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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陆续形成了许多工作惯例，如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弹钢琴”“解剖麻雀”“种实验田”等。党的工作惯例默示适用，统一了全党的行动，规范了工作流程，较好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它们不仅在我党夺取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国梦”的新时期，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惯例；治国理政
[基金项目] 2014年度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赶考”精神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研 究》（项目批准号：14JJD710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志永（1964—），男，河北省新乐市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师 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 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5-0044-05 [收稿日期] 2016-03-19
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这篇文章蕴含着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的工作惯例的重要来源，对领导干部切实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中心，系统地论述党的工作惯例的内容、作用及其现实价值，力图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
一、党的工作惯例是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
所谓惯例是指约定俗成的、常规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既逐渐内化为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又外化为党的行为规范和工作惯例。党的工作惯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1]（P1340-1341）并要求党委书记当好“班长”，必须对全局胸中有数，有事摆到桌面，力戒骄傲，党委成员之间团结、协调，互通情报等。这就较好地把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既保证了集体领导，又明确了责任分工，有利于防止出现“一言堂”式的个人独裁，或者出现分散主义甚至无人负责的错误倾向。
二是书记亲自动手写报告。毛泽东指出：“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1]（P1264-1265）他严厉批评道，“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2]（P359）这个要求似乎过于细微，但其作用深远，它使党的书记更加了解工作实际，有效地避免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等错误，也避免了秘书“专政”的弊病。
三是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一般而言，每人都有十个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喻貌似简单的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其实，它隐含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含义，前者要求党员干部有大局意识，“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反对“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的方法；[2]（P357）后者体现为打歼灭战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3]（P237）这个方法不仅用在军事上，还适用于其他各项工作之中，要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切忌好大喜功、贪大求全，乃致欲速则不达，形成“烂尾”工程。
四是学会“弹钢琴”。党的各项工作头绪繁多，然细分之，就会发现其中有整体与局部、主与次、缓与急等区别，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1]（P1442）其实，这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掌握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既要以主要力量抓住中心工作，又要像“弹钢琴”那样照顾到其他方面的工作，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避免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混乱现象。
五是“解剖麻雀”。这是调查研究的形象说法，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单位或事件，在详细占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就能了解大局，做到心中有数。毛泽东风趣地说：“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2]（P134）他要求干部不仅要走马观花，更要下马看花，在切实掌握了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有效地避免主观主义和脱离实际的错误。
六是“种试验田”。即干部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指出：“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2]（P349）他还告诫干部，做任何工作“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4]（P897）显然，“种试验田”有利于干部真正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情况，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也促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
七是“抓两头带中间”。毛泽东指出，“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2]（P349）这句话反映了社会心理学的“从众效应”，即个人的观念或行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的影响或压力，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随大流”。在各项工作中，干部科学地掌握了这种工作方法，就能够理性地动员、组织大多数人民群众，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八是“牵牛鼻子”。这个方法来自“牵牛要牵牛鼻子”的谚语，意为做事要抓住关键和要害。毛泽东精辟地论述道：“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P322）这一方法体现在工作上，就是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找到并且紧紧抓住最能影响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要害点，才能有效地控制全局；否则，很容易造成“四面出击”，过度重视不必要的工作而分散对重要问题的注意，犯下顾此失彼的错误。
九是树立典范。毛泽东指出：“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5]（P241）相对而言，理论、政策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典范则形象、直观，易于学习。树立群众身边的好的典范，不仅仅是表扬好人好事，更是把党的要求具体化、形象化；人民群众在学典范、做典范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的各项要求落到了实处。
总之，党的工作惯例大都通俗易懂，语言生动，并且，经过了实践的检验，约定成俗、行之有效。党的工作惯例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也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资源，这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二、党的工作惯例是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支撑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在短短的数年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继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不仅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也与党员干部正确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息息相关，党的工作惯例在实际工作中默示适用，成为我党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支撑。
党的工作惯例既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又是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从不懂到懂、从懂得较少到懂得较多的探索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指出：“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6]（P369）这些宝贵经验逐渐在潜移默化中约定俗成为某种习惯做法，或被归纳、总结和升华，形成了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或工作惯例，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和指导意义，对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厥功甚伟。
党的工作惯例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和有战斗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难免“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1]（P1346）人们通常把这种错误倾向形象地称为“山头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降低了党的战斗力。因此，中共中央非常注重党的建设，如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建立和健全了请示报告等规章制度，统一了许多具体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等。尤其是它有效地纠正了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等错误，进一步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前提条件。
