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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东亚话题越来越热，尽管“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一现实目标实现得并不顺利，但东亚作为一个话题，却正在受到以往所没有的关注。关心东亚的并不仅仅是东亚人，在很大程度上，东亚这个范畴来自美国乃至西欧。美国很多大学里都有东亚系或者东亚研究中心，欧洲的不少地方也是如此。而在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东亚研究中心方兴未艾，尚未成为一个固定领域。应该说，东亚是一个全球性话题，中国并非其发源地。
近年我也投入很多精力进行“东亚研究”，然而当“东亚”在中国也成为一个话题时，有个疑问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这也是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并不是我取的。责任编辑冯金红女士对我提供的几个书名都不满意，她有一天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用这个名字？我感谢她的鼎力相助。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这几年缠绕着我的基本问题，被这个表述勾勒出一个形状。是的，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谈东亚与谈欧美一样，也需要一些理由，怎么谈才能真正让东亚成为我们的问题？
这几年“作为方法”这个词好像有泛滥的趋势，所以我尽量避免轻易使用它。但是在我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这个来源于日本思想家的说法却越来越成为我自律的准则。
方法，当然是相对于实体而言的。当我们把东亚视为一个实体的时候，我们就会关注它包含了哪些地域，并且把那些地域的特征视为它的独特属性；我认为把东亚作为一个实体来讨论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获得真实的经验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这样做显然还不够。而只有当我们把东亚同时也作为一种方法对待的时候，那些独特的属性才会转变为我们共有的精神财富。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直观的认识论失效罢了。
本书中也收入了我的一些关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论文，这些论文导源于我的上述课题意识。在这些年的学术实践中，我并未满足于仅仅把日本的思想资源实体化。虽然它们强烈地受制于日本的历史脉络，并且只有在这种历史脉络中才能有效讨论它们（在此意义上我坚持它们的实体性），但是我仍然越来越自觉地从中获取了与中国社会具有共通性的“方法”。而当不懂韩文的我通过翻译谨慎地接近韩国的思想文献之时，我开始了解到，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本书中收入的我对于日本和韩国思想史文献的研究，特别是最后一篇我对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解读，基本上是这种方法论的产物，这些讨论最后归结为我最为关切的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是否一定要谈东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真问题。但是借助于这个追问，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与自身的思想建设密切相关的真问题：我们今天的思想和知识生产是否即物？对现实急功近利的讨论是否是有效的？如果要从冷战意识形态的后遗症中解脱出来，我们需要如何处理知识和思想，如何积累自己的思想传统？
正是在种种追问当中，东亚成为难以替代的思考空间。它具备了实体与方法这两种重要的思想机能，缺一不可，相互补充。而只有我们也具有了相应的能力之后，它才会对我们呈现自身的丰富性。
东亚范畴
我们今天谈论的东亚，如果不考虑东南亚的话，似乎是指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个范畴其实远远小于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即使仅仅谈东北亚，东亚也包含着朝鲜与蒙古，有人认为越南作为曾经的儒学文化圈的成员之一，也应该包括在东亚之内。但是中日韩的框架自有其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现代化”。“东盟+3”的框架，就是把中日韩视为一个可以整合但无法整合的现代化区域共同体。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朝鲜战争以来的冷战格局来看东亚，那么，东亚就变成了“六方会谈”的结构，不仅朝鲜韩国都在内，甚至算不上东亚国家的俄罗斯和美国也都进来了。如果往回看，历史上的东亚则被视为一个儒学地域文化圈，汉字在不同社会里被持续使用，曾经使这个区域具有某种望文生义的“同文同种”的亲缘性。而就中国自身而言，由于中国与亚洲的东南西北部分都接壤，东部地区可以谈东亚，对于西藏和新疆这些与南亚、西亚（或曰中东）接壤的地区而言，东亚却是个有些隔膜的概念。
所以无论怎么说，东亚都无法作为单一自足的范畴成立，它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指称不同对象，也在不同时期被不同主体所指称。所以，我们只能在历史语境里谈论东亚，也只有这样谈才有意义。
