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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银行体系风险加剧的担忧是最近几年一直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
这一担忧来源于银行体系在2008年到2009年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中的天量贷款规模。仅在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就由2008年的4.9万亿元激增至9.6万亿元，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底的96.6%升至117.2%。从信贷增速看，2009年信贷增长31.7%，超出当年名义GDP增速达23个百分点。
从国际经验看，信贷规模的超速增长往往伴随着银行体系的风险积聚和危机的到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一个国家的信贷占GDP的比重如果在一年内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银行体系在未来两年内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为20%。同样，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显示，如果信贷占GDP的比重超出其长期趋势值（“缺口”指标）6个百分点以上，那么在未来两三年内出现银行危机是个大概率事件。
从这两个指标看，中国银行业在2009年的信贷增长无疑超出了警戒线的范围，而且银行业的信贷风险很可能在近期爆发。
但是，从公开的数据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今年上半年仍处于历史最低位，仅为0.9%左右。虽然不良贷款绝对数量略有上升，但同时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上升至270%，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指标均处于比较健康的水平。短期内银行体系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银行体系保持基本稳健的现象与笔者一年前的预期基本相符。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过去的两三年，国内信贷过度扩张的趋势得到了遏制。自2010年以来，信贷增幅降至与名义GDP相当的水平，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自2009年底以来基本保持稳定，截至今年二季度该比例为120%。
第二，自2009年底以来，政府对楼市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控，从而避免了资产伴随信贷膨胀的进一步恶化。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任由楼市泡沫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崩溃和银行体系危机的爆发。这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西班牙、英国等国的例子中可以得到验证。
第三，利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在过去几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实际存款利率一直为负。低利率使得银行借款人的借贷成本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从而避免了资产质量的大幅恶化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第四，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体系的监管。自2010年以来，银监会针对银行体系隐含的风险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包括规范银信理财合作、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以及规范各类贷款的管理办法。
与此同时，银监会也进一步完善了监管体系的建设，引入新资本协议在中国的实施，基本形成了以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为主的一系列监管指标。这对于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应该看到，危机尚未爆发并不意味着危机警报的解除。2009年这一轮信贷过度扩张过程中形成的风险并未消除。在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关键是先认清银行体系风险的主要源头，然后再对症下药。
监管部门和市场目前最担心的银行体系的系统风险主要有两个，其一是银行体系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其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笔者认为，这两项固然是重要的风险点，但是在未来一两年内，在伴随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更应关注可能爆发的企业贷款的风险，尤其是制造业贷款、批发零售业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总体而言，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有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上升到2%-3%的水平。
房地产贷款风险被高估
与危机之前欧美各国相似，中国过去几年信贷扩张的同时伴随着房地产行业泡沫式的增长。根据发改委36城市的房价数据显示，2009年和2010年全国房价平均上涨了17.8%和24%。这一方面造成了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利润，导致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和房地产投资的过度增长；另一方面，高房价及其带来的买房贵、买房难等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公和社会不满。
从2009年底开始，中国正式开始出台一系列措施对楼市进行调控。2011年开始，楼市调控进一步加码。在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号称“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措施的政策环境下，房价自2011年三季度起开始出现小幅下跌。而房地产销售、新开发面积和房地产投资均出现了大幅的减速甚至绝对水平的下降。
