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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再平衡”成为一个时髦的词。从美国的贸易赤字、欧洲的债务失衡，到中国的“调结构”，讲的都是这个问题。这方面外媒对中国有很多唱空的观点，但说书式的专栏点评并不是经济研究的主流。本刊选取了日本银行两位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他们偏技术化的原文进行了编译改写，向国内读者介绍日本经济再平衡的历程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普遍认为这种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中国政府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行动。但考虑到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既得利益的阻力，找到合适的突破口确实并非易事。
日本此前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取长补短，可以帮助中国理解再平衡所需的调整过程。
再平衡知易行难
投资主导，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点。确实，新兴国家在高速增长期投资率都比较高，这是由于资本存量较少导致其回报率较高。但对比数据后会发现，其他国家并未经历过中国如此高的投资率。而且中国个人消费占名义GDP的比例也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仅为33.8%，是主要新兴国家中最低的。
2008全球金融危机等突发因素，导致中国不得不在短期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时又造成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失衡。“十一五”期间投资占GDP比例进一步上升，而消费占比则进一步下降。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想要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将会越来越困难。
首先，在现有增长模式下，民众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充分获益。绝大多数中国劳动者并未分享到企业部门增加的利润。因此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其次，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愈发趋向资本密集型。相对于劳动密集产业（如服务业），前者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少得多。
再者，投资主导的模式下出现了很多低水平的重复，这无助于技术进步。经济学中，用“全要素生产率”刻画技术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此项数据的增长一直在放缓，这可以部分归因于一些重要产业（如钢铁业）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最后，投资驱动型的增长，使得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相当困难。尽管中国已经加大力度使经济更节能环保，也作出了不少国际承诺。然而，投资总是需要机器和设备，由其驱动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消耗更多资源。
日本曾做对了什么
有人认为中国不应仿效日本，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了其后经济的长期停滞。但根据作者近年的研究，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其实与20世纪70年代（或更早）的日本更为相似。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经济成功实现了再平衡。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达9.7％，那时的高速增长主要也是大力投资的结果。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呈上升趋势，而消费占比则持续下降。然而，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明显止步。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正是日本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
其背后最显著的推动是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在高增长时期，日本的资本回报率高于20％。然而到了70年代初，资本回报率急剧下降，而且再也没能恢复到之前的高水平，这基本上源于资本的生产率增长放缓。从供给方面看，作为日本高速发展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赶超国外先进技术的过程已经结束。而从需求方面看，城市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带动的耐用品消费热潮，也暂告一段落。因此，70年代初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大大降低企业维持高投资的热情。
其次，提升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的份额，为日本经济再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1975五年间，日本的劳动份额增幅达10%。在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实际工资水平低于劳动生产率。而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实际工资逐步赶上生产率水平，从而大大促进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使得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遏止。
再者，缩小资本的成本和回报率之间的差异，也是实现再平衡重要因素之一。日本企业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获取资金，因此资金成本近似于银行贷款利率。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国家管制的贷款利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成为投资热潮出现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石油危机期间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资本的成本迅速向回报率逼近，从而有效遏制了投资冲动。
走向长期平稳增长
日本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有二：一是提升劳动份额，即让人的劳动更值钱；二是要设法降低资本的超额利润。这两点对中国同样适用：要实现国内再平衡，必须以一种和谐稳妥的方式，来解决劳动力和资本的成本扭曲问题。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劳动份额已经呈上升趋势。但由于管制利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使得投资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十年间持续上升。展望未来，如果中国不能缩小资本成本和回报率之间的差距，即使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大幅上升，资本较劳动力还是更便宜，这会导致产业更加趋向资本密集。
