正传>之新评论》、《评<三闲集>》、《评<两地书>》等，分别发表在《再生》、《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等报刊上。这时他才20多岁。李长之系统地评论鲁迅的著作《鲁迅批判》一书，开始写于1935年春，同年脱稿，经鲁迅审阅，订正了有关时间，于1936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全书总的倾向对鲁迅及其作品是崇敬和热爱的。这正如《鲁迅批判》一书(2003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中研究李长之的著名学者于天池等在再版题记里所述：“他(指李长之)对于鲁迅，对于新文化运动爱得深，故也看得真切、透辟，并有着青年人判断特有的冲击力。他评价鲁迅创作的意义是，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猛勇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开了初 期的最光彩的花……’那是他真切的感受，并道出了鲁迅价值的真谛。”当然书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后来在1950年李长之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期间，写了《(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认真地作了自我剖析，对《鲁迅批判》一书中的不足之处，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李长之是我国系统评论鲁迅的第一人，他对鲁迅的评论有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不失为我国研究鲁迅的卓有成就的专家。著名学者于天池等在最近出版的《鲁迅批判》一书的再版题记中写道：“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却是赫赫有名的传世之作。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是惟一经过鲁迅本人披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也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
除此之外，李长之还为后人留下了研究鲁迅的几十万字的论文，现在仍有价值和分量。
三
1936年，李长之清华大学毕业后，生活非常艰难。这时，他父亲因中风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母亲侍奉父亲不能专心工作，他的生活费全靠自己维持。李长之在清华大学担任了华侨生、蒙藏生导师，给华侨生补习中文，给蒙藏生补习英文，但是薪水极其微薄。另外，他还在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兼了课，教美学和艺术史，名义是教授，可薪水每月不过只有几元钱，而且没有保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平津沦陷。李长之应熊庆来校长邀请，前往云南大学任教，讲授哲学概论，兼授国文和文艺批评课程。这时，他申请去德国留学的手续已经办妥，但他放弃了。因当时北平已沦为日寇之手，李长之不愿重回被敌人占领的古都，更不答应必须承认伪满政府才能留学的条件。1938年，李长之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并加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期间，他撰写了《波兰兴亡鉴》、《批评家孟轲》等书，出版第二部新诗集《诗的颂歌》以及抗战期间的文艺批评论文汇编《苦雾集》。
李长之是一位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初夏的一天，李长之突然接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邀请信，他感到茫然，却又不好拒绝。于是他到了教育部见到陈立夫后，才知道陈想拉拢他，让他到教育部工作，并许诺给他一定的官职和优厚的待遇。但出乎陈的意料，李长之婉言拒绝了。但是，过了几天陈立夫又派秘书找上门来，说部长想请他写点文章，每月送编辑费300元，说罢就将1500元的钞票放在桌上。然而，李长之又一次拒绝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把钱退给了陈立夫。他这样做，有的朋友担心他会惹出祸来，但李长之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不代人写文章，也从来不拿不明不白的钱!”
