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 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当前的居民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根据中国2007M1—2013M6月度数据，建立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发现居民收入对其消费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由于受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该刺激作用并不是非常强烈；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规模虽然逐年上升，但其并未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入效应。因此，确定合适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规模，完善政策实施方式并加大政策监管力度势在必行。
关键词：居民消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一般均衡；状态空间
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5-0063-08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近几年，中国宏观经济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状态，经济增速趋缓 内需不足，尤其居民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促进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上行回升的重要着力点 但居民消费由于受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如养老、失业和疾病等的冲击而没有出现大幅提升，消费不足的现象愈发明显。所以，很有必要对当前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评估分析，以确定其合理的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促进居民消费的提高。
关于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研究，国外学者Leland[1]和Zeldes[2] 提出的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s Hypothesis，PSH）认为消费者的储蓄不仅是将财富平均分配到整个生命周期中进行消费，还要起到防范不确定事件发生，规避风险的作用。研究者认为，社保和医保可以降低未来不确定事件带来的冲击，从而部分减轻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例如：通过在居民预算约束中引入未来医疗花费的不确定性，强调居民的最优消费路径受医疗花费的不确定性的影响[3]；Giles & Yoo[4]通过研究农户消费选择中的预防行为和对中国农户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在平均水平消费风险下，农户储蓄的10%为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造成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国内学者认为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水平、低消费水平的原因还有很多[5]，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老防病”，传统观念中对“养老”和“防病”的重视导致多数中国居民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消费[6]。因此，促进中国居民消费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7]，增加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从而降低居民在养老防病上的不确定性，将一部分预防性储蓄转为消费，提升消费水平。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均属于财政支出中的福利性支出，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时常用且十分有效的手段，其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支出的扩张会导致产出和消费的增加，而新古典模型[8]和新凯恩斯主义[9]则认为扩张的财政政策会挤出居民消费，但国外的一些经验研究通过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10]或引入居民的异质性[11]等角度指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在国内，扩张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究竟是挤入还是挤出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同时，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处于历年递增状态。但是，社保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并不完善，补贴额度较低，总支出额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故应加大其投入力度。
基于这种争议，本文借鉴Ganelli&Tervala的研究，结合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实践，将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分别引入效用函数来分析其对居民消费而言，究竟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即是促进居民消费还是抑制居民消费，从而判断社保制度和医疗卫生制度是已经较为完善，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加大投入。由于居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影响，而状态空间模型的分析不仅包含可观测的变量。同时还包含带有不确定性因素和预期因素的不可观测的变量。所以，实证检验中笔者根据中国2007M1—2013M6的月度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建立时变参数模型，观测当前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分析
（一）家户效用
基于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将政府保障性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以此来考虑政府保障性支出对家户的影响。
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选择消费路径c，劳动力供给l来最大化其效用：
U=max∫∞0u（ct lt g1t g2t） e-ρtdt（1）
sta·t=rtat+wtlt-ct-Tt（2）
其中，g1t为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g2t为政府医疗保障支出，at为家户在t时期的财富，rt为家户在t时期的利率，wt为家户在t时期的工资率，Tt为家户在t时期的税收。
（二）家户生产
生产者选择资本存量k和劳动力l来极大化其利润：
maxk lf（k l）-rk-wl（3）
由于在宏观经济均衡中，消费者的资产等于拥有的资本和政府债券之和，即a=k+b。将厂商行为代入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方程，得到中央计划者问题：
U=max∫∞0u（ct lt g1t g2t） e-ρtdt（4）
stb·+k·=yt+rb-ct-Tt（5）
（三）政府行为
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T和发行的债券b，花费主要包括支付债券的利息和对家户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即：
Tt+b·=g1t+g2t+rb（6）
定义汉密尔顿函数为：
H=u（ct lt g1t g2t）+λ（y+rb-ct-Tt）（7） 由（2）—（7）式易证明上述均衡模型存在唯一的稳态水平：
c（k* g1 g2*）=y*（k* l（k* g1* g2*））+g1*+g2*（8）
由（8）式可以得到，均衡条件下家户收入、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家户消费有正向的刺激作用。这一结论也符合经济常识，能够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接下来将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对该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检验
（一）状态空间模型的建立
