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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华慈以其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及深切的人文关怀，展开“轴心时代”诸子百家关于伦理道德与个人修身问题的论争，呈现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与内在张力。在道德动源的“义利”之争、道德意向的“内外”之辨、道德修身的“学思”之论的解读中，史华慈既看到人性的可堕失性，也注重人的自主性与超越性，倾向于道德修身思想的内在诉求，肯定道德的内在动能。重视对人内心世界的探求，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无疑具有一定的人文意义。
【关键词】史华慈 道德伦理 个人“修身”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03-02
史华慈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其研究并不停留在对人物思想形而上学的建构，而是将重心落在对人性的关切与对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肯定，他把中国的先秦思想看做轴心时代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尤其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强调诸子思想中的道德与修身，注重对古代中国道德精神资源的挖掘，这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 对人性的深思与人文关切：史华慈道德精神的出发点
史华慈提到“卢梭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道德主义者”时解释说，“道德在这里指的首先并不是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技术手段所产生的可欲的社会成果。它指的是人的贴身的道德素质。” 尽管史并不完全赞同卢梭的道德思想，但表明了史批判工程主义取向为代表的功利主义道德伦理。在《古代》中，他表现出对孔孟、韩非子等诸子思想极大的同情与尊重，不会尖锐批判任何一家之言，但仍然有这样的直觉：面对墨子的“利他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观、韩非子绝对“行为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观、荀子介于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伦理观不无微词，但谈及孔孟，史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共鸣。这与史华慈一向注重对人性复杂性的思索相关联，将这一人性描述为“人的意识世界”。[1]他认同的人性模式可理解为由意识、处境和行动三者之间的“三角互动”所交织而成的有血有肉的网络，既看到人受自身阶级利益限制所表现出的失误性，也看到人具有通过反思与行动超越自身局限的自主性。史认为人性的内在张力只能靠自省自诘不断缓解，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良方。[2]正是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史在解读先秦诸子的道德伦理思想过程中注重展现其多样性及内在张力，并从中折射出深切的人文关怀。
二、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中道德伦理与个人“修身”之论争
史华慈对“轴心时期”诸子道德伦理思想的解读，是以整体的文化取向向具体的问题情境的思想脉络展开的，呈现的是动态有序的思想论争之图景，对孔子道德伦理通见的阐述，孟子、荀子对其的辩护，墨子、杨朱、韩非的进攻等，进行对话与碰撞，展现了诸子在道德与修身思想上的互融性与差异性。
1.道德动源的“义利”之争
史认为有关“义利”之争是孟子道德哲学的核心，涉及到对道德本体论根源的追溯。孔子关切“天下失道”，那么人为何会偏离道、偏离善，该如何纠正堕失的世道人心，成为人们追问的焦点。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实现充分的道德生活的内在禀性（体现为仁、义、礼、智四种德性）， 对道德动机的看法持鲜明的态度：只有在预设了将“仁义”作为目的本身，并依照仁义而行动的反映人类本质的能力之后，才能取得优良的社会后果[4]。在杨朱与墨子二元对立的“义利”观上，孟子批判其走向两种极端，认为儒家代表着在完全自爱与完全没有等差的“利他主义”之间的符合常理的中介，其实最根本的对立，是孟子反对墨家道德学说的功利主义基础，墨家的“兼爱”思想仍是一种工具，是对“利益”的强调。但在墨、法两家伦理观的碰撞中，史又强调墨家的“功利主义”与法家绝对“行为主义”的“功利主义”是存在差异的，对法家而言，任何思想所具有的都只不过是一种为我所用的纯粹工具性或御用化的价值 。墨子的目标仍然是普世主义的，是以“世界和平”和“阻止战争”为导向。[4]这里，史强调的是探寻道德的动源是“道德主义的”还是绝对的“功利主义”。
2.道德意向的“内外”之辨
诸子论争涉及到了是否注重道德意向的“内在”趋向，也就是人的自主性与道德修身关系的探讨。既然人性是复杂的，建立一个有“道”的社会究竟是靠有德行之士固有的内在道德意志来建立，还是只靠外在的道德行为规则对人的约束与管制。持“乐观主义”道德观的孟子肯定人性中固有的向善趋势，并坚信优良的社会是要靠有德行之人的内在道德意向。这一点上，孟子从理论上捍卫了孔子强调“内在性”的立场，史指出“道德能力的来源必定要向内寻求”，才是《论语》和《孟子》的启示中最富有创新的方面。[4]尽管荀子反对孟子所认为的“人心中存在与生俱来的、仁义的自发倾向”，但荀子的“礼义”仍注重外在“正确”行为与规则的“内化”。史通过肯定儒家注重道德的自主性，来批判法家完全“外在”机械的道德意向。慎到否定作为社会秩序的诸因素之一的个人道德和知性思想判断所起的作用，他描述：“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4]否定道德品质的影响能力，反对培养“君子”和“贤人”。史表现出对法家消除个人能动性和有意识的道德活动的培养模式的不赞同，认为儒家注重道德自主性与提高道德修养的内在过程更具“现实主义”和深刻性。