近年来，亚洲和东亚这两个范畴常被互相替代，有些人在谈东亚的时候可能使用“亚洲”这个概念。这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概念不清，“亚洲”与“东亚”的互换使用有历史的理由。在20世纪初期，以日本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为媒介，“亚洲”一度成为有色人种的代名词。尽管亚洲这个概念原来是欧洲人发明的，并且它也是欧洲人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为了区别自我和他者而设置，但近代以来不得不面对欧洲殖民者的亚洲广大地区，在接受这个概念的同时反过来赋予其新的含义，于是就产生了作为有色人种代名词的亚洲概念。当年孙中山在从欧洲坐船归国途中，就曾经被阿拉伯人误认为日本人，为日本打败白色人种而高兴，使孙中山发出了“日本战胜俄国，便生出亚洲民族独立的大希望”的感叹。
日俄战争的胜利为西亚和南亚带来了民族独立的希望，却为日本埋下了侵略的祸根。日本在殖民台湾和朝鲜半岛并占据中国东北之后，开始把这种有色人种对抗白人的意识形态发展为代表亚洲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这也正是孙中山在1924年就警告过的“霸道”。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与欧洲的白种人在近代之后的武力扩张毫无二致的侵略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上，李大钊和孙中山都针对这一侵略意识形态针锋相对地倡导过联合弱小、尊重民族自决的“新亚细亚主义”和以王道对抗霸道的“大亚洲主义”。
在他们的视野里，当然包含了西亚和南亚地区，但是这些口号更多的意义在于它们的反霸权原理性格。“二战”开始之后，由于日本“大东亚战争”这一臭名昭著的侵略口号，亚洲主义在东亚就不再具有号召力，当年李大钊与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情怀更多地积淀在历史记忆里。同时，西亚和南亚只是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使用过“亚洲”这一概念，亚洲作为一个思想范畴与知识范畴，并不是西亚和南亚建立自我认同的关键词；最频繁地使用它的其实仅仅是在东亚，这也是东亚与亚洲这两个概念近年来常常被互换使用的一个理由。
由于日本有过为邻国所厌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亚洲”这个范畴在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复杂内涵就被简化了。例如冈仓天心早在日俄战争前一年的1903年用英文发表的亚洲一体论述《东洋的理想》，并未把日本置于亚洲的领导地位；而日本早年的亚细亚主义者也并非全都是国家主义者，他们中也有一些试图帮助邻国的志士。但是这样的历史脉络在日本近现代史上是支流，而且后来被整合进了主导意识形态，因此一直被忽略。对于中国和朝鲜半岛而言，这个脉络不被发掘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都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受害者，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种历史分析。
中国并没有长时期地连续使用“亚洲”或者“东亚”这个语汇，特别是很少把它作为思想生产的关键词，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冷战。本书第一篇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东亚确实是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以对抗的方式而非联合的方式被联系起来的。如果就“二戰”之后的情况而言，应该说东亚的第一现场就在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象征着东亚的整合方式：这种整合方式是以对抗的形态把这个地域组合为一个整体。这就与我们的直观经验发生了很大的龃龉。或许很多人因此就认为讨论东亚没有意义，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正因为这种非直观的整合方式，才使得我们需要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这一点，我在下文会进一步阐发。
在前近代的东亚，似乎存在着一种与对抗相反的整合方式，这就是所谓儒学的整合。看上去它很直观，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北亚的学者们在讨论儒学的问题时，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分歧，中国学者比较容易一厢情愿地以儒学始祖自居，并抽象地把儒学的基本观念推而广之地扩展到东北亚地区；而韩国和日本的学者却更多地关注儒学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形态与内容，或者分析儒学的相同论述在不同区域如何演变为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儒学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确实在东亚起到了某种整合功能，那么这种整合功能也必须从“差异”而不是“类似”的角度去认知和确定，因此，深入的东亚儒学认识论，也必须具有非直观的特征。
由于上述种种历史的原因，使得“东亚”这样一个范畴无法像其他地域范畴（例如西欧、北美）那样直观地和单一地界定，也由于上述种种历史的原因，使得“东亚”这个范畴承载了更多超过地域概念的历史和思想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东亚”概念不仅需要重视，而且必须进行充分的讨论。这也正是我提出“为什么要谈东亚”的理由。