1943年至1944年，李长之写了《北欧文学》和《韩愈》两本书，并把自己的论文集《梦雨集》、《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编好出版。由于过度劳累，他得了肺病，离开中央大学，转到重庆北碚编译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去南京编译馆任代理图书馆主任。在那里，他写完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先由《国文日刊》连载一部分，后来开明书店出版了这部书(198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是李长之先生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日本有其译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部书中对于研究司马迁及《史记》所牵扯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程度不同地接触到了。李长之用他那特有的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在分析《史记》的风格上及司马迁的人格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启人思考的深刻见解。这本书现在仍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1946年10月，应黎锦熙之邀，李长之任北平师范大学副教授，后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哲学概论。笔者从他的日记里得知，这期间，他接触了许多进步学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手册》等马列主义著作和《闻一多集》等进步书刊，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社会现实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昏庸和腐败。李长之以文学批评为武器，用隐喻手法，大胆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国殃民。
四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李长之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迎接解放。他在校内起草了迎接解放的宣言，以后又陆续起草了拥护解放军渡江令的宣言和向新政协致敬的电文。这年，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加入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已是不惑之年的李长之，怀着对共产党的崇敬心情，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后又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北京市文联文艺理论组长等职。1951年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这位在文艺批评界和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颇有造诣、颇有建树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更加充满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热情，在祖国的文学和教育园地里，奋力拼搏，勤恳耕耘。
李长之身体瘦小、性格内向、斯文寡言，但在他眉宇间却透着一种灵气和刚毅。每天黎明即起，一直忙到夜阑人静，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酷暑盛夏，他伏案于简陋的室内，赤膊挥笔，汗如雨下；隆冬雪夜，寒气袭人，他一边呵手，一边写作。他曾由于劳累过度而吐血，但仍不停地写、写……用他女儿李书的话说：“爸爸简直入迷了!”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不过七八年的光景，李长之除了写有几十万字的单篇论文，还撰写出版了《龙伯国》、《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孔子的故事》、《诗经试译》等近10种书籍。他写的《中国文学史略稿》(1955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是建国以来最早的一部文学史，是20世纪50年代的热门教材，当时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53年他出版的《陶渊明传论》(棠棣出版社出版)，曾于1967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枝茂夫与和田武司先生翻译出版；1956年他出版的《孔子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日本汉学家守屋洋翻译出版。
李长之是当代最勤奋、最多产的学者和作家之一。1956年他才46岁，已经出版了近 30种专著和译著，发表了百余万字的单篇论文。然而遗憾的是，正当李长之年富力强、学业精进的时候，1957年的一场政治风暴把他抛出文坛，他被错划为“右派”。从此，他的写作权和教学权被剥夺了；他的名字从报刊杂志以及出版界、教育界消失了。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这期间，他除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略稿》元明清部分以外，还经常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搞教材注释，帮助他们看稿和改稿，他把自己的“右派”身份置于脑后。后来出版的《红楼梦注释》、《中国历代散文选》、《新华字典》等书籍里，都融汇着李长之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据他的女儿李书说，这期间，他还起草过剧本《李清照》的提纲，写有《(西厢记>论稿》和《论<桃花扇)》等论文。
文化大革命中，李长之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挨批斗、被抄家、进劳改队，被勒令每天打扫厕所、楼道。当时，他已患有严重类风湿关节炎，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他的病情日趋恶化，手僵直成鹰爪状，脚趾卷缩在一起。即使如此，李长之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拼命地看书和写作。大量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就是在这时系统地读完的，并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和札记。