为和上面的模型相对应，本文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能够以月度为单位直接反映出我国居民的消费情况。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根据上面的模型推导，将居民收入和政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其中，以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以与居民预防性储蓄关系密切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作为衡量政府支出的指标。
状态空间模型是一种动态时域模型，可以估计理性预期、测量误差、长期收入等不可观测的因素。模型由状态方程和量测方程构成，状态方程描写动态系统，量测方程描写量测信息。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可以对模型中的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并连续修正状态向量的估计。居民消费行为存在一定的惯性，所以状态方程采取递归形式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来研究居民消费问题与收入和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为了使各变量单位统一，以全国零售商品总额增长率（consumption）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y），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率（g2）和医疗卫生支出增长率（g2）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状态空间模型：
consumption=c（1）+sh1（y）+sh2（g1）+sh3（g2）+[var=exp（c（2））] （9）
sh1=sh1（-1）（10）
sh2=sh2（-1）（11）
sh3=sh3（-1）（12）
（9）式是量测方程，y、g1、g2为可观测变量。（10）式、（11）式、（12）式是状态方程，sh1、sh2、sh3为状态变量，反映出各个时点上各因素对消费增长率影响的动态变化。sh1（-1）、sh1（-2）、sh1（-3）为t-1期状态变量，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可以估计出时变参数的具体值。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文使用样本区间为2007年1月到2013年6月的月度数据，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数据选用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为这两个月度的数据。后者由于统计口径的关系，缺少2008至2012年每年的12月份数据，故将这五年中每年10月和11月份数据平均来替代12月份数据。由于缺乏与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对应的月度统计数据，本文采用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的季度数据，分别乘以各年的城乡人口比例得到样本区间内的季度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再将每个季度的收入除以3，以月度平均收入来近似替代每个月的收入。根据1993年1月—2013年6月的CPI环比数据，计算出以2007年1月为基期的样本区间CPI月度环比值。通过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及医疗卫生支出数据，除以对应月度的CPI值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各变量的季度数据如表1所示：
由于月度数据常出现季节性变动而掩盖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情况，故采用Census X12季节调整方法对所用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图1是消除季节性因素后各变量的走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2007年1月—2013年6月，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在短期中出现小幅波动，但在长期中均保持缓慢上涨的趋势；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上下波动不大，总体呈现上涨的趋势；从二者的变动关系来看，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与居民消费的增长趋势基本相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基本事实，即人均收入对居民消费有显著性刺激作用。当然，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不仅是人均收入，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支出虽然在长期内呈现出缓慢的上涨趋势，但在短期有比较明显的上下波动，其增长趋势显然没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目前的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增长力度没有赶上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程度。因此，存在着以下疑问：政府目前对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规模是否合理？如果合理，是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还是如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财政支出政策会挤出居民消费，即对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刺激作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将从实证角度加以验证。
为消除各变量在数量级和单位上的差异，同时为了减弱实证中可能出现的共线性和异方差性，每个变量均以增长率的方式纳入方程，即每个变量均用后月数据减前月数据再除以前月数据，得到各变量的变动率数据。
（三）实证检验
1协整检验。由于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的是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其中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所以需要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观察各变量的平稳性，再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有协整关系。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四个变量ADF检验的T统计量都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检验变量均为水平序列，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可以进一步通过协整检验观察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通过对各变量的序列观察得知序列和协整方程均有线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存在截距。根据AIC和SC准则可以得到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为1，协整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 可以看到，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水平下存在四个协整关系。在四个协整关系中只有第一个协整关系与经济事实相符，其他协整关系与经济事实存在严重不相符的情况。这表明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及医疗卫生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可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不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
极大似然值=1640793，AIC值为-4290852， SC值为-4148974，参数估计的p值均小于005，状态方程估计的p值除sh2外均小于005，这说明量测方程中的状态变量除sh2外是显著的。时变参数sh1、sh2和sh3的走势如图2、图3、图4所示。