其次，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后，由于教育、医疗和住房开支成为家庭的新负担，家庭储蓄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扩大对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并对公共养老金实行可持续的改革，进而增加消费。
再者，中国现有户口以及征地制度下的城市化，并没有使家庭的财富显著增加。一方面，严格的户口制度使得来自农村移民很难享受所在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从而可能增强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一般以接近农业生产值的成本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限制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最后还要做好心理准备，即使实现了国内再平衡，并不意味着外部再平衡。从日本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前半段，日本的要素成本扭曲得到纠正，其贸易顺差的问题也不严重。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顺差迅速扩大，外部失衡问题愈发严重。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日本投资率下降速度超过储蓄率。因此，中国若想实现外部的贸易平衡，还是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尤其是通过加强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储蓄率。
（实习记者袁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短评】
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其国际部近年来做了大量针对中国的研究。这两位经济学家熟悉日本更关注中国，特别是为了进行严谨的跨国对照，特地用国内学者估算中国问题时使用的计量方法，处理了日本的对应数据以保持一致。这类系统的研究，能让人重新认识日本并思考中国。
国内提到日本时，往往集中于其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但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失去的十年”里，日本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动荡？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准，并没有像投资数据那样产生巨大的倒退？就因为在此前十年，日本就已较好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再平衡。
而现在国内的政策规划中，也开始重视多元发展目标，并常常用排比的方式罗列：如保增长、增加收入、促进就业、鼓励创新、保护环境等等。但按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还是想维持投资主导型的快速增长，后面那些目标是很难同时实现的。
目前与动辄两三成的民间融资成本相比，中国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仅为7.05%，对于那些能获得贷款企业来说，借钱太便宜了。投资热情的高涨，带来重化工业部门的过热。诸如铁矿石、石油等大宗商品，更是出现了“买啥啥贵”的局面。这不能说是对方在敲竹杠，恰恰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否则失衡将进一步加剧。
所以目前调理内火更重要。利率存在扭曲下的投资过热，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失衡，这其实阻碍了劳动力报酬的上涨。再平衡不仅是抽象的经济结构的问题，对每个人的切身福利都有实际的影响。（史晨）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再平衡”成为一个时髦的词。从美国的贸易赤字、欧洲的债务失衡，到中国的“调结构”，讲的都是这个问题。这方面外媒对中国有很多唱空的观点，但说书式的专栏点评并不是经济研究的主流。本刊选取了日本银行两位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他们偏技术化的原文进行了编译改写，向国内读者介绍日本经济再平衡的历程和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普遍认为这种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中国政府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采取了行动。但考虑到面临的复杂形势，以及既得利益的阻力，找到合适的突破口确实并非易事。
日本此前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取长补短，可以帮助中国理解再平衡所需的调整过程。
再平衡知易行难
投资主导，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点。确实，新兴国家在高速增长期投资率都比较高，这是由于资本存量较少导致其回报率较高。但对比数据后会发现，其他国家并未经历过中国如此高的投资率。而且中国个人消费占名义GDP的比例也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仅为33.8%，是主要新兴国家中最低的。
2008全球金融危机等突发因素，导致中国不得不在短期通过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同时又造成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失衡。“十一五”期间投资占GDP比例进一步上升，而消费占比则进一步下降。一些分析师认为，中国想要维持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将会越来越困难。
首先，在现有增长模式下，民众并没有从经济增长中充分获益。绝大多数中国劳动者并未分享到企业部门增加的利润。因此中国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其次，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结构愈发趋向资本密集型。相对于劳动密集产业（如服务业），前者创造的就业机会要少得多。
再者，投资主导的模式下出现了很多低水平的重复，这无助于技术进步。经济学中，用“全要素生产率”刻画技术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此项数据的增长一直在放缓，这可以部分归因于一些重要产业（如钢铁业）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
最后，投资驱动型的增长，使得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相当困难。尽管中国已经加大力度使经济更节能环保，也作出了不少国际承诺。然而，投资总是需要机器和设备，由其驱动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消耗更多资源。
日本曾做对了什么