冷战与东亚
这些年来我基本上活动于东北亚地区。由于专业的原因，我跟日本同行有比较深入的交流，也对日本社会有一定的接触；虽然语言不通，我也有幸结交了一些很有水准的韩国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试图了解韩国的社会状况。在与普通的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并非中国学家的学者们接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冷战给东亚地区带来的隔膜。例如，日本一位优秀的法国文学学者曾经问我：“中国的电视里也播放广告吗？”
与中日、中韩社会这种深刻的隔膜相比，日本、韩国和台湾似乎更容易彼此建立了解。这当然首先由于台湾、韩国半个世纪的被殖民历史，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们都在冷战时期属于西方阵营。冷战意识形态的功能常常被人们忽略，因为它确实与冷战打打拉拉的复杂多变的现实脱离，几十年一贯制地天马行空，而且越来越空；但是即使现实中的冷战已经解体，冷战意识形态却仍然存在于后冷战时期。这种冷战意识形态在东亚，一方面简化或者妖魔化中国、朝鲜各不相同的社会现实，而蒙古却被合理合法地遗忘；另一方面，由于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类同认知性格，则建立了日本、韩国、台湾之间相对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潜在距离感，以及在此种距离感之上建立的认同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有些东亚研究的项目基本上被设计为讨论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关系。这种设计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因为这是一个有效批判和反思日本殖民地历史的框架；但是当这样的项目被命名为“东亚”的时候，就暗示了冷战意识形态的“后遗症”问题。实际上，以台湾取代大陆中国，固然在揭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殖民历史方面有它的效应，但是如果同时把日本对大陆的侵略和殖民放入视野，则需要更复杂的结构，特别是需要跨越冷战思维，有效地对东亚被切割的历史进行整体分析，否则，仅仅依靠冷战中的单边框架，是无法有效揭示东亚地区近代以来的复杂构成关系的。
冷战结构在东亚的第一现场当然是朝鲜半岛。在朝韩之间，当年的朝鲜战争至今仍然处于休战状态，停战远未实现；而美国在韩国、日本的驻军，使美国在东亚问题上不再是外部的他者，而成为充分内在化了的一个部分。美国对于东亚社会的渗透，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在维持紧张对抗的张力关系方面，美国也一直充当着东亚社会之间的媒介。韩国的白乐晴提出了一个富有理论想象力的说法，那就是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并不具有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对立的性格，亦即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的朝鲜半岛无法独立为两个各不相关的部分。正因为如此，分断体制意味着整个朝鲜半岛有一个大于两个国家的结构，这个结构一直维持着分断的对立和紧张，强化和动员两个社会之间的敌意，从而使分断变成一种持续状态，而南北两个政权则各自从中获利。
白乐晴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东亚地区的内在紧张和冲突是持续而不是解决，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构筑的世界体系，依赖的正是这种紧张冲突的持续机制。朝鲜半岛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中国大陆与台湾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美国在东亚渔翁得利的状态。
同时，也可以观察到问题的另一面：美国作为紧张对抗的媒介，被东亚各国不同程度地加以利用。冷战结构已经解体，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作为金砖四国成员在国际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就使得东亚的对抗结构更加复杂化，远远超出原有的冷战格局。
我从白乐晴的分断体制理论里受到很大启发，开始意识到东亚的一体化必须面对这种特殊的紧张对抗才是真实的。除掉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岸的相互依存的紧张关系之外，东亚地区还存在着中、日、韩、朝等“国家间”的紧张对抗。这种对抗与冷战的对立具有相似性，亦即这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对抗。但是，东亚的国家间紧张关系也具有它的独特性，这就是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种不均衡的对抗关系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社会之间，构成了一些以特殊方式缠绕和发散的课题，无法简单套用西方世界的既定模式加以分析。
