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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是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县人，曾任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诞辰110周年。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不断关心和爱护同志，在我党历史上丰功卓著。在世时，他有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和“党内的妈妈”。
1933年5月，任弼时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他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单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做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批斗，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准备杀害。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被从保卫局释放出来了，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保护下来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安排了工作。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在长征途中，时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任弼时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坚决斗争，对被张国焘关押隔离进行迫害的干部，他想方设法把他们解救出来。廖承志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着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沪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1938年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发现并负责解决了被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使沉冤6载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
陈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来到共产国际管辖的苏联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其间还担任过学生部的党支部书记。苏联“清党”“肃托”结束后，陈郁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化名为“彼得”，放逐到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整整5年，陈郁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为此，陈郁写了12封申诉信。
1938年10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9年初，他的秘书师哲与共产国际东方处处长马尔特维诺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档案材料，从中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才知道陈郁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任弼时看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后，认为理由站不住脚，当即报告了共产国际干部部，并把陈郁请到莫斯科，听取了他本人的申诉，让他回厂等候共产国际的批复。1939年1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莫斯科，听了任弼时的汇报后，一面决定要陈郁办好离厂手续，到共产国际招待所来，一面亲自与共产国际监委一起处理陈郁的问题。共产国际监委在研究陈郁的全部材料后，做出了取消1933年给他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工作等决定。1940年2月25日，陈郁随同任弼时和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一起回国。
陈郁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这个光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党的整风运动。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背离党的思想路线，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并随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200人的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间，全部关了起来；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这样一来，把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统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成了怀疑的对象。
任弼时了解这些情况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但康生仍继续搞扩大化，又提出了所谓“抢救失足者”，把很多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康生为了证明他的方法“正确”，还以欺骗手段，找了一些幼稚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再给大家作报告，上主席台，并给他们戴大红花，树立所谓“彻底坦白的典型”。
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对七大代表的任意怀疑。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了健康的轨道。
1933年5月，任弼时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他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单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做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批斗，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准备杀害。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被从保卫局释放出来了，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保护下来了，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等人，也不再受迫害，并安排了工作。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在长征途中，时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任弼时同张国焘的错误领导进行坚决斗争，对被张国焘关押隔离进行迫害的干部，他想方设法把他们解救出来。廖承志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着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沪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1938年任弼时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发现并负责解决了被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的问题。他和周恩来一起，使沉冤6载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平反。
陈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来到共产国际管辖的苏联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其间还担任过学生部的党支部书记。苏联“清党”“肃托”结束后，陈郁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化名为“彼得”，放逐到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整整5年，陈郁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为此，陈郁写了12封申诉信。
1938年10月，任弼时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9年初，他的秘书师哲与共产国际东方处处长马尔特维诺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档案材料，从中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才知道陈郁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任弼时看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后，认为理由站不住脚，当即报告了共产国际干部部，并把陈郁请到莫斯科，听取了他本人的申诉，让他回厂等候共产国际的批复。1939年11月，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到莫斯科，听了任弼时的汇报后，一面决定要陈郁办好离厂手续，到共产国际招待所来，一面亲自与共产国际监委一起处理陈郁的问题。共产国际监委在研究陈郁的全部材料后，做出了取消1933年给他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工作等决定。1940年2月25日，陈郁随同任弼时和周恩来、邓颖超、蔡畅等一起回国。
陈郁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这个光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党的整风运动。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背离党的思想路线，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并随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200人的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间，全部关了起来；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这样一来，把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统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成了怀疑的对象。
任弼时了解这些情况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但康生仍继续搞扩大化，又提出了所谓“抢救失足者”，把很多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康生为了证明他的方法“正确”，还以欺骗手段，找了一些幼稚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再给大家作报告，上主席台，并给他们戴大红花，树立所谓“彻底坦白的典型”。
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以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对七大代表的任意怀疑。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了健康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