图2给出了时变参数sh1在2007年1月到2013年6月的变化趋势。可以观察到2007年2月sh1的值出现下降之后持续上升，自2007年8月至2013年6月，sh1的值呈现出间或性短暂小幅波动，但总体还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不过上升趋势非常缓慢。这说明虽然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增长有一定的正向刺激作用，但是这种刺激作用并不是非常强烈。这一结论也与当前经济形势相吻合，即使居民收入较之从前有了很大提升，但由于受到物价、养老、医疗、失业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不会随居民收入增长出现大幅增长，而是将收入储蓄下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如果政府要扩大内需，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要考虑如何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图3给出了时变参数sh2的变化趋势，除2007年sh2有过缓慢的上升过程外，从2008年年初至2012年年末，sh2的值呈现出间性的极小波动，趋势线基本保持水平，至2013年1月起才略有下降。这说明近年来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并不是非常明显，于是存在两个疑问：第一，当前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投入规模是否偏小从而达不到刺激消费的目的；第二，如果规模合理，政策实施方式及政策监管是否合理？所以确定合理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规模，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与图3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分析相似，从图4中可以看出，sh3的值也呈现出间性的极小波动，趋势线基本保持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所以确定合理的医疗卫生支出规模，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当前的居民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通过建立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发现：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刺激作用，但是由于受物价、养老、医疗、失业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并未随居民收入增长而大幅增长；财政支出政策对消费的挤入效应并不显著：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虽然在投入规模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其并没有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入效应，即对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不大。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增长率是决定消费增长的基本因素，提升居民收入是能最直接促进居民消费的途径，所以通过各种途径合理提升居民收入势在必行。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还要考虑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因素对消费的现期影响，完善社会保障、就业和医疗卫生等体系，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2确定合理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规模，使其能够真正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同时，在确定合理规模后，完善政策实施方式并加大政策监管力度，使政府用于保障人民生活的财政支出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例如 对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制定一系列相关和配套的法律法规，确保相关政策顺利运行；建立在立法机关监督下的社会保险预算制，使社保事务公开化、透明化；治理部分杂乱无序的社保经办机构，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信息网络系统；重视农村及不发达地区社保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社保差距，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对医疗卫生体系，应该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例如，完善药品价格监管机制，减轻群众医疗负担；提高对农村及不发达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将支出重点放在对初级和基层的医疗机构补贴上；合理规划医疗卫生支出资金，侧重于成本收益较高的项目，更高效地满足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
五、政策可行性分析
在微观个体层面，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从物质型转向服务型，这是一场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型消费的升级，但因前期消费和预防性储蓄的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所以，完善新农合、新医保和新养老等政策性手段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宏观整体层面，我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有利于解决目前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改善消费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型转向消费型；居民消费的增长有利于扩大进口需求，从而改善国际贸易环境，也有利于刺激新的产业发展，形成新的消费产业链，更有利于控制社会风险，提高居民整体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 LELAND H E.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465-473.
[2] ZELDES S P. Optimal consumption with stochastic income： Deviations from certainty equivalenc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275-298. [3] CHOU S Y LIU J T Huang C J. Health insurance and savings over the life cycle—a semiparametric smooth coefficient estim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4 19（3）： 295-322.
[4] GILES J YOO K. Precautionary behavior migrant network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household panel data from rural Chin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89（3）： 534-551.
[5] 王弟海 龚六堂. 增长经济中的消费和储蓄[J]. 金融研究 2007（2）： 1-16.
[6] 何平 谢介仁. 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关系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09（7）： 32-35.
[7] 臧文斌 刘国恩 徐菲 等. 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2（7）： 75-85.
[8] CAMPBELL J Y. Inspecting the mechanism：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stochastic growth model[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4 33（3）： 463-506.
[9] LINNEMANN L SCHABERT A. Can fiscal spending stimulate private consumption？[J]. Economics Letters 2004 82（2）： 173-179.
[10]GANELLI G TERVALA J. Public infrastructures public consumption and welfare in a new-open-economy-macro model[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0 32（3）： 827-837.
[11] GAL J LóPEZ‐SALIDO J D VALLéS J.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7 5（1）： 227-270.
[12] 刘畅.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困境及对策建议[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9）： 36-40.
[13] 徐倩 李放.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差异与结构： 1998-2009年[J].改革 2012（2）： 008-008.
[14]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国际比较[J].财政研究，2007（10）：36-42.