关于楼市调整对银行体系可能造成的冲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悲观人士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的泡沫，房价有可能出现30%-50%的大幅下调，而在此过程中，银行体系将出现新一轮的不良贷款危机。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楼市调整不会形成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比如，银监会进行的房地产压力测试的结果显示，即使房价下跌50%，银行业也可以承受。
笔者认为，如果仅仅考虑银行体系在房地产行业的直接风险敞口，银监会压力测试的结果基本上是可信的。
至今年三季度，银行体系的房地产贷款共为11.7万亿元，约占全部银行贷款的19.1%，其中住房贷款约7.9万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3.8万亿元。就总体而言，中国银行体系住房贷款的违约率很低。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监管层一直在房贷最低首付比率方面有严格要求，家庭部门的杠杆率较低。比如，2009年至2011年的三年内，新增房贷对于住房销售额的比例分别为46%、32%和20%。这显示购房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相对较低。
第二，大部分住房贷款的发生期在房价上涨期，因此即使房价出现大幅下调，房价上升和最低首付比例的两道闸门使得出现负资产的可能性很低。
第三，即使出现负资产，由于有金融体系和文化制度方面的差异，中国的房贷像美国那样出现大幅违约的可能性不大。以香港为例，尽管从1997年至2004年间房价下跌了约70%，导致负资产现象大规模出现，但是房贷违约率只上升到2%-3%。
相对而言，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信贷质量更易受到房地产周期的影响。但是，这部分风险敞口规模相对较小，仅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左右。而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结构来看，楼市调控的结果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更多地依靠自有资金和预售收入，银行贷款的作用在逐步下降，而且基本集中于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即使房价出现大幅下降，并导致房地产开发商的倒闭潮，这些大中型开发商也可能在行业重组和并购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因此，银行体系在这方面的风险敞口仍然整体可控。 在银监会的压力测试结果中，一个常被诟病的问题是，它并没有考虑到房价崩盘所可能造成的间接效应，即房价大幅下跌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假如房价大幅下跌30%-50%，中国经济毫无疑问会面临硬着陆，很难想象其他行业可以独善其身，因此银行贷款质量可能会出现全面恶化。
但是，房价出现大幅下跌仅仅是一种假设情形，其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中国与欧美去房地产泡沫化的途径可能不同。去房地产泡沫的共同目的是使房价回到与居民实际收入或实际需求相当的水平。
在美国、西班牙、英国等发达国家，由于居民收入变化甚微，一旦房地产泡沫形成，只能通过房价的大幅下调来纠正。而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居民收入年增长达到两位数，因此房价回到合理水平更多地依赖收入的增长而非房价的绝对下跌来实现。根据统计局和搜房的数据，2010年底中国城市居民购买90平方米的住房平均需要10年的家庭收入，而最新的计算显示，这一指标已回落到8年左右。这期间房价平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收入的上涨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就近期的市场供需情况和政策导向看，楼市出现大幅反弹和下滑的可能性都不大，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楼市调控政策仍旧持续，房地产市场逐步回稳。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在未来五年至十年仍然会保持比较旺盛的需求。如果房地产政策可以避免像过去十年的大起大落，那么将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平台贷款风险可控
在2009年到2010年的天量信贷中，很大一部分贷款被用于支持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刺激方案。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仅在2009年到2010年内，地方政府新举债务达到7.5万亿元，其中2.3万亿元用于续建以前年度开工项目，5.2万亿元用于新增项目。这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在两年内快速上升到10.7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大约占到8.5万亿元。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期限结构匹配问题。平台贷款的绝大多数被用来支持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特别是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保障性住房等方面。这些投资项目普遍投资周期长、回收速度慢，而银行贷款通常最长为3年-5年。这一期限错配问题是与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的缺陷直接相关的：由于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借短放长的方式获得资金。如果因政策原因或其他原因无法获得滚动资金，这些项目将面临因流动性风险而导致的债务风险。
二是信用风险问题。在天量信贷的支持下，相当一部分平台贷款的投资项目缺乏严谨的可行性分析。再加上普遍的寻租行为，使得部分项目投资效益低下，基本没有可能通过项目本身在未来的现金流来偿还平台贷款。
有分析师认为，平台贷款中接近三分之一的贷款可能会形成不良贷款。