李长之学识渊博、为人正直，从不人云亦云。文化大革命初，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破四旧”，砸孔庙。李长之痛心疾首，他愤慨地说：“孔庙是国务院立下石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这样被‘造反’，简直是胡闹!”在谈到对孔子的看法时，李长之说：“对一个在历史上影响这么大的人物简单地进行否定，一棍子打死，是不负责任而又无能的表现。”批林批孔时，他公开地讲：“儒家和法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它不能‘万岁’，实际上汉朝的董仲舒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儒家了。时代变了，却还要硬去找儒法斗争，不是刻舟求剑吗!”(引自北京出版社再版的《孔子的故事》再版题记)。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李长之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又立即拿起笔来，在补充修订的《中国文学史略稿》的新版题记中写道：“没完成的完成它，已完成的修改好。为祖国的建设增添一砖一瓦，或者权当我的几声呐喊和欢呼，以鸣盛世吧!”1978年12月初，李长之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当月13日，他带着不尽的创作激情和辉煌的创作规划，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长之不仅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在国际汉学界也颇有影响。他撰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孔子的故事》、《陶渊明传论》等先后被译为日文。日本河出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字典》、东京堂出版的《世界文艺辞典》，都收有关于他的条目。
一
李长之，原名李长治、李长植，笔名何逢、方棱、棱振、张芝、梁直等。1913年他3岁那年，因乡间匪患猖獗，村无宁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随祖父乘坐一辆马车，经过几天的旅途颠簸，到了省城济南。李长之的父亲李泽培是受过新旧两种教育的知识分子，晚清应过科举，是秀才，后来又上了山东高等学堂，对数学和外文颇有兴趣和造诣，曾先后在济南商埠小学和中学任过教，还教过大学的德文。李长之的母亲是位非常精明、非常贤淑而又酷爱艺术的女性，毕业于山东女子师范。幼年的李长之，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有良好文化氛围的知识分子家庭里。
李长之9岁那年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济南，在他幼年的心灵里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当时，由于师范附属小学校长王世栋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拥戴者，所以李长之很快接触了白话文和新诗。这为他后来的写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长之自幼聪颖、勤奋好学、酷爱文学，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对语文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在济南师范附小读书时，他的作文不仅是全班第一名，也是全校第一名。在班主任老师的鼓励下，他12岁就开始写作，并经常向报刊投稿。这年，他写的新诗、散文分别发表在郑振铎主办的《儿童世界》、朱天尼主编的《少年》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等杂志上。因此，他被同学们称为“小作家”，备受学校师生的青睐。后来李长之23岁时就同郑振铎等一起编辑《文学季刊》。
不久，李长之升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初中部就读。这时由于军阀张宗昌统治山东，严禁白话文，于是李长之就潜心学习古典文学。他最喜爱读《孟子》、《庄子》等书，这开始了他日后对古典文学研究和评论的兴趣。
1926年，李长之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高中文科，后又改学理科。1928年5月3日，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济南。不久，他转入齐鲁大学附中就读。齐鲁大学附中是“洋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这年是李长之非常苦恼的日子，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济南的残暴罪行和西方帝国主义在校内的统治，感到非常憋气，实在不能容忍，于是怀着满腔愤慨，离开济南转入山东聊城第三师范就读。毕业后，李长之到了北平。这时，李长之处于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决定学习自然科学，以探索工业救国的道路。因此，他放弃了可以直接报考大学的资格，入了北大预科甲部(理学院)。在理学院学习的两年中，他很用功，很刻苦。这期间，他写了许多科普性质的文章。如《火山和地震》、《怎样研究数学》、《从陈桢普通生物学说到中国一般的科学课本》等，发表在《华北日报》的科学副刊上。此外，他还为北京《益世报》编辑副刊“前夜”，并在《自由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我所认识的中山先生者》的文章，热情颂扬了孙中山先生的为人及其民主革命精神。
1931年秋，李长之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转入哲学系。这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东北三省沦陷，这里的人民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而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全国各城市学生请愿、罢课、示威等抗日爱国活动风起云涌，抗日救亡的声浪遍及神州大地。这时，李长之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和革命义愤，积极参加了清华大学南下请愿团去南京要求蒋介石抗日。他们涌向了军警林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同南京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回校后，李长之不顾旅途劳累，连夜赶写了几篇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抨击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立场，歌颂人民群众抗日救亡如火如荼的斗争。
