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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两种巨异的文化从而在心灵中产生了从灵到肉、从实际生活至社会思想、从个人到整个民族的矛盾的激烈冲撞，从而揭示出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也难以承受的矛盾与痛苦。
关键词：沉沦；苦痛；成长
作为郁达夫先生“自传体小说”的《沉沦》，为我等铺陈了一个“大胆的自我暴露，宣泄以冲击传统礼教之温柔敦厚的极直率和真诚的新鲜感受。”这个大胆的自我暴露宣泄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们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般的冲击，也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得至于狂怒了。”也恰是这大胆的自我暴露，把一个在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熏染中循规蹈矩的少年在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而社会思想伦理也随之开放的日本社会中，面对两种巨异的文化从而在心灵中产生了从灵到肉、从实际生活至社会思想、从个人到整个民族的矛盾的激烈冲撞，从而揭示出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也难以承受的矛盾与痛苦。
在这个矛盾与痛苦中，郁达夫通过笔底的“他”面对家国的忧患而自悲，面对社会的开放而自闭、面对生理的觉醒而沉沦，步步为营的把自己的性的苦闷，人生的苦闷（金钱、荣誉）和社会苦闷（中华民族的贫穷落后）有机的交织到一起。“民族的贫弱状况愈益加强了青春期性的苦闷，性的苦闷又愈加强了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深刻意识。”在此之中生活与激荡的郁达夫让情感的爆发点：性落脚到了思想的终结点：祖国啊祖国，你快强起来吧！在性苦闷里的郁达夫终于爆发了，走出了个“一生都在真诚写作和真诚爱国的郁达夫。”
敝人试就此拟四点看法，管见略陈，就教于方家。
一、面对国家民族的贫弱——自悲
郁达夫生活的年代约为19C末20C初及上半叶。而此时恰是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中国人民血泪史的近现代史”，列强割据、军阀混战。在天朝上邦的迷梦中沉醉而闭关自守积贫积弱的古中国。“被世界远远的甩在了历史的尾巴上，”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战乱之苦。而此时富春江上早岁丧父，靠母亲拉扯几兄弟勤苦操持而家境日渐窘迫的郁达夫，面对家与国的双重忧患，身体羸弱的他不自觉的有了“忧郁的性格、脆弱的情感。”而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的他，又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开除了，此时的郁达夫万然“忧郁症愈闹愈甚了。”于是17岁的郁达夫随兄长留学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是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稳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大量引进的西方文化，使其政治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我们知道，在汉、唐时，日本对中华文化是仰慕的，日本对汉民族也怀着自然的仰慕的。然而明治维新后，日本民族的这种对先进文化的仰慕已转移到西方，而其自身发展又加强了本民族的尊严感。于是，其便对当时尚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华民族表现出潜在的或明显的歧视，而像郁达夫这样一些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则是这种歧视的直接承担者。于是，郁达夫笔下的“他”听到的“支那人”就包含了“贫穷、愚昧”的含义，不论是“他”还是郁达夫还是留学生一族，心灵的刺痛都将是难以言喻的。
而此时兄嫂的回国后他孤寂的孤苦无助，乃至国家的贫弱、家庭的不幸、自身的羸弱忧郁以及青春期生理觉醒使他也感到自己在异性面前没有与日本青年平等竞争的权利从而感到的性的苦闷，凡此种种交织，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悲之中。
二、面对日本社会的开放——自闭
我们解读《沉沦》，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下突然跻身社会思想、伦理道德、以及生活方式因开放而迥异的日本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少年，面对两种有巨大差异的文化，郁达夫年轻的心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个冲撞是全面的，从灵到肉的，从实际生活到社会理想的，乃至个人到整个民族的矛盾，从两性关系到社会生活等等。如此年轻的郁达夫无法理解和承担这由历史和民族造成的剧烈而实际的矛盾痛苦，也很难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因而这种矛盾和痛苦极易积聚为苦闷，表现出哀伤乃至颓废的色彩。
于是他躲到“大自然的怀里”，跑到“淳朴的乡间”，在世人与自身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伴随着日本同学或是潜在的或是明显的歧视，中国留学生同胞的不理解反而说他“染上了神经病”，再加上性本能觉醒后，道德观念和本能欲望的冲突的苦闷，自悲的他把这道屏障越筑越高——他搬上了梅园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起来，完全自闭起来。
三、面对性意识的觉醒——自堕
17岁以前的郁达夫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的熏染，中国儒家道德的“严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的训条不但能以直接的形式影响他的道德观念，而且更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在他身上得到传承。在日本的文化环境中，很守规矩的少年郁达夫几乎没有与同龄异性自由交往的习惯，也不可能获得追求异性之爱的起码的知识与能力。在性本能觉醒后、在性开放程度极高的日本文化环境之中、道德观念与本能欲望的冲突便大大的强化了。拘谨、腼腆、畏0等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习惯妨碍他在异性面前自由表现自己，但本能的欲望和要求又使他羡慕、嫉妒能自由交往的日本青年男女。这里有性压抑带来的苦闷，也有固有道德观念受到震撼时的惶恐、烦乱、焦躁，使其心理发生变态。
