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舅舅
舅舅郑强已经去世10多年了，最近写母亲的一些往事，常常会想起他来。我对他了解很少，有时想到他短暂的一生如此孤独，不免觉得凄凉。
外婆生过5个孩子，其中3个很小就病死了，只留下我母亲和舅舅。舅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外公外婆很宠他。外公是画家，崇尚自由，舅舅受他的影响，性格孤僻、特立独行，朋友很少。
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中英文都很好，抗战时在成都美军基地做翻译，后来母亲介绍他去新华社工作。当时在这种单位就职要经过政治审查，组织部门到成都去做过调查。他通过了政审，在新华社翻译部工作。母亲的好友王伟阿姨当时和舅舅同在翻译部，她说舅舅翻译文章又快又好，就是不肯加班，到点走人。
上世纪50年代，“三反”、“五反”、“肃反”，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大会小会没个完。百姓说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舅舅开会从来不发言，他认为开会太占工作时间，为此找过部门领导，说他耳朵聋，听不清会上说了些什么，能不能不去。
“反右”运动中，我母亲被打成右派，舅舅也被树为“黑旗”。他提出辞职，单位就势把他除名。从此他成了自由职业者。
辞职后舅舅靠翻译维持生活，当时稿费比工资还高，再也没人管他了，他过得很自在。他喜欢京戏、交响乐、芭蕾舞。当时票非常难买，但他有的是时间，看到报上登演出预告就早早去排队。哥哥和他一起看过芭蕾舞团的《天鹅湖》，坐第一排，至今说那是他看过的最捧的一次芭蕾舞。1960年代，物资极度短缺，舅舅到处去转，不惜排长队。家里要是有了咖啡、黄油、红茶这些母亲喜爱的东西，那一定是舅舅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高价买来的。那时舅舅高高大大的，衣着得体，说话斯文，像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
1962年，母亲摘了右派帽子回到新华社，在外训班工作，和同在外训班的摘帽右派董乐山、李慎之及自由人舅舅，利用业余时间给外文局翻译文章。据说他们译的文章外文局用不着再找人校对。后来他们又合作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在那个年代，作为译者他们都不敢用真实姓名。如果要商量什么事情，几个人就到外婆家去，那里不太会引人注意。母亲和舅舅搭档翻译了书中纳粹德国灭亡和希特勒自杀那些章节。
“文革”开始后没有文章可译，舅舅的日子不再好过，没有公职的他被街道革委会当成“社会的寄生虫”、“不劳而获者”，幸好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没批斗他。为了维持生活，舅舅只好找工作。他给房管所修房的工人打过下手，没干两天就辞了。街道分配舅舅扫大街，每月给二三十元工资。一次，新华社的一位旧同事在街上看到戴着破草帽、灰头土脸的他正在扫马路，走过去搂着他失声痛哭。舅舅反而安慰他说：“总比没有工作强。”
他不善劳作，速度太慢，日晒雨淋，病倒了。街道又分配他去菜市场搬运蔬菜。卖菜的尽是姑娘、小伙，让多病的“老夫子”搬菜他们也不落忍，七手八脚一会儿就把那点活干完了。售货员们没事就让舅舅教英语——“土豆”怎么说、“西红柿”怎么说，然后到街上卖菜时可着劲儿用英语吆喝，竟也成了当时一景。
当时母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五七干校”劳动，也没有钱维系外婆一家的生活。那些年，不知舅舅是怎么熬过来的。即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听到舅舅诉苦或埋怨什么。这些经历他都当成有趣的小故事讲给我们听，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文革”之后，舅舅住的翠花街的一些邻居请他辅导他们的孩子学习英文，后来他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停了。
舅舅终生未娶。外婆的相册里有一张漂亮女士的照片，她说这是抗战时舅舅在成都交的女朋友，当时社会动乱也就没谈成。“文革”中有一年我从陕北回家探亲，在外婆家看见一个不认识的阿姨忙前忙后，外婆说那是舅舅的女朋友，姓马。马阿姨人很勤快，能说会道，离了婚带着个儿子，在王府井的一家商店工作。外婆很愿意，说舅舅结了婚有人照顾，她就放心了。舅舅对此事并不是很热情。后来街道负责人找马阿姨谈话说，“郑强的姐姐是反革命分子，他又没工作，你还是别和他来往。”舅舅也不勉强，给她介绍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家境也好些的朋友。他们结了婚，还一起来给舅舅送喜糖。
每次到外婆家，外婆都要拉我聊天，说：“你舅舅是聋子，我也成了哑巴，整天不说话，闷得很。”那时我二十好几了，正失恋，心情不好，外婆劝我找对象结婚。一旁正看书的舅舅插话：“燕燕会找到好人的。”我精神为之一振：“你怎么知道？”舅舅神秘地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年后，我结了婚，外婆很喜欢我的爱人，常对我说：“永和长得漂亮，人又好，燕燕好福气。”我说：“都让舅舅说中了。”
外婆去世后，舅舅孤独一人。家里的房子在大雨中倒了半面墙，只得搬进房管所的临时住房。我和永和帮他买了烟囱、安了过冬的炉子。之后我两个星期去一次，帮他洗洗衣物，收拾屋子，有时带些婆婆家江浙味道的菜给他。每次去他都在家等我，给我些小点心。那天，我照例去舅舅家，门锁着，我就在门口等他，直到邻居告诉我：“你舅舅病了，你妈把他接走了。”
赶到母亲家，舅舅躺在床上，说想喝水。我喂他水，喝下就呛得拼命咳。一周后，舅舅默默离开了这个他一无所求、隔岸相望的世界。