二
李长之是一位自甘寂寞、自强不息，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学者。从1932年初开始，他几乎用了全部的课余时间，从事文艺理论方面的学习和研究。1933年8月李长之在《现代》杂志第三卷第四期上发表《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的论文，阐明自己对文学方面的见解。在文章中提出：“批评家必须有比创作家更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力”、“批评家和作家完全是好朋友”、“批评家尤不能忽视作家的个性”以及批评时“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即“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必须重视作家的艺术技巧”等正确主张，是一篇有深度、有独到见解的论文。与此同时，李长之还写了不少书评。1934年1月，《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了他对老舍长篇小说《离婚》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评论了小说的讽刺、幽默艺术和写作技巧，是早期老舍研究的一篇力作。这期间，李长之应郑振铎邀请，同朱自清、吴晗、巴金等人参加了《文学季刊》编委会。同年与杨丙辰合办了《文学评论》杂志；担任《清华周刊》文艺栏的主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夜宴》。
李长之是评论鲁迅著作的专家之一。早在“五四”时代，他还在济南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非常钦佩鲁迅对人对事的不妥协精神。由此，他很早就开始写评论鲁迅的文章了。1929年1月他写的《猫》，刊载在《山东民报》上。他考入清华大学后，在潜心研究文艺理论的同时，还系统地阅读了鲁迅的著作，并撰写了许多评论文章。上世纪30年代初期，李长之写的《<阿Q正传>之新评论》、《评<三闲集>》、《评<两地书>》等，分别发表在《再生》、《北平晨报》文艺副刊和《大公报》等报刊上。这时他才20多岁。李长之系统地评论鲁迅的著作《鲁迅批判》一书，开始写于1935年春，同年脱稿，经鲁迅审阅，订正了有关时间，于1936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全书总的倾向对鲁迅及其作品是崇敬和热爱的。这正如《鲁迅批判》一书(2003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中研究李长之的著名学者于天池等在再版题记里所述：“他(指李长之)对于鲁迅，对于新文化运动爱得深，故也看得真切、透辟，并有着青年人判断特有的冲击力。他评价鲁迅创作的意义是，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猛勇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开了初 期的最光彩的花……’那是他真切的感受，并道出了鲁迅价值的真谛。”当然书中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后来在1950年李长之参加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期间，写了《(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他认真地作了自我剖析，对《鲁迅批判》一书中的不足之处，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李长之是我国系统评论鲁迅的第一人，他对鲁迅的评论有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不失为我国研究鲁迅的卓有成就的专家。著名学者于天池等在最近出版的《鲁迅批判》一书的再版题记中写道：“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却是赫赫有名的传世之作。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成体系的专著，是惟一经过鲁迅本人披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也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
除此之外，李长之还为后人留下了研究鲁迅的几十万字的论文，现在仍有价值和分量。
三
1936年，李长之清华大学毕业后，生活非常艰难。这时，他父亲因中风卧床，生活不能自理，母亲侍奉父亲不能专心工作，他的生活费全靠自己维持。李长之在清华大学担任了华侨生、蒙藏生导师，给华侨生补习中文，给蒙藏生补习英文，但是薪水极其微薄。另外，他还在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兼了课，教美学和艺术史，名义是教授，可薪水每月不过只有几元钱，而且没有保障。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平津沦陷。李长之应熊庆来校长邀请，前往云南大学任教，讲授哲学概论，兼授国文和文艺批评课程。这时，他申请去德国留学的手续已经办妥，但他放弃了。因当时北平已沦为日寇之手，李长之不愿重回被敌人占领的古都，更不答应必须承认伪满政府才能留学的条件。1938年，李长之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并加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期间，他撰写了《波兰兴亡鉴》、《批评家孟轲》等书，出版第二部新诗集《诗的颂歌》以及抗战期间的文艺批评论文汇编《苦雾集》。
李长之是一位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人。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943年初夏的一天，李长之突然接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邀请信，他感到茫然，却又不好拒绝。于是他到了教育部见到陈立夫后，才知道陈想拉拢他，让他到教育部工作，并许诺给他一定的官职和优厚的待遇。但出乎陈的意料，李长之婉言拒绝了。但是，过了几天陈立夫又派秘书找上门来，说部长想请他写点文章，每月送编辑费300元，说罢就将1500元的钞票放在桌上。然而，李长之又一次拒绝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把钱退给了陈立夫。他这样做，有的朋友担心他会惹出祸来，但李长之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不代人写文章，也从来不拿不明不白的钱!”