3.道德修身的“学思”之论
在史看来，儒家在道德与修身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更加积极、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观，这种内在道德意志离不开不断的学习与审思。在学与思的能力上，荀子比孟子关注的更多，尽管他们都主张深思熟虑的行动与努力，但在荀子那里，其包含纯粹的知性努力以及通过不断积累获取知识的能力，《荀子·劝学》：“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他十分注重学习与自省的作用[4]。荀子对学习的强调是圣人和君子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是将自己的本性置于控制之下所做的努力。在学习观上，荀子比孟子更接近《论语》，《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4]。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学习能不断使“礼”内化，践行君子德行，从而实现“仁”的最高理想。
三、史华慈论先秦世界中道德修身思想的当代文化意义
史华慈始终持谦虚的文化整体观，将文化比喻成一种化学上的复杂化合物，文化内部是充满着种种深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矛盾， 还关注当今持有的“传统”与“现代”断层的问题：“西方与中国的思想都在上古世界所创造的繁复间架中运作，都有一部有意义的、富创造性的、艰苦的思想史可讲。”现代的延续应建基于传统价值之上。在这种文化观下，作为主体的“人”，史有着深刻洞见，使其在中国思想的问题框架下而不是西方的模式来提出问题并作出解释，持理解与尊重的态度对中国先秦道德伦理思想中人性之复杂性作出深邃的思考，对儒家注重道德内在修养与道德自主性表示肯定，从对人性关切的高度挖掘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道德精神资源。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是在缺失对人性内心的探求与关注、道德失落的现状中，反思传统道德，是有着不可或缺的人文意义。
参考文献：
[1] Schwartz，B.I.ChinaandOtherMatters[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
[2] 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J].世界汉语，第二辑，2003.
[3]徐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4]林存光.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秦汉卷[M]，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63页.
[5]史华慈，刘梦溪.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史华慈教授访谈录[J].《世界汉语》.第二辑，2003.
[6]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M].第4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96页.
【关键词】史华慈 道德伦理 个人“修身”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03-02
史华慈作为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其研究并不停留在对人物思想形而上学的建构，而是将重心落在对人性的关切与对中国文化独特价值的肯定，他把中国的先秦思想看做轴心时代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尤其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强调诸子思想中的道德与修身，注重对古代中国道德精神资源的挖掘，这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 对人性的深思与人文关切：史华慈道德精神的出发点
史华慈提到“卢梭是一位彻头彻尾的道德主义者”时解释说，“道德在这里指的首先并不是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技术手段所产生的可欲的社会成果。它指的是人的贴身的道德素质。” 尽管史并不完全赞同卢梭的道德思想，但表明了史批判工程主义取向为代表的功利主义道德伦理。在《古代》中，他表现出对孔孟、韩非子等诸子思想极大的同情与尊重，不会尖锐批判任何一家之言，但仍然有这样的直觉：面对墨子的“利他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观、韩非子绝对“行为主义”的功利主义伦理观、荀子介于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伦理观不无微词，但谈及孔孟，史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共鸣。这与史华慈一向注重对人性复杂性的思索相关联，将这一人性描述为“人的意识世界”。[1]他认同的人性模式可理解为由意识、处境和行动三者之间的“三角互动”所交织而成的有血有肉的网络，既看到人受自身阶级利益限制所表现出的失误性，也看到人具有通过反思与行动超越自身局限的自主性。史认为人性的内在张力只能靠自省自诘不断缓解，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良方。[2]正是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史在解读先秦诸子的道德伦理思想过程中注重展现其多样性及内在张力，并从中折射出深切的人文关怀。