本书中收入了我对白乐晴与白永瑞的书评以及相关的评论，它们记录了我在韩国思想家的启迪下对这些课题的初步摸索：当以白乐晴为代表的韩国思想家们把韩国的“边缘”位置打造成具有理论想象力的视野时，他们提供了一种有助于我们面对自己历史的方式。正是韩国思想家的思考把我的目光引向了所谓“周边”地区，在日本，我关注冲绳，在台湾我关注金门；在这些边缘的区域，我看到了历史中那些跃动着的要素以最为糾结的方式缠绕着，没有任何一种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可以解开这种缠绕，更无法简化这种缠绕，而这一切，却正象征着东亚的历史。
作者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译有《中国的思维世界》《近代的超克》等
近年我也投入很多精力进行“东亚研究”，然而当“东亚”在中国也成为一个话题时，有个疑问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这也是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并不是我取的。责任编辑冯金红女士对我提供的几个书名都不满意，她有一天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用这个名字？我感谢她的鼎力相助。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这几年缠绕着我的基本问题，被这个表述勾勒出一个形状。是的，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谈东亚与谈欧美一样，也需要一些理由，怎么谈才能真正让东亚成为我们的问题？
这几年“作为方法”这个词好像有泛滥的趋势，所以我尽量避免轻易使用它。但是在我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这个来源于日本思想家的说法却越来越成为我自律的准则。
方法，当然是相对于实体而言的。当我们把东亚视为一个实体的时候，我们就会关注它包含了哪些地域，并且把那些地域的特征视为它的独特属性；我认为把东亚作为一个实体来讨论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获得真实的经验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这样做显然还不够。而只有当我们把东亚同时也作为一种方法对待的时候，那些独特的属性才会转变为我们共有的精神财富。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直观的认识论失效罢了。
本书中也收入了我的一些关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论文，这些论文导源于我的上述课题意识。在这些年的学术实践中，我并未满足于仅仅把日本的思想资源实体化。虽然它们强烈地受制于日本的历史脉络，并且只有在这种历史脉络中才能有效讨论它们（在此意义上我坚持它们的实体性），但是我仍然越来越自觉地从中获取了与中国社会具有共通性的“方法”。而当不懂韩文的我通过翻译谨慎地接近韩国的思想文献之时，我开始了解到，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本书中收入的我对于日本和韩国思想史文献的研究，特别是最后一篇我对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解读，基本上是这种方法论的产物，这些讨论最后归结为我最为关切的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是否一定要谈东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真问题。但是借助于这个追问，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与自身的思想建设密切相关的真问题：我们今天的思想和知识生产是否即物？对现实急功近利的讨论是否是有效的？如果要从冷战意识形态的后遗症中解脱出来，我们需要如何处理知识和思想，如何积累自己的思想传统？
正是在种种追问当中，东亚成为难以替代的思考空间。它具备了实体与方法这两种重要的思想机能，缺一不可，相互补充。而只有我们也具有了相应的能力之后，它才会对我们呈现自身的丰富性。
东亚范畴
我们今天谈论的东亚，如果不考虑东南亚的话，似乎是指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个范畴其实远远小于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即使仅仅谈东北亚，东亚也包含着朝鲜与蒙古，有人认为越南作为曾经的儒学文化圈的成员之一，也应该包括在东亚之内。但是中日韩的框架自有其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现代化”。“东盟+3”的框架，就是把中日韩视为一个可以整合但无法整合的现代化区域共同体。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朝鲜战争以来的冷战格局来看东亚，那么，东亚就变成了“六方会谈”的结构，不仅朝鲜韩国都在内，甚至算不上东亚国家的俄罗斯和美国也都进来了。如果往回看，历史上的东亚则被视为一个儒学地域文化圈，汉字在不同社会里被持续使用，曾经使这个区域具有某种望文生义的“同文同种”的亲缘性。而就中国自身而言，由于中国与亚洲的东南西北部分都接壤，东部地区可以谈东亚，对于西藏和新疆这些与南亚、西亚（或曰中东）接壤的地区而言，东亚却是个有些隔膜的概念。
所以无论怎么说，东亚都无法作为单一自足的范畴成立，它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指称不同对象，也在不同时期被不同主体所指称。所以，我们只能在历史语境里谈论东亚，也只有这样谈才有意义。