同时，党的工作惯例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健康、有序进行。党的方针、政策只是指出了奋斗的宏伟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具体的工作实践，需要具体的工作方法，两者缺一不可。毛泽东指出：“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1]（P1440）这充分说明了工作程序的重要性。党的工作惯例规定了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如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何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如何领导人民群众完成任务等，这一系列要求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党的工作惯例理顺了工作流程，简化了工作手续，有效地限制了工作中的主观随意性，减少了犯错误的可能；同时，也节约了人力、物力、时间等工作成本支出，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有条不紊地进行。
另外，党的工作惯例有利于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如何，能否正确地分析和处理问题，这一切都要体现在具体工作中来，而自觉遵守工作惯例对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尤为重要。譬如，党中央在“九月会议”后下达了各级领导亲自动手写报告的指示后，薄一波回忆道：“我们很快就养成了亲自动手，定期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的习惯……它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健全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一个重大举措。”[7]（P471）领导亲自写报告无异于经常性地全面检查工作，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理论水平，增强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等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工作惯例，既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又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本色的集中体现，是凝聚党心、民心的重要纽带。党的工作惯例貌似细枝末节，但细节决定成败，它具有强制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法律约束力，它广泛地应用在具体、可操作的事物性工作层面，规范了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工作步骤、流程，保证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它使我党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走错路、少走或不走弯路，是实现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法宝。
三、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弘扬党的工作惯例
进入21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他还说，“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8]（P6-8）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我们党必须从党的历史经验和革命传统中汲取正能量。 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9]（P311）这句话充分阐释了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在新时期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和遵循党的工作惯例，最根本的要求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信念的动摇，必然表现为对党的优良传统淡漠和对党的工作惯例的无视。2014年，据“河北省新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试点研究”课题组在辛集市等地调查，大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然而，少部分党员干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甚至持怀疑的态度，如2.97%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主义根本不存在”，10.8%的受访者认为“有些人举着社会主义的旗，走资本主义的路”，6.31%的受访者认为“说不清楚，不好回答”，还有部分受访者干脆不回答或是回避这一问题。[10]（P15）这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拜金主义思想浓厚，全然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严重。由此可见，思想决定行动，只有确立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才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党的工作惯例，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其次，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党的工作惯例毕竟是在中国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陆续形成的，带有高度集中和计划经济体制等时代痕迹，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工作惯例难免与现实不完全吻合。譬如，我党具有从思想上建党的光荣传统，具体做法之一就是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制度。1922年7月党的二大决定，“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干（支）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11]（P95）后来，这项规定逐渐发展为“三会一课”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流动频繁，固定某个时间、地点，把所有党员集中起来学习，确实存在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不能说不能克服，只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借助现代通讯工具，如短信、微信、电子邮件、QQ和视频等网络新媒体，仍然可以把分散异地的党员联系起来，在虚拟空间进行思想政治学习，从而保证党组织的统一和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
第三，把党的工作惯例上升为规章制度。马克思指出：“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了一个时期，那末，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12]（P894）党的工作惯例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虽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行之有效，但毕竟不是法规，主要是靠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和执行，然而，时移势易，由于许多党的工作惯例没有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缺乏更强的规范性和强制性，故在新形势下执行过程中难免大打折扣。2011年5月，据人民论坛杂志问卷调查中心调查，问题之一是当前党的优良传统传承面临怎样的挑战，58.4%的受调查者选择“社会转型存在较多制度漏洞”。[13]（P16）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突破了其固有的经济边界，钻了党的制度建设不够严密的空子，造成了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显然，单纯的思想教育和工作惯例的约束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有必要从宏观层面上加强制度建设，把那些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惯例加以规范化与制度化，上升为国家法规和党内制度，并严格做好法规、制度执行的监督工作等，这样才能与依法治国相契合，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另外，要严格奖惩措施。“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14]（P257）党员干部必须遵章守纪，这是最起码的要求，然而，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了党的工作惯例和组织程序，存在着有章不循和“乱作为、不作为”等现象，擅作主张，我行我素，甚至“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等，这些都与党的要求和工作惯例背道而驰，不仅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还严重地干扰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甚至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怪现象，因此，必须对违反党的工作惯例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直至开除出党。
总之，继承和弘扬党的工作惯例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课题，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改革开放还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坚持和遵循党的工作惯例，不仅传承了党的革命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作程序性”特色，而且有利于凝聚党心、民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迎接各种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6.