二、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中道德伦理与个人“修身”之论争
史华慈对“轴心时期”诸子道德伦理思想的解读，是以整体的文化取向向具体的问题情境的思想脉络展开的，呈现的是动态有序的思想论争之图景，对孔子道德伦理通见的阐述，孟子、荀子对其的辩护，墨子、杨朱、韩非的进攻等，进行对话与碰撞，展现了诸子在道德与修身思想上的互融性与差异性。
1.道德动源的“义利”之争
史认为有关“义利”之争是孟子道德哲学的核心，涉及到对道德本体论根源的追溯。孔子关切“天下失道”，那么人为何会偏离道、偏离善，该如何纠正堕失的世道人心，成为人们追问的焦点。孟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实现充分的道德生活的内在禀性（体现为仁、义、礼、智四种德性）， 对道德动机的看法持鲜明的态度：只有在预设了将“仁义”作为目的本身，并依照仁义而行动的反映人类本质的能力之后，才能取得优良的社会后果[4]。在杨朱与墨子二元对立的“义利”观上，孟子批判其走向两种极端，认为儒家代表着在完全自爱与完全没有等差的“利他主义”之间的符合常理的中介，其实最根本的对立，是孟子反对墨家道德学说的功利主义基础，墨家的“兼爱”思想仍是一种工具，是对“利益”的强调。但在墨、法两家伦理观的碰撞中，史又强调墨家的“功利主义”与法家绝对“行为主义”的“功利主义”是存在差异的，对法家而言，任何思想所具有的都只不过是一种为我所用的纯粹工具性或御用化的价值 。墨子的目标仍然是普世主义的，是以“世界和平”和“阻止战争”为导向。[4]这里，史强调的是探寻道德的动源是“道德主义的”还是绝对的“功利主义”。
2.道德意向的“内外”之辨
诸子论争涉及到了是否注重道德意向的“内在”趋向，也就是人的自主性与道德修身关系的探讨。既然人性是复杂的，建立一个有“道”的社会究竟是靠有德行之士固有的内在道德意志来建立，还是只靠外在的道德行为规则对人的约束与管制。持“乐观主义”道德观的孟子肯定人性中固有的向善趋势，并坚信优良的社会是要靠有德行之人的内在道德意向。这一点上，孟子从理论上捍卫了孔子强调“内在性”的立场，史指出“道德能力的来源必定要向内寻求”，才是《论语》和《孟子》的启示中最富有创新的方面。[4]尽管荀子反对孟子所认为的“人心中存在与生俱来的、仁义的自发倾向”，但荀子的“礼义”仍注重外在“正确”行为与规则的“内化”。史通过肯定儒家注重道德的自主性，来批判法家完全“外在”机械的道德意向。慎到否定作为社会秩序的诸因素之一的个人道德和知性思想判断所起的作用，他描述：“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4]否定道德品质的影响能力，反对培养“君子”和“贤人”。史表现出对法家消除个人能动性和有意识的道德活动的培养模式的不赞同，认为儒家注重道德自主性与提高道德修养的内在过程更具“现实主义”和深刻性。
3.道德修身的“学思”之论
在史看来，儒家在道德与修身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是更加积极、注重内在的道德修养观，这种内在道德意志离不开不断的学习与审思。在学与思的能力上，荀子比孟子关注的更多，尽管他们都主张深思熟虑的行动与努力，但在荀子那里，其包含纯粹的知性努力以及通过不断积累获取知识的能力，《荀子·劝学》：“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他十分注重学习与自省的作用[4]。荀子对学习的强调是圣人和君子自我修养的重要内容，是将自己的本性置于控制之下所做的努力。在学习观上，荀子比孟子更接近《论语》，《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4]。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学习能不断使“礼”内化，践行君子德行，从而实现“仁”的最高理想。
三、史华慈论先秦世界中道德修身思想的当代文化意义
史华慈始终持谦虚的文化整体观，将文化比喻成一种化学上的复杂化合物，文化内部是充满着种种深刻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矛盾， 还关注当今持有的“传统”与“现代”断层的问题：“西方与中国的思想都在上古世界所创造的繁复间架中运作，都有一部有意义的、富创造性的、艰苦的思想史可讲。”现代的延续应建基于传统价值之上。在这种文化观下，作为主体的“人”，史有着深刻洞见，使其在中国思想的问题框架下而不是西方的模式来提出问题并作出解释，持理解与尊重的态度对中国先秦道德伦理思想中人性之复杂性作出深邃的思考，对儒家注重道德内在修养与道德自主性表示肯定，从对人性关切的高度挖掘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道德精神资源。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尤其是在缺失对人性内心的探求与关注、道德失落的现状中，反思传统道德，是有着不可或缺的人文意义。
参考文献：
[1] Schwartz，B.I.ChinaandOtherMatters[M].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
[2] 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J].世界汉语，第二辑，2003.
[3]徐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4]林存光.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秦汉卷[M]，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第63页.
[5]史华慈，刘梦溪.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史华慈教授访谈录[J].《世界汉语》.第二辑，2003.
[6]钱伯城主编.中华文史论丛[M].第4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