庄子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舅舅是这样的人。
舅舅郑强已经去世10多年了，最近写母亲的一些往事，常常会想起他来。我对他了解很少，有时想到他短暂的一生如此孤独，不免觉得凄凉。
外婆生过5个孩子，其中3个很小就病死了，只留下我母亲和舅舅。舅舅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外公外婆很宠他。外公是画家，崇尚自由，舅舅受他的影响，性格孤僻、特立独行，朋友很少。
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中英文都很好，抗战时在成都美军基地做翻译，后来母亲介绍他去新华社工作。当时在这种单位就职要经过政治审查，组织部门到成都去做过调查。他通过了政审，在新华社翻译部工作。母亲的好友王伟阿姨当时和舅舅同在翻译部，她说舅舅翻译文章又快又好，就是不肯加班，到点走人。
上世纪50年代，“三反”、“五反”、“肃反”，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大会小会没个完。百姓说 ：“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舅舅开会从来不发言，他认为开会太占工作时间，为此找过部门领导，说他耳朵聋，听不清会上说了些什么，能不能不去。
“反右”运动中，我母亲被打成右派，舅舅也被树为“黑旗”。他提出辞职，单位就势把他除名。从此他成了自由职业者。
辞职后舅舅靠翻译维持生活，当时稿费比工资还高，再也没人管他了，他过得很自在。他喜欢京戏、交响乐、芭蕾舞。当时票非常难买，但他有的是时间，看到报上登演出预告就早早去排队。哥哥和他一起看过芭蕾舞团的《天鹅湖》，坐第一排，至今说那是他看过的最捧的一次芭蕾舞。1960年代，物资极度短缺，舅舅到处去转，不惜排长队。家里要是有了咖啡、黄油、红茶这些母亲喜爱的东西，那一定是舅舅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高价买来的。那时舅舅高高大大的，衣着得体，说话斯文，像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
1962年，母亲摘了右派帽子回到新华社，在外训班工作，和同在外训班的摘帽右派董乐山、李慎之及自由人舅舅，利用业余时间给外文局翻译文章。据说他们译的文章外文局用不着再找人校对。后来他们又合作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在那个年代，作为译者他们都不敢用真实姓名。如果要商量什么事情，几个人就到外婆家去，那里不太会引人注意。母亲和舅舅搭档翻译了书中纳粹德国灭亡和希特勒自杀那些章节。
“文革”开始后没有文章可译，舅舅的日子不再好过，没有公职的他被街道革委会当成“社会的寄生虫”、“不劳而获者”，幸好只是贴了几张大字报，没批斗他。为了维持生活，舅舅只好找工作。他给房管所修房的工人打过下手，没干两天就辞了。街道分配舅舅扫大街，每月给二三十元工资。一次，新华社的一位旧同事在街上看到戴着破草帽、灰头土脸的他正在扫马路，走过去搂着他失声痛哭。舅舅反而安慰他说：“总比没有工作强。”
他不善劳作，速度太慢，日晒雨淋，病倒了。街道又分配他去菜市场搬运蔬菜。卖菜的尽是姑娘、小伙，让多病的“老夫子”搬菜他们也不落忍，七手八脚一会儿就把那点活干完了。售货员们没事就让舅舅教英语——“土豆”怎么说、“西红柿”怎么说，然后到街上卖菜时可着劲儿用英语吆喝，竟也成了当时一景。
当时母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五七干校”劳动，也没有钱维系外婆一家的生活。那些年，不知舅舅是怎么熬过来的。即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听到舅舅诉苦或埋怨什么。这些经历他都当成有趣的小故事讲给我们听，好像在讲别人的事情。“文革”之后，舅舅住的翠花街的一些邻居请他辅导他们的孩子学习英文，后来他得了喉癌，不能说话，停了。
舅舅终生未娶。外婆的相册里有一张漂亮女士的照片，她说这是抗战时舅舅在成都交的女朋友，当时社会动乱也就没谈成。“文革”中有一年我从陕北回家探亲，在外婆家看见一个不认识的阿姨忙前忙后，外婆说那是舅舅的女朋友，姓马。马阿姨人很勤快，能说会道，离了婚带着个儿子，在王府井的一家商店工作。外婆很愿意，说舅舅结了婚有人照顾，她就放心了。舅舅对此事并不是很热情。后来街道负责人找马阿姨谈话说，“郑强的姐姐是反革命分子，他又没工作，你还是别和他来往。”舅舅也不勉强，给她介绍了一个比自己年轻、家境也好些的朋友。他们结了婚，还一起来给舅舅送喜糖。
每次到外婆家，外婆都要拉我聊天，说：“你舅舅是聋子，我也成了哑巴，整天不说话，闷得很。”那时我二十好几了，正失恋，心情不好，外婆劝我找对象结婚。一旁正看书的舅舅插话：“燕燕会找到好人的。”我精神为之一振：“你怎么知道？”舅舅神秘地说：“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年后，我结了婚，外婆很喜欢我的爱人，常对我说：“永和长得漂亮，人又好，燕燕好福气。”我说：“都让舅舅说中了。”
外婆去世后，舅舅孤独一人。家里的房子在大雨中倒了半面墙，只得搬进房管所的临时住房。我和永和帮他买了烟囱、安了过冬的炉子。之后我两个星期去一次，帮他洗洗衣物，收拾屋子，有时带些婆婆家江浙味道的菜给他。每次去他都在家等我，给我些小点心。那天，我照例去舅舅家，门锁着，我就在门口等他，直到邻居告诉我：“你舅舅病了，你妈把他接走了。”
赶到母亲家，舅舅躺在床上，说想喝水。我喂他水，喝下就呛得拼命咳。一周后，舅舅默默离开了这个他一无所求、隔岸相望的世界。
庄子说：“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舅舅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