[8]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河北省新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试点研究”课题组.课题系列调研报告[M].石家庄：内部资料，2014.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党的优良传统流失状况调查[J]. 人民论坛，2011（16）.
[14]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编著.“四个全面”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Working Practices Discussion
ZHANG Zhi-Yo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Cul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 I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ed a number of working practice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individual division of labor， difference relations between “nine fingers” and “one finger”， “playing the piano”， “anatomy of a sparrow”， “experimental field” and so on. After the party’s working practices applied to the work， it unified the party action and standardized work processes， to better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They have not only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victor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but also have a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 the new period ； party construction ； working practices ；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责编校对：赵哲]
[关键词] 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惯例；治国理政
[基金项目] 2014年度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重大项目：《“赶考”精神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研 究》（项目批准号：14JJD710008）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志永（1964—），男，河北省新乐市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北师 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 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6）05-0044-05 [收稿日期] 2016-03-19
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这篇文章蕴含着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的工作惯例的重要来源，对领导干部切实掌握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本文试图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为中心，系统地论述党的工作惯例的内容、作用及其现实价值，力图为治国理政提供借鉴。
一、党的工作惯例是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
所谓惯例是指约定俗成的、常规的做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既逐渐内化为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又外化为党的行为规范和工作惯例。党的工作惯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1]（P1340-1341）并要求党委书记当好“班长”，必须对全局胸中有数，有事摆到桌面，力戒骄傲，党委成员之间团结、协调，互通情报等。这就较好地把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既保证了集体领导，又明确了责任分工，有利于防止出现“一言堂”式的个人独裁，或者出现分散主义甚至无人负责的错误倾向。
二是书记亲自动手写报告。毛泽东指出：“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1]（P1264-1265）他严厉批评道，“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2]（P359）这个要求似乎过于细微，但其作用深远，它使党的书记更加了解工作实际，有效地避免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等错误，也避免了秘书“专政”的弊病。
三是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一般而言，每人都有十个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喻貌似简单的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其实，它隐含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含义，前者要求党员干部有大局意识，“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反对“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的方法；[2]（P357）后者体现为打歼灭战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3]（P237）这个方法不仅用在军事上，还适用于其他各项工作之中，要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切忌好大喜功、贪大求全，乃致欲速则不达，形成“烂尾”工程。
四是学会“弹钢琴”。党的各项工作头绪繁多，然细分之，就会发现其中有整体与局部、主与次、缓与急等区别，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1]（P1442）其实，这就是要求领导干部掌握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既要以主要力量抓住中心工作，又要像“弹钢琴”那样照顾到其他方面的工作，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避免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混乱现象。
五是“解剖麻雀”。这是调查研究的形象说法，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单位或事件，在详细占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就能了解大局，做到心中有数。毛泽东风趣地说：“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2]（P134）他要求干部不仅要走马观花，更要下马看花，在切实掌握了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有效地避免主观主义和脱离实际的错误。
六是“种试验田”。即干部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毛泽东指出：“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2]（P349）他还告诫干部，做任何工作“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4]（P897）显然，“种试验田”有利于干部真正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情况，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也促使干部走上“又红又专”的道路，实现政治和技术的统一。
七是“抓两头带中间”。毛泽东指出，“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2]（P349）这句话反映了社会心理学的“从众效应”，即个人的观念或行为由于真实的或想象的群体的影响或压力，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随大流”。在各项工作中，干部科学地掌握了这种工作方法，就能够理性地动员、组织大多数人民群众，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八是“牵牛鼻子”。这个方法来自“牵牛要牵牛鼻子”的谚语，意为做事要抓住关键和要害。毛泽东精辟地论述道：“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P322）这一方法体现在工作上，就是从纷繁复杂的工作中找到并且紧紧抓住最能影响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要害点，才能有效地控制全局；否则，很容易造成“四面出击”，过度重视不必要的工作而分散对重要问题的注意，犯下顾此失彼的错误。
