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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国际局势发展保持了非常强的连续性，延续了过去几年的基本趋势。国际体系仍处在动荡、变迁的过程中，力量结构在继续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趋势难以逆转，但是其负面效应仍在积累和显现。另外，在全球范围以及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但没有出现放缓的迹象，反而进一步恶化。局部动荡始终处于居高不下的态势；“伊斯兰国”归于失败，但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威胁甚至在扩散，全球治理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面对各种安全挑战，有效的应对办法并不多。很多问题，如贸易保护、非传统安全挑战等，实际上都被搁置起来，见不到有效解决的迹象。目前的动荡在表现形式上与冷战结束时相比可能没有那么富有戏剧性和冲击力，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在对国际关系性质以及对世界各国的深远影响上，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动荡时期，大国关系还是维持了基本的战略稳定。这里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至少到目前，在动荡的局势中，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得以保持并且仍然有效，并没有因为国际关系背景的深刻变化而偏离大的方向，合作与竞争并存仍然是大国关系的时代性特点。第二，在国际局势变化中，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尤其显得重要。面临日益增多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是如此，大国关系如果不能保持基本稳定，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危险，甚至失去控制。所以主要国家都意识到相互之间必须加强协调，以避免出现重大的不确定性和严重的局势失控。
由此我们也可能理解，无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的那些热点、难点问题，在总体上并没有超越临界点，没有完全失去控制。例如乌克兰危机就进入到了僵持阶段，不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欧盟，都难以再进一步。当然，这种地缘政治一经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邏辑，不会简单停下来，这对于美、欧、俄，可能都是负担。实际上，美国是在为自己过去的战略错误付出代价。北约东扩在严重挤压俄罗斯的同时，最后必然也会受到反制，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反击。乔治·凯南曾经提示，北约东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不能把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往墙角逼，否则就会后患无穷。今天在东欧出现的局面，印证了凯南的话。
再如欧盟一体化进程在去年曾经遭受明显挫折，但毕竟没有一发不可收拾，而是在今年等到了转机。法国大选马克龙赢得胜利，对欧洲联合没有引发进一步冲击。
“伊斯兰国”走向失败，叙利亚局势开始形成一种新格局，也达成了某种程度新的稳定，形成相关各方可以接受的结果。
再如南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没有发生严重动荡。中菲、中越关系也发生积极变化。这既与这些国家共同努力紧密相关，也与中美两个大国在南海已达成某种战略平衡有很大关系。当然，南海局面也是中国过去南海政策实施的结果。这个政策取得了成效，接下来要做的是对局势的进一步把握，充分运用利益增量的办法来促进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
未来大国关系的发展仍然会延续过去的基本态势，但是还有一些重大议题并不明朗，考验着大国关系的发展。比如中东局势的走向是否会引发新的重大冲突，大国利益争夺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伊核协议是否面临被撕毁的危险，其冲击有多大，这些都对有关大国是一种考验。
再如朝鲜半岛问题也可能出现重大危机，我基本同意石源华老师的意见，他是从更大的格局来理解半岛问题和朝核问题的。姚云竹老师认为不能从冷战框架来认识半岛问题，这也是对的。但是朝鲜半岛问题的客观现实或者出发点，还是延续着朝鲜停战协定所确立的基本框架。我认为不能脱离这个出发点。半岛问题在本质上是从停战协定确立的安全结构向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转变的过程，涉及半岛国家、大国博弈、中美竞争，是东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整体性问题。在转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动荡和危机，朝核危机就是这种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一个伴随性现象。但是，不管它多么难以解决、挑战性有多大，但它毕竟是一个附属性、伴随性的问题。
所以中国必须明确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利益目标。我认为不战、不乱、无核是一个表象，只能作为工作上的抓手。如果半岛出现了乱局，我们还是要在朝鲜半岛发挥作用。如果朝核进程不能被简单地冻结起来，我们还是要在半岛发挥影响。简单说来，在半岛的利益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方面是维持和强化在半岛的影响力，维持一个对华友好的朝鲜半岛。另一方面就是在前述安全框架转变过程中，保持东北亚基本的战略平衡，阻止出现严重的战略失衡。那种失衡包括美韩军队完全控制半岛的局面，也包括朝鲜核问题完全失控的局面。
最后，考验大国关系的问题，还有类似台湾问题这样的难点。目前台海局势比较稳定，台湾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以及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下降。可以回想一下，2000年大陆经济规模是台湾的3倍，2007年是8倍，去年已经增长到将近21倍，今天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优越感已被削弱大半，在一些地区甚至荡然无存。所以说过去的工作确实是取得了很好效果。但是未来如果中美结构性矛盾不能被有效地对冲和化解，台湾问题还有可能被美国突出出来，这可能会冲击大国关系的稳定。如果台湾问题被美国作为最后一个王牌来使用，那就说明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效应不是被削弱而是进一步凸显。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思路，综合施策，奖惩分明。归结起来说，就是融合与胁迫并重。如果台湾愿意与大陆融合，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如果不愿意融合就胁迫它，不跟大陆走也不行。再进一步，如果“台独”势力敢于挑起严重的“台独”事端，那就可视之为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机会。