但是，作为中国特有的现象，平台贷款本质上是作为第二财政而产生的。一旦形成不良贷款，最先受到考验的将是财政的支付能力，而最终形成银行不良贷款的将会是小部分。而从中国政府的负债情况看，我们有理由在短期内仍然保持乐观。2011年底，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7.2万亿元，即使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总体政府债务水平为GDP的38%左右，远远低于国际上通行的债务警戒线水平。
企业贷款隐忧更多
从近期看，企业贷款的信贷质量更值得担忧。尤其是制造业贷款、批发零售业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出现明显的上升。
我们先看一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构成。2012年二季度末，银行体系贷款余额大约为60万亿元。其中房地产贷款11.3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为24.4万亿元，约占余额的41%。而在过去12个月内，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上升3.76万亿元，约占新增贷款的46%。这与政府最近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们有几个理由对企业贷款的质量更为担心。首先，企业贷款通常对经济周期更加敏感。在上一轮中国银行体系的危机和政府注资过程中，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问题是关键。而在当前经济同时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下行压力的作用下，工业企业利润出现明显下滑，去库存压力明显。这在制造业和出口贸易行业尤为明显。
其次，在中国的政府、家庭和企业三大部门中，企业部门的负债率是最高的。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企业部门的负债在2011年占GDP的比重达到107%，超出经合组织（OECD）所建议的90%的警戒水平。
第三，中小企业和三农贷款在过去一两年内是政府扶植的重点。虽然在政策方面这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在业务操作上对于银行业是个很大的挑战。中小企业贷款的扩张如果没有利率定价和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很可能形成新的风险点和不良资产的来源。
从最近的数据看，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根据我们跟踪的八家上市银行（五大国有银行和中信、招商、民生银行）今年上半年的报表看，制造业贷款大约占所有贷款的19%，在所有的各类贷款中其不良贷款率是最高的，达到1.68%。其次是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率为1.49%。值得注意的是，批发零售业贷款的不良贷款余额仅在今年上半年就上升了约31%，是所有贷款中增幅最大的。与之相反的，房地产开发商贷款的不良贷款余额在上半年下降了19%，其不良贷款率仅为0.78%。
与企业贷款质量相联系的另一值得警惕的是企业“三角债”问题有可能会卷土重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三角债的规模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三分之一，严重威胁到金融体系的安全。近几年，这一现象似乎开始重新抬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升至7.1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8%，占信贷总额比重约12%。账款拖欠现象严重和账款周转率下降等问题在设备制造等强周期行业更为突出。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为新一轮的企业三角债危机，但是如果经济持续下行，企业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这一隐忧有可能会爆发成为现实的危机。
作者为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这一担忧来源于银行体系在2008年到2009年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中的天量贷款规模。仅在2009年，银行新增贷款就由2008年的4.9万亿元激增至9.6万亿元，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底的96.6%升至117.2%。从信贷增速看，2009年信贷增长31.7%，超出当年名义GDP增速达23个百分点。
从国际经验看，信贷规模的超速增长往往伴随着银行体系的风险积聚和危机的到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一个国家的信贷占GDP的比重如果在一年内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银行体系在未来两年内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为20%。同样，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显示，如果信贷占GDP的比重超出其长期趋势值（“缺口”指标）6个百分点以上，那么在未来两三年内出现银行危机是个大概率事件。
从这两个指标看，中国银行业在2009年的信贷增长无疑超出了警戒线的范围，而且银行业的信贷风险很可能在近期爆发。
但是，从公开的数据看，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今年上半年仍处于历史最低位，仅为0.9%左右。虽然不良贷款绝对数量略有上升，但同时银行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上升至270%，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指标均处于比较健康的水平。短期内银行体系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银行体系保持基本稳健的现象与笔者一年前的预期基本相符。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过去的两三年，国内信贷过度扩张的趋势得到了遏制。自2010年以来，信贷增幅降至与名义GDP相当的水平，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自2009年底以来基本保持稳定，截至今年二季度该比例为120%。
第二，自2009年底以来，政府对楼市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控，从而避免了资产伴随信贷膨胀的进一步恶化。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任由楼市泡沫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崩溃和银行体系危机的爆发。这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西班牙、英国等国的例子中可以得到验证。