《沉沦》中生动的按自然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顺序一步步递进的逻辑发展：〈一〉性幻想：在故乡是写小说，把自己写成一个多情的骑士，把邻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做贵族小姐；把故乡的风物，全编成田园风景。〈二〉性紧张：在日本看见两个女学生呼吸就紧张起来。〈三〉性变态之一：被窝里不能自制的“犯罪”。〈四〉性变态之二：偷窥女性洗澡。〈五〉性变态之三：野外偷听男女野合。〈六〉性沉沦：进性乐场合。这四种因子，性幻想、性紧张、性变态、性沉沦，使郁达夫笔下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啊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给我伊甸园内的伊扰，使她的肉体和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此，小说的情感爆发点在性，在性爱的要求上真正爆发了，也即在此郁达夫笔下的他走上与他所受传统文化、伦理观念格格不入的他自己所谓的“沉沦”。
四、面对侵略歧视的异族——自强
郁达夫真的沉沦了吗？没有。
不在沉沦中爆发，就在沉沦中灭亡！郁达夫的心灵苦痛在哪里？民族贫弱落后——个人贫穷，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感到自卑，不能自由的争取异性对自己的爱——性的压抑与性的苦闷——对民族贫弱状况愈加痛苦的意识。于是，饱受屈辱与歧视与压抑与苦闷的郁达夫虽然忧伤，但更多的却是激发他爱国的热忱和救国的热情，于郁达夫走上了坚定的救国自强之路：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并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之一，并参加中国左翼联盟。1933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的爱国热情又被唤起，投入抗战时代的洪流，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任中国全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8年，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流亡苏订答腊，被日军强为翻译，他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侨，并获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1945年，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至此，郁达夫先生才在追求民族自立国家自强的奋斗历程上划下令人长叹的终止符。
夏衍先生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胡愈之先生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镌刻郁达夫的名字。”是的，在痛苦忧伤中奋起，在苦闷歧视后奋斗的郁达夫先生走出了沉沦，并且和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儿女一道，把国家民族带出了沉沦，走向了自强！1952年，人民政府追赠郁达夫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富春江上建碑纪念。
参考文献：
［1］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郭志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沉沦；苦痛；成长
作为郁达夫先生“自传体小说”的《沉沦》，为我等铺陈了一个“大胆的自我暴露，宣泄以冲击传统礼教之温柔敦厚的极直率和真诚的新鲜感受。”这个大胆的自我暴露宣泄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们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般的冲击，也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得至于狂怒了。”也恰是这大胆的自我暴露，把一个在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熏染中循规蹈矩的少年在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而社会思想伦理也随之开放的日本社会中，面对两种巨异的文化从而在心灵中产生了从灵到肉、从实际生活至社会思想、从个人到整个民族的矛盾的激烈冲撞，从而揭示出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也难以承受的矛盾与痛苦。
在这个矛盾与痛苦中，郁达夫通过笔底的“他”面对家国的忧患而自悲，面对社会的开放而自闭、面对生理的觉醒而沉沦，步步为营的把自己的性的苦闷，人生的苦闷（金钱、荣誉）和社会苦闷（中华民族的贫穷落后）有机的交织到一起。“民族的贫弱状况愈益加强了青春期性的苦闷，性的苦闷又愈加强了对民族贫弱状况的深刻意识。”在此之中生活与激荡的郁达夫让情感的爆发点：性落脚到了思想的终结点：祖国啊祖国，你快强起来吧！在性苦闷里的郁达夫终于爆发了，走出了个“一生都在真诚写作和真诚爱国的郁达夫。”
敝人试就此拟四点看法，管见略陈，就教于方家。
一、面对国家民族的贫弱——自悲
郁达夫生活的年代约为19C末20C初及上半叶。而此时恰是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中国人民血泪史的近现代史”，列强割据、军阀混战。在天朝上邦的迷梦中沉醉而闭关自守积贫积弱的古中国。“被世界远远的甩在了历史的尾巴上，”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战乱之苦。而此时富春江上早岁丧父，靠母亲拉扯几兄弟勤苦操持而家境日渐窘迫的郁达夫，面对家与国的双重忧患，身体羸弱的他不自觉的有了“忧郁的性格、脆弱的情感。”而1912年考入之江大学预科的他，又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开除了，此时的郁达夫万然“忧郁症愈闹愈甚了。”于是17岁的郁达夫随兄长留学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是在经历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稳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大量引进的西方文化，使其政治经济上迅速强大起来。我们知道，在汉、唐时，日本对中华文化是仰慕的，日本对汉民族也怀着自然的仰慕的。然而明治维新后，日本民族的这种对先进文化的仰慕已转移到西方，而其自身发展又加强了本民族的尊严感。于是，其便对当时尚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华民族表现出潜在的或明显的歧视，而像郁达夫这样一些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则是这种歧视的直接承担者。于是，郁达夫笔下的“他”听到的“支那人”就包含了“贫穷、愚昧”的含义，不论是“他”还是郁达夫还是留学生一族，心灵的刺痛都将是难以言喻的。