1943年至1944年，李长之写了《北欧文学》和《韩愈》两本书，并把自己的论文集《梦雨集》、《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编好出版。由于过度劳累，他得了肺病，离开中央大学，转到重庆北碚编译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又去南京编译馆任代理图书馆主任。在那里，他写完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先由《国文日刊》连载一部分，后来开明书店出版了这部书(198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再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是李长之先生的代表作，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价司马迁及《史记》的专著，是蜚声中外的古典文学研究名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日本有其译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部书中对于研究司马迁及《史记》所牵扯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程度不同地接触到了。李长之用他那特有的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在分析《史记》的风格上及司马迁的人格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启人思考的深刻见解。这本书现在仍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1946年10月，应黎锦熙之邀，李长之任北平师范大学副教授，后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哲学概论。笔者从他的日记里得知，这期间，他接触了许多进步学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手册》等马列主义著作和《闻一多集》等进步书刊，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社会现实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昏庸和腐败。李长之以文学批评为武器，用隐喻手法，大胆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国殃民。
四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李长之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迎接解放。他在校内起草了迎接解放的宣言，以后又陆续起草了拥护解放军渡江令的宣言和向新政协致敬的电文。这年，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加入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已是不惑之年的李长之，怀着对共产党的崇敬心情，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后又人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任北京市文联文艺理论组长等职。1951年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这位在文艺批评界和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颇有造诣、颇有建树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更加充满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热情，在祖国的文学和教育园地里，奋力拼搏，勤恳耕耘。
李长之身体瘦小、性格内向、斯文寡言，但在他眉宇间却透着一种灵气和刚毅。每天黎明即起，一直忙到夜阑人静，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酷暑盛夏，他伏案于简陋的室内，赤膊挥笔，汗如雨下；隆冬雪夜，寒气袭人，他一边呵手，一边写作。他曾由于劳累过度而吐血，但仍不停地写、写……用他女儿李书的话说：“爸爸简直入迷了!”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不过七八年的光景，李长之除了写有几十万字的单篇论文，还撰写出版了《龙伯国》、《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略稿》、《孔子的故事》、《诗经试译》等近10种书籍。他写的《中国文学史略稿》(1955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是建国以来最早的一部文学史，是20世纪50年代的热门教材，当时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53年他出版的《陶渊明传论》(棠棣出版社出版)，曾于1967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松枝茂夫与和田武司先生翻译出版；1956年他出版的《孔子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日本汉学家守屋洋翻译出版。
李长之是当代最勤奋、最多产的学者和作家之一。1956年他才46岁，已经出版了近 30种专著和译著，发表了百余万字的单篇论文。然而遗憾的是，正当李长之年富力强、学业精进的时候，1957年的一场政治风暴把他抛出文坛，他被错划为“右派”。从此，他的写作权和教学权被剥夺了；他的名字从报刊杂志以及出版界、教育界消失了。但是，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这期间，他除了撰写《中国文学史略稿》元明清部分以外，还经常帮助青年教师备课，搞教材注释，帮助他们看稿和改稿，他把自己的“右派”身份置于脑后。后来出版的《红楼梦注释》、《中国历代散文选》、《新华字典》等书籍里，都融汇着李长之先生的心血和汗水。据他的女儿李书说，这期间，他还起草过剧本《李清照》的提纲，写有《(西厢记>论稿》和《论<桃花扇)》等论文。
文化大革命中，李长之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挨批斗、被抄家、进劳改队，被勒令每天打扫厕所、楼道。当时，他已患有严重类风湿关节炎，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他的病情日趋恶化，手僵直成鹰爪状，脚趾卷缩在一起。即使如此，李长之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拼命地看书和写作。大量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就是在这时系统地读完的，并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和札记。
李长之学识渊博、为人正直，从不人云亦云。文化大革命初，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破四旧”，砸孔庙。李长之痛心疾首，他愤慨地说：“孔庙是国务院立下石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这样被‘造反’，简直是胡闹!”在谈到对孔子的看法时，李长之说：“对一个在历史上影响这么大的人物简单地进行否定，一棍子打死，是不负责任而又无能的表现。”批林批孔时，他公开地讲：“儒家和法家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它不能‘万岁’，实际上汉朝的董仲舒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儒家了。时代变了，却还要硬去找儒法斗争，不是刻舟求剑吗!”(引自北京出版社再版的《孔子的故事》再版题记)。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李长之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又立即拿起笔来，在补充修订的《中国文学史略稿》的新版题记中写道：“没完成的完成它，已完成的修改好。为祖国的建设增添一砖一瓦，或者权当我的几声呐喊和欢呼，以鸣盛世吧!”1978年12月初，李长之患上了中毒性肺炎，当月13日，他带着不尽的创作激情和辉煌的创作规划，默默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李长之不仅在中国文坛上享有盛名，在国际汉学界也颇有影响。他撰著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孔子的故事》、《陶渊明传论》等先后被译为日文。日本河出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字典》、东京堂出版的《世界文艺辞典》，都收有关于他的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