九是树立典范。毛泽东指出：“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5]（P241）相对而言，理论、政策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典范则形象、直观，易于学习。树立群众身边的好的典范，不仅仅是表扬好人好事，更是把党的要求具体化、形象化；人民群众在学典范、做典范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的各项要求落到了实处。
总之，党的工作惯例大都通俗易懂，语言生动，并且，经过了实践的检验，约定成俗、行之有效。党的工作惯例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也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资源，这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二、党的工作惯例是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支撑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在短短的数年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继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不仅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也与党员干部正确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息息相关，党的工作惯例在实际工作中默示适用，成为我党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支撑。
党的工作惯例既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和创新，又是党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从不懂到懂、从懂得较少到懂得较多的探索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指出：“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6]（P369）这些宝贵经验逐渐在潜移默化中约定俗成为某种习惯做法，或被归纳、总结和升华，形成了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行为规范或工作惯例，具有一定的确定性和指导意义，对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厥功甚伟。
党的工作惯例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和有战斗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难免“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1]（P1346）人们通常把这种错误倾向形象地称为“山头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降低了党的战斗力。因此，中共中央非常注重党的建设，如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建立和健全了请示报告等规章制度，统一了许多具体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等。尤其是它有效地纠正了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等错误，进一步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前提条件。
同时，党的工作惯例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健康、有序进行。党的方针、政策只是指出了奋斗的宏伟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具体的工作实践，需要具体的工作方法，两者缺一不可。毛泽东指出：“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1]（P1440）这充分说明了工作程序的重要性。党的工作惯例规定了实现目标的具体方法，如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如何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如何领导人民群众完成任务等，这一系列要求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程序。党的工作惯例理顺了工作流程，简化了工作手续，有效地限制了工作中的主观随意性，减少了犯错误的可能；同时，也节约了人力、物力、时间等工作成本支出，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有条不紊地进行。
另外，党的工作惯例有利于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如何，能否正确地分析和处理问题，这一切都要体现在具体工作中来，而自觉遵守工作惯例对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能力尤为重要。譬如，党中央在“九月会议”后下达了各级领导亲自动手写报告的指示后，薄一波回忆道：“我们很快就养成了亲自动手，定期向党中央、毛主席写报告的习惯……它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健全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一个重大举措。”[7]（P471）领导亲自写报告无异于经常性地全面检查工作，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理论水平，增强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等历史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成文或不成文的工作惯例，既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又是党的性质、宗旨和本色的集中体现，是凝聚党心、民心的重要纽带。党的工作惯例貌似细枝末节，但细节决定成败，它具有强制性，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法律约束力，它广泛地应用在具体、可操作的事物性工作层面，规范了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工作步骤、流程，保证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它使我党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走错路、少走或不走弯路，是实现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法宝。
三、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弘扬党的工作惯例
进入21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团结统一靠什么来保证？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靠严密的组织体系，靠全党同志的高度自觉，还要靠严明的纪律和规矩。”他还说，“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8]（P6-8）因此，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我们党必须从党的历史经验和革命传统中汲取正能量。 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9]（P311）这句话充分阐释了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在新时期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和遵循党的工作惯例，最根本的要求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信念的动摇，必然表现为对党的优良传统淡漠和对党的工作惯例的无视。2014年，据“河北省新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试点研究”课题组在辛集市等地调查，大多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然而，少部分党员干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不足，甚至持怀疑的态度，如2.97%的受访者认为“社会主义根本不存在”，10.8%的受访者认为“有些人举着社会主义的旗，走资本主义的路”，6.31%的受访者认为“说不清楚，不好回答”，还有部分受访者干脆不回答或是回避这一问题。