而此时兄嫂的回国后他孤寂的孤苦无助，乃至国家的贫弱、家庭的不幸、自身的羸弱忧郁以及青春期生理觉醒使他也感到自己在异性面前没有与日本青年平等竞争的权利从而感到的性的苦闷，凡此种种交织，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悲之中。
二、面对日本社会的开放——自闭
我们解读《沉沦》，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下突然跻身社会思想、伦理道德、以及生活方式因开放而迥异的日本文化环境中的中国少年，面对两种有巨大差异的文化，郁达夫年轻的心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个冲撞是全面的，从灵到肉的，从实际生活到社会理想的，乃至个人到整个民族的矛盾，从两性关系到社会生活等等。如此年轻的郁达夫无法理解和承担这由历史和民族造成的剧烈而实际的矛盾痛苦，也很难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因而这种矛盾和痛苦极易积聚为苦闷，表现出哀伤乃至颓废的色彩。
于是他躲到“大自然的怀里”，跑到“淳朴的乡间”，在世人与自身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伴随着日本同学或是潜在的或是明显的歧视，中国留学生同胞的不理解反而说他“染上了神经病”，再加上性本能觉醒后，道德观念和本能欲望的冲突的苦闷，自悲的他把这道屏障越筑越高——他搬上了梅园把自己与外界完全隔离起来，完全自闭起来。
三、面对性意识的觉醒——自堕
17岁以前的郁达夫接受的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德的熏染，中国儒家道德的“严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的训条不但能以直接的形式影响他的道德观念，而且更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在他身上得到传承。在日本的文化环境中，很守规矩的少年郁达夫几乎没有与同龄异性自由交往的习惯，也不可能获得追求异性之爱的起码的知识与能力。在性本能觉醒后、在性开放程度极高的日本文化环境之中、道德观念与本能欲望的冲突便大大的强化了。拘谨、腼腆、畏0等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形成的习惯妨碍他在异性面前自由表现自己，但本能的欲望和要求又使他羡慕、嫉妒能自由交往的日本青年男女。这里有性压抑带来的苦闷，也有固有道德观念受到震撼时的惶恐、烦乱、焦躁，使其心理发生变态。
《沉沦》中生动的按自然时间顺序和故事情节顺序一步步递进的逻辑发展：〈一〉性幻想：在故乡是写小说，把自己写成一个多情的骑士，把邻家寡妇的两个女儿当做贵族小姐；把故乡的风物，全编成田园风景。〈二〉性紧张：在日本看见两个女学生呼吸就紧张起来。〈三〉性变态之一：被窝里不能自制的“犯罪”。〈四〉性变态之二：偷窥女性洗澡。〈五〉性变态之三：野外偷听男女野合。〈六〉性沉沦：进性乐场合。这四种因子，性幻想、性紧张、性变态、性沉沦，使郁达夫笔下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啊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给我伊甸园内的伊扰，使她的肉体和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在此，小说的情感爆发点在性，在性爱的要求上真正爆发了，也即在此郁达夫笔下的他走上与他所受传统文化、伦理观念格格不入的他自己所谓的“沉沦”。
四、面对侵略歧视的异族——自强
郁达夫真的沉沦了吗？没有。
不在沉沦中爆发，就在沉沦中灭亡！郁达夫的心灵苦痛在哪里？民族贫弱落后——个人贫穷，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感到自卑，不能自由的争取异性对自己的爱——性的压抑与性的苦闷——对民族贫弱状况愈加痛苦的意识。于是，饱受屈辱与歧视与压抑与苦闷的郁达夫虽然忧伤，但更多的却是激发他爱国的热忱和救国的热情，于郁达夫走上了坚定的救国自强之路：1928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并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为发起之一，并参加中国左翼联盟。1933年，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郁达夫的爱国热情又被唤起，投入抗战时代的洪流，参加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任中国全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8年，赴新加坡，从事报刊编辑和抗日救亡工作。1942年，流亡苏订答腊，被日军强为翻译，他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当地志士和华侨，并获了日本宪兵部许多秘密罪行。1945年，为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至此，郁达夫先生才在追求民族自立国家自强的奋斗历程上划下令人长叹的终止符。
夏衍先生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胡愈之先生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镌刻郁达夫的名字。”是的，在痛苦忧伤中奋起，在苦闷歧视后奋斗的郁达夫先生走出了沉沦，并且和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儿女一道，把国家民族带出了沉沦，走向了自强！1952年，人民政府追赠郁达夫为“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富春江上建碑纪念。
参考文献：
［1］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郭志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