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为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后果，是由法律明文赋予的。正确理解和把握特定情形下民事行为的法律意义，并据此采取适当的行动，往往可以在争议中获得主动地位，进而赢得胜诉。本文以一名“精英”女白领与公司之间的劳动争议案为例，评析如何在“正确”的时间，作出“正确”的行为，以获得理想的法律结果。
　　案情简介
　　年过三十的高小姐端庄秀丽，拥有海外博士学位，在医学科研领域成果颇丰。一年多前，她被公司通过“猎头”从外地高薪聘请到上海工作。为留住人才，上海公司向高小姐开出了高达六位数的月薪。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高小姐于 2011年 9月进入公司工作，担任公司一重要中层岗位的经理，劳动合同期为三年。
　　但经过近一年的使用和考察，公司认为高小姐并非如其简历上描述的那么优秀，她的专业特长也不能充分发挥出作用，特别是高小姐过于自我、不善合作的个性，在公司上上下下和客户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些都让公司高层甚为不满。为避免矛盾激化，也考虑到外地来沪的高小姐的实际问题，公司首先提出协商变更高小姐的工作岗位，并相应降低其薪酬，以让她有一个过渡期，不至于一下子失去最基本的生活来源。但高小姐拒绝了公司的方案，执意坚持原来的岗位和待遇。为公司的长远考虑，无奈之下，经过多次内部研究，公司最终决定提前终止与高小姐的劳动合同。2012年 7月底，公司向高小姐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通知。高小姐收到书面通知后，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只是于次日继续来公司上班，但未被公司允许进入。此后高小姐便不再来公司，音信全无。
　　8月5日是公司正常发薪的日子。当日，除了将尚未支付的薪酬和加班费等各项费用支付到高小姐的个人账户外，公司还另行向其账户支付了相当于其 2个月薪酬的费用 20万余元。支付这些钱之前，公司专门打电话告知了高小姐，高小姐表示“你们打了再说吧”。
　　8月底，公司却收到了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发来的仲裁材料，原来高小姐向公司提出了劳动仲裁。她的请求很简单：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争议焦点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没有正当理由并依照程序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提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一般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就本案而言，虽然对于公司而言，高小姐确实没有事先期望的那么优秀，也确实给公司日常运作和经济效益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严格来讲，高小姐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公司可以直接解除其劳动合同的程度。所以，尽管从公司长远利益和战略眼光考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可以说属于“理性”的选择，但在法律上很难站得住脚。
　　因为知晓自身做法上的不足，公司没有在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上过多地进行自我辩护，而把突破这个案件的重心放在了双方在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一系列行为的法律性质的认定上。公司辩驳说，第一，公司已经事先与高小姐就调岗调薪进行了沟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以书面形式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高小姐收到通知后没有作出回应，并且目前已经不在公司上班。另有证据表明，高小姐已经在深圳应聘新的工作岗位；第二，在正常的发薪日，除了正常的薪酬待遇之外，公司已经按照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向高小姐支付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情形下公司应当支付的经济赔偿金（两倍的经济补偿金）。对此，高小姐事先是知悉的，且在收到赔偿金后，也没有作出任何回应，直至在劳动仲裁开庭过程中，也没有表示愿意退回这些赔偿款。
　　据此，公司认为，公司向高小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后，依据法律规定向高小姐支付了赔偿金且事先进行了告知，收到这些钱至今已经一个多月，高小姐也没有作出回应，应当认为高小姐对于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予以了默认，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已经解除，公司已经依法支付了赔偿金，双方之间的劳动争议已经自行解决。而在争议解决之后，高小姐再提出劳动仲裁，属于单方面的反悔行为，所以她的仲裁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高小姐辩论说，收到解除通知不作回应并不代表她认可了合同解除，双倍月薪的赔偿金没有收到过，并在仲裁庭上表示“回去查查看”。对此，公司提出反驳道，高小姐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理应在认为自己权利遭受侵害的时候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公司已经于每个月固定发薪的日子向其账户支付经济赔偿金，她却表示
　　没有收到过，不符合常识，属于狡辩。
　　最后，仲裁庭综合庭审查明的事实，采纳了公司的意见，认为高小姐愿意接受公司支付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并且已经至其他用人单位任职，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事实上已经解除。公司依法支付了经济赔偿金，双方争议已经解决。
　　高小姐要求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请求，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也没有法律依据，故裁定对高小姐的申诉请求不予支持。
　　律师点评
　　日常生活和职场中，多数人总是抱着朴素的想法：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
　　但事实上，争议一旦到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层面，断案的依据是法律的规定而不是简单的“良心”判断。
　　高小姐之所以在这场劳动争议中败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想当然地认为，公司既然没有正当理由解除劳动合同，就应当继续履行，自己“对的总归是对的”，
　　劳动争议中她应该胜券在握。殊不知，法律上的“对”与“错”，往往是由具体行为在特定情形下的法律性质决定的，是相对的，也是动态的。高小姐的个人缺陷固然还不到公司可以直接解除其劳动合同的程度，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且争议已经解决，一旦成为既成事实，则再想通过法律途径“扭转”格局，败诉就在所难免。试想，高小姐如果能在接到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后的第一时间，书面向公司提出不同意解除的意见，在收到公司汇入自己银行账户的赔偿金后能够设法退回，也不贸然至其他单位任职，则她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意愿很有可能得到仲裁庭的认可，获得胜诉的可能性也就会很大。遗憾的是，她的一系列不作为，造就了法律上她已经认可和接受公司解除行为的事实。
　　公司尽管已经自觉地接受了自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应当受到的法律制裁，但毕竟也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的，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不得不作出没有法律依据的行为之后，公司能够想到如何“向前看”，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获得主动权，难能可贵。试想，如果公司发出书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后，消极等待高小姐主动来领取经济赔偿金，或者故意拖欠甚至不支付经济赔偿金，那么，在高小姐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公司败诉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公司这次能够顺利化解纠纷，得益于常年法律顾问的全程咨询指导。顾问律师的作用，恰恰会在这些细致入微的关键点上发挥出来。
　　（作者系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