有人认为中国不应仿效日本，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了其后经济的长期停滞。但根据作者近年的研究，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其实与20世纪70年代（或更早）的日本更为相似。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经济成功实现了再平衡。
从1955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高达9.7％，那时的高速增长主要也是大力投资的结果。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呈上升趋势，而消费占比则持续下降。然而，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明显止步。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正是日本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
其背后最显著的推动是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在高增长时期，日本的资本回报率高于20％。然而到了70年代初，资本回报率急剧下降，而且再也没能恢复到之前的高水平，这基本上源于资本的生产率增长放缓。从供给方面看，作为日本高速发展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赶超国外先进技术的过程已经结束。而从需求方面看，城市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带动的耐用品消费热潮，也暂告一段落。因此，70年代初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大大降低企业维持高投资的热情。
其次，提升国民收入中劳动所占的份额，为日本经济再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1975五年间，日本的劳动份额增幅达10%。在高速增长时期，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导致实际工资水平低于劳动生产率。而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消失，实际工资逐步赶上生产率水平，从而大大促进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使得消费占GDP比例下降的趋势得到遏止。
再者，缩小资本的成本和回报率之间的差异，也是实现再平衡重要因素之一。日本企业主要通过银行贷款获取资金，因此资金成本近似于银行贷款利率。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国家管制的贷款利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成为投资热潮出现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石油危机期间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资本的成本迅速向回报率逼近，从而有效遏制了投资冲动。
走向长期平稳增长
日本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有二：一是提升劳动份额，即让人的劳动更值钱；二是要设法降低资本的超额利润。这两点对中国同样适用：要实现国内再平衡，必须以一种和谐稳妥的方式，来解决劳动力和资本的成本扭曲问题。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劳动份额已经呈上升趋势。但由于管制利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使得投资占GDP的比例在过去十年间持续上升。展望未来，如果中国不能缩小资本成本和回报率之间的差距，即使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大幅上升，资本较劳动力还是更便宜，这会导致产业更加趋向资本密集。
其次，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后，由于教育、医疗和住房开支成为家庭的新负担，家庭储蓄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扩大对住房、教育等方面的公共开支，并对公共养老金实行可持续的改革，进而增加消费。
再者，中国现有户口以及征地制度下的城市化，并没有使家庭的财富显著增加。一方面，严格的户口制度使得来自农村移民很难享受所在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从而可能增强其预防性储蓄动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一般以接近农业生产值的成本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限制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最后还要做好心理准备，即使实现了国内再平衡，并不意味着外部再平衡。从日本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前半段，日本的要素成本扭曲得到纠正，其贸易顺差的问题也不严重。然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顺差迅速扩大，外部失衡问题愈发严重。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日本投资率下降速度超过储蓄率。因此，中国若想实现外部的贸易平衡，还是需要采取各种策略影响国内储蓄和投资，尤其是通过加强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储蓄率。
（实习记者袁帆对本文亦有贡献）
【短评】
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其国际部近年来做了大量针对中国的研究。这两位经济学家熟悉日本更关注中国，特别是为了进行严谨的跨国对照，特地用国内学者估算中国问题时使用的计量方法，处理了日本的对应数据以保持一致。这类系统的研究，能让人重新认识日本并思考中国。
国内提到日本时，往往集中于其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但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失去的十年”里，日本没有产生大的社会动荡？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准，并没有像投资数据那样产生巨大的倒退？就因为在此前十年，日本就已较好地实现了国内经济的再平衡。
而现在国内的政策规划中，也开始重视多元发展目标，并常常用排比的方式罗列：如保增长、增加收入、促进就业、鼓励创新、保护环境等等。但按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还是想维持投资主导型的快速增长，后面那些目标是很难同时实现的。
目前与动辄两三成的民间融资成本相比，中国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仅为7.05%，对于那些能获得贷款企业来说，借钱太便宜了。投资热情的高涨，带来重化工业部门的过热。诸如铁矿石、石油等大宗商品，更是出现了“买啥啥贵”的局面。这不能说是对方在敲竹杠，恰恰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否则失衡将进一步加剧。
所以目前调理内火更重要。利率存在扭曲下的投资过热，造成了产业结构的失衡，这其实阻碍了劳动力报酬的上涨。再平衡不仅是抽象的经济结构的问题，对每个人的切身福利都有实际的影响。（史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