近年来，亚洲和东亚这两个范畴常被互相替代，有些人在谈东亚的时候可能使用“亚洲”这个概念。这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概念不清，“亚洲”与“东亚”的互换使用有历史的理由。在20世纪初期，以日本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为媒介，“亚洲”一度成为有色人种的代名词。尽管亚洲这个概念原来是欧洲人发明的，并且它也是欧洲人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为了区别自我和他者而设置，但近代以来不得不面对欧洲殖民者的亚洲广大地区，在接受这个概念的同时反过来赋予其新的含义，于是就产生了作为有色人种代名词的亚洲概念。当年孙中山在从欧洲坐船归国途中，就曾经被阿拉伯人误认为日本人，为日本打败白色人种而高兴，使孙中山发出了“日本战胜俄国，便生出亚洲民族独立的大希望”的感叹。
日俄战争的胜利为西亚和南亚带来了民族独立的希望，却为日本埋下了侵略的祸根。日本在殖民台湾和朝鲜半岛并占据中国东北之后，开始把这种有色人种对抗白人的意识形态发展为代表亚洲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这也正是孙中山在1924年就警告过的“霸道”。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是与欧洲的白种人在近代之后的武力扩张毫无二致的侵略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上，李大钊和孙中山都针对这一侵略意识形态针锋相对地倡导过联合弱小、尊重民族自决的“新亚细亚主义”和以王道对抗霸道的“大亚洲主义”。
在他们的视野里，当然包含了西亚和南亚地区，但是这些口号更多的意义在于它们的反霸权原理性格。“二战”开始之后，由于日本“大东亚战争”这一臭名昭著的侵略口号，亚洲主义在东亚就不再具有号召力，当年李大钊与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情怀更多地积淀在历史记忆里。同时，西亚和南亚只是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使用过“亚洲”这一概念，亚洲作为一个思想范畴与知识范畴，并不是西亚和南亚建立自我认同的关键词；最频繁地使用它的其实仅仅是在东亚，这也是东亚与亚洲这两个概念近年来常常被互换使用的一个理由。
由于日本有过为邻国所厌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亚洲”这个范畴在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复杂内涵就被简化了。例如冈仓天心早在日俄战争前一年的1903年用英文发表的亚洲一体论述《东洋的理想》，并未把日本置于亚洲的领导地位；而日本早年的亚细亚主义者也并非全都是国家主义者，他们中也有一些试图帮助邻国的志士。但是这样的历史脉络在日本近现代史上是支流，而且后来被整合进了主导意识形态，因此一直被忽略。对于中国和朝鲜半岛而言，这个脉络不被发掘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都是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受害者，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种历史分析。
中国并没有长时期地连续使用“亚洲”或者“东亚”这个语汇，特别是很少把它作为思想生产的关键词，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认为就是冷战。本书第一篇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东亚确实是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以对抗的方式而非联合的方式被联系起来的。如果就“二戰”之后的情况而言，应该说东亚的第一现场就在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分断体制象征着东亚的整合方式：这种整合方式是以对抗的形态把这个地域组合为一个整体。这就与我们的直观经验发生了很大的龃龉。或许很多人因此就认为讨论东亚没有意义，但是我觉得恰恰相反，正因为这种非直观的整合方式，才使得我们需要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这一点，我在下文会进一步阐发。
在前近代的东亚，似乎存在着一种与对抗相反的整合方式，这就是所谓儒学的整合。看上去它很直观，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东北亚的学者们在讨论儒学的问题时，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分歧，中国学者比较容易一厢情愿地以儒学始祖自居，并抽象地把儒学的基本观念推而广之地扩展到东北亚地区；而韩国和日本的学者却更多地关注儒学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形态与内容，或者分析儒学的相同论述在不同区域如何演变为不同的含义。如果说儒学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确实在东亚起到了某种整合功能，那么这种整合功能也必须从“差异”而不是“类似”的角度去认知和确定，因此，深入的东亚儒学认识论，也必须具有非直观的特征。
由于上述种种历史的原因，使得“东亚”这样一个范畴无法像其他地域范畴（例如西欧、北美）那样直观地和单一地界定，也由于上述种种历史的原因，使得“东亚”这个范畴承载了更多超过地域概念的历史和思想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东亚”概念不仅需要重视，而且必须进行充分的讨论。这也正是我提出“为什么要谈东亚”的理由。
冷战与东亚