（作者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研究员）
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动荡时期，大国关系还是维持了基本的战略稳定。这里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至少到目前，在动荡的局势中，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得以保持并且仍然有效，并没有因为国际关系背景的深刻变化而偏离大的方向，合作与竞争并存仍然是大国关系的时代性特点。第二，在国际局势变化中，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尤其显得重要。面临日益增多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不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是如此，大国关系如果不能保持基本稳定，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危险，甚至失去控制。所以主要国家都意识到相互之间必须加强协调，以避免出现重大的不确定性和严重的局势失控。
由此我们也可能理解，无论是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的那些热点、难点问题，在总体上并没有超越临界点，没有完全失去控制。例如乌克兰危机就进入到了僵持阶段，不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欧盟，都难以再进一步。当然，这种地缘政治一经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邏辑，不会简单停下来，这对于美、欧、俄，可能都是负担。实际上，美国是在为自己过去的战略错误付出代价。北约东扩在严重挤压俄罗斯的同时，最后必然也会受到反制，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反击。乔治·凯南曾经提示，北约东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不能把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往墙角逼，否则就会后患无穷。今天在东欧出现的局面，印证了凯南的话。
再如欧盟一体化进程在去年曾经遭受明显挫折，但毕竟没有一发不可收拾，而是在今年等到了转机。法国大选马克龙赢得胜利，对欧洲联合没有引发进一步冲击。
“伊斯兰国”走向失败，叙利亚局势开始形成一种新格局，也达成了某种程度新的稳定，形成相关各方可以接受的结果。
再如南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没有发生严重动荡。中菲、中越关系也发生积极变化。这既与这些国家共同努力紧密相关，也与中美两个大国在南海已达成某种战略平衡有很大关系。当然，南海局面也是中国过去南海政策实施的结果。这个政策取得了成效，接下来要做的是对局势的进一步把握，充分运用利益增量的办法来促进与东盟国家关系的发展。
未来大国关系的发展仍然会延续过去的基本态势，但是还有一些重大议题并不明朗，考验着大国关系的发展。比如中东局势的走向是否会引发新的重大冲突，大国利益争夺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化，伊核协议是否面临被撕毁的危险，其冲击有多大，这些都对有关大国是一种考验。
再如朝鲜半岛问题也可能出现重大危机，我基本同意石源华老师的意见，他是从更大的格局来理解半岛问题和朝核问题的。姚云竹老师认为不能从冷战框架来认识半岛问题，这也是对的。但是朝鲜半岛问题的客观现实或者出发点，还是延续着朝鲜停战协定所确立的基本框架。我认为不能脱离这个出发点。半岛问题在本质上是从停战协定确立的安全结构向一个新的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转变的过程，涉及半岛国家、大国博弈、中美竞争，是东北亚区域安全治理的整体性问题。在转变的过程中可能出现动荡和危机，朝核危机就是这种转换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一个伴随性现象。但是，不管它多么难以解决、挑战性有多大，但它毕竟是一个附属性、伴随性的问题。
所以中国必须明确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利益目标。我认为不战、不乱、无核是一个表象，只能作为工作上的抓手。如果半岛出现了乱局，我们还是要在朝鲜半岛发挥作用。如果朝核进程不能被简单地冻结起来，我们还是要在半岛发挥影响。简单说来，在半岛的利益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方面是维持和强化在半岛的影响力，维持一个对华友好的朝鲜半岛。另一方面就是在前述安全框架转变过程中，保持东北亚基本的战略平衡，阻止出现严重的战略失衡。那种失衡包括美韩军队完全控制半岛的局面，也包括朝鲜核问题完全失控的局面。
最后，考验大国关系的问题，还有类似台湾问题这样的难点。目前台海局势比较稳定，台湾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价值以及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都在不断下降。可以回想一下，2000年大陆经济规模是台湾的3倍，2007年是8倍，去年已经增长到将近21倍，今天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优越感已被削弱大半，在一些地区甚至荡然无存。所以说过去的工作确实是取得了很好效果。但是未来如果中美结构性矛盾不能被有效地对冲和化解，台湾问题还有可能被美国突出出来，这可能会冲击大国关系的稳定。如果台湾问题被美国作为最后一个王牌来使用，那就说明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效应不是被削弱而是进一步凸显。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明确的思路，综合施策，奖惩分明。归结起来说，就是融合与胁迫并重。如果台湾愿意与大陆融合，就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如果不愿意融合就胁迫它，不跟大陆走也不行。再进一步，如果“台独”势力敢于挑起严重的“台独”事端，那就可视之为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机会。
（作者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少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