关键词：居民消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一般均衡；状态空间
中图分类号：F812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5-0063-08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近几年，中国宏观经济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状态，经济增速趋缓 内需不足，尤其居民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促进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上行回升的重要着力点 但居民消费由于受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如养老、失业和疾病等的冲击而没有出现大幅提升，消费不足的现象愈发明显。所以，很有必要对当前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评估分析，以确定其合理的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促进居民消费的提高。
关于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研究，国外学者Leland[1]和Zeldes[2] 提出的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s Hypothesis，PSH）认为消费者的储蓄不仅是将财富平均分配到整个生命周期中进行消费，还要起到防范不确定事件发生，规避风险的作用。研究者认为，社保和医保可以降低未来不确定事件带来的冲击，从而部分减轻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例如：通过在居民预算约束中引入未来医疗花费的不确定性，强调居民的最优消费路径受医疗花费的不确定性的影响[3]；Giles & Yoo[4]通过研究农户消费选择中的预防行为和对中国农户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在平均水平消费风险下，农户储蓄的10%为预防性储蓄动机导致，造成居民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国内学者认为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水平、低消费水平的原因还有很多[5]，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老防病”，传统观念中对“养老”和“防病”的重视导致多数中国居民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消费[6]。因此，促进中国居民消费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7]，增加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从而降低居民在养老防病上的不确定性，将一部分预防性储蓄转为消费，提升消费水平。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均属于财政支出中的福利性支出，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时常用且十分有效的手段，其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历来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支出的扩张会导致产出和消费的增加，而新古典模型[8]和新凯恩斯主义[9]则认为扩张的财政政策会挤出居民消费，但国外的一些经验研究通过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10]或引入居民的异质性[11]等角度指出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入效应。在国内，扩张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究竟是挤入还是挤出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同时，部分学者认为虽然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处于历年递增状态。但是，社保体系和医疗卫生体系并不完善，补贴额度较低，总支出额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故应加大其投入力度。
基于这种争议，本文借鉴Ganelli&Tervala的研究，结合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实践，将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分别引入效用函数来分析其对居民消费而言，究竟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即是促进居民消费还是抑制居民消费，从而判断社保制度和医疗卫生制度是已经较为完善，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加大投入。由于居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影响，而状态空间模型的分析不仅包含可观测的变量。同时还包含带有不确定性因素和预期因素的不可观测的变量。所以，实证检验中笔者根据中国2007M1—2013M6的月度数据，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建立时变参数模型，观测当前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二、理论模型分析
（一）家户效用
基于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将政府保障性支出引入生产函数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以此来考虑政府保障性支出对家户的影响。
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选择消费路径c，劳动力供给l来最大化其效用：
U=max∫∞0u（ct lt g1t g2t） e-ρtdt（1）
sta·t=rtat+wtlt-ct-Tt（2）
其中，g1t为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g2t为政府医疗保障支出，at为家户在t时期的财富，rt为家户在t时期的利率，wt为家户在t时期的工资率，Tt为家户在t时期的税收。
（二）家户生产
生产者选择资本存量k和劳动力l来极大化其利润：
maxk lf（k l）-rk-wl（3）
由于在宏观经济均衡中，消费者的资产等于拥有的资本和政府债券之和，即a=k+b。将厂商行为代入消费者的预算约束方程，得到中央计划者问题：
U=max∫∞0u（ct lt g1t g2t） e-ρtdt（4）
stb·+k·=yt+rb-ct-Tt（5）
（三）政府行为
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T和发行的债券b，花费主要包括支付债券的利息和对家户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即：
Tt+b·=g1t+g2t+rb（6）
定义汉密尔顿函数为：
H=u（ct lt g1t g2t）+λ（y+rb-ct-Tt）（7） 由（2）—（7）式易证明上述均衡模型存在唯一的稳态水平：
c（k* g1 g2*）=y*（k* l（k* g1* g2*））+g1*+g2*（8）
由（8）式可以得到，均衡条件下家户收入、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对家户消费有正向的刺激作用。这一结论也符合经济常识，能够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接下来将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对该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检验
（一）状态空间模型的建立
为和上面的模型相对应，本文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其他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能够以月度为单位直接反映出我国居民的消费情况。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很多，根据上面的模型推导，将居民收入和政府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其中，以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以与居民预防性储蓄关系密切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作为衡量政府支出的指标。