[10]（P15）这些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拜金主义思想浓厚，全然忘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作风严重。由此可见，思想决定行动，只有确立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才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党的工作惯例，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其次，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党的工作惯例毕竟是在中国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陆续形成的，带有高度集中和计划经济体制等时代痕迹，而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些过去行之有效的工作惯例难免与现实不完全吻合。譬如，我党具有从思想上建党的光荣传统，具体做法之一就是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学习制度。1922年7月党的二大决定，“各组，每星期由组长召集会议一次；各干（支）部每月召集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地方由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各干部会议一次；每半年召集本地方全体党员或组长会议一次；各区，每半年由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本区代表大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11]（P95）后来，这项规定逐渐发展为“三会一课”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员流动频繁，固定某个时间、地点，把所有党员集中起来学习，确实存在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不能说不能克服，只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借助现代通讯工具，如短信、微信、电子邮件、QQ和视频等网络新媒体，仍然可以把分散异地的党员联系起来，在虚拟空间进行思想政治学习，从而保证党组织的统一和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
第三，把党的工作惯例上升为规章制度。马克思指出：“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了一个时期，那末，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12]（P894）党的工作惯例是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虽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过程中行之有效，但毕竟不是法规，主要是靠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和执行，然而，时移势易，由于许多党的工作惯例没有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缺乏更强的规范性和强制性，故在新形势下执行过程中难免大打折扣。2011年5月，据人民论坛杂志问卷调查中心调查，问题之一是当前党的优良传统传承面临怎样的挑战，58.4%的受调查者选择“社会转型存在较多制度漏洞”。[13]（P16）这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资本的逐利性突破了其固有的经济边界，钻了党的制度建设不够严密的空子，造成了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显然，单纯的思想教育和工作惯例的约束已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有必要从宏观层面上加强制度建设，把那些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工作惯例加以规范化与制度化，上升为国家法规和党内制度，并严格做好法规、制度执行的监督工作等，这样才能与依法治国相契合，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另外，要严格奖惩措施。“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的硬约束，使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14]（P257）党员干部必须遵章守纪，这是最起码的要求，然而，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了党的工作惯例和组织程序，存在着有章不循和“乱作为、不作为”等现象，擅作主张，我行我素，甚至“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等，这些都与党的要求和工作惯例背道而驰，不仅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还严重地干扰了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甚至出现“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怪现象，因此，必须对违反党的工作惯例的干部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直至开除出党。
总之，继承和弘扬党的工作惯例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时代课题，对于今天我们全面改革开放还具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坚持和遵循党的工作惯例，不仅传承了党的革命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作程序性”特色，而且有利于凝聚党心、民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迎接各种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 社，1996.
[8]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河北省新时期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试点研究”课题组.课题系列调研报告[M].石家庄：内部资料，2014.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3]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党的优良传统流失状况调查[J]. 人民论坛，2011（16）.
[14]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编著.“四个全面”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Working Practices Discussion
ZHANG Zhi-Yo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Cul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 I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ormed a number of working practice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and individual division of labor， difference relations between “nine fingers” and “one finger”， “playing the piano”， “anatomy of a sparrow”， “experimental field” and so on. After the party’s working practices applied to the work， it unified the party action and standardized work processes， to better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They have not only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victor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but also have a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in the new period.
Key Words ： the new period ； party construction ； working practices ；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责编校对：赵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