第三，利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在过去几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实际存款利率一直为负。低利率使得银行借款人的借贷成本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从而避免了资产质量的大幅恶化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第四，监管部门加强了对银行体系的监管。自2010年以来，银监会针对银行体系隐含的风险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包括规范银信理财合作、清理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以及规范各类贷款的管理办法。
与此同时，银监会也进一步完善了监管体系的建设，引入新资本协议在中国的实施，基本形成了以资本充足率、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为主的一系列监管指标。这对于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应该看到，危机尚未爆发并不意味着危机警报的解除。2009年这一轮信贷过度扩张过程中形成的风险并未消除。在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关键是先认清银行体系风险的主要源头，然后再对症下药。
监管部门和市场目前最担心的银行体系的系统风险主要有两个，其一是银行体系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其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笔者认为，这两项固然是重要的风险点，但是在未来一两年内，在伴随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更应关注可能爆发的企业贷款的风险，尤其是制造业贷款、批发零售业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总体而言，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有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上升到2%-3%的水平。
房地产贷款风险被高估
与危机之前欧美各国相似，中国过去几年信贷扩张的同时伴随着房地产行业泡沫式的增长。根据发改委36城市的房价数据显示，2009年和2010年全国房价平均上涨了17.8%和24%。这一方面造成了房地产行业的高额利润，导致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和房地产投资的过度增长；另一方面，高房价及其带来的买房贵、买房难等问题加剧了社会不公和社会不满。
从2009年底开始，中国正式开始出台一系列措施对楼市进行调控。2011年开始，楼市调控进一步加码。在以限购限贷为核心的、号称“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措施的政策环境下，房价自2011年三季度起开始出现小幅下跌。而房地产销售、新开发面积和房地产投资均出现了大幅的减速甚至绝对水平的下降。
关于楼市调整对银行体系可能造成的冲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悲观人士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的泡沫，房价有可能出现30%-50%的大幅下调，而在此过程中，银行体系将出现新一轮的不良贷款危机。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楼市调整不会形成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比如，银监会进行的房地产压力测试的结果显示，即使房价下跌50%，银行业也可以承受。
笔者认为，如果仅仅考虑银行体系在房地产行业的直接风险敞口，银监会压力测试的结果基本上是可信的。
至今年三季度，银行体系的房地产贷款共为11.7万亿元，约占全部银行贷款的19.1%，其中住房贷款约7.9万亿元，房地产开发贷款3.8万亿元。就总体而言，中国银行体系住房贷款的违约率很低。这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监管层一直在房贷最低首付比率方面有严格要求，家庭部门的杠杆率较低。比如，2009年至2011年的三年内，新增房贷对于住房销售额的比例分别为46%、32%和20%。这显示购房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度相对较低。
第二，大部分住房贷款的发生期在房价上涨期，因此即使房价出现大幅下调，房价上升和最低首付比例的两道闸门使得出现负资产的可能性很低。
第三，即使出现负资产，由于有金融体系和文化制度方面的差异，中国的房贷像美国那样出现大幅违约的可能性不大。以香港为例，尽管从1997年至2004年间房价下跌了约70%，导致负资产现象大规模出现，但是房贷违约率只上升到2%-3%。
相对而言，房地产开发贷款的信贷质量更易受到房地产周期的影响。但是，这部分风险敞口规模相对较小，仅占银行贷款总额的6%左右。而从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结构来看，楼市调控的结果使得房地产开发商更多地依靠自有资金和预售收入，银行贷款的作用在逐步下降，而且基本集中于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即使房价出现大幅下降，并导致房地产开发商的倒闭潮，这些大中型开发商也可能在行业重组和并购中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因此，银行体系在这方面的风险敞口仍然整体可控。 在银监会的压力测试结果中，一个常被诟病的问题是，它并没有考虑到房价崩盘所可能造成的间接效应，即房价大幅下跌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假如房价大幅下跌30%-50%，中国经济毫无疑问会面临硬着陆，很难想象其他行业可以独善其身，因此银行贷款质量可能会出现全面恶化。
但是，房价出现大幅下跌仅仅是一种假设情形，其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中国与欧美去房地产泡沫化的途径可能不同。去房地产泡沫的共同目的是使房价回到与居民实际收入或实际需求相当的水平。