状态空间模型是一种动态时域模型，可以估计理性预期、测量误差、长期收入等不可观测的因素。模型由状态方程和量测方程构成，状态方程描写动态系统，量测方程描写量测信息。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采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可以对模型中的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并连续修正状态向量的估计。居民消费行为存在一定的惯性，所以状态方程采取递归形式具有一定合理性。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来研究居民消费问题与收入和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为了使各变量单位统一，以全国零售商品总额增长率（consumption）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y），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率（g2）和医疗卫生支出增长率（g2）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状态空间模型：
consumption=c（1）+sh1（y）+sh2（g1）+sh3（g2）+[var=exp（c（2））] （9）
sh1=sh1（-1）（10）
sh2=sh2（-1）（11）
sh3=sh3（-1）（12）
（9）式是量测方程，y、g1、g2为可观测变量。（10）式、（11）式、（12）式是状态方程，sh1、sh2、sh3为状态变量，反映出各个时点上各因素对消费增长率影响的动态变化。sh1（-1）、sh1（-2）、sh1（-3）为t-1期状态变量，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可以估计出时变参数的具体值。
（二）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文使用样本区间为2007年1月到2013年6月的月度数据，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数据选用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医疗卫生支出为这两个月度的数据。后者由于统计口径的关系，缺少2008至2012年每年的12月份数据，故将这五年中每年10月和11月份数据平均来替代12月份数据。由于缺乏与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对应的月度统计数据，本文采用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的季度数据，分别乘以各年的城乡人口比例得到样本区间内的季度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再将每个季度的收入除以3，以月度平均收入来近似替代每个月的收入。根据1993年1月—2013年6月的CPI环比数据，计算出以2007年1月为基期的样本区间CPI月度环比值。通过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及医疗卫生支出数据，除以对应月度的CPI值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各变量的季度数据如表1所示：
由于月度数据常出现季节性变动而掩盖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情况，故采用Census X12季节调整方法对所用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图1是消除季节性因素后各变量的走势图。
从图1可以看出，2007年1月—2013年6月，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在短期中出现小幅波动，但在长期中均保持缓慢上涨的趋势；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上下波动不大，总体呈现上涨的趋势；从二者的变动关系来看，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与居民消费的增长趋势基本相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基本事实，即人均收入对居民消费有显著性刺激作用。当然，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不仅是人均收入，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支出虽然在长期内呈现出缓慢的上涨趋势，但在短期有比较明显的上下波动，其增长趋势显然没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长明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目前的政府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增长力度没有赶上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程度。因此，存在着以下疑问：政府目前对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规模是否合理？如果合理，是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正向刺激作用，还是如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财政支出政策会挤出居民消费，即对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刺激作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将从实证角度加以验证。
为消除各变量在数量级和单位上的差异，同时为了减弱实证中可能出现的共线性和异方差性，每个变量均以增长率的方式纳入方程，即每个变量均用后月数据减前月数据再除以前月数据，得到各变量的变动率数据。
（三）实证检验
1协整检验。由于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的是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其中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所以需要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观察各变量的平稳性，再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有协整关系。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零阶单整以及有常数项的情况下，四个变量ADF检验的T统计量都小于ADF的1%显著水平临界值，检验变量均为水平序列，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可以进一步通过协整检验观察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通过对各变量的序列观察得知序列和协整方程均有线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存在截距。根据AIC和SC准则可以得到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为1，协整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 可以看到，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都表明在5%的水平下存在四个协整关系。在四个协整关系中只有第一个协整关系与经济事实相符，其他协整关系与经济事实存在严重不相符的情况。这表明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及医疗卫生支出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可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不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
极大似然值=1640793，AIC值为-4290852， SC值为-4148974，参数估计的p值均小于005，状态方程估计的p值除sh2外均小于005，这说明量测方程中的状态变量除sh2外是显著的。时变参数sh1、sh2和sh3的走势如图2、图3、图4所示。
图2给出了时变参数sh1在2007年1月到2013年6月的变化趋势。可以观察到2007年2月sh1的值出现下降之后持续上升，自2007年8月至2013年6月，sh1的值呈现出间或性短暂小幅波动，但总体还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不过上升趋势非常缓慢。这说明虽然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增长有一定的正向刺激作用，但是这种刺激作用并不是非常强烈。这一结论也与当前经济形势相吻合，即使居民收入较之从前有了很大提升，但由于受到物价、养老、医疗、失业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不会随居民收入增长出现大幅增长，而是将收入储蓄下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支出。如果政府要扩大内需，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要考虑如何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图3给出了时变参数sh2的变化趋势，除2007年sh2有过缓慢的上升过程外，从2008年年初至2012年年末，sh2的值呈现出间性的极小波动，趋势线基本保持水平，至2013年1月起才略有下降。这说明近年来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并不是非常明显，于是存在两个疑问：第一，当前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投入规模是否偏小从而达不到刺激消费的目的；第二，如果规模合理，政策实施方式及政策监管是否合理？