这些年来我基本上活动于东北亚地区。由于专业的原因，我跟日本同行有比较深入的交流，也对日本社会有一定的接触；虽然语言不通，我也有幸结交了一些很有水准的韩国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试图了解韩国的社会状况。在与普通的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并非中国学家的学者们接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冷战给东亚地区带来的隔膜。例如，日本一位优秀的法国文学学者曾经问我：“中国的电视里也播放广告吗？”
与中日、中韩社会这种深刻的隔膜相比，日本、韩国和台湾似乎更容易彼此建立了解。这当然首先由于台湾、韩国半个世纪的被殖民历史，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它们都在冷战时期属于西方阵营。冷战意识形态的功能常常被人们忽略，因为它确实与冷战打打拉拉的复杂多变的现实脱离，几十年一贯制地天马行空，而且越来越空；但是即使现实中的冷战已经解体，冷战意识形态却仍然存在于后冷战时期。这种冷战意识形态在东亚，一方面简化或者妖魔化中国、朝鲜各不相同的社会现实，而蒙古却被合理合法地遗忘；另一方面，由于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类同认知性格，则建立了日本、韩国、台湾之间相对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潜在距离感，以及在此种距离感之上建立的认同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有些东亚研究的项目基本上被设计为讨论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关系。这种设计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因为这是一个有效批判和反思日本殖民地历史的框架；但是当这样的项目被命名为“东亚”的时候，就暗示了冷战意识形态的“后遗症”问题。实际上，以台湾取代大陆中国，固然在揭示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殖民历史方面有它的效应，但是如果同时把日本对大陆的侵略和殖民放入视野，则需要更复杂的结构，特别是需要跨越冷战思维，有效地对东亚被切割的历史进行整体分析，否则，仅仅依靠冷战中的单边框架，是无法有效揭示东亚地区近代以来的复杂构成关系的。
冷战结构在东亚的第一现场当然是朝鲜半岛。在朝韩之间，当年的朝鲜战争至今仍然处于休战状态，停战远未实现；而美国在韩国、日本的驻军，使美国在东亚问题上不再是外部的他者，而成为充分内在化了的一个部分。美国对于东亚社会的渗透，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在维持紧张对抗的张力关系方面，美国也一直充当着东亚社会之间的媒介。韩国的白乐晴提出了一个富有理论想象力的说法，那就是朝鲜半岛的分裂状态并不具有类似冷战中两大阵营对立的性格，亦即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的朝鲜半岛无法独立为两个各不相关的部分。正因为如此，分断体制意味着整个朝鲜半岛有一个大于两个国家的结构，这个结构一直维持着分断的对立和紧张，强化和动员两个社会之间的敌意，从而使分断变成一种持续状态，而南北两个政权则各自从中获利。
白乐晴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东亚地区的内在紧张和冲突是持续而不是解决，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构筑的世界体系，依赖的正是这种紧张冲突的持续机制。朝鲜半岛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中国大陆与台湾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观察到美国在东亚渔翁得利的状态。
同时，也可以观察到问题的另一面：美国作为紧张对抗的媒介，被东亚各国不同程度地加以利用。冷战结构已经解体，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作为金砖四国成员在国际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就使得东亚的对抗结构更加复杂化，远远超出原有的冷战格局。
我从白乐晴的分断体制理论里受到很大启发，开始意识到东亚的一体化必须面对这种特殊的紧张对抗才是真实的。除掉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岸的相互依存的紧张关系之外，东亚地区还存在着中、日、韩、朝等“国家间”的紧张对抗。这种对抗与冷战的对立具有相似性，亦即这是一种相互独立的对抗。但是，东亚的国家间紧张关系也具有它的独特性，这就是大国与小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种不均衡的对抗关系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社会之间，构成了一些以特殊方式缠绕和发散的课题，无法简单套用西方世界的既定模式加以分析。
本书中收入了我对白乐晴与白永瑞的书评以及相关的评论，它们记录了我在韩国思想家的启迪下对这些课题的初步摸索：当以白乐晴为代表的韩国思想家们把韩国的“边缘”位置打造成具有理论想象力的视野时，他们提供了一种有助于我们面对自己历史的方式。正是韩国思想家的思考把我的目光引向了所谓“周边”地区，在日本，我关注冲绳，在台湾我关注金门；在这些边缘的区域，我看到了历史中那些跃动着的要素以最为糾结的方式缠绕着，没有任何一种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可以解开这种缠绕，更无法简化这种缠绕，而这一切，却正象征着东亚的历史。
作者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译有《中国的思维世界》《近代的超克》等