在美国、西班牙、英国等发达国家，由于居民收入变化甚微，一旦房地产泡沫形成，只能通过房价的大幅下调来纠正。而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居民收入年增长达到两位数，因此房价回到合理水平更多地依赖收入的增长而非房价的绝对下跌来实现。根据统计局和搜房的数据，2010年底中国城市居民购买90平方米的住房平均需要10年的家庭收入，而最新的计算显示，这一指标已回落到8年左右。这期间房价平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收入的上涨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就近期的市场供需情况和政策导向看，楼市出现大幅反弹和下滑的可能性都不大，最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楼市调控政策仍旧持续，房地产市场逐步回稳。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在未来五年至十年仍然会保持比较旺盛的需求。如果房地产政策可以避免像过去十年的大起大落，那么将有助于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平台贷款风险可控
在2009年到2010年的天量信贷中，很大一部分贷款被用于支持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刺激方案。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报告，仅在2009年到2010年内，地方政府新举债务达到7.5万亿元，其中2.3万亿元用于续建以前年度开工项目，5.2万亿元用于新增项目。这使得地方政府债务在两年内快速上升到10.7万亿元，其中银行贷款大约占到8.5万亿元。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期限结构匹配问题。平台贷款的绝大多数被用来支持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特别是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土地收储、保障性住房等方面。这些投资项目普遍投资周期长、回收速度慢，而银行贷款通常最长为3年-5年。这一期限错配问题是与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的缺陷直接相关的：由于预算法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发行债券，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借短放长的方式获得资金。如果因政策原因或其他原因无法获得滚动资金，这些项目将面临因流动性风险而导致的债务风险。
二是信用风险问题。在天量信贷的支持下，相当一部分平台贷款的投资项目缺乏严谨的可行性分析。再加上普遍的寻租行为，使得部分项目投资效益低下，基本没有可能通过项目本身在未来的现金流来偿还平台贷款。
有分析师认为，平台贷款中接近三分之一的贷款可能会形成不良贷款。
但是，作为中国特有的现象，平台贷款本质上是作为第二财政而产生的。一旦形成不良贷款，最先受到考验的将是财政的支付能力，而最终形成银行不良贷款的将会是小部分。而从中国政府的负债情况看，我们有理由在短期内仍然保持乐观。2011年底，中央政府债务余额为7.2万亿元，即使加上地方政府债务，总体政府债务水平为GDP的38%左右，远远低于国际上通行的债务警戒线水平。
企业贷款隐忧更多
从近期看，企业贷款的信贷质量更值得担忧。尤其是制造业贷款、批发零售业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在未来两三年内出现明显的上升。
我们先看一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构成。2012年二季度末，银行体系贷款余额大约为60万亿元。其中房地产贷款11.3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为24.4万亿元，约占余额的41%。而在过去12个月内，中小企业贷款余额上升3.76万亿元，约占新增贷款的46%。这与政府最近对小微企业和三农贷款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我们有几个理由对企业贷款的质量更为担心。首先，企业贷款通常对经济周期更加敏感。在上一轮中国银行体系的危机和政府注资过程中，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问题是关键。而在当前经济同时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下行压力的作用下，工业企业利润出现明显下滑，去库存压力明显。这在制造业和出口贸易行业尤为明显。
其次，在中国的政府、家庭和企业三大部门中，企业部门的负债率是最高的。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企业部门的负债在2011年占GDP的比重达到107%，超出经合组织（OECD）所建议的90%的警戒水平。
第三，中小企业和三农贷款在过去一两年内是政府扶植的重点。虽然在政策方面这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在业务操作上对于银行业是个很大的挑战。中小企业贷款的扩张如果没有利率定价和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很可能形成新的风险点和不良资产的来源。
从最近的数据看，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根据我们跟踪的八家上市银行（五大国有银行和中信、招商、民生银行）今年上半年的报表看，制造业贷款大约占所有贷款的19%，在所有的各类贷款中其不良贷款率是最高的，达到1.68%。其次是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率为1.49%。值得注意的是，批发零售业贷款的不良贷款余额仅在今年上半年就上升了约31%，是所有贷款中增幅最大的。与之相反的，房地产开发商贷款的不良贷款余额在上半年下降了19%，其不良贷款率仅为0.78%。
与企业贷款质量相联系的另一值得警惕的是企业“三角债”问题有可能会卷土重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三角债的规模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三分之一，严重威胁到金融体系的安全。近几年，这一现象似乎开始重新抬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显示，截至今年3月，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升至7.1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8%，占信贷总额比重约12%。账款拖欠现象严重和账款周转率下降等问题在设备制造等强周期行业更为突出。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为新一轮的企业三角债危机，但是如果经济持续下行，企业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这一隐忧有可能会爆发成为现实的危机。
作者为摩根大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