所以确定合理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规模，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与图3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分析相似，从图4中可以看出，sh3的值也呈现出间性的极小波动，趋势线基本保持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也不明显，所以确定合理的医疗卫生支出规模，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当前的居民人均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通过建立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发现：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刺激作用，但是由于受物价、养老、医疗、失业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并未随居民收入增长而大幅增长；财政支出政策对消费的挤入效应并不显著：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虽然在投入规模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其并没有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挤入效应，即对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不大。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居民收入水平及收入增长率是决定消费增长的基本因素，提升居民收入是能最直接促进居民消费的途径，所以通过各种途径合理提升居民收入势在必行。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还要考虑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因素对消费的现期影响，完善社会保障、就业和医疗卫生等体系，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2确定合理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投入规模，使其能够真正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同时，在确定合理规模后，完善政策实施方式并加大政策监管力度，使政府用于保障人民生活的财政支出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例如 对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制定一系列相关和配套的法律法规，确保相关政策顺利运行；建立在立法机关监督下的社会保险预算制，使社保事务公开化、透明化；治理部分杂乱无序的社保经办机构，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信息网络系统；重视农村及不发达地区社保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社保差距，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效率。对医疗卫生体系，应该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例如，完善药品价格监管机制，减轻群众医疗负担；提高对农村及不发达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将支出重点放在对初级和基层的医疗机构补贴上；合理规划医疗卫生支出资金，侧重于成本收益较高的项目，更高效地满足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
五、政策可行性分析
在微观个体层面，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从物质型转向服务型，这是一场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型消费的升级，但因前期消费和预防性储蓄的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所以，完善新农合、新医保和新养老等政策性手段为主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宏观整体层面，我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有利于解决目前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改善消费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型转向消费型；居民消费的增长有利于扩大进口需求，从而改善国际贸易环境，也有利于刺激新的产业发展，形成新的消费产业链，更有利于控制社会风险，提高居民整体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 LELAND H E. Saving and uncertainty： The precautionary demand for saving[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465-473.
[2] ZELDES S P. Optimal consumption with stochastic income： Deviations from certainty equivalenc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9： 275-298. [3] CHOU S Y LIU J T Huang C J. Health insurance and savings over the life cycle—a semiparametric smooth coefficient estimation[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4 19（3）： 295-322.
[4] GILES J YOO K. Precautionary behavior migrant networks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deci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household panel data from rural China[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89（3）： 534-551.
[5] 王弟海 龚六堂. 增长经济中的消费和储蓄[J]. 金融研究 2007（2）： 1-16.
[6] 何平 谢介仁. 中国家庭收入-消费关系研究[J]. 经济学动态 2009（7）： 32-35.
[7] 臧文斌 刘国恩 徐菲 等. 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2（7）： 75-85.
[8] CAMPBELL J Y. Inspecting the mechanism：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the stochastic growth model[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4 33（3）： 463-506.
[9] LINNEMANN L SCHABERT A. Can fiscal spending stimulate private consumption？[J]. Economics Letters 2004 82（2）： 173-179.
[10]GANELLI G TERVALA J. Public infrastructures public consumption and welfare in a new-open-economy-macro model[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10 32（3）： 827-837.
[11] GAL J LóPEZ‐SALIDO J D VALLéS J.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consumption[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7 5（1）： 227-270.
[12] 刘畅.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困境及对策建议[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9（9）： 36-40.
[13] 徐倩 李放.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差异与结构： 1998-2009年[J].改革 2012（2）： 008-008.
[14]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课题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国际比较[J].财政研究，2007（10）：3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